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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录》中有一些内容，是讲奥古斯丁外在的生平，顺便夹杂他的思想变化，有些章节更多甚至完全纯粹地谈他所思考的某些问题。这些问题里面有一个非常核心，就是善和恶的问题。基督教面临这个问题，别的宗教或者宗教之外的学说，是不是也会面临善恶问题呢？
我们先考虑这个问题何以会发生。《圣经》的开篇就是《创世记》，上帝创造世界非常之辛苦，创造了六天，最后休息了一天，所以后来一周分成七天，人们要休息一天。上帝的语言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创造现实的事物，说要什么就能产生什么。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后来有一部讲原子弹问世的小说《最后的问题》
，结尾的一句话就是：“于是就有了光。”这个结尾非常好，因为人居然能够创造出把人类彻底毁灭掉的东西，这几乎是可以和上帝相提并论的事情了。
创造了这个世界的上帝是最完美的，把任何美好的品质加在他身上都不为过，或者说，我们无法再往他身上添加美好的东西，因为他已经最美好不过了。上帝无所不在，虽然我们看不见他，摸不着他，但是他无所不在。上帝无所不知，没有他不知道的东西，整个世界都是他安排的；上帝无所不能，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以前的人曾经讨论过上帝是不是全能的，然后提出了一个问题：上帝是否能够造出一块他自己都举不动的石头？这个问题好像没法回答。说不能，那么他不是无所不能；说能，那么他有一块石头举不动。当然，这个问题本身有毛病，因为它已经预设上帝不是全能的了，已经设定了上帝举不动的石头。所以这个问题本身问得是不对的，已经是给定了答案的。
中国传统虽然一般不相信有这样的人格神，但也爱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做什么事不要亏了良心。中国传统还讲“不欺暗室”，讲“慎独”，意思是在黑暗的没有人看见的地方，在独处的时候，也要诚实地做人、做事，不要让自己做出不道德的事来。这些观念中，虽然没有一个人格神，但也是有着严格禁忌的，不见得非得要有一个人格神，才能保持道德的禁忌。所以今天很多人哀叹世风日下，说这是因为道德上没有禁忌，然后说没有禁忌是因为没有一个上帝一样的人格神。可是，没有人格神，并不等于没有禁忌。
世间为何有邪恶？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不止基督教，其他宗教或者准宗教也面临这个问题。如果你无条件地相信，整个世界是由一个神创造，或者是由一个神支配，或者是由这个神创造并且支配的，而这个神是无比的仁慈，对人怀有毋庸置疑的善意，又是全知全能全在的，那么世间为什么还会有邪恶的事情出现，还会有种种悲惨、黑暗的事情发生？难道是他虽然无比仁慈，却力所不逮，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让世界免除邪恶？或者他虽然全能，但有时候也对我们怀着那么一点小小的恶意？这是一个不大好解释的问题。
中国传统里面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宋明理学中有“天理”“人欲”这样的概念，我们今天的日常语言里面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这样的概念。面对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普通人就会问，还有没有“天理”？或者说你做了一个非常糟糕的事，别人就会质问你做了这样“伤天害理”的事，难道还能够“心安理得”？天理就是支配着整个宇宙、整个世界的一些基本原则，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就是由天理所掌控、支配着的。天理一方面好像是规律性的，另一方面好像还代表着种种善意、种种美好、种种希望等。
那么，既然整个世界是由天理所掌控和支配的，为什么还会有邪恶的东西存在？这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宋明理学不是宗教，至少不是基督教那种意义上的宗教，但既然要论证整个世界的合理性，自然也面临如何解释现实世界中为何存在“恶”这样的问题。
世间为什么会有邪恶？基督教总是在面临这个问题。后来，特别在莱布尼茨以后，这个问题通常被称之为神义论（Theodicy），以前经常被翻译成神正论，实际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既然神全能而又仁慈善良，为什么世间还会有邪恶？可以说，困扰着奥古斯丁，使奥古斯丁脱离摩尼教而最后皈依基督教，而且在他的很多著作里面不断地试图探求和解决的，也是这样一个问题。
基督教历来都在强调：世界还有邪恶存在，是因为上帝虽然对人仁慈无比，对人怀有最毋庸置疑的善意，但是他必须给人赋予一个基本的特征，那就是要让人有自由意志（free will）。人有了自由意志，就会做选择，有了选择就会犯错误。
