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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能缩小政治的超短期视野与经济的超长期视野之间的差距吗？也许有。让政界人士把注意力集中在长期发展上并不像看起来那么无望，因为这并不需要他们把目光投向极其遥远的未来。我们当然不会要求他们采用经济学家那样的极其长远的视野，这对于政治来说太没有紧迫感了。
暂且抛开怀疑，假设弥漫于现代政治的极端短视实际上是一种战术失误，假设每周二都有一次选举并不像政界人士所认为的那样是明智的政治做法，那么稳健合理的政策就还有一线希望。如果能说服他们相信当前的政治实践事与愿违，那么他们或许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变成了理想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们想赢得选举。
那么，采用更长的时间框架让政治策略变得更好的依据是什么呢？我大胆断言，答案很简单：总统任期为四年。这对许多政治决策来说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甚至自然的时间周期。至少在总统任期的初期，总统和他的政治顾问们应该关注未来三至四年的经济形势。是的，中期选举每两年举行一次，这太糟糕了，但美国政治中最重要的事还是总统选举。
幸运的是，对于大多数经济政策来说，四年的时间已经足够产生实质性的效果了。在上一次大选被人们遗忘很久之后，选民们将不得不承受两三年甚至四年前做出的政策决定的后果。或许他们甚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在投票时对这些政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这些政策的结果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其中的政治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最不严肃的政治专家也会把注意力放在几年后而非几周后的下一次总统选举上。除非选举即将来临，否则报纸头条、博客和本周的民调结果对选举都不会有太大影响。
遗憾的是，似乎很少有政治专家打心底里这么认为。事实上，大部分人本能地反对这个观点，几乎所有的政界人士都需要近视镜来矫正他们的视力。短视导致公共政策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下面我们列举其中的两个。
第一个例子，在奥巴马总统任期的头几年，联邦预算赤字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严重的经济衰退导致税收降低，以及失业保险和食品券等项目的支出增加；另一个是一系列的反衰退政策的出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国会在2009年2月通过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认为出发点是好的），由此产生的巨额赤字让许多美国人感到震惊。毕竟，提到预算赤字占GDP的10%，我们一般只会联想到希腊或阿根廷，而不是美国。随之而来的是对巨额赤字的强烈政治反弹，美国财政政策的方向迅速从扩张型（意味着更多的支出或减税，这有助于创造就业）转向紧缩型（意味着更少的支出或更高的税收，这有损于就业）。
问题的关键在于，政策目标没有错，只是时机不对。财政赤字占GDP的接近10%，这个比例确实太大了。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赤字必须降低。但问题在于，降低赤字的年份不一定非要在平均失业率达到9.3%的2010年和2011年。在预算鹰派的政治压力下，国会迅速将财政政策转向削减赤字。到2012年底，美国政策制定者甚至考虑越过当时被称为“财政悬崖”的想法，即削减支出的同时增加税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会使经济重回衰退，但幸运的是，这种情况在最后一刻得以避免。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过快地缩减赤字导致的不合时宜的“财政阻力”，显著降低了2011—2013年的经济增速。让人追悔莫及的是，随着经济的改善和资金刺激，绝大部分的巨额赤字都会消失于无形。糟糕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短视造成的。
第二个例子更常见。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算计分表常常决定着华盛顿的政治走向。无党派技术人员会告诉国会其开支和税收提案对预算赤字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个预测通常会受到高度重视。这种做法本身并没有问题，国会已经充分证明了外部预算纪律的必要性，但两党参议员和众议员都非常擅长操纵计分表，其中一些就反映了我一直在谈论的短期视野。
