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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经济学家常常忽视时机的重要性，而政界人士却不会。促进立法成功的环境稍纵即逝，精明的政界人士通常都能把握时机。
· 1981年，里根准确地判断出大规模减税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他说服了通常会反对大幅向富人倾斜的减税政策的民主党人。
· 1986年春天，参议员鲍勃·帕克伍德（Bob Packwood，俄勒冈州共和党议员）突然转向支持税制改革。主要原因是，帕克伍德意识到他的连任机会岌岌可危。
· 1992年，克林顿在选民对罗斯·佩罗（Ross Perot）的支持中读到了反对赤字的民怨，得到这个信息的他推断，可以把削减赤字作为政治主张来帮助他赢得1993年的总统大选。他成功做到了。
· 2010年，奥巴马准确地预测到，他可以在几乎停滞不前的国会中推动医疗改革，而且这可能是他唯一的机会。
· 2016年，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意识到，许多美国人已经厌倦了国际贸易和全球化，因此他发起了人们所能想到的最具保护主义色彩的竞选活动，并取得了胜利。
在所有这些案例以及其他诸多例子中，精明的政界人士承担了风险，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要想认识到情况不那么有利，就必须有一种敏锐的时机意识。虽然有正确的理由和精心设计的政策，但有时时机就是不合适，老练的政界人士知道什么时候该缓一缓。这个能力很重要，因为一个政策提议如果在时机尚未成熟时急于推进，后果可能会惨不忍睹。重要的政策法律并不像鲑鱼洄游，必须逆流而上。
让我们回到刚才提到的一个例子。在2010年，医疗改革的时机真的成熟了吗？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赢得了自杜鲁门以来历任总统都未能取得的立法胜利；我们也知道，如果再等一年，他很有可能会输掉这场战斗。但我们也看到，为了尽快推进医疗改革，奥巴马在就任伊始不得不搁置了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其他一些重要议题。
许多人会说，把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医改，分散了总统应对经济衰退的注意力。正如一名白宫助理后来承认的那样：“没有人认为我们需要将政府的全部资源用于公共和私人医疗，而这却是我们最后不得不做的事情。”曾有一次，奥巴马的第一任财政部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告诉他：“阻止大萧条将是你的标志性成就。”对此，奥巴马回应说：“这对我来说还不够。” 5
也许确实不够。但是奥巴马总统在他的第一个任期的一开始就决定推进医改计划，是对还是错呢？历史学家可能会就这个问题争论几十年。但不管答案如何，事件的顺序都说明了一个重要的一般性问题，科学家称之为路径依赖。简单来讲，路径依赖意味着你最后到达的终点，取决于你到达终点之前所选择的路径。历史决定未来。
起初，该想法似乎是不证自明的。路径不总是会影响最终的结果吗？历史不总是相当重要吗？然而答案却出人意料：不总是。
我们来考虑一个由外力推动其运动的钟摆的最终位置。物理学家所称的系统平衡的最终平衡点总是在弧形轨迹的底部，这意味着与其间所经过的路径无关。不论把钟摆向左或向右推，用力地或轻轻地推，推一次或两次，最终它总是恰好停在底部。这里举一个更通俗的例子：你和朋友约好晚上7点在纽约中央车站的比特摩尔大钟下见面，最终结果并不受你们选择的路径的影响。当然，前提是你们见到了。
经济学教授教给学生的大多数模型都不是路径依赖的。在大学里，经济学教授都会告诉大一学生，不论市场如何调整，自由市场的均衡价格都是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上述三个例子，即钟摆、会面、供需，都没有表现出路径依赖，真可谓条条大路通罗马。
但是，另外的一些系统是依赖路径的。根据你开启旅程的方式，你可能会到达意大利的罗马，或者纽约的罗马。科学上，著名的例子是进化论。由于不可预测的突变，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平衡”结果。如果数千年来一系列随机的生物事件发生了变化，那么人类可能会看起来与我们现在的样子大不相同。类似地，物理学和经济学中的一些系统也表现出路径依赖。
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标准的QWERTY键盘。 6 看看你的键盘，第一行的10个字母依次是QWERTYUIOP。这种排列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它既不是由字母表决定的，也不是由工效学决定的。实际上，这种设计在当时的一个主要卖点是，它把所有需要拼写TYPEWRITER（打字机）这个单词的字母放在最上面一行，以帮助雷明顿公司早期的销售人员快速地敲出他们新产品的名字，给客户留下印象。另一种键盘被称为Dvorak简化键盘，在20世纪30年代获得专利。尽管它提高了打字速度，却从未流行起来。为什么呢？因为QWERTY键盘已经率先占领了市场，这完全是历史的偶然。如果更幸运的话，我们的键盘的最上面一排可能会是DHIATENSOR，人们可以更快地打字。或许，这将开启一段新的传奇。
另一个稍近期的例子是视频家庭系统（VHS）和Betamax技术在录像机市场的竞争，这场竞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持续了大约25年。许多技术专家认为Betamax更有优势，但视频家庭系统通过更好的营销和更高明的授权策略赢得了竞争。如果按照钟摆理论，那么或许Betamax应该笑到最后。
历史会突然转弯，推动决策过程朝着不同的、有时甚至出乎意料的方向发展。个体和群体都在动态变化，一切都会留下持久的烙印。路径影响着最终的政策，因为它和钟摆不同，没有自然的终点。
例如，我不认为希拉里的医保计划在1994年注定会付之东流，奥巴马在2010年的努力注定会成功，以及特朗普在2017年“废除并取代”奥巴马医改的尝试注定会失败。我也不认为，奥巴马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之间的僵局必然会导致政府在2013年10月关门，但不会导致政府在2015年12月关门。这就是真实发生的历史。可以想象，在每个案例中，不同的过程可能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这就是路径依赖。
如果这个关于路径依赖的讨论对你来说过于偏颇或者没有意义，那么接下来的内容保证会改变你的看法。政界人士认为路径依赖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一个明显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一个路径依赖的系统中，时机几乎决定一切，均衡反而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对经济学家来说恰恰相反，他们第一（也可能是第二、第三）考虑的是均衡状态，例如供给等于需求、失业率处于“自然”水平、税收调整被资本化到房地产价值中。对他们来说，路径依赖是不正常的，甚至是不受关注的例外。
奇怪的是，双方都只说对了一半。在政治上，路径依赖不仅仅是一种常态，而且很接近自然的法则。因此，政界人士很自然地一直生活在过渡时期，并一直在思考过渡时期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均衡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几乎毫无意义。但在许多经济问题中，均衡状态真的很重要。它们不仅仅是“学术性的”，因为大多数现实世界的经济体系往往会像供求关系那样最终走向均衡点。忽视长期均衡的政界人士正在给自己埋下隐患。
社会保障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国会只提高雇主的应缴税款，而不改变雇员的应缴税额，那么将会有那么一段时间，工人的到手工资不受影响，因为他们的税前工资和纳税金额都不会改变。但经济逻辑和相关研究都表明这种情况转瞬即逝，因为它尚未达到均衡。一旦劳动力市场调整，税前工资必将下降，工人最终将承担增加的全部税收负担。试着向选民和政界人士解释清楚吧，相对于在汽车保险杠的贴纸上的那些支持口号来说，这太微不足道了。
这种观念上的根本差异使得经济学家和政界人士之间的沟通变得非常困难。这就是政界人士经常认为经济分析对政策制定只能起到支持而不是启示作用，这也是合理的建议往往会遭到异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