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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的时候，田保霖把两手抱在胸前，显出一副迷惑的笑容，把区长送走了之后，便在窑前的空地上踱了起来。他把头高高地抬起来望着远处，却看不见那抹在天际的红霞；他也曾注视过窑里，连他婆姨在同他讲些什么也没有听见，他心里充满了一个新奇的感觉，只在盘算一个问题：
“怎搞的？一千多张票……咱是不能干的人嘛，咱又不是他们自己人；没有个钱，也没有个势，顶个球事，要咱干啥呢？……”
他被选为县参议员了，这完全是他意外的事。
他是一个爱盘算的人，但也容易下决心，这被选为参议员的事，本没有什么困难一类的问题，也不需要下什么决心，象他曾有过的遭遇那样，不过他却被一种奇怪的感觉所纠缠，简直解不开这个道理。
许多年前他全家经年流浪在碾盘渠、下王渠、沙口一带，他自己常常替人安庄稼，日子不容易混。后来为着糊口，到教堂里去工作，学会念经，小心谨慎，慢慢地熬到做了一个小掌柜，替教堂管了上王渠一村四十四家人，总算他为人公正，农民并不反对他，倒对他很好。后来神父换了，他成天挨骂受气，他受不了，只好走了。他走到保安，走到宁夏，走到洛川，流浪着，贩着羊，贩着猪，贩着盐和粮食。他赚了一点钱，吃了一些，再还一点账，生活还是没法搞好，还欠着账。但他有了经验，他成为一个有点名气的买卖人了。本来就打算这样搞下去，可是石老姚、杨候小来了，抢了东西，吃了胖猪；接着是黄马队；接着是来打土匪的二岔抢头的张团长。百姓被抢得一无所有，人都逃到沙漠中藏了起来，张家畔热闹的街市，变得寂无人烟。田保霖也逃到了外县。然而，这时却“红”了。三十军军长阎洪彦到了靖边，接着又来了二十七军贺晋年，靖边县翻了个身，穷人都分了土地。但田保霖却仍留在城川。有人告诉他，说他是买卖人，他的二叔父是豪绅，带过民团，最好不回去。于是田保霖不得不好好盘算了：“共产党打的是富有，咱么，做点小本买卖，咱无土无地，欠粮欠账，一条穷人嘛。咱当过掌柜，可是没做过坏事，人都说咱好，咱还怕他个啥？杀头，杀了咱有啥用呢？人都说三十军好嘛，那么咱就回去，不怕他。”于是他回去了。抱着一个不出头不管事的态度，悄悄地回到草山梁，一大片荒地，没有人住。他有了地，也不必交租子。他欠的账也跟着旧政权吹了。他没有负担和剥削，经过几年的经营，他有了六七十垧地，有了牛、马、羊，开了个小油坊，日子过得很好。心里想：“共产党还不错，可是，咱就过咱的日子吧，少管闲事。”
不过做了参议员就得同他们搞在一起，这起人究竟是哪一号子人呢？
结果他决定了：“到县上开会去，还有高吉祥、冯吉山嘛，他们在旧社会比咱还有地位，怕个啥，就去。”
田保霖虽然这么想了，但他仍没有懂得为什么会有一千多人投他的票。他是一个买卖人，曾受过教堂的宣传，虽说回到了长渠沟，在革命的政权下，生活一天天变好，却不接近这号子人，也不理解他们。但他的一举一动，这号子人都是清清楚楚的。从长渠沟一带的老百姓口中都曾说过他的好话，说他是一个平和而诚实的人，是一个正派人。在头年（1941年）缺粮的时候，政府发起调剂运动，他自动借出了一石多，而且每天到各乡去借，维持了许多贫苦农民的生活。他对于公益的事热心奔走，人民对他有好感，他是被他不了解的这号子人所了解的，因此他被选为县的参议员。
