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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问题上，美国两党的经济学专家会站在各自对应党派议员的对立面各抒己见。
——阿瑟·奥肯
政界人士和经济学家经常鸡同鸭讲，不仅如此，他们的分歧越来越深。毫不夸张地说，政界人士和经济学家生活在两种截然不同且经常冲突的文明之中。
很久以前，我作为团队新人加入了候任总统比尔·克林顿的新经济团队，进入了一个陌生的领域。1993年1月，我们在小石城（Little Rock）州长官邸的第一次会面令我不知所措。那个冬日，所有人围坐在一张大红木桌子旁，其中包括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和罗杰·奥尔特曼（Roger Altman）等华尔街巨头，劳埃德·本特森（Lloyd Bentsen）、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和罗恩·布朗（Ron Brown）等经验丰富的政界人士，还有像乔治·斯蒂芬诺普洛斯（George Stephanopoulos）、吉恩·斯珀林（Gene Sperling）和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这样的竞选人物。除了本特森和布朗已经去世，其他人现在都已经和我成为朋友，但当时他们对我来说大多还是陌生人。对这里规矩的不熟悉让我感到不安，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其他人也是如此。
另外两名来自学术界的劳拉·泰森（Laura Tyson）和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我接受了泰森的邀请，加入了经济顾问委员会。该委员会是由三位经济学家组成的一个小组，通常是由大学里的知名教授组成，就所有经济问题为总统提出建议。萨默斯后来任职于财政部。
我搭乘从纽瓦克到孟菲斯的商业航班，很早就到了会场，而大多数人都是坐包机从华盛顿一起过来的。作为简报会里规模最小、权力也最小的组织的二号人物，我深知在所有重要人物到来之前，我不能落座。候任副总统艾伯特·戈尔先走了进来，打了一圈招呼，然后他和候任财政部部长本特森坐在靠近门一侧的桌边。这就意味着总统应该也会坐在那边了吧，于是我小心地挪到另一边。
过了一会儿，摄影师们冲了进来，把戈尔挤到我这边，几乎快把他推到我腿上了。我挪开两把椅子，给本特森和马上要出场的大咖腾出地方。但是，当候任总统克林顿走进房间时，他却没坐过来，而是去了戈尔原先的座位附近，抢椅子游戏又重演了一番。这一天，我学习了关于等级制度的第一课：你坐在哪里取决于你站在哪里。
整整一周后，团队又回到了小石城。这一次，我和其他人一起坐小包机从华盛顿飞来。那些级别最高的人（本特森和鲁宾）坐在舒适的前排；我们则在靠后的长沙发上挤作一团。好笑的是，当天早上的《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正好提到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法案》（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 ）里有关过于拥挤的工作场所的新规定。我跟即将上任的劳工部部长莱克开玩笑说，咱们正处于新规定里要求避免的状况。
克林顿迟到了！经过漫长的等待，我们被引进了餐厅，在擦得锃亮的红木桌旁坐下。这里的装饰已经从早期美国风格转变为早期搬家风格，到处是移动纸箱、装在箱子里的镜子等，因为几天后总统一家就要搬去华盛顿了。这一次，克林顿的总统座席标记得非常醒目，所以我径直朝另一端走去。
根据级别，泰森坐在我的左边，离候任总统近一个座位。等候中，我小声和泰森说：“我预测在未来所有的经济会议里，来自财政部的人会最多，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准备的文件会最多，而我们经济顾问委员会会带来最好的点子。”这听起来有点讽刺意味，但基本属实。
克林顿到了，后面跟着一个勤务员，端着一碗汤。我当时认为，可怜的总统一定是一整天都没吃东西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整天都在吃东西。泰森首先简要地回顾了经济状况和削减联邦预算赤字的基本设想，然后由我详细阐述。
打开幻灯片，我开始根据表格和数字展开阐述。我刚说了三个字，一位年轻的助理就冲了进来，宣布媒体马上要进来拍照，没有记者，只有摄影师。这让我很兴奋，之前听说过很多次这种场面却未曾得见，而我的第一次媒体见面会即将来临！
候任总统意识到我在他的文明中是一个异类，他放下手中的汤碗抬起头，亲切地指导我应当如何拍照：“艾伦，你现在不需要讲什么，只需要表现得富有深度即可。”桌旁响起沙哑的笑声。我镇定了一下，回答说：“候任总统先生，这个挺有趣的。在我之前的工作中，我不需要表现得怎样，只需要讲出深度。”这引发了更多笑声。
两秒钟后，我们就被一群摄影师包围了，闪光灯此起彼伏。我对自己说：艾伦，这是一个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