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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经常会提出一些可以提高经济政策质量的建议，但大多数通常都会被政界人士拒绝。尽管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会给经济带来伤害，但出人意料的是，政界人士往往都有充分的理由拒绝这些良好的政策建议。
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经济学家和政界人士共同做出改变。经济学家必须调整他们定义问题、制订政策计划和提出建议的方式。政界人士则需要提高对基本经济学的理解能力，更多地将其作为政策的指引，而不是影响舆论的工具。然而这对双方来说都不是易事，因为经济学家和政界人士思考问题的角度截然不同，双方的思维经常发生冲突。本书将尝试弥合双方的分歧。
在前言中，我们提出了“灯柱理论”：政界人士利用经济学的方式，就像醉汉倚靠着灯柱，不是为了照明，而是为了获得支撑。第1章～第4章详细阐述了灯柱理论的起源，研究了造成理想经济学和理想政治之间频繁，甚至有时激烈冲突的原因。第5章与第6章讨论了大部分经济学家，至少是其中支持改革的那部分人，认识到理想经济学是由一种所谓“理智与善良”的思考方式来构造的。这部分内容会改变很多人的固有观念。
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问题的政界人士可谓凤毛麟角。然而，做出政策决定的是政界人士，而不是经济学家。第7章～第9章探讨了政治对经济的主导地位如何在国际贸易、收入不平等和税制改革这三个关键的政策领域发挥作用。本书会阐释在每一个场景下，政治与经济学的冲突是如何导致经济停滞或倒退的，这种影响不是随机的，而是遵循了灯柱理论的逻辑。
好消息出现在最后两章和结语中。在第10章与第11章中，我寻找补救措施，确切地说是寻求权宜之计，从而促进政界人士和经济学家的相互理解并缓和他们彼此间的冲突。简单总结来说，我们需要把更多的经济学理论融入政治实践中去，并把更多的政治理解融入经济学的运用中去。具体如何操作，详见正文。
本书中提出的观点在我脑海中酝酿了40多年。在我漫长的职业生涯里，从开始教本科生经济学，写数以百计的专栏（最近在为《华尔街日报》写专栏），到为很多政界人士和总统竞选提出建议，担任克林顿总统最初的经济顾问委员，再到担任美联储副主席，我一直从不同的视角密切地关注着华盛顿。其间的收获，我将在本书中与大家分享。
本书的部分内容，尤其是第6章与第7章，是我大约30年前出版的《理智与善良》（ Hard Heads , Soft Hearts ）的延伸。在计划写本书的时候，我重读了那本书，书中的道理依旧没有过时。因为《理智与善良》是我到华盛顿之前写的，所以现在有很多新的内容可以补充。在过去的30年里，我对经济学的态度几乎没有改变，而对政治的态度却经历了几次转变，最近一次转变主要是因为特朗普。
在提到美国的第45任总统时，我想把我的个人政治观点表达清楚。我一直认为自己在美国政界属于中立偏左。如果还有洛克菲勒式共和党人，那么我可能会是其中之一。但是现在，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主党人。我并不是要在左翼民主党人和右翼共和党人之间画一条无关紧要的线，而是要解释为什么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极右翼卑鄙，而极左翼幼稚。
在这里讨论特朗普，主要是因为我希望用新案例来阐明老观点。事实上，这本书在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前就开始酝酿并草拟了初稿。书中的核心理念早在特朗普上任之前就已经确定，并将与时俱进。
约吉·贝拉（Yogi Berra）说得对：通过观察可以学到很多。当思考某件事超过40年的时候，你已经积累了很多想法，其中很多连你自己都意识不到，例如：我何时何地第一次冒出了这种想法？我遇到过很多良师益友，包括很多名人，比如我曾为他工作过的克林顿和我曾与他共事过的格林斯潘
，许多政界人士、记者、政治学家、评论家以及经济学家。
本书能够顺利出版，我要感谢亨利·阿伦（Henry Aaron）、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约瑟夫·布拉西（Joseph Blasi）、巴里·博斯沃思（Barry Bosworth）、加里·伯特利斯（Gary Burtless）、菲利普·弗里德曼（Philip Friedman）、迈克尔·弗罗曼（Michael Froman）、卡罗尔·格雷厄姆（Carol Graham）、布拉德利·哈迪（Bradley Hardy）、约翰·赫达克（John Hudak）、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阿伦·克莱因（Aaron Klein）、唐·科恩（Don Kohn）、罗伯特·勒曼（Robert Lerman）、阿维·勒纳（Avi Lerner）、伊弗雷姆·利布塔格（Ephraim Liebtag）、奥弗·马拉默德（Ofer Malamud）、诺曼·奥恩斯坦（Norman Ornstein）、埃斯瓦·普拉萨德（Eswar Prasad）、杰米·拉斯金（Jamie Raskin）、乔纳森·劳赫（Jonathan Rauch）、理查德·里夫斯（Richard Reeves）、艾丽斯·里夫林（Alice Rivlin）、霍华德·罗森（Howard Rosen）、莱斯利·塞缪尔（Leslie Samuels）、伊莎贝尔·索希尔（Isabel Sawhill）、艾伦·施瓦茨（Alan Schwartz）、菲利普·沃勒奇（Philip Wallach）、维恩·韦伯（Vin Weber）、戴维·韦塞尔（David Wessel）和克里夫·温斯顿（Cliff Winston）。感谢上述所有人。若本书存在任何谬误，与上述所有人无关。
其中许多人是我在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同事，书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我在2016—2017年休假期间完成的。感谢普林斯顿大学的准假以及格里斯沃尔德经济政策研究中心（Griswold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Studies）对我的研究的持续支持。感谢布鲁金斯学会以及学会经济研究主任特德·盖尔（Ted Gayer）为我介绍了一位优秀的研究助理埃里克·凯普克（Eric Koepcke）。如果没有在布鲁金斯学会的那一年，这本书就不会问世。布鲁金斯学会为我提供了静谧舒适的环境，那里还有志趣相投的同事，这是激发我创作灵感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把初稿整理成书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感谢约翰·布鲁克曼（John Brockman）、马克斯·布鲁克曼（Max Brockman）和基础读物出版社（Basic Books）的同仁，尤其是编辑总监凯莱赫（T. J. Kelleher）、编辑助理凯莉·纳波利塔诺（Carrie Napolitano）和三重奏书局（Trio Bookworks）的出版编辑科林·特蕾西（Collin Tracy）、排版编辑贝丝·赖特（Beth Wright）。我还要特别感谢布赖恩·迪斯特伯格（Brian Distelberg），他的宝贵建议使我对全书做出了几个重要的调整。在市场推广方面，我要感谢伊莎多拉·约翰逊（Isadora Johnson）、凯特·霍华德（Kait Howard）和康妮·卡彭（Connie Capone）的贡献。
初稿拟好后，大部分工作都是通过邮件来完成的。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色的助理凯瑟琳·赫利（Kathleen Hurley），她热情高效地完成了许多重要的工作，给予我很大的帮助。
最后，衷心感谢我挚爱的妻子玛德琳·布林德（Madeline Blinder）。50多年来，她源源不断地为我建言献策，尽管我对其中的小部分持保留意见，但她的大部分建议我都有幸采纳。谨以此书献给我挚爱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