古希腊有人讲过一个寓言，说有一头驴，如果它的两只眼睛视力完全一样，两个鼻孔嗅觉同样灵敏，在距离同样远的地方，放两堆质地完全一样的干草，那么这头驴最后肯定要被饿死，因为它没有理由先吃任何一堆。如果它是一个驴子哲学家的话，肯定最后只有被饿死一途。因为它没有办法做选择，没有任何更多的理由来支配它选择左边这堆而不是右边那堆，最后只能徘徊于左右两堆干草之间，活活地被饿死。为什么？因为决定驴子的选择的，完全是外在的因素，而相对的外在因素完全相同时，它就无法进行取舍了。自由意志则不同，自由意志就是无论外界有多少因素推动我，我总是能够有自主的成分在，我总是能够自主地做出选择。比如说，我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我的家人是些什么样的人，我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有很多因素驱使我来做出某一种选择，但我还是可以不，我不做这样的选择，我还是有自主的成分在里头，这就是自由意志。
人类究竟是不是真的有自由意志，这是一直在反复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有人坚定地认为，人必须有自由意志。因为如果没有了自由意志，法律和道德就都没有了基础。为什么我们要夸一个人是好人？为什么法律要惩罚一个人？我们夸一个人是好人，是因为他原本可以不这么好的，而他偏偏这么好了，我们才夸他。如果一个人拥有良好的基因，从小就生活在蜜罐里面，父母都是道德楷模，老师又全都是正人君子，在社会上遇到的所有人都对他倾注了无限的善意，最后他没有办法不做一个好人，他甚至连产生一个坏念头的机会都没有。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做出了一个善的行为，那完全是一个自然的行为，他没有选择，那我们凭什么表扬他，夸赞他？
同样地，如果一个人从小就处在一个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如果他的基因就是一个天生要犯罪或者要对别人进行各种各样侵犯的基因，一切的因素都注定了他最后要犯罪，那我们有什么资格在道德上谴责他，有什么权利在法律上来惩罚他？所以，道德和法律都必须有一个既定的前提：人是有自由意志的，是可以有所选择的，是可以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所以，法律和道德的存在，必须有这个前提，一个人如果干了坏事，或者侵犯了别人，那么必须要在道德上和法律上付出代价。因为他本来可以不这么做的，他有自由意志，他可以做出选择。
基督教，至少在很多基督教的传统或者很多基督教的思想家那里，是强调人有自由意志的，并且强调说，世间会有邪恶并不是上帝缺乏善意，并不是上帝能力不够，而是因为上帝爱人，他要赋予人自由意志。而人一旦有了自由意志就可能会犯错，就有可能犯下罪孽。这当然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解释世间为何会有罪孽。但是，一旦人世间出现了巨大的邪恶，而且这种罪孽超过了人们所能够想象和容忍的限度时，人们还是会发出疑问：难道自由意志被赋予了人类，他就可以犯下这样让人最终无法承受的重大罪孽吗？这始终是一个不大好解说的问题。
我们先谈和这个问题相关的一些事件，然后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18世纪中期，1755年，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发生了一场地震。有记载说，这场地震一共死了六万到十万人，占里斯本这个城市人口的四到五分之一，是人类历史上破坏性最大、死伤人数最多的地震之一。灾难中当然也会有一些婴儿，他们连罪孽都来不及犯下，来不及有任何罪恶的念头，就丧失了生命。里斯本地震在当时给人们的震动非常大，很多基督教内部的思想家和很多反基督教的或者基督教外但不反基督教的思想家，都卷入了这场讨论：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为什么世间会有这样的罪孽发生？如果还有上帝存在的话，他为什么会容忍这样的罪孽出现？这就是后来思想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场争论。
当时欧洲思想界的很多重要人物，都针对这个事情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和评论，包括伏尔泰、卢梭。甚至连当时已去世很久的莱布尼茨
——就是那位著名的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学术活动家——都被卷入了这场辩论。
莱布尼茨有一套理论来解释这个世界的合理性，那的确像是一个典型的数学家的理论。他说，世间有种种邪恶，你怎么来论证世间存在邪恶和上帝至善至美、全知全能，这一切是相容的呢？他的命题大概是说，现有的世界是逻辑上所可能有的世界当中最美好的一个。这很像是一个数学家的哲学吧？逻辑上说，可能有的世界有很多个，可能有的最好的世界是善的总数减去恶的总数，余数最大的一个。
