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匡互生先生

一星期前，周予同先生对记者说，“这次战后重来上海，朋友中最使我受感动的有三个人，第一个便是匡互生先生。当战事剧烈时，大家都以为立达学园将从此毁灭，决没有重兴的希望了。到上海后，听说匡先生仍在力谋重兴，已经觉得奇怪。后来到江湾去一番，立达竟已焕然一新：被破坏的屋宇门窗都已修葺完整；被抢失的校具书物都已重行置备。而且学生宿舍里，从前本用木床的，竟一律换成崭新的铁床。暑期补习的学生已经到了一百多人。呵，这是何等可惊奇的事呵！”

“一·二八”事件发生以后，江湾因接近闸北，立达学园立刻受到恐慌。那时正在寒假期内，有几位重要的教职员都已因假回里，但许多远道学生却仍然住在校内。其余没有回里并带有家属的许多教师便大家集议，主张将学生迁往设在南翔的立达农场，家眷也都移到安全一点的地方去。决定之后，学生和学校中重要的器物逐渐迁移，教师也大多数带了家眷搬往南翔或上海。匡互生先生却决意留守学校，他的夫人也愿和他同在一起，不肯离开江湾。后来军队驻入校内，他仍然和军队同住；并且每隔一天必去南翔一次，第二天又回江湾，直到江湾被日军占领为止。江湾一经失守，南翔也告危急。立达的学生和农场的种蜂种鸡又从南翔迁往无锡。匡先生这时又奔走于南翔无锡两地，没有息脚。这其间最使他为难的，是学校毫无现款，学生的饭食和鸡的食料每天需银二百余元没法供给，虽经多方借贷，都被拒绝。正在这时候，他宝庆的家中来了一个电报，说他的父亲病故，叫他立刻回去。他不得已只好带了家眷奔丧回籍。在家中大约逗留了一星期，把丧事匆匆办妥，便又单身从宝庆赶回无锡。那时候战事暂告平息，“停战协定”还没签字。他曾于此时来上海一次，筹划运鸡蛋来上海，把卖得的钱去买鸡的食料。不料刚在他从上海回无锡的时候，又从无锡转来一个他家里发出的电报，这电报再从上海转往无锡，却报告他的母亲逝世了！于是他又二次奔丧回籍。家中遭了两次的大故，学校又受了这样重大的打击，许多人都以为虽是匡先生也不免要灰心了吧。但匡先生却仍然匆匆的办了丧事，赶回上海。后来他对人说：“我不该只知有母亲，不知有学校。假使我再迟几天回去，南翔农场里的东西一定还可搬出许多，所受损失不致这样重大。”

“停战协定”签字之后，他立刻赶回江湾，察看学校损坏的情形，用铅笔一一记载在日记簿上，计算恢复应需的费用，并且搜寻遗在校内的未爆炸弹，设法搬去，同时又派人守校。这时他比战时更加忙碌，奔走于江湾、上海、无锡、南京等处，所做的事，如筹划款项，搬移物件，修理破坏，计划下半年开学等事，不但足无停趾，简直饥不得食，倦不得睡。有一次，他要去见一位阔人，请他捐助款项，因为时间不及，雇了一辆汽车，叫车夫开足速力，限在约定时间内赶到。这时正在早晨，又落着绵绵的细雨，街上没有行人。汽车开足了马达，飞一般的直向前驶，正当转弯的地方，车夫来不及转换方向，竟把车一头撞在一所大厦的铁门上。门被撞坏了，汽车也停止了，汽车夫和车内的匡先生都晕倒在地上。铁门内的主人没有知道，而这条冷落的街上，竟连警察也没有。匡先生醒来的时候，看到旁边卧着的车夫，以为已经死去，一按脉息，庆幸着还没有死。这时警察居然慢慢的来了，他便把车夫和车交给了警察，自己仍然负着伤换车到捐款的地方去。从那边出来，才到医生处去诊察，幸而只在胸口受了一点微伤。因为汽车转弯的时候，他一看要发生事故，早把两手攀住连篷上挂着的藤圈，将身子悬在空中，所以受伤不重。医生除给了药之外，叫他每天要喝几杯白兰地，活动血脉。他到酒馆里去喝了一杯，算账的时候知道要六角大洋，便不敢再喝了。

现在匡先生的伤已渐渐的平复了，立达学园也如周先生所说焕然一新了。但是匡先生仍是一天到晚焦虑着：学校的欠债应该怎样设法偿还；学校的基础应该怎样使它稳固。

我们写这段文字，并不是想表扬匡先生。匡先生一向不喜欢人家表扬，而且也用不着人家表扬。我们的本意，无非希望诸君看了献身于中等教育事业的匡先生的事迹，能够有所感动，知道在中国的现在，有像匡先生这样的人正为着青年而献身，青年诸君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无关重轻才是。

（原载1932年7月1日《中学生》杂志第2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