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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茨威格开始《克拉丽莎》( Clarissa )的写作,此时他已流亡到巴西。他在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写给前妻弗里德里克的信里就提到过此事,他说他想写一本有关奥地利的长篇小说,但是为此要查询十年的报纸,这只能在纽约做得到,而他一时半会儿不会去那里。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他在给前妻的信中再次提到“我有其他的计划,甚至想写一本长篇小说”。茨威格最后一次提到这部小说是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日给贝尔托尔德·菲尔特尔(Berthold Viertel)的信中,“我在从事一些写作,也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但是搁置了。”在小说草稿本的第一页上他写道:“只是起草了第一部分,也就是这个悲剧故事的开头,然后小说的写作因写蒙田的文章而中断,生活中各种事件的干扰也使我身不由己。”

茨威格最终未完成《克拉丽莎》,留下的只是草稿,这些草稿后在其遗稿中被发现,里面很多内容只是简单的笔记,还有很多不完整的句子。茨威格研究专家克努特·贝克(Knut Beck,又译克鲁特·贝克)根据茨威格的写作风格对这些草稿笔记进行了合理的拼接和补充,并根据女主人公的名字克拉丽莎为这部作品冠名。该书一九九〇年由德国S.费歇尔出版社出版。

《克拉丽莎》里的女主人公的男友是法国人,战争爆发后杳无音讯,克拉丽莎不敢和任何人提及他,甚至在自己的父亲那里也不敢,只因为他是敌对国的人,也就是敌人,而怀上敌人的孩子又是何其大的罪过!茨威格也曾有过一位法国女友名叫玛尔赛乐(Marcelle),她曾怀过他的孩子但最终流产。早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十日的日记中茨威格就提到要写他和玛尔赛乐的故事,而写作《克拉丽莎》时茨威格不可能不想起这位昔日的情人。同样也是战争让相恋的人不能见面,让至亲好友不能交往,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留给茨威格最大的痛最终又出现在《克拉丽莎》中。而没有子女的事实也的确是茨威格的一个巨大心病。茨威格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给妻子绿蒂的哥哥曼弗雷德和嫂子哈娜的信中这样写道:“对我来讲始终存在的问题还是,战争结束后我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和悟性来享受生活。你们有你们的女儿,你们一定可以的,一想到这,我就为你们由衷的高兴。”从这段书信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茨威格自己处在悲观绝望的情绪之中,但他坚信曼弗雷德他们会拥有美好的未来,主要因为他们有一个女儿,可见在茨威格眼里孩子是继续生命的重要因素。在茨威格一九四一年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写给曼弗雷德和哈娜的信中还有这样一句话:“这个新世界是属于你们的女儿的,我希望她将会看见并享受更好的时光”。由此可以看出茨威格对年轻一代人的未来是寄予无限期望的。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日写给贝尔托尔德·菲尔特尔的信里茨威格无比遗憾地写道:“到了一定的年龄你得为了没有孩子而付出代价,我的书是我其他的孩子,但他们现在又在哪里呢?”

出于对家乡深深的思念和对自己以往生活无限的怀念,茨威格在一九四〇年完成了自传《昨日世界》的写作,之后创作了《巴西——未来的国度》( Brasilien:Ein Land der Zukunft ),这两个题目给我们强烈的对比,但是这个未来对茨威格可惜是虚无的,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也无法拯救他。追忆完一去不返的辉煌的昨日世界之后,他再也无法体会到任何继续生活下去的意义。在这个时候写作《克拉丽莎》也是追忆一个过往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展示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丑陋和战后的混乱,这其实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回忆,恰恰是一战的严重后果催生了纳粹在德国的迅猛发展和最终希特勒的上台,从此茨威格熟悉的昨日世界开始走向毁灭。

小说中的莱奥纳尔的社会和政治主张以及他对小人物的理解让读者很容易想起茨威格的法国好友罗曼·罗兰,就是他一直坚信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治愈社会各种疾病的良药。在一九四一年五月驻美欧洲笔会的成立大会上茨威格曾在致辞中这样说:“只有我们在这个时刻对自己同时也对彼此保持信任,我们才尽到了我们的责任。”

就在一九四一年的最后一天茨威格还在给亲戚的信中写道:“现在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是这样一种可悲、可怜和毫无尊严的个人生活,就像被钉在一个地方的钉子,脱离了生命的伟大洪流,但是我们活着,希望着,期待着……”仅仅两个多月后的一个夜里,茨威格和绿蒂却匆匆告别了这个世界!他们选择死亡是因为他们突然停止了希望,停止了期待。茨威格再也没有可能给读者描绘克拉丽莎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〇年整整十年的人生经历,估计那绝对是艰难和痛苦的,但是作为一个坚强的女人,为了自己的儿子,相信她一定会顽强地生活下去的,当然是以自己的方式,走一个独立的、现代女性该走的路,不依赖他人,全凭自己的双手。

尽管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女性的就业和受教育情况得到了改善,但是整体来讲,在社会上男性依然居于主导地位,女性处于从属地位。茨威格能够在《克拉丽莎》和同样在其生后才发表的长篇小说《幻梦迷离》这两部作品中都将女主人公描写为最终把命运掌握在自我手中的强者,不再甘于成为牺牲者,不再是一副可怜的模样,这点实在难能可贵,也反映了作者笔下女性形象的改变和提升。

在《克拉丽莎》中,茨威格将自己的个人经历和虚构人物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展示了战争带来的灾难、战后的社会动荡和百姓的艰难生活,体现了作家强烈的反战情绪,彰显了作家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识。

二〇一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克拉丽莎》与《幻梦迷离》收入《茨威格小说全集》第四卷,《克拉丽莎》得以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为纪念茨威格逝世八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首次发行《克拉丽莎》译文的单行本。

张意
二〇二二年一月五日于蓝旗营 dyfM+p5on6iJRISc3z7Hsn9hNflFogqWaSdhUwlg3wxCiLlS/xIVTBYZnuwS8m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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