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徐志摩的诗好，知道的人很多；说他散文也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说他的散文比诗还好，信的人就更少了。不是故作高论，耸人听闻，历史上确实有一个时期，好些名家认为，他的散文极具特色，比他的诗还要好。

第一次在北大教书的时候，徐志摩和林语堂是英文系的同事，曾给林写了一个条幅，写的是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志摩遇难后，林先生将字幅裱出来，且加长跋，其中有言：“志摩，情才，亦一奇才也。以诗著，更以散文著。白话诗我念不下去，独于志摩诗念得下去。其散文尤奇，运句措辞，得力于传奇，而参以西洋语句，了无痕迹。”（梁实秋《谈徐志摩》）

叶公超的文学品位很高，对志摩的诗也很喜欢，而对他的散文似乎有着某种偏爱。叶曾与志摩彻夜长谈，知道“志摩最喜欢看浓厚强烈的颜色，如金赞，马蒂士，俄葛斯特·约翰等的油画，都是他生平最爱的东西。他散文里最好的地方，好像也是得力于颜色的领略和音节的谐和”。说过这些，他坦言：“我总觉得志摩的散文是在他诗之上。”（叶公超《志摩的风趣》）

温源宁是研究英国文学的，对徐志摩散文的理解，又深了一层。说过志摩性格的魅力之后，接着说：“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散文会比他的诗好那么多：他的散文要比诗更富有他的个性。读他的散文，我们能立刻感受到他个性的美和脱俗的光彩。他的面部表情，说话的语调，语言的节奏，活跃而富有生气，有时会委曲婉转涉及有趣的事物，继而又会顺利回归闲聊的中心主流，是那么急切，那么热情，好像什么都不为，只是为了闲聊而闲聊——这一切在他的散文中随处可见。”（温源宁《徐志摩——一个大孩子》）

杨振声是新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又是著名的文学教授，他的看法在那个年代，颇有代表性。说起志摩的散文，他的看法是，“至于他那‘跑野马’的散文，我老早就认为比他的诗还好。那用字，有多生动活泼！那颜色，真是‘浓的化不开’！那联想的富丽，那生趣的充溢！尤其是他那态度和口吻，够多轻清，多顽皮，多伶俐！而那气力也真足，文章里永远看不出懈怠，老那样像夏云的层涌，春泉的潺湲！他的文章的确有他独到的风格，在散文里不能不让他占一席地。比之于诗，正因为散文没有形式的追求与束缚，所以更容易表现他不羁的天才吧？”（杨振声《与志摩最后的一别》）

这些，都是单个的评价，勉强可说“三人为众”。实际上，当年认为志摩散文比诗好的不是一个小数目，志摩的学生许君远，曾说过他的估量：“据我的观察，当年称赞志摩先生散文的，总比称赞他的诗的人多。”他甚至断言：“他的诗以后有人能及得上，散文也有人与他在别一途径上齐名，但他的活泼的笔调，幽美的情趣，与夫新鲜的选字，跳纵的气势，则是任何人也学不来的。”（许君远《怀志摩先生》）

学不来也要学。还在他活着的时候，文坛上就有人摹仿他的文风，称之为“徐志摩体”。徐冠英在纪念文章里说：“志摩先生的著作不限于诗，不过，最足以代表他的还是诗，虽然有人更爱他别的文字，譬如他的朋友叶公超先生便说他的散文比诗好。若论对于读者的影响，他的散文却未必亚于他的诗，我见过好些青年的文章摹仿‘徐志摩体’，正如好些人摹仿他的诗体一样。”（《纪念徐志摩先生》）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他的诗和散文都好，硬要论个斤两，还是诗的分量更重些。所以在此引用多位名家的看法，是因为能认识到他的散文好的人太少了。过正才能矫枉。说他的散文比诗还好，且是很久以前，且是那么有名的名人，打的主意是，拉平了不就落个他的散文跟诗一样好吗？

接下来是一个疑问。徐志摩生于1897年，死于1931年，这两个年头，几乎是满的，可说活了35岁。1922年回国后才开始写文章，到1931年去世，写作的时间满打满算才十年，何以写了那么多的诗，又写了那么多的散文？新近出版的全集，诗一卷，散文竟然有四卷之多。这就不能不说到徐志摩写文章的两个特点，一是出自肺腑，一是趁热打铁。出自肺腑好理解，直抒胸臆，也就不必费心琢磨，几乎可以说，落笔即是文章。趁热打铁不好理解，需举例说明。比如他1924年6月回到硖石，参观了父亲办的丝厂，很快便写了篇《劳资问题》，发表则在两年后，他编《晨报副刊》的时候。再一个例子是，1928年初，胡适、梁实秋和他，还有另外两三个朋友，商议要办个刊物叫《新月》。头一次聚会只是议了议，第二次聚会时，他就拿出发刊词《新月的态度》，大家看了，一字未改，用。

还有一个疑问，也该说一下。为什么这么久了，人们对徐志摩的散文，没有足够的认识呢？这道理一说就明白。诗歌对应的是情感，是婚恋，真诚而美好，是人都能接受；散文对应的是事功，是见识，世易时移，难免会有不合时宜的地方。我们现在看他的散文，几乎过了一个世纪，那些不合时宜的话语，倒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只看他的笔下，如何委婉有趣地叙事，如何酣畅淋漓地表达。

韩石山
2022年元月2日于潺湲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