但是，有没有可能只有纯粹的善，而没有那种带有恶的善呢？或者说，有没有完全的不掺杂任何不好的、痛苦的、不那么纯粹的因素的善呢？莱布尼茨的基本立场是说没有。因为世间万物的性质就决定了，没有任何事物会是纯粹的只有一个方面的性质。比如没有苦的滋味，我们就感受不到甜；没有饥饿，就感觉不到饱餐一顿的愉快；没有非常口渴的时候，就没有喝了一大杯水后畅快淋漓的快感。世间事物的性质就决定了它不会是纯粹的善，任何善都必定是和某种程度的恶相伴而行的。即使是创造整个世界的上帝也不能够违背事物的本性，他不可能创造出一个纯粹的善的事物。纯粹的、没有任何杂质的善是不存在的。所以，逻辑上所可能有的世界，就是善的总和减去恶的总和，余数最大的一个世界。
然后莱布尼茨论证说，我们现实的世界恰好就是这个世界。既然现实的世界就是逻辑上所可能有的最美好的一个世界，那么上帝的至善、上帝的全能和现实世界当中还存在邪恶，好像就得到了调和。
我们这里要说的是伏尔泰
——启蒙运动的人格化身，天才的、诙谐的伏尔泰。伏尔泰的小说《老实人》谈的就是这个问题。
老实人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人，但是老实人又是一个倒霉得不能够再倒霉的人。老实人一生下来就无比善良、无比老实，但他又一连串地碰上了各种各样的厄运。尤其不幸的是，他身边还有一个莱布尼茨哲学的忠实代言人或曰莱布尼茨的化身，叫作邦葛罗斯博士。邦葛罗斯博士在老实人身边所扮演的主要角色就是，每当老实人碰到坏事，邦葛罗斯博士就用莱布尼茨那套论调向他论证说，虽然你碰到点坏事，但是这个世界仍然好得不能再好。他们遇到了战争，遇到了风暴，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坏事，当然就遇到了里斯本大地震，许多无辜的人都丧失了生命。但是几乎在每一个场合下，邦葛罗斯博士即便不能说服别人，也总是能够说服自己，这个世界仍然是那么美好。到了最后，他们经历坎坷，目睹了人世间太多的惨剧，邦葛罗斯博士都不好意思把这句话说出来了，老实人他们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说，还是要耕种好自己的园地。
这是一部哲理小说，但是也可以说，通过它透视出来的是基督教整个思想史上面对的一个大问题，是因为1755年里斯本地震这场劫难，对基督教内外的人们所造成的一场思想上的震荡。每当人间出现巨大的惨剧和灾难，人们总是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一个虔诚的教徒，一个相信有一个至善的、全能的神存在的人，当然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即使我们不相信某个人格神的存在，但是我们希望一个人行为美好，希望一个人有品德，希望美德在世间能够弥漫开来，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觉得，这个世界需要给人的美德以更坚实的根基，所以我们也会发出同样的疑问。
20世纪初，人类文明通过前两个世纪的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打破了人类永远在进步的这么一种乐观的看法。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人们第一次见识了重型武器，坦克、飞机被运用到了战场上来屠杀自己的同类，第一次见识到了毒气的大规模使用。那时候人们已经认为自己是开了眼界了，但没有想到人类屠杀自己同类的能力能够进步如此神速，仅仅过了二十几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变成了一个大巫面前的小巫。一直到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一个重大遗产，就是纳粹的大屠杀。大屠杀后来成为一个专门的词，Holocaust，特指纳粹对犹太民族的有组织的种族屠杀。大屠杀给犹太民族带来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对现实政治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犹太民族很早就失去了他们的祖国，甚至在有的地方发生种族融合，变成了各种不同颜色的犹太人，但是他们仍然神奇地在两千多年没有一块国土的情况下，基本保持了自己的宗教和民族特性，而且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新在耶路撒冷附近恢复了一个自己的国家。虽然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孕育已久，但是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纳粹德国对于犹太人的迫害、灭绝，以色列的建国运动大概也不会变得如此顺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德国人屠杀了约六百万犹太人，其中好几个集中营以大规模地屠杀犹太人而著称，这里面最有名的就是奥斯维辛。一般认为奥斯维辛至少屠杀了一百五十万犹太人。这些德国人，我们今天觉得他们做尽了惨绝人寰的事，想象不出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仿佛这样一些杀人恶魔应该属于跟我们常人不一样的物种。实际上他们和今天的德国人，或者说和歌德、贝多芬时期的德国人，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不同。所以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以后我们还会回到这里，来讨论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
