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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邓州，在南阳城的西南方，和湖北的襄樊地区接壤。那个地方，没有名山大川，不出金银和稀有矿产，有的只是土地——起伏很小的一望无际的农田。史书上记载，这里盛产小麦、玉米、绿豆、芝麻、红薯。照说它也该产粮食，那么平坦肥沃的土地，不长庄稼不产粮食不是偷懒？可自打我记事直到1970年我十八岁从军离开，这里的庄稼一直长得不好，粮食产量很低，分到老百姓家里的粮食很少。那个时候，乡下农家盛粮的用具，就是用麦草扎的篓子，高度和直径就在二尺左右。劳力多、挣工分多、分粮稍多的人家，用几个篓子盛粮；人口少的人家，一个篓子就够了。这一点盛在小篓子的粮食，怎么可能够整天在地里劳作的农民吃一年？那时，吃饱饭一直是乡下农民盼望的大事。我记得，最好的年景，一个成人一年也就能分百十斤麦子，通常，多是五六十斤。再就是一点玉米和一些红薯。那些年月，全家人只有大年初一才能吃上一次白馍，而且是每人一个；十天半月才敢吃一顿糊汤面条——汤碗里的面条屈指可数。如今我还记得，那时逢了娘要蒸馍，不知道家里细粮少的我，总要闹着让娘给蒸白馍，娘有时被我闹得没法，只好在一笼黑馍——红薯面馍里单另给我捏一个白馍。我看见后转而不再哭闹，望眼欲穿地站在锅灶前等，一直待娘把白馍递到我手上我才飞奔出门，手里拿着白馍，心里的那份高兴和快活简直无法言说。白馍拿到手里常常舍不得大口吃下去，先是闻着那特有的香味，然后才一小口一小口地吃，吃下去反而更饿——它唤起了我更大的食欲。那时，红薯是农人们的主要吃食，早晨红薯稀饭，中午蒸红薯，晚上清水里煮红薯片再少放一点盐。生产队里又不准种菜，说种菜是搞资本主义，一天三顿吃红薯，直吃得腻味透顶。村里人常常看着不大的粮篓感叹，啥时候能天天吃白面馍喝白面条就心满意足了。当时以为这只是一种渺茫的希望，没想到一进八十年代，这希望竟真实现了。
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春天，已经当上了军官的我回乡探亲，因为知道家里白面稀缺，我特意把平时节省的粮票都带在身上，预备回家去粮店买点白面给全家人改善生活。临上火车前，我又干脆买了十斤白面装在提包里。进了家门，家里人一看我从提包里拎出了一包白面，就都笑了，说：如今这东西不缺了。娘拉我进里屋，指着一溜十来个粮篓说：看见了吧，那里边盛的全是麦子。我吃惊了，叫：这么多？爹接口道：如今田地分到各家各户，都尽心尽力地种着，亩产比过去高出许多，除了交公粮，剩下的全归自己，所以不缺吃的了。我当时手摸着篓里的麦子，长舒了一口气：我的亲人们终于可以吃饱肚子了！
在部队上工作的我，因为家里人不再缺吃的而变得心情宽舒多了，日子就在这种宽舒的心境里飞快地流逝着。去年冬天，我又一次回到了家乡，这次回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看到村人们几乎家家都拿出一间房子做粮仓，过去那种用草篓盛粮放在睡屋里的情景已很少见了。这种家用粮仓，地板都是用水泥抹的，能防老鼠；有通风口，可防粮食霉烂；门窗上有保护装置，能够防盗；远离柴草，可以防火。走进粮仓，可见仓房的中间，多是一个大囤，或是用高粱秆席圈成的茓子，用来盛放小麦；靠四周墙根，摆着一溜躺柜或麻袋，用来盛放玉米、绿豆、谷子等杂粮和薯干。走进这种家用粮仓，你会在闻到粮食香味的同时，立刻感受到农家日子的那种殷实，会让你在心里生出一种吃食无忧的放心的感觉。
由于粮仓里有了粮食，农人们的饭食也讲究了许多，如今，白馍和白面条已是家常便饭，饺子也不再是奢侈的饭食，只要想吃，立刻就可以做。一些年轻人白面吃多了，反倒又想吃红薯了，红薯竟又成了稀罕物。一向俭省从不挑剔饭食的我的父母，来我这儿小住时，也提出不想吃白面条，只想吃点大米。父母向我感叹道：如今在咱们邓州乡下，吃饭的事儿是再不用忧心了。
看来，故乡的那片土地，是真的担负起了养育栖息在它身边的儿女的责任。
但愿我的故乡人能因而更爱故土并细心地对它进行侍奉。我相信，那片土地也会更加慷慨大度，使我的父老乡亲们能变得越加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