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的昭陵

和高宗及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相比，唐太宗的昭陵显得清静许多。它位于礼泉县东北，离西安约70千米，其实比乾陵更接近西安市区，但奇怪却没有什么游客。然而，在唐代诗人心目中，昭陵的地位是远远超越乾陵的。杜甫没有留下任何咏乾陵的诗，但他却曾经两次谒昭陵，写了两首诗：《行次昭陵》和《重经昭陵》。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杜甫到羌村、奉先（即今蒲城）一带得路经昭陵吧。在一个初秋的早晨，我也步杜甫的后尘，前来谒昭陵了。

车子最先来到昭陵博物馆。馆内收藏着昭陵地区出土的好些珍贵文物。其中最吸引我的是一个巨型的唐代鸱尾，以及李靖、房玄龄、阿史那忠等人的墓碑。我站在他们的墓碑面前，用手掌轻轻摸了摸他们的碑身，觉得自己仿佛在跟这些从前在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中见过的历史人物逐一握手似的。更让我惊喜的是，馆内还有一通孔颖达的墓碑。他是太宗朝学问最渊博的学者，注释过五经，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等书，在今天还是中文系和历史系师生常读的著作。我觉得自己真有福气，隔了1000多年，还能够如此“亲近”一位经学大师的墓碑。

昭陵博物馆旁有一通巨型的李勣碑。他是唐初著名的武将，曾帮助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打下了李唐的天下，后来更平定了东突厥和薛延佗。在高宗朝，他又东讨高丽，战绩辉煌。他在公元669年去世，享年79岁，陪葬昭陵。据新旧《唐书》说，在下葬那天，高宗亲自来到汉代的未央古城，登上阁楼，望着他的灵车远去，失声痛哭，很感人。

昭陵有一百多座陪葬墓。大部分陪葬墓的墓碑都已仆倒，深埋在地下，或被迁移到昭陵博物馆去，如李靖碑和孔颖达碑。有的甚至被后代的农民拿去当建筑材料使用。想不到隔了1300多年，这通李勣碑还立在原处，很难得。虽然碑上唐高宗亲笔写的字迹已经风化磨损，碑头却仍旧相当完好，刻的是螭首，依然那么精美细致。他墓冢后依然有三座隆起的小丘，正像史书上说的，“像阴山、铁山及乌德鞬山，以旌破突厥、薛延佗之功”。

从唐太宗开始，唐陵绝大部分都是“依山为陵”的。所谓依山为陵，便是先选择一座高山，然后就在那高山的峰顶上，从旁凿出墓道和墓室，就如在峰顶开凿一条火车隧道那样。这跟秦始皇陵和汉武帝的茂陵以“堆土为陵”（以大量泥土堆成小丘陵）的方式建筑，很不相同。北京明代万历皇帝的定陵，则是在山脚下挖掘墓道和墓室，深入地下，称为“地宫”，也跟唐陵有别。

唐太宗的墓室，建筑在礼泉县东北约23千米的九嵕山峰上。根据现代学者的勘测，这山峰高达1188米。当年没有炸药，又要把那么多的开陵工人运到这么高的峰顶之上，一切全靠人力来开凿陵墓，可以想见这工程之浩大和艰难。难怪，据《唐会要》说，当年他们还在这九嵕山架起绕山的栈道，显然为了方便工人上下山，也便于把唐太宗的灵柩抬到那么高的峰顶上去安葬。

太宗下葬后，守陵使阎立德建议把栈道拆除，使陵寝“固如山岳”，防止陵墓被盗。太宗的孝子高宗李治，当年还为了拆栈道的事哭哭啼啼，“呜咽不许”，因为拆了栈道之后，就连他这个孝子也不能上到峰顶去拜祭他的父亲了。然而，最后恐怕为了防盗，高宗还是勉强同意把这栈道给拆了。

公元757年，杜甫曾经两次路过昭陵。那时，栈道早就拆了，而且那时昭陵应当还是守卫森严的，杜甫应当没有像我那样，爬到九嵕山峰顶上去。所以他写的《重经昭陵》，是从山下往上看到的情景：

陵寝盘空曲，熊罴守翠微。

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

我比杜甫好奇，我不满足于在山下望昭陵。所以我索性乘车上到半山，无路可去时，再从那里爬了一个多小时，爬到1000多米的九嵕山峰顶上去。最后，我终于见到了那个埋葬着太宗皇帝的主峰，也更能体会当年下葬时，他们抬着太宗的灵柩，慢慢爬上这高峰，那场面之浩大、之悲壮。但如今，这里只剩下一片寂静了。我只听到从南面泔河吹来的风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