对于很多人来说，大屠杀好像是人们所能够想象的最大的人间惨剧，是一桩最大不过的邪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屠杀，就已经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了。当时的犹太人团体收集到了很多证据，希望把这些证据传递出去，而且有人成功地传递出去了。那时候犹太人在美国已经很有影响力了，有影响的犹太人集团想要用这些证据来影响美国政府。但是，那个时候绝大部分的美国人都不相信。
一方面是觉得，旧大陆要乱就让它乱去，我们新大陆最好不要去搅那潭浑水。我们知道，珍珠港事变之前，孤立主义情绪一直在美国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很多人认为，犹太人炮制出这些证据来，是想让新大陆去帮他们火中取栗，去卷入他们的冲突。
另外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战争当然会死人，战争中当然会出现很多惨绝人寰的事情，但是，出现了康德、歌德、贝多芬这些人的一个民族，怎么会要杀戮一个产生了马克思、爱因斯坦和无数杰出的科学家和艺术家的民族，怎么可能会进行这样一种种族的屠杀和灭绝呢？人们不相信。甚至1944年、1945年胜利进军东欧、西欧的苏联红军在解放了若干集中营以后——苏联红军应该是见多识广的了——看见了这些集中营，看见了那么多头发，那么多牙齿，那么多原本是挂在活人头上的眼镜架，都感觉到无比震惊，超出了想象。而且干出这样恶行的人，恰恰是欧洲腹地具有高度的文明和文化的民族。
奥斯维辛之后，如何言说上帝？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这些都是后来的名言。是啊，面对这样的人间惨剧，写诗是野蛮的，面对这样的人间惨剧，怎么来谈论上帝，怎么来解释世间有恶？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奥斯维辛对于整个基督教神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总不能说上帝爱人，他在庇护人的同时也给人赋予了自由意志，只不过不巧这个自由意志被用来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如果这是自由意志的恶果的话，那么如何来解释神的仁爱、神的全能，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所以后来西方神学的形态，可以说受这样事件的影响非常大。这些问题不仅对于基督教、对于其他宗教来说会真切地发生，对于我们即使没有特定宗教背景的人来说，也同样会真切地发生。
奥斯维辛对于当代神学的影响，大家可以自己去阅读，我们先回到奥古斯丁。既然后世在神义论这个问题上还会有这样多的麻烦，我们当然不可能设想说，奥古斯丁就已经提供了一个圆满的解说。但是可以说，在基督教早期的历史上，奥古斯丁把这个问题非常鲜明地呈现出来了。令奥古斯丁内心不得安宁，促使奥古斯丁最终皈依基督教，促使奥古斯丁进行了很多神学的思辨，要寻求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的，就是这一问题。
什么是恶？在奥古斯丁看来，可以把恶理解为一种消极的、负面的东西，就像疾病是健康的状态不存在了一样，恶就是善的状态不存在了或者不够完满的这样一种情况。善是充实的，是完满的，但一旦这个善出现了缺失或缺陷，出现了不完满的状况，恶就会趁机而上。但是，既然世间最终是由那样一个全知全能、无比仁慈的上帝所主宰着，整个世界最后的合理性、最终的善的性质，终究能够得到保障。
这个解说当然是非常符合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的，但是对于后世的我们，无论是基督教徒还是面临同样困惑的人，都不能够满足。否则的话，里斯本地震乃至奥斯维辛对于基督教神学的冲击就无从谈起。可我们想说的是，这个问题在他那里以醒目的姿态出现了。对于一个宗教信徒，对于一个有着宗教传统的人来说，存在着这个问题；对于没有特定的宗教传统的人来说，这个问题也可以同样真切地存在着。因为，对善恶是非的判定，引发人们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或者甚至于动摇了人们对于世界合理性的信念的那些事件，就真实地出现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境遇之中。
这是我们要涉及的奥古斯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关于善恶的思考在《忏悔录》的不同篇章里面也有不同程度的涉及，所以上面我们结合了更加宽泛的背景来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