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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到生平，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他的思想。我们分别去读思想家或作家的著作和传记，有时候会觉得他们不像同一个人。有的人，他的思想、著作和精神世界的创造，好像和他外在的生平并没有太多的关联。他们外在的生平可以非常之单调、非常之乏味，但是内在的精神世界非常丰富，甚至可以说是波澜壮阔。像海德格尔在课堂上讲亚里士多德的生平时只用了一句话：他出生，他思考，他写作，他去世。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生活经历。不过亚里士多德的一生还多少有些戏剧性的地方，特别是他曾经给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当过老师。更典型的例子像小说《呼啸山庄》的作者艾米莉·勃朗特，写出这样惊心动魄爱情的人，其实一生都没有谈过恋爱。现代派文学大师卡夫卡，也是实际生活极其单调的一个小职员。
但是也有相反的情形，有的人，他的思想、精神创造物和他外在的生活经历是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以至于我们不了解他的生平，就很难对他的思想和精神创造产品有真切的体会。奥古斯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以后我们还要讲到的卢梭也是这样的情形。
奥古斯丁的作品非常多。其中一部《上帝之城》非常有名，这部著作现在已经有了不止一种中文译本，是用一套神学的观念来解释人类的历史的，在基督教历史上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另外一本非常知名的，也许是阅读者最多的，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讲到的《忏悔录》。忏悔（confession）这个词在基督教当中经常指的是，人既然都是罪人，都是有各种各样罪过的，就需要为自己的罪过来赎罪，来忏悔，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洗刷自己的罪过。它也可以转化为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通过确认、忏悔自己所犯下的罪孽，转而颂扬上帝，颂扬神。可以说这层意思在奥古斯丁这里是表达得非常鲜明的。
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忏悔录》，或者书名虽然不叫“忏悔录”，实际上也是“忏悔录”一样的东西。在奥古斯丁之后的现代文化史上，还有卢梭的《忏悔录》、托尔斯泰的《忏悔录》等，也都非常著名。卢梭的《忏悔录》一开始就在谈自己干了哪些坏事，自己如何偷偷摸摸，如何嫁祸于人，如何撒谎。但是最后想表达的仿佛是，就凭我敢把我干的脏事说出来，我就比你们所有人都干净得多，何况我身上所有的坏的因素都是万恶的社会染成的，怨不得我自己。托尔斯泰的《忏悔录》的意思有点不太一样，他因为自己出身贵族，生而具有文化和财富方面最优越的条件，因而对俄罗斯大地上苦难的社会底层、对农奴阶层，怀有极大的愧疚感，好像自己完全不能够摆脱种种沉重的痛苦和耻辱的感觉等。这些《忏悔录》都将作者的外在生平和内在精神、思想、心灵上的经历，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所以我们在讲到奥古斯丁的生平时，很大程度上要依据他在《忏悔录》中的自述，也会涉及他的思想变化过程当中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然后，我们再专门剥离出《忏悔录》里面的一些重要问题来进行解说。
我们说“罗马的伟大”不仅在于文化上的创造，更在于武功盖世。罗马在人类早期技术条件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就创建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技术条件对于维持一个庞大的帝国是非常重要的，光是传递信息就很不容易。假如南方的雪灾要有人骑着马，好不容易突破冰雪的围困，过了两个月才到北京，然后丞相府里面知道了以后，派出一个大员去看，到了春天才可以观察到三个月之前的雪灾造成的巨大损失，然后再做出应对的话，那么这个帝国的维持应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罗马在当初技术条件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创建了这样一个横跨广袤疆域，囊括不同语言、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帝国，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何况它还创建了很多重要的制度和法律，罗马法是构成现代社会法律体系的重要来源，直到今天为止，仍然是西方文明非常宝贵的遗产。罗马给试图将整个西方整合成一个庞大帝国的后来者，提供了一个榜样和先驱。
奥古斯丁出生在北非一个叫塔加斯特的城市。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整个地中海都变成了它的内湖，所以北非那时是属于罗马的、文明的、开化的世界的一部分。罗马的鼎盛时期，政治清明，文化也高度发达，各种各样的思想和宗教教义也在流传、涌动。
基督教在罗马的命运起伏不定，非常坎坷，长期受到迫害，有时候被迫害得很凄惨，有时候一下子得到某个皇帝的友好支持又变得很显赫。但不管怎样基督教的影响逐步大了起来，而且由于基督教在社会底层之外，开始征服社会的中上层，得到很多有教养、有知识的人的倾心支持，所以它的教义也越来越精密化，越来越学理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欢迎。在奥古斯丁的时代，基督教的影响非常大，奥古斯丁的母亲就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徒。
同时，在奥古斯丁生活的地方，另外一种教义的影响也很大，这就是发源于西亚的摩尼教。摩尼教简单来说是一种二元论的教义，它认为世间有光明，有黑暗；有正义，有邪恶；整个世界就是由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这么两种原则、两种力量所支配、所主宰，最终正义将会战胜邪恶，光明将会战胜黑暗。摩尼教在历史上不仅对西方世界，而且对东方世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看过《倚天屠龙记》的人都知道，张无忌是明教的，而明教是崇拜光明的，是摩尼教东传以后的一个变种。你看，后来张无忌曾经跟波斯总教派来的使者缠斗，就是因为摩尼教是产生于波斯的。
