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玩具

从小，我就是个动作笨拙的孩子。儿童乐园里的各项器械，我都难以胜任。秋千荡不起来，水车也踩不起来，跷跷板，一定要对方是个老手，借他的力才可一起一落，滑梯呢，对我又总是危险的，弄不好就会来个倒栽葱。而且，我很快就超过了儿童乐园所规定的身高，不再允许在器械上玩耍。所以，我记忆中，乐园里的游戏总是没我的份。但是，不要紧，我有我的乐子，那就是儿童乐园里的沙坑。

那时候，每个儿童乐园里，除了必备的器械以外，都设有几个大沙坑，围满玩沙子的孩子们。去公园的孩子，大都备有一副玩沙子的工具：一个小铅桶和一把小铁铲。沙坑里的沙子都是经过筛洗的，黄黄的，细细的，并且一粒一粒很均匀。它在我们的小手里，可变成我们想要的任何东西。它可以是小姑娘过家家的碗盏里的美餐，它可以是男孩子们的战壕和城堡。最无想象力的孩子，至少也可以堆积一座小山包，山头上插一根扫帚苗做旗帜，或者反过来，挖一个大坑，中间蓄上水做一个湖泊。或者，它什么也不做，只是从手心和手指缝里淌过去，手像鱼一样游动在其中的，细腻，松软，流畅的摩擦。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儿童乐园里的沙坑渐渐荒凉，它们积起了尘土，原先的金黄色变成了灰白。然后，它们又被踩平踏实，成了一个干涸的土坑。最后，干脆连同儿童乐园一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型或者小型的游乐场。过山车，大转盘，宇宙飞船，名目各异，玩法一律是坐上去，固定好，然后飞转，疾驶，发出阵阵尖声锐叫，便完了。

那时候，南京路与黄河路交接的路口上，有一幢三层高的玩具大楼，是星期天里，父母经常带我们光顾的地方。印象中，整个三楼都是娃娃柜台，各式衣裙的娃娃排列在玻璃橱里，看上去真是五彩缤纷。这时候的娃娃样式基本一致，陶土制的脸和四肢，涂着鲜艳的肉色，轮廓和眉眼都很俊俏，身体是塞了木屑的布袋制成。头戴荷叶边的花帽子，身着连衣裙。彼此间的区别主要是形状的大小，衣裙的样式颜色以及华丽的程度。其时，还没有塑料，娃娃的形象多少有些呆板，衣裙是缝制在身上的，不能脱卸，可这却一点不妨碍我们对它们的信赖，信赖它们的真实性。每个女孩子似乎都至少要有一个娃娃，它是我们的忠实的朋友和玩伴。

当时有一种赛璐珞的娃娃，造形很写实，形状几乎和一个真实的婴儿一般大，裸着身体，可给它穿自制的衣服、鞋袜。可是我的父亲一直记得，他小时候在南洋时，看见过一个女孩子将赛璐珞娃娃系在背上，学习那些劳作的闽南妇女的模样，一个调皮的男孩恶作剧地，用火柴点着了娃娃，结果是女孩和娃娃同归于尽，葬身火海。因而，我们对赛璐珞娃娃始终怀着恐惧的心情。再加它通体都是一种透明的肉色，眉眼只有轮廓，却不着色，就好像是一个胚胎，这也叫人心生恐惧，所以，我们从来也没有向往过这种娃娃。

后来，我和姐姐得到过一对丽人娃娃，一男一女。它们的形象非常逼真，女孩梳了发辫，不是画在头颅上的，而是真正的毛发编织而成，打着蝴蝶结。在它们比例合适的身体上，穿着绸缎的中式衣裤，衣襟上打着纤巧的盘纽，还有精致的滚边。尤其是足上的一双鞋，是正经纳了底，上了帮，鞋口也滚了边，里面是一双细白纱袜。它们虽是娃娃，看上去却似乎比我们更年长，它们更像是舞台上的一对供观赏的演员，不怎么适合做玩伴的。在最初的惊喜过去之后，它们便被我们打入了冷宫。我们玩得最持久的是一个漆皮娃娃，是我姐姐生日时得到的。许多娃娃都不记得了，惟独这个，记忆深刻。它穿着大红的连衣裤和帽子，衣裤帽子全都是画上去的。它的头很大，肚子也很大，额头和脸颊鼓鼓的。它要比一般娃娃都要肥硕一些，也不像一般娃娃那么脂粉气重，它有些憨，还有些愣，总之，它颇像一个真正的小孩。抱在怀里，满满的一抱。我姐姐整天抱着它，像个小妈妈似的，给它裹着各种衣被。后来，我姐姐生了个男孩，我总觉得这个男孩与那个漆皮娃娃非常相似，也是大脑袋，额头脸颊鼓鼓的。

