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所有的乡村邮电所都相差无几：看看其中的一所就可知全部。这些邮电所都建造于弗朗茨·约瑟夫 时期，使用同一资源，里面的设备同样寥寥无几或者简单划一，在任何地方都让人感到憋屈，国库的捉襟见肘显而易见。就连坐落在冰川之中的最偏僻的蒂罗尔山区的邮电所，也都顽固地保持着那股老朽的奥地利行政机构的味道，一闻便知，这就是那冷丝丝的烟草味道和布满灰尘的卷宗霉味。所有邮电所的布局如出一辙：一道安装着玻璃板的木墙把房间按照严格规定的比例划分为两个区域，一个是对外开放场所，一个是办公区。在对外开放场所没有任何可以就座的地方以及任何其他舒适的设施，可见国家根本不关心它的国民是否会在这里逗留时间较长。公共区域唯一的家具一般就是颤颤巍巍靠墙放着的歪七扭八的斜面写字台，上面铺着的那块破旧不堪的油布已经被无法数清的斑斑墨迹弄得黑乎乎的，在人们的记忆中那个嵌在桌子里的墨水瓶里看到的只是一团风干的墨糊糊，根本无法蘸着写字。就算桌上那个笔槽里凑巧有一支自来水笔，那它的笔尖肯定已经折断，根本写不了字。节俭的国库对于美观如同对于舒适一样的不上心：自从共和国把弗朗茨·约瑟夫的画像从墙上摘下来之后，拿来作为房间艺术装饰的充其量就是些海报，那些色彩特别扎眼的海报被贴在脏兮兮的石灰墙上，有的还在邀请人们去参观早已关张的展览，有些宣传购买彩票，在有些被人遗忘的邮电所里甚至还张贴着鼓励人们购买战争债券的海报。国家在公共场所的慷慨大方，充其量就显现在这些廉价的墙上装饰或许还有那个根本无人注意的“禁止吸烟”的告示上面。

相反，办公区域那边则让人格外肃然起敬。在这里，国家以最紧凑的方式象征性地展示了它不容忽视的权力和地域宽广。在那个被保护的角落放置着一个铁质钱柜，从窗户上安装的铁栏杆可以推测它那里时不时还真的收藏着数额可观的钱财。在工作台上闪闪发光的是一架莫尔斯发报机，上面的黄铜擦得锃亮，这可是个豪华玩意儿。旁边那部放在黑色镍制架上的电话机就显得朴素一些。这两个物件就引起人们一定的兴趣，深受尊敬，因为它们只要接上铜丝就把这个偏远小村和辽阔无垠的帝国联系在一起。其他邮政往来的家什就只好挤在一起了，包裹秤和装信的袋子，书籍，文件夹，本子，档案柜和那些圆形的发出叮当声响的邮资钱箱，秤和秤砣，黑色、蓝色、红色和紫色的铅笔，曲别针和夹子，绳子，火漆，海绵和吸墨器，胶水，刀子，剪刀和折纸器，所有这些邮政工作丰富多彩的小手工物件都玄乎地乱七八糟地堆在书桌那巴掌大的空间里。在许多抽屉和盒子里堆着各式各样的纸张和表格，满满当当的，简直难以想象。这些东西就这么近似挥霍地铺放着，但事实上这是假象，因为暗地里政府无情地清点着它那些廉价的办公用品中的每件东西，从用秃了的铅笔到撕碎的票券，从破成一缕一缕的吸墨纸到洗成小块的肥皂以及白铁洗手盆，从给办公空间照明的电灯泡到关门的铁质钥匙，国库都要求它的职员为每个用过的或者消耗掉的物件说明使用情况。铁炉旁边贴着一份详细的物品清单，这是用打字机打出的，加盖了公章并带有无法辨认的签字。这份清单以算数的无情把相关邮政局哪怕最微不足道和毫无价值的企业物品的存在都标注出来。只要是这个清单上没有的物品就不能出现在办公空间，反过来，任何登记在册的东西必须都各就各位而且触手可及。国家机关就要求秩序和合法。

严格意义上讲，这份打字机打出的物品清单上也该登记上一个人，此人每天早上八点要拉起玻璃板，使用起那些原本毫无生命力的办公用品，打开邮政袋，给信件加盖邮戳，支付汇款，开具收据，给包裹过秤，用蓝色、红色和紫色的笔在纸上写出奇怪的秘密符号（密码），拿起电话的听筒，开动莫尔斯发报机的卷轴。但是出于某种考虑，这个被公众大多称之为邮政助理或者邮政主管的人并没有被登记在清单上。他被登记在另一本公务册上，而这本册子放在邮政管理局另一个部门的另一个抽屉里，同样是一份名单，能够审核和监控。

在这个被国家鹰徽神圣化的办公大厅里从来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关于劳作和消亡的永恒法则，碰到国库的界限砸得粉碎，邮局周围的那些树木枝繁叶茂，然后又变成枯枝败叶，孩子长大成人，老人寿终正寝，房屋坍塌又以另一种形式重建起来，国家机关就是用这种永恒的一成不变有意识地宣示着它的超凡权力。它范围内的任何一件物品如果用旧或消失，变样或衰败，领导部门就会定制并送来完全一样型号的另一件物品，以此给这变化多端的平凡世界一个国家优越性的典型例子。内容会消逝，但形式永远不变。墙上挂着一份挂历。每天都被撕下一页，一周七天，一个月三十天。等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挂历变得很薄，也已到头，于是人们要求一份新的，同样的版式，同样的大小，同样的印刷：又是新的一年，但还是同样的挂历。桌上有个带着一行行列表的账本，左边的那页要是写满了，数字就填在右边那页上，就这样从一张纸到另一张纸。等到最后一张纸写满了，账本就记完了，那就再开始用另一个账本，同样的式样同样的版式，与以前的毫无区别。哪样东西要是不见了，第二天又会在那里出现，同等的样式，就像那个机构，每个同样的木板台面上都一成不变地放着同样的东西，永远是同样形式的纸张和铅笔、别针和表格，再怎么换也是一样的。在这个国库空间里没有东西消失，没有东西补充进来，没有凋零和盛开，这里是同样的生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延续不变的死亡。在那丰富多彩的物品系列中唯一不同的是物品老化和更新的节奏，而不是它们的命运。一支铅笔可以用一个星期，然后它就用完了，被一支新的同样的铅笔所替代。一本邮政账册可以用一个月，一个灯泡用三个月，一个挂历用一年。一把草编椅子的寿命是三年，然后会更换一把新的，而坐在这把椅子上消耗了整个一生的那个人的工龄是三十或者三十五年，然后一个新人就会坐上这把椅子。归根到底毫无区别。

在离克莱姆斯不远，坐火车大约两小时可到维也纳的地方，有个无足轻重的村子叫小赖夫林，一九二六年时，那里邮局的那个叫“公务员”的可替换的物件属于一位女性，因为这个邮局级别较低，所以官方称她为邮政女助理。通过玻璃板只能略微看到一个年轻女子的侧影，不怎么引人注意，但是挺可爱，嘴唇稍嫌单薄，面颊略显苍白，眼睛阴影下面有点发灰；在她晚上必须要打开那盏刺眼的电灯时，稍稍仔细一看，可以看到她的额头和太阳穴已经布上了一些细细的凹痕和皱纹。不管怎样，和窗台上的锦葵以及她今天放在白铁洗手盆里的宽大接骨木丛相比，这个姑娘绝对是小赖夫林邮局的物件中最鲜亮的，看上去至少还能工作二十五年。这只手指苍白的年轻女孩的手，肯定还得把同样的老旧玻璃板推上拉下好几千次。她还得把几十万也许上百万封信用同样简洁的动作扔到盖章台上，再几十万次或者上百万次地以同样短促的噼啪声用已经变黑的黄铜图章在邮票上盖戳。也许这个受到训练的关节甚至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机械地发挥作用，越来越无意识地、越来越从清醒的身体释放出来。几十万封信会不断地变成其他的信，但总还是信，邮票也会变成其他的邮票，但总还是邮票。日复一日，每天都是从上午八点到十二点，从下午两点到六点，在一年年的成长和凋落中，工作总是一成不变、一成不变、一成不变。

这个长着一头灰黄色头发的邮局女助理也许在这个静悄悄的夏天的上午时光，自己也正思考着这样的未来情景，也许她只是漫不经心地独自做着白日梦。反正她的双手从桌子上无所事事地滑落到大腿上，在那里她双手合拢，看上去纤细、疲倦和苍白。这是六月的一个中午，蓝天下烈日炎炎，而在小赖夫林的邮局里无事可做，早班邮件已经处理完毕，那个嚼着烟叶的驼背邮差辛特富尔纳已把信件分好，晚上之前不会有包裹和工厂的产品试验品送过来了，而乡下人现在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致写信。农民们戴着一米宽的草帽在外面远处的葡萄园里平整土地，孩子们没课，光着脚在溪水里嬉闹，正午骄阳似火热气蒸腾，门口那条起伏不平的石子路上空无一人。现在正合适待在家里做场好梦。在放下来的百叶窗阴影中，那些纸张和表格都在它们的抽屉和架子上睡觉，机器的金属懒洋洋无精打采地透过金色的朦胧闪着光。寂静就像一层厚厚的金色灰尘覆盖在各种物件上面，只有在关闭的窗户之间，一些蚊子发出小提琴般微细的声音，一只褐色的大黄蜂发出大提琴般的鸣声共同演奏一曲小人国的夏季音乐，唯一在这个带有凉意的房间里不断活动的就是那个窗户之间的木框壁钟，每秒钟它都用非常微小的咯咯声吞噬掉一滴时间，但是这个轻薄的单调的声响与其说让人清醒不如说让人昏昏欲睡。邮政女助理就这样以一种清醒的惬意的瘫痪姿势坐在她自己那微不足道的昏睡的世界里。人们可以从准备好的针和剪刀看出她其实是想做点针线活的，但是她手里的刺绣活揉搓成一团掉落在地上，她既没有愿望也没有力气把它捡起来。她软软地靠坐在椅子里，几乎停止了呼吸，闭上眼睛任由那奇妙罕见的懒散的感觉带着自己飘荡。

突然“哒哒”一声，她吓了一跳。然后声音再次响起，更生硬、更响亮、更不耐烦。莫尔斯发报机撒欢似的突突跳动起来，钟表盘哒哒直响：一份电报——这在小赖夫林可是稀客——需要隆重地迎接。邮局女主人猛然从昏昏欲睡的懒人感觉中挣脱出来，跳到那里，打开带状纸条。她还没怎么认清循环字带上最先出现的那几个字，血液就涌上了她的脑门。因为她在这里上班以来，这是第一次在电报纸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她一遍二遍三遍地读着已经敲打完毕的电报函，但还是没有看明白内容。怎么回事？什么事？谁从彭特莱西纳 给她发电报？“奥地利，小赖夫林的克里斯蒂娜·霍夫莱纳，衷心欢迎，随时期待你，随便哪一天，来前电告到达时间。最诚挚的克莱尔-安东尼。”谁是这个期待她的安东尼，是男还是女？是不是一个同事开的一个愚蠢的玩笑？但马上她就突然想起，母亲几个星期前跟她提起过姨妈今年夏天要来欧洲，对了，姨妈就叫克拉拉。那么安东尼，肯定是她丈夫的姓，母亲一直叫他安东。是的，现在她记得更清楚了，几天前就是她自己给母亲捎去一份来自契尔堡 的信，母亲对此一直保密，没有透露信里的只言片语。这份电报可是发给她的。难道是要自己去彭特莱西纳见姨妈吗？以前可从未谈起过这事啊。她一再盯着那尚未贴起来的纸条，她在这里亲自接收的第一份电报，一再无助而好奇地浏览着这张奇怪的纸，有些迷惘，简直不敢相信。不，不能再等到中午了。她马上就要去问母亲，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她一把拿起钥匙，锁上邮局的门，朝着住所跑过去。因为激动她忘记把电报机的摇杆拿下来。哒哒，哒哒，哒哒，就这样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那把黄铜小锤一直不断继续无语地敲打着空白纸条带，为了这般不受重视而恼怒。