“这是一个新问题，好是好，怕不能成……”当惠中权同志提出靖边要发展农业，首先要兴修水利的时候，田保霖同别人一样有着上面的想法。靖边土质太薄，不适宜耕种，要修水地和水漫地，实在困难，要筑壕、坝，要修“退水”，工程都是很大的，而且在这些地方常有宽到几百亩的沙滩，而且谁去修呢？这里是缺乏劳动力的地区；唉，问题可多着呢。再譬如地是地主的，却要农民去修，修好了地又该是谁家的呢？但这些问题都有了适当的解决。又讨论了剥小麻子皮、割秋草的事，好象不重大，算起来利可大呢。又计划了栽树的事，都是好事嘛。从前田保霖解不开参议会是个啥名堂，老百姓都说是做官，现在才明白，白天黑夜尽谈的怎个为老百姓想办法啦。田保霖从这次才算开了眼界，渐渐地明白了他们，他们活着不为别的，就只盘算如何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
因为他又被选为常驻议员，经常来县上开会，他看见杨家畔的石坝修起来了，胡家湾的也修起来了。修水利的农民一天一天地加多，外县外乡的人都到这里来，杨家畔就打了二十多个窑等他们来住。他们在有沙滩的地方修了水道，利用水力，慢慢地不觉地便把那怕人的沙滩冲平。同时农民可以得到十分之八的土地，地主也高兴这种坐享其成的分配法。
“唉，这伙人能成，一个劲儿直干嘛！”
他和参议会的议长，也就是县委书记惠中权同志做了朋友。
“你是顶能干的，为大伙儿做点事吧。咱们把靖边搞得美美儿的。”惠中权只要有机会便劝说他。
“咱是没有占上文化的人，会办个啥？这话怕不顶真吧？”开始他还这么想。但慢慢地他觉得这是实话，他们要做的事太多，简直忙不过来，人心同一起，黄土变成金。他的心活动了，有时甚至觉得很惭愧，觉得自己没意思，人应该象他们一样活着，做公益事情。
“唉，咱能干啥呢？咱是买卖人，别的事解不开嘛。”这样的话他也同惠中权谈了。
现在惠中权又劝他办合作社了。
“你要能办好一个合作社，你对靖边就有一个大功劳。你看咱们新城区老百姓要个啥都得到蒋管区的宁条梁去，到宁条梁去人也好，牲口也好，都还要上什么修城税，物价又贵，又误工；而且咱们要买别人东西，别人就抬高物价，你看春上一匹布才卖八百元，秋后就卖八千元，而咱们的麻子从二千四也不过涨到八千元，至于盐就等于不涨价。你要是在你五乡能办好一个合作社，那咱靖边的合作事业，咱们的经济就有办法，你回去鼓吹，咱们尽力帮助你，这个你能成的。”
田保霖便又盘算了，人多不怯力气重，只要政府能帮咱，咱就好好地干出一番事业吧，也不枉在世一场。“对，能行。”他答应了。
于是他踏上了新道路，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靖边而工作了。他是有意识地要和惠中权一道，和共产党一道，热心为人民服务。这是去年二月间的事。
田保霖回到了乡上，十余天他收到了七十四万四百元的股金，有二百四十一户都把公盐代金入了股。老百姓四处传说：“田保霖在做好事了。公盐事小，误工可大，现在他替咱们包运，赶快把钱交给他吧，又省事，又赚钱，明年还可不管呢！”大家知道他有能耐，于是赶牲口来入股的也有，拿麻子粮食来入股的也有，人工也打成了份子。他们去办货，合作社就成立起来，大家选他做了主任。
六月的时候，他们赶着八个牲口出发了，走了盐池又走延安，一个牲口驮着一千一百三十一元的盐，到了延安，这盐便值二万块钱，除去了运费，替合作社赚了一万余元。而他们回来的时候，牲口背上又驮了布匹，又赚一万多。于是他们得不到休歇，把春毛驮上米脂，又把铁锅驮回来。牲口总是驮着人们需要的东西，替合作社赚钱，半年的时间赚了九十六万九千多元。
现在呢，田保霖的运输队发展到七十四头牲口了，没有一个坏牲口。他用的是有经验的干部，运输队长石有光是好的长脚户，他懂得喂养牲口，他参加合作社是份子制，所以他更积极负责。
也有些运输队赔过钱，为什么田保霖会赚钱呢？因为他不但制度好，管理好，自带草料，不但会根据群众需要来调剂货物运销，他最主要的是懂得放青囤盐，上槽卖盐。