这时节，电动玩具出场了。我以为，电动玩具是儿童玩具走上末路的开始，它将玩耍的一应过程都替代，或者说剥夺了。我最先得到的电动玩具是一辆小汽车，装上两节电池，便可行驶，并且鸣响喇叭。它和真的汽车一样有着车灯，向前行驶亮前灯，一旦遇障碍物倒退，则亮尾灯。它还会自动转弯，左边遇障碍物朝右转，右边遇则朝左转。它当然是稀罕的，是我向小伙伴炫耀的宝贝。但内心里，我对它并没有兴趣，我宁可玩我原先的一辆木头卡车。它的样子笨笨的，可是非常结实。它有着四个大木轮子，车斗也很宽大。我和姐姐各有一辆，她是红的，我是绿的。我以为，父母实际上在心里准备我是一个男孩，所以总是分配给姐姐红的，而我是绿的。在装束上，姐姐留长发，我则是短发。这辆卡车没有任何机械装置，我就在车头上拴一根绳子，拖着走。车斗里坐了我的娃娃，以及它的被子、碗盏，还有一些供我自己享用的糖果饼干，然后，就可上外婆家了。

那种机械装置的玩具，其实也是单调的。有一次，爸爸带我去方才说的那家玩具大楼买玩具。他为我买了一个莲花里的芭蕾舞女，就是说，一朵合拢的莲花苞，一推手柄，莲花便旋转着盛开了，里面是一个立着足尖跳舞的女演员。还买了一个翻跟头的猴子。我爸爸给我们买玩具，不如说是给他自己买玩具，是出于他的喜好。曾有一次，他给我买了一只会喝水的小鸭子。这鸭子身上有一个循环的装置，可不停地低头喝水，水呢，从嘴里进去，再流入杯中，永远喝个没完。他大感惊讶，赞叹不已，立即又去买了一只，让它们面对面立着，一个起一个落地从一个冰淇淋杯中汲水喝。而我看不多久便觉索然，它们喝得再棒我也插不进手去，终是个旁观者。这一天的情形也大致相同。买了玩具，我们又去对面的著名粤菜馆新亚饭店吃饭。一边等着上菜，一边我就迫不及待打开纸盒，坐在火车座旁的地板上玩了起来。那猴子劈里啪啦地翻着跟头，从这头翻到那头，抡着圆场。没等一圈发条走完，我已经腻了，走了开去，剩下爸爸和饭店里跑堂的，背着手饶有兴趣地欣赏着。

这时节，玩具做得越发精致了，记得有一套小家具。全是木制的，大橱就像火柴盒大小，橱门可关阖，五斗橱的抽屉均可推拉，每一关节，都细致地打着榫头，严丝密缝。还有一副小餐具，其中的一把筷子竟是真正的漆筷，头和梢是橘红色的，中间则是黑底盘丝花。但这些说是玩具，更像是工艺品。看起来很好，却没有什么玩头，你能拿它做什么？

许多好玩的玩具都是简单的，比如积木，是我永远玩不腻的。还有游戏棒，它也有着奇异的吸引力。从错综交叠的游戏棒中，单独抽出一根，不能触动其他，无疑是个挑战。要求你镇静、稳定、灵巧，并且要有准确的判断力，判断哪一根游戏棒虽然处境复杂，可其实却是互不干扰的一根，或者正反过来，某一根看上去与周遭不怎么相干，其实却是唇齿相依，一枝动百枝摇。还有万花筒，它随着手的轻轻转动变幻出无穷无尽、永不重复的图案，这一刻无法预测下一刻。从一个小眼里望进去的，竟是那样一个绚丽的世界。后来，万花筒里的碎玻璃被塑料片取代了，这世界便大大逊色，不再有那么金碧辉煌的亮色。塑料片不仅没有碎玻璃的晶莹，也没有碎玻璃的多棱面，那种交相辉映的灿烂便消失殆尽。塑料工业的诞生其实是极大地损伤了儿童玩具，它似乎有着摹仿一切的性能，事实上，却是以歪曲本质为代价的。万花筒就是一个明证。