电光的神速一再被不可思议地证明，因为它比我们的思想更敏捷。电报上这短短的几个字就像一道白色无声的闪电，降落在奥地利邮局那沉闷的雾霭里，直到几分钟前，这些字还在和这里隔着三个国家，在冰川蓝色凉爽的阴影里，在龙胆般清澈的恩加丁 天空下写出来的，发报人填写的表格上墨迹未干，这些字的意义和呼唤已经击进一颗惊慌失措的心灵。

那里发生了以下的事情：安东尼·梵·波伦，荷兰人，但多年来已经定居美国南部的几个州，是位棉花商人。就是这个安东尼·梵·波伦，一个脾气很好、反应迟钝，归根到底至多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男人，刚在皇宫饭店的由玻璃打造，阳光充沛的露台上吃完早饭。现在送上的是早餐的尼古丁高潮，一支大块头的黑褐色哈瓦那雪茄，特地由原产地装在密封的铁皮罐里直接运到这里。

为了用跟人学来的惬意享受一个有经验的吸烟者那最畅快的第一口烟，这位有点肥胖的先生把他的腿高高翘起，放在对面的藤安乐椅上，展开巨帆般正方形的报纸《纽约先驱报》，与它一起徜徉在股票行情和掮客报价那浩瀚无垠的铅字海洋之中。他的夫人克莱尔坐在他对面，过去人们就简单地叫她克拉拉，正在百无聊赖地切着早上吃的葡萄柚子。多年的经验告诉她，要想在她丈夫那里借着一个对话，冲破这道晨报厚墙完全是徒劳的。然后发生了一件她挺欢迎的事情，那个头戴褐色帽子，面若苹果，模样滑稽的饭店侍童突然拿着清晨邮件向她急速走来：托盘上只有一封信，但信的内容好像费了她不少脑筋，因为她竟然不顾多年的经验试着打断她丈夫的晨读：“安东尼，停一下。”她请求道。报纸纹丝不动。“我没有打扰你的意思，安东尼，就听我说一下，事情有点急。玛丽——”她不由自主地说起英语，“——玛丽刚给我回信。她说，她来不了，她其实特别想来，但是她的心脏不好，很不好，医生认为她受不了海拔两千米的高度。医生说绝对不行。但如果我们不反对的话，她很想让克里斯蒂娜来，你知道的，最小的那个丫头、金发的。战前你收到过她的一张照片。她虽然在一个邮局里工作，但还从来没有正经休假过，她要是递交申请，肯定马上得到批准。信上这么说，如果她能在这么多年之后，来‘看望你，亲爱的克拉拉，和敬爱的安东尼，她当然会非常幸福’，等等等等。”

报纸一动不动，克莱尔着急了。“你的意思如何？咱们该让她来吗？……对这个可怜的孩子来说，呼吸点新鲜空气肯定不是坏事，怎么着也该是这样的。既然我到这儿来了，也真该认识一下我姐姐的孩子，否则就和家里一点关系也没有了。我让她来，你不会反对吧？”

报纸窸窣响了一下。先是从报纸边缘升起一个吐出的哈瓦那雪茄的烟圈，圆圆的，蓝蓝的，然后才跟着一声慢吞吞的无所谓的声音：“Not at all. Why should I？” 这个对话就通过这么简短的回答告终，一个人的命运也因此开始。这个亲戚关系又要追溯到几十年前，因为这个听起来几乎像是贵族的名字，这个“梵”字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荷兰字，就算夫妻间说着英语，但那个克莱尔·梵·波伦其实就是玛丽·霍夫莱纳的妹妹，也就无可争议的是小赖夫林的那个邮局女助理的姨妈。她在二十五年前离开奥地利，也是和一件不太光彩的故事有关，对此她——我们的记忆总是由着我们的喜好——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了，而她的姐姐也从没有给她的女儿们好好地讲起过。当时这个丑闻可是轰动一时，要不是那些聪明、机智的男人们用一个好的借口压住了人们的好奇，会更加恶劣的。那时这位克莱尔·梵·波伦夫人只是坐落于白菜市场一家高档时装店的克拉拉小姐，一个普通的试衣女郎。她当时可是眼睛晶莹闪烁，身体柔软轻盈，一位陪着夫人前来试衣的上了年纪的经营木材的实业家竟无可救药地迷上了她。带着急不可待要赶上末班车的激情，这位富有的保养得相当不错的商务顾问，在几天内就爱上了克拉拉小姐丰满的身材、她的幽默风趣和金色的头发。就在他那个圈子里，商务顾问也算异乎寻常的慷慨大方，加快了他对这个试衣女郎的追求。不久，这位才十九岁的试衣女郎就能穿着最美丽的衣服和皮大衣坐着出租马车到处兜风，这些衣物她以前只能在那些大多特别挑剔，要求很高的顾客面前对着镜子试穿，而现在它们是她的私人财产，这着实使她那些老实巴交的家人十分恼怒。她变得越时髦，她那已经不再年轻的施主就越喜欢她，这位被自己意想不到的爱情完全冲昏了头脑的商务顾问越喜欢她，就越愿意挥金如土地打扮她。不到几个星期克拉拉就把他征服得服服帖帖，私下里商务顾问已经让一个律师准备了离婚材料，克拉拉很快就能成为维也纳最富有的女人之一了——这时那位妻子——有人写匿名信警告她——做了一件大蠢事。三十年风平浪静的婚姻之后，一下子要像一匹瘸腿马似的被人撵走，她完全有理由妒火中烧恼羞成怒，她买了一把左轮手枪袭击了那对正好在一个刚刚装修完毕的金屋里厮混的老少配。这个女子怒不可遏，不由分说就直接朝那个小三开了两枪，一枪打偏，一枪打中了她的手臂。伤势其实并不重，但随即招惹的事情却让人颇为难堪：闻声赶来的邻居、透过打破的窗户传出的呼叫声、被砸开的大门、晕倒的人和各种口角场面，医生、警察、犯罪现场笔录和这之后看来不可避免的法庭审讯，因为是丑闻的缘故，这场审讯是所有当事人全都害怕的事情。对有钱人来说幸运的是，不光在维也纳，就是各个地方都有诡计多端的律师，擅长为他们掩盖这些令人不快的丑闻。其中一位是久经沙场的大师，名叫卡尔普鲁斯的司法顾问，立即着手处理这件棘手的案子。他把克拉拉客气地请到他的办公室。她卖弄风情地裹着纱布，高雅至极地现身，好奇地通读了一遍合同，按此合同她有义务在出庭作证之前前往美国，在那里除了一笔一次性的补偿之外，她在五年内的每个月的第一天还能从一个律师那里领取一定数额的金钱，前提是她乖乖的不闹事。克拉拉在这件丑闻之后已经完全没有兴趣再在维也纳当她的试衣小姐，而且也已经被她自己的家庭赶了出来，毫不气恼地读完四页纸的合同，迅速计算了一下钱数，觉得高得令人吃惊，当场又即兴要求追加一千古尔顿。这个要求立即得到同意，于是她脸上快速堆起一丝微笑，在合同上签了字，然后漂洋过海，从未后悔过自己的决定。在船上就有各式各样的人向她提出结婚的可能性，不久之后出现了决定性的求婚：在纽约的一家旅店里，她认识了她的梵·波伦，他当时只是一个荷兰出口商行的小小代理人，但他迅速决定用克拉拉带来的小小资本前往南方经营自己的买卖，而对这个资本的罗曼蒂克起源一无所知。三年后他们有了两个孩子，五年后有了一所房子，十年后有了可观的财产。在欧洲因为战争人们获得的财产严重缩水，而在任何其他大陆，在当时财产都大大增加。现在那两个已经长大成人而且非常有经商头脑的儿子，已经在父亲的商行里帮忙，所以这两个上了岁数的爸妈就可以在多年后，无忧无虑地去欧洲进行一次比较奢华的旅行。好奇怪：当契尔堡那平坦的海岸从雾霭中缓缓露出时，克莱尔一瞬间找到了家乡的感觉。她内心其实早已是美国人，但仅仅凭着这片土地就是欧洲这个事实，她就对自己的青年时代产生了一阵怀念。夜里她梦到她和姐姐挨着睡的有栏杆的儿童小床，好多好多记忆纷至沓来，她一下子对于自己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给落魄丧偶的姐姐写过一个字而感到万分羞愧。她等不及了：就在码头栈桥上，她就发出了那封信让姐姐来看望，还附了一张百元美钞。

现在只要梵·波伦夫人招招手，这个邀请就转给女儿了，那个穿号衣的男孩马上就像支褐色的弩箭飞奔过来，简短吩咐一下，他就拿起一个电报表格，帽子紧紧扣在耳边，手里拿着填写好的纸张，快步奔向邮政局。几分钟之后，从啪嗒啪嗒直响的莫尔斯发报机上发出的字符就越过天花板进入铜丝线，只用唯一的一束无线电闪就让信息穿越千里电线，快过咣当咣当乱响的火车，也比灰尘飞扬的汽车迅速。一眨眼的工夫超越边境，一眨眼的工夫穿过千山万壑的弗阿贝尔格、风光明媚的列支敦士顿和山谷纵横的蒂罗尔，然后这几个魔幻般变换的字眼就从冰川高处进入了多瑙河的峡谷中间，进入林茨的一个变压器里。在那里休息片刻后，用比人们说出“迅速”二字更迅速地通过小赖夫林屋顶的电闸进入惊醒过来的接收机，再从那里进入一颗惊诧不已、迷惘困惑、充满好奇的炽热心灵。

斜穿大街拐过街角，爬上一道阴暗的吱吱作响的木头楼梯，就是克里斯蒂娜的家。这只是一间阁楼小屋，窗户很小，坐落在一个狭小的农舍里。一道宽大的向外延伸的山墙，冬天用来挡雪，但是在白天却遮挡住了顶层的每一丝光线；有时只有在傍晚，一缕单薄的已经非常微弱的光线能够照射到窗台上的天竺葵上。阁楼间总是散发着沼泽地发霉的味道，闻起来像朽坏的屋脊和发霉的床单；这陈旧的味道就像长在木头上的蘑菇；也许在一般时期这个房间就是用来充当仓库的。但是战后严重房荒，人们只要能在屋里放下两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个柜子就已经很知足和感恩了。就连那把祖上留下的皮垫扶手椅也太占地方，很便宜地卖给了旧货商，可后来发现这样做非常失策，因为现在一旦霍夫莱纳老太太浮肿积水的脚动弹不得时，她唯一能休息的地方也就只剩下床了。

这双肿胀厉害的病态的腿在法兰绒绷带下显出危险的蓝色静脉，这是这位极度疲倦过早衰老的女人在一家战地医院的一个没有设地下室的地下小屋里干了两年活做下的毛病，分配给她的工作是管理员（你总得挣钱养家糊口吧？）。从那以后她走路就艰难地一路喘气，每次当她用力或者激动的时候，这个大块头的女人都会突然捂住心脏。她清楚她不会长寿。幸运的是，帝制被推翻后，她的枢密官小叔子在动荡之际还及时为克里斯蒂娜捞到了一份邮局助理的工作，尽管薪水少得可怜，又是在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地方。但是不管怎样，有了一定的稳定生活，头上有了片瓦，有了一定喘息的空间，只够勉强活着，让她先适应一下以后更狭窄的棺材。