几年前，当预算是一年编制一次时，操纵是很容易实现的。为了堵住这个漏洞，一个经常被提到的建议是，为完成当年预算里可计分的储蓄，可以制定一项法律，给予升值资产的持有者以很大的激励，让他们当年卖出资产，实现资本收益。例如，如果国会通过一项法规，将资本利得的最高税率从20%降低到10%，期限为一年，那么一些持有应计资本利得的人在所谓的“减税”期间会将资产变现，降低的税率会立即增加收入。当然，这种短期的税收收入增长是以未来税收降低作为代价的，因为之后将无法对已经征过税的资本利得再次征税。但未来的损失是在当年的预算窗口之外，因此不会影响当年的年度计分。
当国会预算办公室按5年（和过去一样）或10年（和现在一样）为提案打分时，这种会计花招就很难得逞了，但仍然不是不可能。小布什总统于2001年的减税计划就是在10年预算窗口内完成的。并非巧合的是，所有的减税政策都按照立法规定在9年后消失了，第10年（2011年）的收入损失出现了一个神奇的零，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人相信真的会发生这种事，小布什总统当然也不相信，因为完全没有损失无异于天方夜谭。但2001年，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计分员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一立法，他们不再去揣度国会的意图。
特朗普总统的第一次预算提交将这种诡计的运用带到了更高的层次，其中包括将“供给侧”增长福利归功于减税（真富有想象力）以及“供给侧”大幅增长所带来的额外收入（10年内超过2万亿美元），但这个预算却“忘记”将减税带来的税收损失计算进去。这种不经意的遗漏使预算主任米克·马尔瓦尼（Mick Mulvaney）能够声称预算在10年内可以达到平衡。这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4
举这些税收窗口的例子的目的是一样的：使用对其有利的计算方法在预算窗口内减少赤字，可以使一些相当糟糕的长期政策在短期内表面上看起来很有吸引力。对经济学家来说，更明智的做法是，在预算的整体实施过程中，追踪每次预算变化的年度成本。你可以试着说服你的任期两年的政界代表，但难度可想而知。
社会保障体系不存在短视的问题，它拥有自然的长期发展前景，这使得社保改革比大多数政界人士认为的要容易得多。为了评估社保的长期偿付能力，这也是当前面临的问题，毫不夸张地说，未来一两年发生的事情并不重要。对社保的连贯分析至少要达到几十年的维度，甚至可能是几代人。因此，政界人士应当拉长其较短的时间视野，以适应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长期视野。两种文明不应该发生冲突，至少在时间维度上。具体来说，国会多年来无论是削减福利还是增加税收，都没有通过立法来削减未来的社保支出，这是一种非常负责任的行为，而不是懦弱逃避。更重要的是，这可以带来很好的经济效益，谁也不希望那些即将退休的人失去社保的支持。
然而，经济学家和政界人士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有所不同。为什么呢？或许是因为今天的许多政界人士太年轻了，忘记了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的社保体系比现在更接近破产状态。由于社保信托资金几乎亏空，政府已经没有退路，里根总统和国会任命了经济学家格林斯潘（没错，就是那位后来主持美联储超过18年的格林斯潘）担任两党委员会主席来解决问题。格林斯潘社会保障委员会1983年1月发布了报告，其中削减社会保障福利（例如通过将其中的一些项目变更为应纳税的项目）和增税计划（尽管里根公开支持减税）都触碰了政治雷区。两个政治上不容置疑的共识被同时打破了。更糟的是，随之而来的国会辩论还把正常的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了67岁。
虽然这些措施看起来绝对是政治毒药，但是它们在通过国会时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部分原因是，里根总统和当时的民主党众议院发言人蒂普·奥尼尔因为社保资金即将枯竭而不得不妥协。另外一小部分原因可能让人始料不及：民众并没有把退休年龄的推迟视为福利削减，尽管事实上就是削减了。委婉的表达有时会起到特别的效果。
秘方的关键在于延缓痛苦的释放。工资税率的增加是渐进的、小规模的，在7年的时间里分阶段实施。推迟退休年龄的实施则更缓慢，一直到2000年都没有改变，然后在接下来的22年里，退休年龄从65岁到67岁将逐步推行（是的，美国仍在逐步实施）。你会发现，很多政界人士根本不会担心未来17～39年后会发生什么，然而这一跨度足以让经济学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