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曾经在一家街道工厂进行课外劳动。这家厂就是生产塑料娃娃，从模子里压出的各色娃娃盛在纸箱里，一大箱一大箱的，工厂又是在一个通风不良的阁楼上，于是，便壅塞着塑料的古怪的甜腥气。一个有腿疾的男工，迈着不能合拢的八字状的双腿，吃力地搬动着这些纸箱。整个情景都是令人沮丧，并且心生抑郁。

就像方才说的，父母无意中分配我和姐姐担任不同的角色，姐姐一定是女孩无疑，他们特别纵容她的女孩子的特性，他们给她买珠子。这些珠子实在美丽极了，形状颜色各异，分门别类地安放在一大个玻璃盒里。当然，除了这样昂贵的珠子外，还有许多散装的珠子，廉价一些的，但也同样多姿多色。时常也带她去挑选一些，扩充她的珠子的库存。她拿根针，引根线，将珠子穿成各种饰物。而爸爸妈妈似乎从来不以为我也是需要珠子的，我只能蹭着玩一点，暗中满足一下自己被忽略的需要。父母分配给我的爱好是一套建筑积木，是一整座中苏友好大厦，也就是现在的上海展览馆的模型，全由白木做成。记得定价是十五元，这在当时称得上是天价。事实上，这套建筑积木从来没有属于过我，它一直陈列在淮海路，我家附近的一间文具店里。实在说，它已不仅仅是一副玩具了，而是近似于船模航模一类的，训练性质的模具。母亲许诺我，倘若我能考上市重点中学，上海中学，便送给我。可是，没等到考中学，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学校停课。这套模具不知什么时候收起了，反正我再也没有看见它了。

至于南京路黄河路口的那座玩具大楼，文化革命中我和妈妈还去过一回，它已经成了一家百货性质的商店，但还保留有相当面积的玩具柜台，柜台里其实也萧条得很了。还记得有三尊娃娃，分别是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奶奶、李玉和、李铁梅。妈妈被李玉和逗乐了，说了声“这个小干部”！现在，这已经变成了一家工艺品商店。所谓的工艺品就是一些机绣的桌布手绢，粗制的玻璃器皿，以及民族服饰等等。

我们还曾经有过一样特别有趣的玩具，那是一架投影幻灯机，是我们的三舅舅送给我们的。我三舅舅是个对生活很有兴致的人，他经常别出心裁地制作一些小玩意儿。那时候，一般家庭都没有冰箱，到了盛夏，剩菜很不容易保存。他就用几个饼干箱的铁皮圆盖，钻三个眼，一节一节地串起来，每一层可放一碗菜，然后挂在风口。他还喜欢拍照，拍过之后，再将照相机镜头取下来，临时制作一架扩大机，冲洗扩印照片。这一回，他送我们的投影幻灯机也是自己制作的，幻灯片是从什么地方淘来的，电影厂的废胶片。他很耐心地将这些废胶片挑选出来，按着电影的名目分别组合，并且尽可能根据电影情节的顺序，制成一条条的幻灯卡。其中有越剧《红楼梦》《追鱼》，张瑞芳主演的《万紫千红》等等。此时，将临文化大革命，市面上已经没多少电影可看，所以，这台幻灯机使我们不仅在孩子里，也在大人中间，大出风头。我们常常在家中开映，电灯一关，人们立刻噤声，电影就开场了。这台幻灯机伴随了我们很多时间，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寂寞的日子，没有娱乐可言，我们就看幻灯片。那时候，我们的玩伴中有三姐妹，是上海电影厂的一位著名编剧的孩子，她们家历经数次抄家，竟还遗留下一些《大众电影》画报。那些天，我们就是这样，拉上窗帘，躲在幽暗的房间里，看着电影画报和墙上映出的幻灯投影，讨论着旧电影中的细节和男女明星，渐渐地结束了我们的儿童时代。

1998年7月21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