在这个四方空间里总是散发着酸气、湿气和病气，从旁边特别小的厨房通过关不紧的门透进来一股浑浊的味道和加热饭菜的蒸汽，就像一块燃烧之后净在冒烟的面纱。克里斯蒂娜刚一进屋不由自主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拉开关着的窗户。床上年迈的女人被这猛地一拉引起的当啷一声吵醒了，呻吟起来。她做不了别的，每动一下就呻吟一下，就像一个坏了的柜子，你只要走近它，还没有碰到它呢，它就吱吱作响了：这是一个患风湿病的身体在疼痛前预先感觉到的恐惧。老妇人先呻吟了一会儿，然后才在这必不可少的呻吟之后虚弱地问道：“怎么了？”瞌睡之后，昏昏沉沉的意识也知道，现在还不是正午呢，还不到饭点。一定发生了什么不一般的事情。这时女儿把电报递给她。

老妇人饱经风霜的手费劲地在摸床头柜上的眼镜，每动一下身体都痛，她花了不少时间才在一大堆药品里找到了那副钢框眼镜，把它戴上。老妇人刚读完信，就像一阵电击穿过沉重的身体，大块头的身体大口喘起气来，费力地呼吸着，跌跌撞撞地用尽自己全身不可抗拒的力气扑向克里斯蒂娜。她热烈地抱紧受到惊吓的女儿，浑身发抖，大笑起来，喘着气，想说话，但是说不出来，最后双手捂着胸口筋疲力尽地瘫坐到椅子上，深深地呼吸着，喘着气停顿了一分钟，然后从抽搐的牙齿掉光的嘴巴里颤抖不已，结结巴巴地喷出一阵混乱不堪的话语，只能听懂一半，一半被她吞掉，这些话总是一再被莫名其妙得意扬扬的大笑所吞没。她越想让别人听懂自己，结巴得就越厉害，就越拼命地做手势，眼泪已经顺着面颊流淌进干瘪的抽搐的嘴里。她冲着女儿语无伦次滔滔不绝地说话，而女儿已经被这个可笑的疯狂景象完全弄糊涂了。谢天谢地，现在一切都搞定了，她可以放心地死了，她这个毫无用处疾病缠身的老太婆。就是为了这个，她上个月才去朝圣，就在六月，就是为了这个，她请求她的妹妹克拉拉能在她死之前再从美国过来一次，关照一下她这个可怜的孩子。现在她已心满意足。在那儿——就在那儿放着——妹妹不光写了信，不，还花那么多钱发电报让克里斯蒂娜去她的饭店，而且两周前她还寄来一百美元，她一直就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这个克拉拉，她一直特别好特别善良。用这一百美元，克里斯蒂娜不光能去那个高级的疗养地拜访姨妈，还能把自己打扮得跟一位侯爵小姐一样。是啊，在那儿她会大开眼界，在那儿她将会看到那些有钱的高贵人士是如何享受生活的。生平第一次她将亲自，谢谢老天爷，跟其他人一样过上好日子，所有的圣人可以证明，对此她受之无愧。至今为止她都过的什么日子啊——除了工作、上班、劳累，还得伺候又生病又无用成天唉声叹气的老太婆，这老太婆其实早就该入土了，她能做的最聪明的事情就是赶快入土为安。小克里斯特 整个的青年时代都因为她和那可诅咒的战争给搞得一团糟，一想到她把女儿一生最好的年华都给耽误了，老婆子的心都碎了。现在女儿可以去追寻自己的幸福了。但她得对姨夫和姨妈彬彬有礼和谦虚谨慎，在克拉拉姨妈面前别害怕，她有颗金子般的心，她人特别好，肯定会帮她逃离这个令人窒息的偏僻小镇，逃离这个乡下鬼地方，就算老妈自己要躺到地下去了。如果姨妈最后要带她走，她千万不要有所顾虑，她就应该离开这个腐败堕落的国家，远离这里的这些坏人，不必想着照顾老妈。她总能在养老院找个落脚的地方的，而且说到底，她还能活多久啊……唉，现在她可以放心地闭眼了，现在一切都好了。

这个浮肿的老太太被布条和衬裙厚厚地包裹起来，一再晃晃悠悠站起来，迈着她那大象般的腿脚步沉重地来回走动，弄得地板嘎吱嘎吱地响。她一再把一条红色的大手绢堵在眼睛前面，因为泪水和欢喜交融在一起。她越来越使劲地打着手势，一直得从她的闹哄哄的兴奋中停顿一下，以便再一次坐起身、呻吟一会儿、擤下鼻涕，为了下一轮滔滔不绝地说话而喘口气。她总是又想起什么，说个不停，说一会儿又嚷一会儿、欢呼一会儿又呻吟一会儿，为了她安排成功的惊喜而抽泣不止。突然，就在她筋疲力尽的瞬间，这位母亲发现，尽管她冲着女儿欣喜若狂，可克里斯蒂娜却面色苍白，恍恍惚惚，颇为难堪地站在那里，眼里满是惊异更有迷惘，全然不知该如何作答。这让老妇人很不高兴。她又一次使尽全身的力气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女儿面前，热情地抱住不知所措的女儿使劲亲吻，把她拉到自己面前来回摇晃：“啊，你怎么什么也不说啊？这事和他人无关，只和你有关，你怎么了？我的傻孩子？这么幸运的事，你却像根木头似的站在那里，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讲！你倒是高兴一下啊！是啊，你干吗不高兴呢？”

邮局规定，严禁所有邮局职员，在上班期间较长时间离开工作场所，就是最重要的私人事务也不能置于国家法律之上：公务在先，个人在后，文字在前，思想在后。所以只中断了一会儿工作，没几分钟，这位小赖夫林的邮局女助理就又责任心极强地坐在了玻璃板后面。这期间没人找过她。那些松松散散地放在孤单的桌子上的纸张跟先前一样睡眼惺忪，关闭的电报机刚才还在这间灰暗的房间里使她热血沸腾，此刻悄然无语地闪着黄光。谢天谢地，没有人来过，没有耽误任何事情。这个邮局女助理现在可以安安心心地好好思考一下那个令人迷惘的消息，由于这个惊喜带来的纷乱她还没有搞明白，这个从电报线闯进屋子的消息，到底是令人难堪还是受人欢迎。思绪逐渐清晰起来。她要出门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母亲，要出门十四天或者更多的时间到陌生人那里去，不是，是去姨妈那里，去一家高级饭店，见她母亲的妹妹。她该休假，真正的正当的休假，在这么多年后被允许好好休息一次，看看这个世界，看看新鲜事物，看看不同的东西。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思忖着。这其实真是个好消息，母亲是对的，真的，她这么高兴是对的。好好想想的话，对她来说这是这么多年来，传到家里最好的消息。第一次可以不用上班，自由自在，去看新的面孔，去看世界的另一部分，这难道不是从天上掉下的馅饼吗？突然耳边响起母亲诧异、惊慌几乎恼怒的问题：“是啊，你干吗不高兴呢？”

她是对的，母亲真是对的：我为什么不高兴？为什么我的内心一点也不激动？为什么我没被打动，没有一再受到震撼？她一再仔细倾听是否内心会给出一个回答来答复这个从天而降的美好惊喜，可是没有：她感觉的只是迷惘和疑惑的惊慌感。太奇怪了，她想道，我为什么不高兴呢？每次我从邮政袋里把明信片拿出来整理，会端详它们，挪威灰蒙蒙的峡湾、巴黎的林荫大道、索伦特的海湾、纽约的石头堆成的金字塔，我不是每次都叹口气然后把它们放在一边吗？什么时候轮到我？什么时候我也能有一次？在那些漫长空虚的上午我做的梦无非就是要从这个毫无意义的破工作中解脱出来，从这个与时间可怕的赛跑中挣脱出来。就这么一次好好休息一下，大把大把地完完全全地拥有时间，不总是零零散散的扯得粉粉碎的，碎得能把一个人的手指都切割成几段似的。就这么一次不要被这日常的作息程序左右，被那个扼杀睡眠的催命鬼闹钟催着起床、穿衣、生火、取奶、拿面包、点火、盖图章、写单据、打电话，然后又回家马上熨衣服、去灶台、洗衣、做饭、缝缝补补、照顾病人，最后累得半死倒头就睡。这样的梦我已经做了上千次，在这同一张桌子上，在这儿，在这个围着栅栏的笼子里，我已经几十万次地梦到过这事，现在这一切突然发生在我身上了，要我去旅行，要马上获得自由，然而——母亲是对的——为什么我竟然不高兴呢？为什么我还没准备好呢？

她两眼发直肩膀无力地坐着，眼睛紧盯着那陌生冰冷的墙，等待着，等待着，这一迟到的喜悦是不是真的就要到来。这么千呼万唤，她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就像一个孕妇倾听着自己的身体，倾听着，冲着自己深深弯下腰。但是没有一丝动静，一切都那么安静、空荡，就像一个没有鸟儿鸣叫的森林。她，一个二十八岁的女人，越来越努力地试着回忆，高兴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大吃一惊地意识到，她已经不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就像是儿童时期学过的外语，已经遗忘，只记得曾经会过。她思考着最后一次高兴是什么时候，她使劲想，两道细小的皱纹明显地爬上了她低下的额头。渐渐地她想起来了：就像从一个模糊的镜子里出来一个图像，一个金发小女孩，小腿细细的，书包调皮地在花布短裙上方摆来摆去。十几个孩子围着她：他们在维也纳郊区一个花园里玩击球游戏。时刻都有一阵纵情欢乐和火箭般的欢笑与羽毛球一起飞得高高的，现在她想起来了，那笑声当时是多么轻盈多么松弛地停留在嗓子眼里，总是那么近，在皮肤下痒痒的，在血液里搅拌着发酵着，只要稍稍晃动一下它就滚出嘴唇，它如此松弛地待在脖子里，几乎太松弛了。在学校你必须把手紧紧抓住长椅子边紧咬嘴唇，这样才能在法语课上听到任何一个滑稽字或看到任何一件蠢事时不至于笑出声来。因为任何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当时都能把这泡沫四溅浪花迸涌的小女孩的笑声给勾引出来。一个老师打个结巴，镜子前的一个鬼脸、一只滑稽地蜷曲着尾巴的母猫、一个在马路上看你一眼的军官，所有微不足道的事情，每个毫无意义的小玩笑都会使她发笑，她身上装满了欢笑的火药，以至于碰到一点火星都会爆发出欢笑。这轻松淘气的欢笑总在那里而且做好准备，就是在睡梦中它也在那孩子般的嘴上显现出它欢快的舞姿。

