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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对于没有亲历的人，政治世界看起来混乱不堪。起初，我认为它完全没有逻辑可言。但如果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其中潜在的逻辑，就像我在克林顿时期的白宫、在美联储任职期间以及随后参与的几次总统竞选活动期间学到的那样。这不是你在学校学到的并运用在经济学中的亚里士多德逻辑，这是政治逻辑。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要先澄清一下：这本书不是想啰唆地抱怨那些政界人士愚昧的思考方式，并企图纠正他们。坦白地讲，稍微有一点，但这不是核心，因为事实上，政界人士不能也不应该用亚里士多德逻辑去思考。政府高层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必须切实具有不同于商界或学术界成功人士的性格、才能和不足。他们的工作与其他职业的完全不同，他们完全遵从达尔文的适者生存法则。他们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激励方式，更重要的是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和目标。政府高官，尤其是民选官员，不会像企业高管或教授那样思考或行事，他们也不应该那样。特朗普在任期前期就印证了这一点。
在学校里，政策讨论总是以案例的是非曲直开始并止步于此的。普世的原则，尤其是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原则是在讨论中优先考虑的，而那些乏味的实施细节通常会被略去。这个政策的目的是什么？目标恰当吗？各种选择的利弊和可能的副作用是什么？哪些政策最有可能成功？哪些与其他政策和原则最一致？这些问题都是完全合理的，也是不可或缺的。忽视它们所制定出的政策往往会导致灾难。
政府内部的政策讨论方式基本上也是从案例的实质出发的，但是与学校里的讨论方式不同，它们不会到此为止。最受重视的是政治、话术和程序这三个方面，其重要性有时达到看似荒谬的程度，甚至超过对实质的关注，我称之为三位一体。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先要了解这里的三位一体具体代表什么。
首先，政治指的是政治考量，主要是那些显而易见的烦心事，比如：这项政策举措是否与总统在竞选时的承诺一致？（据我所知，这个问题对大多数政界人士来说非常重要，与大众观点相反，他们希望信守诺言，即使他们的内心更希望食言而肥。）国会里哪些人会支持我们，哪些人会站在另一边？还有那些利益集团，尤其是那些可以影响大量选民或拥有巨额资金来购买广告位的利益集团会支持哪边？我们是否会为了赢得这场竞选花费掉太多宝贵的政治资本？更糟糕的是，我们会输掉竞选吗？当选总统的政治成本和政治收益是什么？一群所谓的政治“专家”专门处理这些不那么崇高，有时甚至是非常现实的却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尽管经济学家不像记者和政治学家那样总讨论政治问题，但他们也知道政治考量对于政界人士来说有多么重要。在学术领域，经济学家从来不需要对选民负责，政治考量很少被认为是问题的核心，问题的实质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在白宫或国会大厦工作的话，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在那里，政治的紧迫性从来都是工作的核心。我们应该感到悲哀还是报以不屑呢？经济学家和其他技术官僚往往同时持有这两种态度。一个国家还能在什么地方解决政治分歧，并调和不同的声音呢？华盛顿的决定是讲政治的，也应该是讲政治的。关键的问题是，他们不能仅仅只讲政治，而排除其他一切因素。
其次，话术指的是销售术语和游说手段。不管你喜不喜欢，公共政策必须在我们受到严重制衡的政府体系中被大力推广。如果政策不像智能手机或啤酒那样被商品化推广，那么它们将不为人所知。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他的同僚们在1787年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他们创造了一个宪法制度，有意或无意地使得任何事情都难以完成。我称之为“麦迪逊诅咒”。
要推动一项政策提议通过美国政府这个复杂的迷宫，你必须首先让政界人士相信你可以赢得内部支持，然后还得去说服选民，获得外部支持，但实际上顺序反过来可能效果更好。因此，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总是全神贯注于这样的宇宙哲学问题：我们要表达的是什么？它将如何在皮奥里亚市（Peoria）发挥作用？我们在哪些地方容易受到新闻报道的攻击？因为反对意见会一直存在，我们如何应对反对意见？虽然麦迪逊很聪明，但我怀疑他是否把这些都考虑进去了。英国的乔治国王并不担心话术，现代的政府也无须担心。即使在议会制民主国家，如果首相所在的政党在议会里占据绝大多数席位，游说也不那么重要了。
话术在学术界不受重视，甚至被嘲笑。教授们经常讨论一项政策建议是否对美国有益，但很少考虑美国人对它的感受。当对话术发表评论时，经济学家往往流露出惊人的不屑。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评论还算克制。但在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话术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政界人士与选民沟通的一个重要桥梁。本书后面有一整章都是关于话术与游说的。
最后，程序指的是一些不起眼的问题：我们如何达成共识并做出这个决定？无论是字面意义还是象征意义，谁应该坐在谈判桌前？哪些政府机构和机构内的哪些人应该负责哪项具体的任务？什么是合适的时间表？如何找到正确的立法语言和立法机构？数不清的繁杂工作，做到面面俱到简直会让人筋疲力尽，例如预算、政治、立法和人事等诸多方面的事情似乎没有尽头。但是毫无疑问，程序很重要，因为不同的程序会导致不同的结果。这是学院派经济学家和公众很少考虑的另一个主题。你如果不嫌惹人烦，那就开始讨论政府的组织结构或立法语言的细节吧（别担心，这本书不谈这些）！
这个不神圣的三位一体中的三个要素——政治、话术和程序密不可分。其中每一个都和政策的实质紧密相关，比如关于程序的讨论不可避免地涉及话术、政治考量和政策的实质。政治考量包括恰当的程序、一致的话术以及问题的实质。信息的表述在构思时既考虑了政策的实质，也顾及了政治考量。例如，政界人士经常把国际贸易协定当作就业机会的创造者来游说，这充其量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在《北美自由贸易协议》（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通过后和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这一说法让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们感到困扰。真实的情况是，贸易确实创造了一些高薪工作，但它也毁掉了其他一些低薪工作。谁会愿意讲这么复杂的故事呢？换个片面的错误说法就简单很多：贸易要么创造了数百万就业岗位，要么毁掉了数百万就业岗位。
由于制定政策的所有政治、话术、程序和实质交织在一起，其整体效果就像快进的马克斯兄弟
（Marx Brothers）主演的电影。其中的关键是，要让哈勃处于足够的控制之下，这样泽伯才不会完全迷失在滑稽的动作中。
1993年，在克林顿任职仅几周后，我对新生活有了一个恰当的比喻。每个人都知道这句格言：你不应该去看香肠的制作过程，尤其是如果你还打算吃的话。虽然最后的成品或许是美味的，但它的制作过程不宜公布于众。我很快意识到，我们这些克林顿手下的新人，都像是处于制作香肠的过程中，混乱不堪又见不得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