奥古斯丁可以说是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典型。看他在《忏悔录》里面的描述，早年的奥古斯丁沉浸于各种各样的喜好中，完全放纵自己，虽然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对不听话孩子的灵魂如何得到拯救，总是忧心忡忡，但是这个孩子好像自己并不当一回事。他在《忏悔录》里面回忆，自己如何被各种各样的欲望所支配，干尽了坏事——虽然有些坏事在我们今天看起来也不是特别糟糕。比如他在回忆里说，小时候和别的小伙伴总去偷别人家的梨，并不是别人家的梨长得更大、更漂亮，也不是别人家的梨滋味更甜美，可是自己却对吃自己家的梨完全没有兴趣，只想去把别人家的梨弄来吃。这好像是非常纯粹的为了干坏事而干坏事，所以他回想起来，觉得这样的事非常能够证明自己早年的危险倾向。
但是这个浪荡子却也是内心高度敏感的一个人，他的家庭后来把他送到罗马及附近去游历、学习，他也开始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早年他受摩尼教的影响非常大，摩尼教曾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当时曾经非常受欢迎，到处去宣讲摩尼教的基本教义。但是那些教义在奥古斯丁看来，实在是非常粗糙，不堪一击，所以他的内心也产生了种种的疑惑和矛盾。奥古斯丁分明地觉得自己的身上有罪，干了很多邪恶的事，内心总是不得安宁。在他内心不得安宁的时候，摩尼教也可以提供一种非常方便的解释：既然世间是被两种基本的力量所支配着的，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那么黑暗的力量和邪恶的力量有时候借自己的生理欲望来显示一下，好像也不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他有时候可以从这里面得到一点解脱，但是更多时候是陷入内心的惶恐不安之中。
历来宗教史上的重要人物，多是这样一种高度敏感的人物。摩尼教的这种善恶二元论，最终没有给他提供心灵的庇护地，他的内心一直充满了冲突。和很多宗教的先知一样，直到有一天机缘巧合，他突然悟道了。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面说，有一天，他因为灵与肉的冲突，因为内心的彷徨不定而又难以排遣，于是跑到院子里面走来走去，这时候，有一个小女孩在非常安静地诵读《圣经》，声音传到了他的耳中，如闻天籁。他听到了这么几句话，是《罗马书》里面的：“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好像是在警示他，这个可以干，那个不能干。最后又有一句，“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奥古斯丁一下子坚定了自己的思想和信念，从此，由一个浪荡子彻底地变成了一个最虔诚不过的教徒。他结束了之前荒唐不堪的生活，后来和朋友在城外隐居，一同钻研教义。据说，他和朋友一起结伴隐修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是后来的修道院的先驱。
《圣经》中的这些话，使得奥古斯丁彻底地皈依了基督教，并且影响了他对于基督教基本教义的理解。每一种宗教甚至于准宗教都有不同层面的约束。一个层面是各种外在的宗教仪轨。比如说，什么时候要吃素，什么时候要过宗教的节日，什么时候要按照某一种特殊的戒律来完成某一项事功。另外，任何一种宗教或者准宗教又都有内心的信仰、思想情感这个层面的约束。可以说，很多宗教或者准宗教的思想家或者改革者，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一种宗教或学说，最要紧的不是外在的规矩、礼节以及种种戒条，而是内心真诚的信仰、真正的情感、纯正的情操等。
我们可以由此联想到后来宗教改革的重要人物——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在进行宗教改革的时候，也是强调一个基督徒最要紧的品性在于信，在于虔诚的信仰，然后凭借自己的良心和信仰来理解《圣经》，《圣经》直接就向每个人敞开。读过《圣经》的同学也许会发现，耶稣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作一个犹太教的改革者。因为犹太教是高度注重外在的律法的，而耶稣反复强调的就是，律法是外在的，最要紧的是内心的信仰，内在的这些东西。
奥古斯丁皈依基督教以后，一下子迸发出了惊人的创造力，他后来成为北非一个重要城市希波的主教，这时他开始大量地写作，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正面阐发各种各样的教义。另一方面，那时基督教还处在争取话语权的阶段，处于要和其他种种的异端、异教或者各种各样的学说来进行论战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他的著作相当多是论辩性质的。
这里我们可以区分一下异端（heresy）和异教徒（pagan）的不同。异端是基督教内部的异端。异教徒是什么？比如你不是基督教徒而是佛教徒或其他教徒，这是异教徒。但丁的《神曲》里面，最后能够上天堂的当然都是最好的、最优秀的教徒，但是像柏拉图、苏格拉底怎么办？他们的灵魂足够高尚，但是他们生活在耶稣出生之前，他们没有机会成为基督徒，他们是异教徒。所以，他们要生活在离天堂比较近的地方，没有天堂那么高贵，但是又要能够配得上他们的崇高品行。所以但丁的《神曲》一方面是高度浪漫的文学构想，另外一方面又非常逼真地反映了整个中世纪直到现代初期，西方文化里面人们所构想的整个世界、整个宇宙的图景。
罗马帝国的后期，最大的威胁就是来自东方的野蛮人——日耳曼人。人类历史上，农耕民族总是受到游牧民族的极大威胁。游牧民族的生产力虽然比较落后，但在冷兵器时代，因为善于骑马作战，机动性高，战斗力非常之强，又对农耕文明创造的财富艳羡不已，所以掠夺农耕民族成了他们赖以为生的基本手段之一。这在中国历史上很常见，而且大部分都是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占据巨大的军事优势，农耕民族最后可以聊以自慰的就是：虽然他们在军事上打败了我们，但是我们在文化上同化了他们。罗马帝国后期，日耳曼人几乎全线入侵，其中有一支汪达尔人，后来对罗马城造成的破坏尤其大。奥古斯丁就是死在汪达尔人围困北非的希波城时，他死后希波城陷落，政局稍微平稳下来以后，他的遗体被移送到了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这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是非常罕见而又极度崇高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