然后突然一切都黑了熄灭了，就像一根被压灭的灯芯。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下午她在游泳池；在衣帽间脱衬衫的时候她看到了自己赤裸的身体，宛如看到一道闪亮的闪电，这十六岁的胴体紧绷绷的，丰满、白皙、生机盎然、柔软健康。她兴高采烈地打着水花，游着泳，让身体凉下来，和女伴们在发出吱吱响的厚木板上追逐着——她至今还能听到其他六个半大不小的女孩的笑声和呼哧呼哧的喘气声。然后就得小跑着回家了，快，快，迈着敏捷的脚步，当然还是晚了，她本该帮着妈妈收拾行李的：两天后她要去康普山谷享受夏日的清凉。她一步三节台阶地跑上楼梯喘着大气冲进家门。但是好奇怪，她刚进门爸爸妈妈就中断了正说着的话，两个人都急匆匆避开她看着别处。刚才她听到爸爸不同寻常地大声说着话，而现在则带着令人怀疑的热情开始看起报来，而妈妈肯定刚哭过，她手里揉搓着手绢快步朝着窗户走去。发生什么了？他们吵架了？没有，从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爸爸突然转身把手放在妈妈抽搐的肩上，而妈妈则看着爸爸，从未这么温柔过。妈妈没有收回目光，只是在无声的抚摸中抽搐更加激烈了。发生什么了？他们两个人中没有一个人理睬她，也没有一个人看她一眼。十二年后直到今天她还记着她当时的恐惧。他们生她的气了？她做错了什么？惊恐地——一个孩子心里总是充满恐惧和过失感——她蹑手蹑脚走进厨房，那里厨娘波采娜跟她说，邻居家军官的仆人戛查知道实情，他说，现在开火了，就得给这些混蛋塞尔维亚人点颜色看看。奥托作为后备役少尉得上前线，还有他们的姐夫，两个人都得去，难怪父亲和母亲这么心烦意乱。果然，第二天，她的哥哥奥托突然出现在家里，身着青灰色步兵狙击手的制服，背带斜挂在肩上，佩刀柄上缀着金色缨带。平时他作为文科中学的代理教师大多数情况下都穿着一件刷得不怎么干净的黑礼服，那个很有尊严的黑色几乎使他显得有些可笑，他就是个面色苍白、瘦高个儿的小伙子，短发秸秆般乱糟糟的，脸颊上长着软软的淡黄色的绒毛。然而现在有股坚决的表情挂在他的唇边，因为穿的军服上衣腰身很紧所以直挺挺地站着，在妹妹眼里显得很是新奇，与往常很不相同。她带着黄毛丫头愚蠢的孩子般的骄傲抬眼望着哥哥，拍着双手说：“老天啊，你真是帅呆了。”然后平时很温柔的妈妈推了她一把，她都得用胳膊肘支撑在柜子那边不至于倒下：“害不害羞啊，你这个没心没肺的小东西？”这个爆发出来的愤怒只是宣泄积在心里的痛苦，现在抽搐的嘴里发出大声的抽泣，撕心裂肺的叫喊，这个绝望的女人全身使足劲紧紧抱住那个年轻人，儿子使劲移开脑袋，试着保持男子汉的姿势，嘴里唠叨着国家和义务之类的话语。父亲转过身，他看不得这个场面，于是这个年轻人，脸色煞白，咬紧牙齿，几乎使用暴力般挣脱母亲猛烈的搂抱。突然间，他迅速匆忙地亲吻了一下母亲的面颊，和非常不自然地保持着紧绷绷姿势的父亲握了握手，对她，克里斯蒂娜，说声急促的“再见”，就从她身边一掠而过。然后他就带着他的佩刀当啷当啷地下楼去了。下午姐夫前来告别，他的职业是市政府公务员，又是辎重队的中士。这就简单多了，他知道自己是安全的，他很放松，看上去就像一切都挺好玩似的，他开着轻松的玩笑安慰了几句就走了。但这两个人的后面留下了两个阴影，一个是哥哥的老婆，怀孕四个月了，一个是姐姐带着她幼小的孩子。每天晚上这两个人都和他们坐在桌旁，每次都是这样，就仿佛灯油变得更加昏暗一些。克里斯蒂娜要是毫无恶意地说几句快活的话，所有的人立即都用严厉的目光瞪着她，就连钻进被子后她还羞愧不已，怪自己不好，这么不稳重，还这么孩子气。不由自主地她就变得沉默寡言了。笑声在房间里消失了，四壁之间的睡眠也变得不复香甜。只有在夜里她偶然醒来时，能听到隔壁轻轻的不间断的声响，仿佛幽灵般的水滴落下的声音，那是母亲，她（无法入睡）跪在长明灯下的圣母玛利亚像前为哥哥几小时几小时地祈祷。

接下来是一九一五年：克里斯蒂娜十七岁。父母老了十岁。就好像有什么碱液在父亲身体里销蚀着，他一下子就抽缩了，满脸蜡黄，驼着背痛苦地从一个房间挪到另一个房间。大家都知道他在为家里的生意担心。六十年来，还是从祖父那时开始，整个帝国就没有一个人能像博尼法齐乌斯·霍夫莱纳和他儿子那样知道如何处理羚羊角和填塞猎物。他甚至给埃斯特哈齐 公爵，施瓦尔称贝尔格 公爵，甚至给其他大公爵的府邸里都做过猎物的标本，带着四个帮手，从早到晚干个不停，特别卖力，干净正派。但是在这个残酷的时代，人们只是朝着人射击，几个星期都没有人来按门铃请他干活，但是儿媳妇坐月子，外孙生病都要花钱。这个变得沉默寡言的男人肩膀向下佝偻得越来越厉害。有一天它们就完全折弯了。那天来了一封来自伊松佐 的信，本来该是儿子奥托的笔迹，但这次是他的上尉写来的，他们立即就知道了：冲锋在前，为国捐躯，永志不忘，等等。家里越来越安静了；妈妈也停止祈祷了，圣母玛利亚像上面的灯也熄灭了，因为她忘记给长明灯加油了。

一九一六年，克里斯蒂娜十八岁。一个新词在家人嘴边不停出现：太贵了。母亲、父亲、姐姐和嫂嫂躲避他们的忧愁，都齐声诅咒纸币贬值。从早到晚他们都在计算每天贫困的生活。肉太贵，黄油太贵，鞋太贵：克里斯蒂娜自己都不敢呼吸了，因为担心空气也太贵。必需的日用品已极度短缺，它们爬进了投机倒把者的老鼠洞里和隐蔽的阁楼上待价而沽。大家得跟踪追寻：面包得乞讨得来，少量的蔬菜得从小贩那儿骗来，鸡蛋得从乡下弄来，煤炭得用小推车从火车站运回来，这是数以千计挨饿受冻的女人每天竞相追逐的猎物，可是每天获得的猎物越来越少。父亲的胃不好，他需要容易消化的特别食物。自从他把博尼法齐乌斯·霍夫莱纳的招牌从店门口摘下来，把铺子卖了之后，他就不再和任何人说话。当他认为周围没人的时候，有时候会用手使劲挤压肚子呻吟几声。其实真该去叫医生来。但是：太贵了，父亲说，宁可蜷缩起身体悄悄忍受他的痛苦。

然后是一九一七年——克里斯蒂娜十九岁；新年过后两天他们埋葬了父亲，储蓄银行存折上的钱刚好够把衣服拿出去染成黑色。日子越来越昂贵，他们已经把两间屋子出租给一对从布洛蒂逃难到这里来的夫妇，但是就算你从大清早到深夜再拼命干活，不够还是不够。最后在部里当枢密官的叔叔给他们在柯尔新堡的医院谋到了差事，母亲做管理员，克里斯蒂娜自己做文书。可惜上班的地方特别远，天蒙蒙亮就得坐上寒冷刺骨没有暖气的火车车厢，直到晚上才回家，然后就是收拾房间，缝缝补补，擦擦洗洗，直到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要，像只翻倒的面粉口袋，栽进一个并不友好的睡眠，最好再也醒不过来。

接着是一九一八年——克里斯蒂娜二十岁。还在打仗，还没有过上自由自在没有烦恼的日子，还是没有时间照照镜子，到街上溜达溜达。母亲开始抱怨在潮湿的没有设地下室的医院房间里工作，她的腿浮肿了。但她几乎已经没有力气同情母亲。她和残疾人待在同一房里的时间太长了。因为每天都要在打字机上登记七八十个可怕的残疾病历，她身上不知什么东西已经变得非常迟钝。有时一个炸掉了左腿的小个子中尉会拄着拐杖来她房间里找她，他来自巴拿特，金黄色的头发就像他家乡的麦子，尚未定型的孩子般的脸上已经有了抬头纹。出于乡愁他用老施瓦本方言给她讲述他村里的故事，讲他的狗和他的马，好一个可怜的失落的金发孩子。有一次他们晚上在花园的长椅上接吻了，也就是两三个吻，平淡无奇，与其说是出于爱不如说是出于同情，然后他说战争一结束就想和她结婚。听着他说的话，她有气无力地微微一笑；她根本想都不敢想战争还会有结束的一天。

然后是一九一九年——克里斯蒂娜二十一岁。战争真的结束了，但贫困并没有结束。它只是蜷缩在法令规定的炮火下面，只是狡猾地钻进了刚刚印刷出来的钞票和战争债券的纸质防弹掩蔽部里。现在穷困爬了出来，眼窝深陷，大张着嘴，无耻地吞食着来自战争阴沟的最后的残留物。整整一个冬天大额钞票从天而降，几十万几百万的，每个雪片、每张千元钞票都在发烫的手里融化。人们睡觉的时候金钱消融了，就在人们换上破了的木头后跟的鞋，想第二次跑到售货摊去的时候，钱就破碎了；人们总是在路上奔走，但总是到得太晚。生活成了数学，加呀，乘呀，一个由数字和数目组成的疯狂的旋转的圈子，这个搅棒把最后的一点家当都搅进那黑色的贪得无厌的虚无之中：母亲脖子上的金别针、手指上的结婚戒指、桌子上的锦缎桌布全都卷了进去。但是不管你往里面扔进多少东西，都是徒劳，都填不满这个巨大的地狱般的黑洞，不管你夜里编织羊毛衫到多晚，把所有的房间都租了出去，母女两人自己睡在厨房里，都无济于事。但是睡觉还是你唯一能够赐予自己的，唯一不花钱的东西，深夜里那过度疲劳、消瘦、苍白，但依然没有被人触摸过的身子倒在床垫上，六七个小时不去理睬这个灾难深重的世界。

然后是一九二〇和一九二一年。二十二岁、二十三岁，豆蔻年华，青春绽放，不就是这么说的吗？但是没人跟她说这个，她自己也不知道。从早到晚就是一个念头：如何用总是变得越来越少的钱过日子。日子是好了一些。枢密官叔叔又出手相助，他亲自到邮政局领导部门的杜洛克牌友那里去讨到了一个邮局助理的职位，虽然远在小赖夫林，一个葡萄农居住的贫穷小地方，但毕竟是个候补公务员的工作，是个稳定的职位，提供一定的安全。这点菲薄的工资只够一个人的生活，但是因为姐夫在家里没有地方了，所以她必须把妈妈接到自己这里。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每天还总是始于节省终于算计。每一根火柴，每一粒咖啡豆，面团里的每一个碎屑都得数清楚。但不管怎么说还在呼吸，还是活着。

然后是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四年——克里斯蒂娜二十四岁、二十五岁、二十六岁。还年轻吗？还是已经老了？太阳穴上轻轻涂上了几道皱纹，有时她的腿特别疲劳，早春时节她的头总是痛得特别厉害。但是一切都在往前走，一切都在好起来。手上的钱又值钱了，她被长期雇佣了，是邮局助理，姐夫每个月月初也给母亲寄来两三张钞票。现在该试着悄悄地再次重返青春；母亲也催着她该出门散散心。最终母亲得胜了，她在附近的地方报名参加一个舞蹈班。学习有节奏的舞步并不容易，疲乏已经深入到她的血液里，有时她觉得她的关节似乎已经不知怎地冻僵了，就连音乐也不能给它解冻。她艰难地练习着指定的舞步，但是音乐打动不了她，也无法吸引她。她第一次感觉到：太晚了，青春已被战争弄得痛苦不堪面目全非。她身体内部肯定断了一根弹簧，而那些男人们也好像不知怎地都感觉到了，所以没有人当真追求她，尽管在那些长着苹果似的圆圆的脸和苹果一样红红的腮帮子的乡村姑娘当中，她那温柔的金发的轮廓显得很有贵族气派。这些十七八岁的战后姑娘们可不会安静地或者耐心地等待什么人看上她们。她们要求享乐，觉得这就是她们的权利，她们要求得如此狂热，就好像她们不只想过一回她们自己的青春，还想把几十万死去的人和被掩埋的人的青春都过一遍。看着这些新人，这些年轻人如何自信、贪婪地带着如此内行和放肆的眼睛和如此挑逗的臀部做出不雅的动作，看着这些女孩在小伙子们最大胆的搂抱中如何心知肚明地狂笑，看着她们毫不害臊地一个个在回家的路上跟着男人拐进森林里去，这位二十六岁的女子都瞠目结舌了。这让她恶心。在这群贪婪的粗野的战后年轻人中她感觉自己老得掉牙、疲惫不堪、一无是处、已被超越，毫无与她们竞争的愿望和能力。归根到底：只要不再打仗，只要不再费力气！只是安静地呼吸，安静地做着白日梦，做好自己的工作，就给窗台上的花浇浇水，无所求无所希冀。只求不再挑起任何事情，不再追求新的刺激的事情：这个二十六岁的姑娘在她那十几年的青春被战争掠走后，再也没有任何勇气，再也没有任何力气来兴高采烈，寻求欢乐了。