接着，油坊也办起来了。宁条梁的人都说：“田保霖是个什么人，为什么不准麻子出口，现在要去采买也不成，老百姓的麻子都卖给合作社了。他妈的，非揍他不可。”但他们是威吓不了的，老百姓愿意把麻子卖给合作社，合作社出的价钱公道，将来要买油也方便。田保霖的油坊一共榨了一百六十四榨，出油一万五千七百四十四斤，赚了二百三十二万七千一百六十元。这个生意使靖边的人都兴奋起来了，今年靖边县政府扩大种麻三万垧，能打一万八千担麻子、九千担油，而宁条梁是不产麻子的。
田保霖替人民办了事，一下便吃开了，他又被选为模范工作者，他出席劳动英雄大会，政府送他匾，老百姓也慰劳他。在会上大家都询问他为什么一下便能集那么多股金。他谦虚地笑着说：“一切替老百姓想，只要于他们有益，他们就拥护，离了他们是办不了事的。”他有了新的经验，人人都说他能行，能办大事。
这个会也讨论到许多生产问题，大家都说靖边县吃亏的是布匹；田保霖一盘算，每人每年至少要穿三丈三，全区一万零九十五个人就要三万三千三百一十三丈五尺，按市价二百六十元一尺计算，共需八千六百六十一万五千一百元，这样大的数目，如何能行呢？可是在乡上开展妇纺实在不容易，就需要有一个会纺的妇女去教，而且这些妇女很怕羞，要叫她们去学，她们一定会当作奇闻扭转头去笑。不过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田保霖下决心要开展这个工作。他一回去，便做了二百四十一架纺车，分配到全区。他找到了一个难民邹老太婆，她会纺线，田保霖便替她把家安置好，首先请到自己家里来教纺线。年轻的婆姨们都笑了，原来这并不难，几天后，大家都学会了。他便又把她请到另一家去教，邹老太婆骑着一头牲口，带着一架纺车在五乡走了这家又那家。邹老太婆得了奖励。纺花的工资很大，纺一斤交半斤，于是妇女们便争着来请邹老太婆，大家说：“描云绣花不算能，纺线织布不受穷。”要是听到谁家的又会了，心里就焦急：“唉，邹老太婆还不来咱们村子，看别人都穿上自己的布了。”这样，在三个月中教会了三十五个。田保霖又要这三十五个再教人。关于邹老太婆，去年就上了报，也成了有名气的人。
田保霖听到张清益在关中办义仓，成了边区特等劳动英雄。田保霖说：“咱靖边跌年成更多，年年防荒旱，这是一件大好事，咱合作社也办了吧。”于是他纠合众人开了一百一十五亩荒，又租了一百八十五亩，一共有三百亩，每亩收二斗，便可收六十石，而这个义仓还可推广，还可发展，要是每乡都有一个那就不怕天灾了。
因为他曾经向神父磕了八年头，仍然得不到一口饱饭，革命的政权才救了他，所以他格外讨厌他庄子上的关巫神，一看见上坛、下地狱、退煞谢神就恨：“这二流子又在骗人的钱。”他想出了一个治巫神的办法，他找了一个医生来，开一个药铺，四处替人灌羊治病，三个月中治了三百个人，灌羊三千，有病的人都找到合作社来。关巫神说：“田保霖本领大，神神也不敢来了。”
五乡的合作社一出了名，新城区的合作社便有了师傅。田保霖的合作社又成了总社。他们常来打听行情，学习方法，也开油坊，也跟着栽树，也跟着赚钱。邹老太婆也到了六乡，还要到三乡去。田保霖合作社在九个月之中，老百姓分到百分之九十的红利，他们笑着把红利又入了股，天天念着田主任的名字。
现在田保霖到延安来了，参加边区合作社主任联席会议。他带着极高的热情，他要见刘建章，他听到过延安南区合作社的各种方法；他要向刘主任学习，学习到能把合作社办成老百姓的亲人一样，人人相信它，依靠它，他也要把他的经验告诉别人，让大家研究。
这个会议马上要开幕了，它一定会把田保霖更提高一步，他的眼界也就更宽广，他一定会更坚定，更耐烦，做更多的事而为人民所拥护。
田保霖是一个爱名誉的人，但他牢牢记得惠中权同志的话：“要好名声只有一条路，替老百姓办好事。”
一九四四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