克里斯蒂娜从她的思考中缓过神来呻吟了一下。光是想想她青年时代所经历的那些可怕的事情就让她疲惫不堪。母亲策划的这一切都毫无意义！现在离开这里去一个她不认识的姨妈那里，到那些她并不了解的人们当中去，图的是什么呢？我的主啊，叫她该怎么办呢，母亲希望这样，这会让母亲高兴，那她就不能拒绝：其实又干吗拒绝！她是如此疲倦，如此疲倦！这位邮局女助理听天由命地从她书桌最上面的抽屉里拿出一张纸，仔细对折起来，在下面垫了一张衬纸，用美丽工整的字体给维也纳邮政总局写信，因为家庭原因申请马上休法定的假期，还请邮政总局下个星期派一个顶班的来。然后她还请姐姐在维也纳为她申请瑞士签证，借给她一只箱子，并且过来一次谈谈安排妈妈的事情。接下来的几天她缓慢地认真仔细地做着旅行的准备工作，没有一丝高兴，没有一点期望，也没有任何投入，就好像这和她的生活无关，只和她肩负的工作和她的义务有关。

整整一个星期都为出行做准备。晚上要辛苦地缝缝补补，洗洗改改现有的那些旧衣服，此外，她那个谨小慎微的小市民姐姐觉得不该用姨妈寄来的钱置办东西而是把它存起来，她借给妹妹一些她自己的衣服，一件特别刺眼的黄色旅行大衣、一件绿色衬衫、一枚妈妈在威尼斯蜜月旅行期间买的马赛克胸针以及一只草编小箱子。这些够了，姐姐认为，在山里人们不梳妆打扮，克里斯蒂娜要是在那里缺什么就在当地买好了。终于到了出发的日子。那个扁平的草箱子是由邻村的中学老师弗朗茨·富克斯塔勒亲自扛着去火车站的，他不希望被人剥夺这个为克里斯蒂娜效力的机会。一听到最初的消息，这个体弱多病的小个子男人就跑到霍夫莱纳家里表示可以帮忙，戴着眼镜的蓝色眼睛里总是小心翼翼地躲在眼镜后面。霍夫莱纳母女是他在这个偏僻的葡萄农居住地唯一的朋友。他太太一年多了一直住在阿蓝德的国立肺结核疗养院里，所有医生都认为她已无可救药；两个孩子由外地亲戚们分别照看着，所以他几乎每晚都孤身一人坐在他那两间安静得好像人都死绝了的房间里，带着对修理的爱好无声无息做着无关紧要的小玩意儿。他把植物做成标本，在平展的干枯的花叶上用圆润的字体写上植物名称，用红色墨水写拉丁语名，用黑色墨水写德语名。他把他最喜欢的砖红色的雷克拉姆出版社的小册子用彩色格子的硬纸装订起来，在书脊上用显微镜般的精确和一支削得特别尖的绘图羽毛笔一笔一画地模仿那些印刷字母。深夜，当他认为邻居们都已入睡，他会看着自己抄写的乐谱拉会儿小提琴，拉得不大灵活但是感情相当投入，多数情况下他拉的是舒伯特或门德尔松的作品，或者他会在白色的带着细微颗粒的四开本的纸上抄写从借来的书籍里找到的最优美的诗句和警句，每次写满一百页他就把它们用蜡光纸包起来做成一个纪念册，上面还有一个彩色的徽章。就像一个阿拉伯的《可兰经》抄写者，他喜欢字体温柔圆润、柔和但又带着强烈投影的弧形，这样他就能得到那沉默的快乐，这快乐无声但又充满活力地把他内心紧张付出的辛苦转化为直观的东西：书籍对于这个谦虚、安静、无性的男人来说就像家里的花草，而他住的乡镇房子前面是没有花园的。他喜欢把这些书放在书架上排成一排排鲜艳的林荫道；用老父亲般花匠的喜悦，保护着每一本书，拿在他狭窄贫血的手里，就像拿着易碎的东西。他从不去村里的小酒店，他讨厌啤酒和烟味，对此他惊恐万状，就像虔诚的人对恶魔的恐惧；他从外面要是听到一扇窗的后面那些打架的人和喝醉的人的粗陋的声音，马上就会迈着急速的愤怒的步子绕过去。他太太生病后他唯一保持来往的就是霍夫莱纳一家。他经常晚饭后去她们那里，有时聊天，有时——她们特别喜欢——朗读书籍，用他那其实有点干巴巴但是激动时却音乐般抑扬顿挫的声音朗读，他最喜欢朗读本国作家阿达贝尔特·斯蒂夫特 的《野花》。当他从书本上抬眼看到那个低头倾听的年轻姑娘的金发时，他那羞涩的有些狭隘的心灵总感觉在不知不觉中扩大了；在那姑娘内心的倾听中，他觉得自己被理解了。母亲注意到他心里想着什么，也知道他在他太太不可避免的命运真正到来后，会把一种崭新的更大胆的目光投向她的女儿。而女儿已经变得很有耐心，沉默着：早就忘记了为自己着想。

中学教师把箱子扛在微微低斜的右肩上，全然不顾那些哈哈大笑的学生。箱子虽然不是太沉，但他一路上都得使劲喘气，为了能跟上克里斯蒂娜的步伐；她极不耐烦神经质地快步走在前面；刚才的告别让她意外地大受刺激。母亲不顾医生的严厉禁止，一瘸一拐地三次走到走廊里，就好像出于什么无法解释的恐惧想死死地抱住她，尽管时间很紧，她还是三次把那个浮肿的，不断哽咽着的老太太扶上楼去。然后发生了最近几个星期经常发生的事情，就在老太太不停地抽泣和激动得说个不停的时候，突然没了呼吸，她只得气喘吁吁地把母亲放到床上。克里斯蒂娜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离开母亲的，现在担心困扰着她，就像自己犯了一个过失。“天啊，她要是出什么事该怎么办啊，我还从未见她这么激动过，而我又不在家，”她抱怨道，“要是她夜里需要什么，该怎么办？姐姐要到星期日才从维也纳过来呢。面包房的姑娘虽然向我郑重保证她晚上会陪着我妈，但是她的话不可信；她要是去跳舞，能把自己的妈妈都给丢了。不，我不该这么做，不该同意出门。旅行只适合那些家里没有病人的人，不适合我们这些人，还得去那么远的地方，都不能随时回来；从这个旅行我能图什么啊？要是我坐卧不安，要是我每分钟都在想她是否会出事而家里夜里又没有人，母亲摁铃的声音楼下房东家的人听不到或者根本不想听到。我又怎么能想到玩乐。房东他们不喜欢我们住在那里，要是由着他们，他们早就不想把房子租给我们了。来自林茨的那个助理，我虽然也请求她每天中午和晚上过去看看，可她就说了一个‘好’，这个冷漠干瘪的女人，就说一个好，你怎么知道她是否真的会去。我是不是该发个回绝的电报？我去不去，姨妈真的在意吗？就是母亲自说自话觉得人家在意我们。她要是真在意，早就该不时从美国写封信或者当时在困难的时候寄个食品包裹来，就像其他成千上万人做的那样。——我自己就经手过多少这样的包裹啊，可我母亲没有从自己的亲妹妹那里收到过一个这样的包裹。不，我真不该妥协，要是按照我的心思，我现在就想回绝。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就有种恐惧。我现在不该走，我不该走。”

她旁边的这个金发、羞涩的小个子男人在这匆忙的步行中调整了自己的呼吸开始安慰她。不用担心，他会每天亲自去看望她的母亲，这点他向她保证。要说谁有资格去度假，那就是她，她已经好几年没有轻松过一天了。如果这是违背她的义务的，那他就会是第一个劝阻她这么做的；但是别担心，每天他都会向她汇报，每天。他匆忙地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就是为了安慰她。果不其然，他急促的劝说让姑娘心里很舒服。她根本没听清楚他都说了什么，她只是感觉到她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在火车站，已经通报火车即将到站，那个谦虚的送行者一副很尴尬的样子，不停地清着嗓子。整个这段时间里克里斯蒂娜注意到他站着，两只脚捯个不停，想说点什么，却没有勇气。终于他利用一个休息的机会从胸前的口袋里拿出一个白色的纸卷。她应该见谅，这当然不是什么礼物，而是表示小小的心意，也许对她有点用处。克里斯蒂娜好奇地打开这张长条的手工纸。这是她从林茨到彭特雷西纳的狭长的地图，像个可以展开的手风琴；火车沿线经过的所有的河流、山脉和城市都用绘图墨水精细地标注出来，山脉的高度用深浅不一的阴影显示，微小的数字表明它的海拔米数，河流的走向用蓝色、城市用红色彩笔勾勒出来，而距离则在地图右下方一个专门的图表里注明，与地理研究所绘制的大型地图完全一样，但这个却是一个小个子的代课老师带着娱乐的快乐工工整整地临摹出来的，为此花费了很多深情的努力。克里斯蒂娜因为惊奇不由自主地红了脸。她的高兴给了这个腼腆的男人勇气。他又拿出一张正方形的镶着金边的小卡片，这是恩加丁的地图，是从瑞士总参谋部制定的巨幅地图上临摹下来的，每条道路、每个小径就连最小的细节都给人工描画出来了，卡片中央有一个建筑物用红笔画了一个小小的圈子显得格外突出，这就是她的旅馆。代课老师解释道，这就是姑娘要住的饭店，他是在一个旅游指南上找到的：这样姑娘每次出游都能自己辨别方向，不用担心迷路。克里斯蒂娜特别诚挚地谢谢他。好几天以来，这个令人动容的男人肯定花费了很大力气默默地从林茨或者维也纳的图书馆搞到图样，一夜一夜极度耐心地用削尖几百遍的铅笔和专门买来的图画笔绘制这个卡片并且上了颜色，只是为了给她带来一点真正的和有用的快乐，尽管他一贫如洗。他已经在内心深处一公里一公里地预先想了一遍并且陪她走了一遍她那还没有开始的旅程。姑娘的路线和她的命运肯定白天黑夜都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她现在感动地把手伸给这个还在为自己的勇敢惊诧不已的男人表示感谢，此时她似乎第一次看到他眼镜后面的眼睛。这双眼睛闪着柔和的善良的孩子般的蓝色。在姑娘注视他的时候，这蓝色突然在自己感情的深处变得更加模糊，更加深奥莫测。在他面前，克里斯蒂娜突然感到一种对她来讲至今非常陌生的暖意，一种好感和信任，这是她对一个男人从未感觉过的。在这个时刻一个至今还不清楚的情感在她内心突然变成一个决定；出于感激，她比任何时候都更长时间更加衷心地握着他的手。代课老师也感觉到她态度的变化，血冲到太阳穴上，他变得有些窘迫，深深地呼吸着，寻找合适的话语。就在这个时候蒸汽火车已经像个可怕的黑色野兽呼哧呼哧地开了过来，把空气甩到两边，差点把她手中的卡片刮跑。火车只停一分钟时间。克里斯蒂娜匆忙上车，从窗户望出去只看到一块翩翩飞舞的白布，它飞快地在烟雾和远方消散。然后她就孑然一人，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孑然一人。

心力交瘁的姑娘靠在车厢木头座椅的角落里，整整一晚都是阴云密布，被雨水模糊的车窗外景色灰暗浑浊。开始的时候一些小地方在暮色中还模模糊糊地掠过窗前，就像受到惊吓四处逃窜的动物，然后一切都盲目和空洞地遁入雾气之中。没人坐在她的三等车厢的小隔间里，于是她可以躺在木头长椅上，深深体会她的精疲力竭。她试着思考，但是车轮急促单调的滚动声打断了每个思绪。麻醉般的睡意不断涌上她发痛的额头，就是那种昏昏沉沉令人麻木的火车睡意，人们会毫无知觉地被捆绑着躺在那里，就像在一个黑色的金属般震动的煤袋里。在毫无感觉的随车前行的身体下面车轮喧嚣地飞驰着，像被人追逐的奴仆，在她仰着的头上方时间默默飞逝，难以捉摸，无法度量。就这样她的困倦完全沉入了这股奔流不已的黑色洪流之中。早上门被猛然拉开，一个宽肩膀留着胡须的男人站在她的面前，表情严厉。这时她才从瞌睡中惊醒过来。她需要片刻时间恢复她麻木的意识，然后才理解，这个穿制服的男人不是要做什么坏事，不是要逮捕她把她带走，只是要看看她用冰冷的手从手提包里拿出的护照。这个官员认真对比了一秒钟护照上贴着的照片和她那不安的面孔。她身体颤抖不已，唯恐触犯了无数规章中的任何一条，这是战争造成的恐惧，人们的神经里滋长了浸入骨髓的没有意义的但也毁灭不掉的恐惧：每个人总会触犯某则法令。但是那个宪兵友好地把护照还给她，伸手漫不经心地在帽子边行了个礼，把门带上，比刚才进来时更为小心翼翼。本来克里斯蒂娜可以再躺一会儿，但刚才冰冷的惊吓夺去了她的睡意。出于好奇她走到窗前往外看。不久所有的感官都激动起来。先前（睡眠是不知道时间的）冰冷的窗户后面，平原的地平线还是黏土的波浪在雾霭中显现出来，灰蒙蒙的，（为什么，怎么回事，她不理解这个）这会儿，大量的群山拔地而起，都是宏伟壮观、从未见过的，超级庞大的山峰，因为惊奇还在陶醉着的眼睛第一次凝视着超乎想象的雄伟的阿尔卑斯山。就在这时第一道霞光从东方的一个隘口照射进来，在最高峰的冰原上分裂成千百万道反光，没有过滤的纯净光线如此刺眼的雪白，照得眼睛都睁不开。一瞬间她都得闭上眼睛。恰恰是这阵刺痛才让她清醒过来。猛地一拉，发出当啷一声，为了离这神奇景象更近，她把窗户拉下来，同时一股新奇冰冷，像玻璃一样尖利的空气很快通过因为惊奇而突然张开的嘴唇涌入肺里，她从未这么深这么纯地呼吸过。惊喜万状的姑娘下意识地伸开双臂，以便把这未加思索的燃烧着的第一口空气吸入身体内部，已经感觉到胸口在扩张，一股暖流从这饮下的严寒——美妙地——美妙地跟着血液流进所有的血管。直到这时被清爽的寒气所融化，她才开始认真地左顾右盼，一一观赏，那活跃起来的目光越来越兴奋地探索着每一座雄伟的花岗岩的山坡，一直向上直到冰冷的最高峰巅，在每个地方都能发现新的美妙之处，这儿有一道瀑布，浪花飞溅，急流奔泻，汹涌翻腾地冲入山谷，那儿是石头砌成的秀丽房子，就像在山岩裂缝上筑成的鸟窝，一只雄鹰骄傲地盘旋在最高的高峰之上，在这一切之上是那片神圣纯洁庄严辉煌的蔚蓝天宇，有着如此生机勃勃令人愉悦的力量，简直不可思议。这个逃离她狭隘世界的姑娘一再凝视着这难以置信的一切，这一夜之间从她的睡眠中长出的巨石塔楼。这些上帝的花岗岩的巨型城堡肯定已在这里伫立了几万年，也许还会在这里守候几百万年或者几十亿年，每座巍峨的巨石塔楼都将屹立在同样的地方，纹丝不动。她要是没有这次偶然的旅行，就会自己死去，腐烂，化为灰烬，根本不会知道这些壮丽美妙的存在。人们总是活着，与一切失之交臂，从没看到过一切，也几乎从未产生看到什么的愿望；人们在狭小已极的空间里毫无意义地度过一生，几乎不比手伸出得更宽，几乎不及自己的脚迈出得更远，仅仅过了一夜，过了一天，开始展现的就是最丰富多彩无穷无尽的奇妙天地！突然之间，一种虚度此生的预感第一次浸入这至今无所企求漠不关心的意识，第一次在与大自然超强的景物接触时一个人获悉旅行拥有涤荡心灵的力量，习以为常的顽强外皮从我们身上一把扯下，把那个生命力旺盛的赤裸的内核扔回涌动不息的大自然变化之中。

在这第一个大彻大悟的时刻，这个思绪飘到远方的姑娘整个时间都站在这景致前，激动无比的发烫的脸颊好奇地靠着窗框。不再追忆往昔。被遗忘的有母亲、贫困、村庄，被遗忘的还有手提包里的那张精心绘制的地图，这个地图可以告诉她每座山峰，每个急速冲向山谷的山溪的名字，被遗忘的还有昨天的自我。现在只想装满最后一滴清冽甘美的晨露，过滤这不停转变的壮丽景色，尽情吮吸这些全景变换着的每一幅图像，同时用张开的嘴唇一再畅饮这冰冻清爽的空气，馥郁浓烈，像欧洲的杜松子一样，这山里的空气能使心脏更加坚毅果决地跳动！火车开动了四个小时，这期间克里斯蒂娜没有一个瞬间离开过窗户的位置。她就这样迷迷糊糊、直挺挺地凝视着窗外，都忘记了时间，当火车停下，列车员以陌生的方言，但是清楚地喊出她旅行目的地的时候，她倏然一惊，心脏狂跳。

“耶稣马利亚啊”——她一下子把她从沉醉中拉回来。她已经到站了，根本没想过该怎样和姨妈打招呼，也根本没想过该说什么。她匆忙地拿起箱子和雨伞——千万别忘东西——去追赶其他下车的人。那些戴着彩色帽子的小工们像军人一样守纪律地站成两排，此刻他们飞奔过来想要争取那些刚到的乘客。火车站上响彻着旅馆的呼喊和大声的问候。就是没有人走到她面前。她忧心忡忡地四下张望，细心寻找着，越来越不镇定，心都跳到了嗓子眼里。但是没有人。什么也没有。所有的人都有人等，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该去哪里，就她不知道，就她一个人。那些游客已经朝着旅馆的汽车走过去，这些汽车列队等候着，光鲜锃亮，色彩缤纷，就像一排准备射击的大炮。站台上人都走空了。还一直没人向她走来：她已经被人遗忘了。姨妈没有来；也许已经离去或者生病了，他们拒绝她来这里，而电报到得太晚。上帝啊！只希望自己的钱至少够买回程的车票！但这之前她还是鼓足勇气走到一个旅馆门卫那里，他的帽子上有“皇宫饭店”这几个烫金的字样。她细声细气地问梵·波伦夫妇是否住在他们的旅馆里。“当然，当然。”这个宽肩膀红额头的瑞士人用喉音回答道，唉，对了，他的确有个任务要去火车站接一位小姐。她可以上车了，只需把寄存大件行李的行李票交给他就行了。克里斯蒂娜的脸红了，直到现在她才意识到，自己被深深刺痛了，她那个叫花子用的草制小箱子在她手里摇晃着显得多么穷酸，而其他所有车子那边都很气派地堆放着那些像是刚从橱窗里取出的柜式行李箱新得发亮，闪着金属光芒，像个坦克阵，就在其他那些彩色的方方正正的俄罗斯皮革、鳄鱼皮，蛇皮和光滑的皮料箱子中间。她马上感觉到她和那些人之间有了显而易见的距离。羞耻感攫住了她。快点编个谎话！就说其他行李要晚些时候才到。那好，那我们就马上可以出发了，那个身穿神气号衣的司机说道，随手打开车门，——感谢上帝，他既没有表示任何惊讶，也没有表示蔑视。

一个人的羞耻感一旦在一个点上被触动，但他整个人的最遥远的那根神经也就不知不觉中被震撼了；最匆忙的接触，最凑巧的想法都会重新激起和加剧这个曾经丢过一次脸的人经受的痛苦。从这第一次打击之后克里斯蒂娜就丧失了她的无拘无束的心态。她脚步不稳地跨进旅馆豪华汽车光线暗淡的车厢，几乎没注意到车厢里还有别人。可现在她退不出去了。她必须穿过甜滋滋的香水和俄罗斯皮革汇成的朦胧香味，经过陌生的不情愿收起的膝盖，胆怯地像感觉冷那样缩起肩膀，低垂眼皮，坐到一个后排的座位上。出于尴尬她每经过一个膝盖的时候嘴里都飞快地嘟囔出一句问候，仿佛要通过这样的礼貌为她的存在表示歉意。但是没人搭理。要么就是这十六道缺乏善意的目光对她的打量已经结束，没人搭理她，要么就是那些乘客，那些说着粗野急促的法语的罗马尼亚贵族，大声喧哗说得开心，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单薄穷酸的姑娘。姑娘怯生生静悄悄地窝在最外面的角落里。她把草编箱子放在面前斜靠着膝盖——她没有勇气把它放在一个空位子上——她坐在那里，因为害怕被这些人说不定会用讥讽人的目光打量，深深地弯着身子，整个行车过程中没敢自由地抬起过一次目光；她只是盯着一个角落，只是看着座椅下面的东西。但是那些女人奢华的鞋子已经让她想起她自己鞋子的粗笨。看着那些女人高傲丰满的腿，在敞开的夏季银鼬皮大衣下面放肆地交叉着，再就是带着大胆图案的男士运动长袜；她痛苦地进行着比较，就连这个财富的地下世界也已经让她羞愧不已：待在这帮从未想象到的时髦人物旁边该怎么活啊。每一道胆怯的目光都带来一次新的痛苦。她斜对面坐着的一个十七岁的女孩腿上抱着一个茸毛精致的中国小狗，小狗懒洋洋地汪汪叫着伸着懒腰，它的衣服镶着皮毛边，还绣着两个交织在一起的字母，那只在狗狗的毛里抓痒痒的小手，指甲涂成粉色，已经有颗钻石在闪闪发亮。就连靠在角落里的高尔夫球杆也套着高贵的，用崭新的奶油色皮子做成的套子，每把随随便便扔在那里的雨伞都显示着一个独特精选的古怪的夸张的手柄——她的手下意识地飞快盖住她自己那把雨伞上用便宜的假兽角做的手柄。但愿没人想注视她，没人意识到她自己现在第一次都知道了什么！这个受到惊吓的姑娘越来越把自己蜷缩起来，每次她身边爆发一阵笑声，恐惧就油然而生。但她不敢抬眼看看，了解一下这个笑声是否真是针对她自己。

因此在饱受煎熬之后，汽车开进饭店铺着砾石的前院时她总算解脱了。一声信号，就像铁道上的铃声一样刺耳，把一支由形形色色的临时工和服务员组成的队伍召唤到汽车旁边。他们身后慢条斯理地出现大堂经理，显出地位高贵，与侍者不同，他身着黑色礼服，头路分开，像几何图形一样。第一个从打开的车门蹿出来的是那只中国小鬈毛狗，叮叮当当地，还不停地抖动着；紧跟着的是那些女士，轻松自如地，根本没有中断她们那喋喋不休的高声谈话，她们下车时把夏天的皮大衣高高提起，露出经常运动肌肉发达的腿；她们身后还留下一阵香水的波浪，几乎让人晕眩。按照社交礼数那些男士现在该让这位正在怯生生地站起身来的姑娘先下车，但是他们要么正确猜出了她的出身，要么根本没有注意到她；反正他们看都没看周围一眼就迈步从她身边走过直奔饭店秘书。克里斯蒂娜不知所措地留在原地，手里拎着那只招人讨厌的箱子。她想，还是让那些人走前几步，这样不致引起别人的注意。但是她犹豫的时间太长了，根本没有旅馆的侍者赶到她的面前。当她迟疑地走下汽车的踏板时，那位穿礼服的大堂经理已经恭恭敬敬地跟着那些罗马尼亚客人离开，侍者们手脚麻利地拿着手提行李跟在他们身后，临时工们已经非常熟练地吭哧吭哧从汽车顶上卸下沉重的箱子。没人注意到她。很明显，她备受屈辱地想——很明显，人们肯定把她当成了女用人，最好的情况也就是把她当成刚才那一行人的婢女，因为这些用人漫不经心地推着箱子从她身边经过，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站着，就像她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最后她实在忍无可忍，便鼓起最后的勇气走进饭店大门，一直走到门房那里。

但是旺季的一个门房，是这艘豪华巨轮上的船长，谁敢跟他搭话，他气宇轩昂地站在他的台子前面，坚定不移地通过一大堆狂风暴雨似的问题保持着他意志的航线。十几个客人已经稳稳当当地站在他的面前，这个强悍无比的人右手记录着什么，用每个手势和眼神就像射箭似的左右开弓，把侍者们派了出去。同时向左右两边发出消息，电话听筒一直贴在耳边，一个全能的人形机器，神经末梢始终紧绷——在他的威严面前就连最有资格的人也得等着，更何况一个毫无经验胆小怕事的新手？在克里斯蒂娜看来，根本不可能跟这个忙碌中的先生说上话，于是她胆怯地退到大厅里面，恭敬地等着这阵忙碌过去，人们慢慢散开。但是渐渐的她手里那个讨厌的草箱子变得越来越重，她环视四周想找个地方把箱子放下，发现——也许是幻觉或者是过于敏感——大厅的安乐椅上坐着的几个人已经在嘲讽地朝她这边看，窃窃私语着，笑着；她的手指突然变得特别虚弱，再过一会儿这个讨厌的负担就真的会从她手上掉下来。但是就在这危急时刻，一个头发染成金色，打扮分外年轻，但是非常时髦的女士迈着急促的步子走到她的面前，先从侧面仔细打量了她一番，然后才问道：“是你吗，克里斯蒂娜？”克里斯蒂娜本能说出的“是的”两字，更像是吹气吹出来的，姨妈在她面颊上轻轻吻了一下，散发出淡淡的扑粉芳香。可她，在经历了可怕的孤苦无告的感觉之后终于又感受到了一丝温暖和柔情，便猛烈地扑到姨妈怀里，而姨妈原本只想轻轻拥抱一下外甥女，这个举动让姨妈非常感动，她把这个寻找依靠的动作理解成了亲戚之间的温柔亲情。她轻柔地抚摸着侄女颤抖的肩膀。“哦，你来了我也高兴极了，安东尼和我都特别高兴。”然后她握着侄女的手：“来，你肯定想要先打扮一下，你们奥地利的火车肯定特别不舒服。收拾一下——但时间别太长。已经敲过午饭的锣了，安东尼不喜欢等人，这是他的弱点。We have all prepared ，可不是，我们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门房马上会带你去你的房间。——你要快一点啊：不用多梳妆打扮，这里的人中午很随便的。”

姨妈招招手，一个穿号衣的侍者快步过来拿过箱子和雨伞，然后跑去拿房间钥匙。电梯无声地升到三层楼。在走廊中间侍者打开一房门，脱帽站在一旁。这就该是她的房间了。克里斯蒂娜走进去。还在门口她就退缩起来，好像走错了地方。这是一间超级宽大、无比明亮、铺着鲜艳壁纸的房间，一道光线的瀑布从两扇打开的阳台门迸涌进来，就像通过水晶的闸门。这道金色的光柱不可抑制地一直冲进房间深处，每个物品都被这大量燃烧的元素浸透了。擦得铮亮的家具侧面犹如水晶般闪亮，在闪耀的反光里，黄铜和玻璃上浮现着那令人喜爱的光芒。就连绣着花朵的地毯也像长在生气勃勃的青苔上，繁花似锦，鲜艳悦目。这位来自小赖夫林的邮政女职员只习惯于贫困的环境，还无法这么快就调整自己，以至于自己真的胆敢相信这个房间是属于她的。这个房间阳光灿烂，就像乐园的清晨，被四处充足的光线晃着眼睛，这个惊慌失措的姑娘必须等着那已经停止跳动的心脏恢复正常，然后她才飞快地多少有些良心不安地把房门在身后关上。第一个令她吃惊的是：竟然会有这样的事情，竟然会有这么多光彩夺目美不胜收的东西！第二个想法，多年来都和所有值得渴望的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得花多少钱，多少钱，这得是多少多少钱啊！一天的房钱肯定比她一星期——不，一个月挣的还多！好不害臊——谁敢在这里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啊——她四下看看，先把一只脚然后再把另一只脚小心翼翼地踩在地毯上。然后她才带着敬畏和抑制不住的好奇来接近每一件贵重物品。她先小心谨慎地摸摸床：人们真的可以在这么光鲜、凉爽的白色床单上睡觉吗？那个鸭绒被，像柔软的绒毛铺在那里，丝绸印花被罩，拿在手里好轻好软；手指一按灯就亮了，墙角蒙上温暖的粉红色调。一个发现接一个发现，雪白的闪着贝壳光泽的盥洗台安装着镍制的用具，靠背软椅特别柔软而且深凹进去，你必须使劲才能从它那弹性很强的椅垫上站起身来，那擦得发亮的高贵木材家具与壁纸春天般的绿色相得益彰。这里，为了欢迎她，桌上高茎玻璃瓶里放置了一束盛开的四色石竹，简直就是一阵用水晶小号吹奏出来，由色彩声音组成的气势澎湃的欢迎旋律！多么不可思议的奇妙的富丽堂皇！可以一天、八天、十四天观看着，使用着和拥有着所有这些，这让她产生了狂热的充满期待和欢乐，她战战兢兢又特别着迷地慢慢走到这些不认识的东西面前，好奇地触摸着每个东西的局部，一件又一件，一而再地陷入心醉神迷之中，完全忘记了自我，直到突然，就像踩到了一条蛇，她吓得向后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因为她不经意地打开那个巨大的衣柜——从里面的门上那个意想不到的壁镜里走出了一个真人大小的图画，就像游戏盒子里吐着红舌头的妖怪，在镜子里的——她吓了一跳——是她自己，真实得可怕，是唯一不属于这个格调雅致高贵的屋子的东西。当她瞅见她的那件浅黄色的旅行大衣和惊慌失措的脸上的那顶压扁的草帽时，她从头到脚都感觉到别人的讥讽。“混进来的，滚出去！别弄脏了这个房间！到你该去的地方去。”她觉得镜子在这样呵斥她。真的，我怎么有权利住在这个世界，住在这样的房间里呢！她惊愕地想道。这对姨妈是多大的耻辱！我不用多梳妆打扮，她这么说的！就好像我真能这样打扮似的！不，我不下楼了，我宁愿待在这里。我最好坐车回去。但是怎么能把自己藏起来，怎么还能现在及时消失，不让别人看见我，不惹人不快？她下意识地躲开镜子，尽可能离它远一点，一直躲进阳台。她的手痉挛地按着栏杆，向下凝视着深不可测的地方。一下子就能得到拯救。

然后楼下又响起了进军的锣声。老天啊！她想起——姨夫和姨妈还在大厅等着她呢，而她却在这儿磨磨蹭蹭。她还没洗洗脸呢，还没脱下那件令人作呕的大减价时买的大衣。她心急火燎地打开草箱，拿出她的化妆用品。她展开那个橡皮小包，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光滑的水晶台上，粗糙的肥皂、扎人的小木刷、一看就是便宜的让人嘲笑的洗漱用品，她觉得，就仿佛把她全部的小市民的寒酸气又一起极为讽刺地完全暴露在具有优越感的好奇目光之下。旅馆女用人在收拾房间时会怎么想，她肯定马上就会到楼下，在全体用人那里嘲讽这个叫花子般的客人，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整个饭店的人都会知道了。你还必须从他们身边走过不可，每天都要走过，迅速低垂着眼睛，感觉着背后的窃窃私语。不，这姨妈帮不上忙，这是掩盖不了的，这是会暗中渗透的。到处，每走一步一个线缝就会撕裂，每个人一眼就会通过衣服和鞋子看到她赤裸裸的寒酸。但是现在必须赶紧更衣，姨妈等着呢，而姨夫，她说过，很容易不耐烦。穿什么呢？上帝啊，该怎么办？她首先想穿从姐姐那里借来的那件衬衫，就是绿色的人造丝的那件，昨天在小赖夫林她还觉得这是她衣柜里最奢侈的衣服，现在在她眼里简直土得掉渣而且俗不可耐。最好还是穿那件简单的白色衬衫吧，它不引人注意，然后再从花瓶里拿几朵花，把它们举在衬衫前面，可以用花儿的鲜艳光泽转移人们的视线。低垂着眼帘从楼梯间的人们那边匆忙走过，就是为了迅速突破被人打量的恐惧，她小跑着跑下楼梯，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太阳穴疼痛不已，有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身体清醒地投入致命的深渊。

姨妈从大厅那边看到她过来。这丫头穿得好奇怪啊。她奔下楼梯，从人们旁边经过时的样子好笨拙！这个小东西也许有点紧张；还是应该事先了解一下情况！上帝啊，她怎么这么傻乎乎地站在进门处，也许她是近视或者出了点什么状况。“你怎么啦，孩子？你的脸色好苍白啊。你不舒服吗？”

“不是的，不是的。”这个还一直惊慌失措的姑娘结结巴巴地说——大厅里人多得要命，那边那个穿黑衣服拿着长柄单片眼镜的老妇人，干吗这么往这边看啊！也许盯着她那双可笑的粗笨的鞋子。

“好，来吧，孩子。”姨妈催促着她并挽起她的手臂，一点也没想到，这个举动给这担惊受怕的姑娘帮了多大的忙。因为这样就给了克里斯蒂娜一点阴影，她可以挤在里面，是个背景，是半个藏身之处：姨妈至少用她的身体、她的装束和她的声望遮挡住了她的一边。多亏她的陪伴，这个紧张得要命的姑娘总算以相当得体的举止穿过饭厅走到饭桌旁，那个冷漠粗壮的安东尼姨夫在那里等着她们；现在姨夫站起身来，宽大下垂的面颊上绽出和蔼的笑容，他用他那眼眶发红，但荷兰人式明亮的眼睛友好地打量着这位新来的外甥女，把厚实粗糙的手伸给她。他的快乐主要是因为他不必再在已经铺好刀叉的桌前等候，作为荷兰人他喜欢吃，而且是多多地吃舒舒服服地吃。他讨厌被打扰。自从昨天起他已经在暗地里害怕会来一个爱好交际、咋咋呼呼、极不得体的丫头，她的叽叽喳喳和没完没了的问题会打搅他安静地吃饭。他现在看见的这个新来的外甥女，一副羞怯、可爱的样子，面色苍白，神情谦虚，看着很是舒服。他马上看出和这外甥女可以相处得很好。他友好地看着姑娘，和蔼地劝道：“你首先得吃东西，然后我们再聊天。”他真高兴，这个苗条胆怯都不敢抬起眼来的小家伙与那边那些小毛丫头截然不同，他讨厌死她们了，因为她们身后的留声机总是丁零当啷地响着，因为她们无比放肆，扭扭捏捏地走来走去，从他的古老荷兰来的女人，没有一个会这样穿过房间。他亲手给姑娘斟酒，尽管在弯下身的时候因为腰痛而呻吟了一下，他给侍者做个手势让他上菜。

这个袖口烫得挺括、表情僵硬冷漠的侍者怎么把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放到盘子里啊！所有这些从未见过的冷盘、冰镇的橄榄、五光十色的沙拉、银光闪闪的鱼、堆成小山的洋蓟、厚厚的奶油、细嫩的鹅肝酱、粉色的鲑鱼片——肯定都是美味佳肴，入口即化，清淡可口。该用桌上摆放的十几把刀叉中的哪一把来对付这些从未品尝过的东西呢？是用那把小的还是圆的勺子？用那把细的还是那把宽的刀？该怎么切才能不让这个付钱雇来的观察者和邻桌那些老练的客人不可避免地猜出自己有生以来是第一次在这么高级的饭店用餐？该怎样才能不做出太离谱的笨手笨脚的事情？克里斯蒂娜慢吞吞地打开餐巾，就是为了赢得时间能低垂眼皮斜眼瞅着姨妈的手，以便能模仿她的每个动作。同时她又必须对付姨夫提出的友好问题，他的浓缩的荷兰德语必须竖起耳朵才能听明白，更何况他还掺杂了大量的英语。在这场应付两个战线的作战中她必须全力以赴，同时她的自卑感又让她觉得身后始终能听到阵阵窃窃私语，想象得出邻桌讥讽或者同情的目光。一方面担心在姨夫、姨妈、侍者、大厅在座的客人当中任何一个人面前暴露出她的贫困、她的毫无经验，另一方面又要努力做到无拘无束地甚至是开朗快活地谈天说地，对她来讲这半个小时简直变成了永恒。她一直勇敢坚持到端上水果；然后姨妈终于注意到她说话有些颠三倒四，虽然并不理解：“孩子，我看得出来你累了，当然这也并不奇怪，谁让你在这样一个糟糕的欧洲火车车厢里坐了整整一夜。不，你不用不好意思，赶快去你房间好好躺一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出去走走。什么也不耽误，安东尼饭后也总会眯一会。”她站起身挽起她的胳膊，“快上楼去躺一会。然后你就神清气爽了，我们再好好散会儿步。”克里斯蒂娜深深吸了口气，心里特别感激。能够关上房门躲一个小时就是赢得一个小时。

“怎么样，你喜欢她吗？”刚一走进房间，太太就问她的安东尼，他已经解开上衣和马甲的扣子准备午休。

“很可爱，”这个胖子打了个哈欠，“长着很可爱的维也纳面孔……对了，把那边的枕头给我……真的很可爱也很谦虚。就是——I think so at least ——我觉得她穿得有点寒酸……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们这里已经没有人这样穿戴了……我的意思是，你要是在这里把她作为我们的外甥女介绍给金斯莱夫妇和其他人的话，她还是得穿得更像样一些……你能从你的衣服里挑几件帮帮她吗？”

“瞧——我已经把钥匙拿在手里了。”

梵·波伦夫人微笑道，“当我看到她这身打扮笨手笨脚地走进旅馆的时候，我自己也惊呆了……真是相当丢脸。你还没看见那件大衣呢，黄得像那流汤的鸡蛋，真是绝了，真是可以把它和印第安人的稀罕玩意儿放在一家店里展览……可怜的姑娘，她要是知道自己打扮得多么古怪，啊，但是，我的上帝，她又怎么能知道呢……他们大家在奥地利都是特别艰难地熬过那场可恶的战争的，你自己不是听她说了吗，她从来没有到过维也纳三公里以外的地方，也从来没有和人交往过……可怜的丫头，你可以在她身上觉察到她在这里感觉很陌生，到哪儿都战战兢兢的……你别管了，就看我的吧，我会把她打理得当的，我带了足够的东西，要是还缺什么，我会去英国铺子买的，没人会察觉什么的，为什么她就不该过上几天特别舒坦的日子呢，这可怜的小家伙。”

当她那疲倦的丈夫在贵妃榻上小憩的时候，她打量着那两只巨大的柜式箱子里的东西，这两个箱子墙一样高，就像仙女像柱似的立在套房前厅里。梵·波伦夫人并没有把她在巴黎逗留的十四天都花在参观博物馆上，还在女子时装店里消磨了大量时间，吊钩上挂着中国绉纱、丝绸、麻纱，她把十几件衬衫和套装一件件拿出来又放回去。她检查着、斟酌着、一遍遍数着，在她决定该给她的小外甥女些什么之前，她的手指慢慢掠过闪闪发光的黑色的衣物，还有那柔滑的沉沉下垂的长袍以及面料，这是繁琐的事情，其实又很令人愉悦。最终座椅上堆起了一堆闪闪发光的东西，全是薄绸的衣服以及连裤袜内衣之类的小物件。用一只手就可以把这些轻巧的东西捧起来拿到克里斯蒂娜的房间去；当姨妈拿着这些令人惊喜的衣物走过去轻轻打开克里斯蒂娜房门时，一开始以为房间是空的。窗户打开冲着外面的风景，椅子是空的，桌子是空的；她已经打算把衣服放在一把椅子上，这时她发现克里斯蒂娜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出于尴尬，姑娘快速喝干不太习惯的葡萄酒，而姨夫又一再好意地给她斟满，这酒奇怪地让她的头特别沉重。她就想坐在沙发上想一下，整理一下思绪，没有注意到，睡意袭来，她不由自主地躺下睡着了。

对自己一无所知的无助状态，总是让别人对一个睡着的人不是感动就是觉得可笑。姨妈踮起脚尖走近克里斯蒂娜时，被感动了。这个受到惊吓的姑娘在睡眠中把双臂搁在胸前，像要保护自己；这个简单的动作显得特别感人，那似乎惊愕而半张着的嘴一副孩子气，也同样感人；眉毛也因为一种内在的梦中慌张而微微向上扬起；一直到睡眠中——姨妈突然茅塞顿开——一直到睡眠中姑娘都在担惊受怕。嘴唇多么苍白，牙龈毫无血色，这个还十分年轻，安睡中的孩子般的脸上，皮肤多么惨白。也许营养不良，过早得养家糊口而疲于奔命，把她累垮了，拖垮了，而她其实还不到二十八岁。Poor chap！ 当姨妈注视着这个在安睡中把自己不知不觉地暴露无遗的姑娘时，一阵惭愧之感在这个好心肠的女人心里油然而生。真是我们的耻辱：这么疲惫，这么穷困，这么无依无靠，我们早就该帮助他们了。在美国那边我们做了那么多慈善事业，举办慈善茶会和圣诞捐助，也不知是为了谁，这么多年却把自己的姐姐，自己最亲的亲人忘得一干二净，几百美元就能帮他们大忙。当然，他们也真该写信来提醒一下——总是这愚蠢的穷人自尊心，一无所求！幸运的是至少现在还可以帮助一下，给这个脸色苍白的文静的姑娘一些快乐。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一再感动不已地注视着这个奇怪地深入梦中的姑娘的侧影——这是她自己的画像吗？从童年的镜子中浮现出来的画像；她突然想起了母亲早年的一张照片，就放在一个狭窄的金色镜框里挂在她自己儿童床上面。还是当年自己在Boarding-house 里的那种被遗弃的感觉又苏醒过来？——无论如何，一种完全料想不到的温情涌上这个日益衰老的女人心头。她温柔地轻轻抚摸着这个沉睡中的女孩的金发。

克里斯蒂娜立即惊醒。因为要照顾母亲，她已经习惯了有人一碰，她就做好准备。“是不是已经太晚了？”她自责地结结巴巴地说道。所有的职员都永远担心上班迟到，她也同样如此，多年来就是带着这种担心入睡，闹钟一响就马上起床，每天第一眼看钟总是问“我没太晚吧？”每天第一个感觉就是担心耽误了工作。

“孩子，你怎么吓成这样？”姨妈让她镇静下来，“在这里你有大把的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打发。你要是还觉得累的话，就再静静地躺一会儿——上帝知道，我可不想打扰你，我给你带来几件衣服让你看看，也许你有兴趣在这里穿上一件两件的。我从巴黎拖来了这么多东西，箱子都塞满了，我这就想，你最好替我穿一两件。”

克里斯蒂娜感觉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浑身发热。他们到底还是察觉到了，马上，第一眼就发现了她的寒酸给他们蒙羞了——姨夫和姨妈两个人肯定因为她的缘故而感到不好意思了。但是姨妈多想委婉地帮助她啊，把施舍掩饰得多好啊，竭尽全力不想让她受到伤害。

“我怎么能穿你的衣服呢，姨妈？”她结结巴巴地说道，“对我来说它们太贵重了。”

“胡说，你穿着它们肯定比我更合适。安东尼早就嘀嘀咕咕说我穿得太年轻。他恨不得我跟他在哈恩达姆的姨婆穿得一样，沉重的黑绸外衣还得有个轮状皱领，像新教徒似的把衣领紧扣，脑袋上顶着一个家庭主妇戴的浆洗过的白色小帽。他肯定万分情愿看到你穿着这些衣服。现在过来，你说你今晚最想穿哪件？”

一下子——那个早就消失了的试衣女郎的轻盈手势突然又被她轻松地展现出来——她拿起一件衬衫一样轻柔的裙子，放在她自己身上灵巧地叠起来。这是件象牙色的衣服，带着日本的花边，春意盎然地闪闪发光，旁边是件黑色如夜的绸衣，闪烁着一团红色火焰。第三件衣服墨绿色，边上缝着银线。克里斯蒂娜觉得这三件衣服都美极了，压根没敢想穿上它们或者拥有它们。把这些如此奢华娇贵的高级衣服穿在她那没有防御的肩上，怎能不叫人每时每刻都胆战心惊呢？在这样色彩和光线的薄雾中该如何行走和活动呢？必须好好学学才能穿这样的衣服吧？

但是她毕竟是个女人，情不自禁用谦卑的但又充满渴望的目光看着这些贵重的衣服。她的鼻翼紧张地翕动着，手开始奇怪地发抖，因为手指已经特别想轻柔地触摸那些衣服，她费了不少力气才控制住自己的好奇。姨妈根据业已消失的试衣女郎的经验了解这种渴望的眼神，这种近乎性感的激动，这是所有的女人在看到奢侈品时都会产生的激动。看到这个沉静的金发姑娘瞳孔里突然点燃的光亮，她不由自主地微微一笑；瞳孔不安地从一件衣服移到另一件衣服，无法做出决定。这个有经验的女人知道，她只要选了一件衣服，就会后悔，然后又惦记起另一件。她特别高兴还能赠予这个如痴如醉的姑娘更多的东西。“现在，不着急，我把这三件衣服都留在这里，你选一件今晚最想穿的，明天再试其他的，我也给你带来了长筒丝袜和内衣——现在就还差一些能给你苍白的面颊增添些色彩的新鲜和时尚的东西的化妆品，你要是同意的话，我们马上就去商店那边把所有你在恩加丁需要的东西都买回来。”

“可是姨妈，”这个受宠若惊的姑娘惊愕地喘着气，“我怎么能这样呢……我不能让你这么破费。就连这个房间对我来说也太高级了，真的，一个简单一点的房间就足够了。”可姨妈只是笑了一下，仔细打量着她。“那这样，孩子，”她独断专行地说道，“我带你去我们的美容师那里，她会给你稍稍修剪一番。像你这样一脑袋的头发，在我们那儿只有印第安人才有。你留意一下，只要你的脖颈后面不再披着这么多头发，你马上就会觉得脑袋轻松多了。不，别反驳，对这个我更懂，让我来处理，你别担心。现在打起精神，我们有很多时间。安东尼下午要打扑克，晚上我们要把焕然一新的你展示给他看。来吧，孩子。”

在大型的体育用品商店里，货架上很多盒子一下子都拿了下来，选了一件棋盘样式的方格子毛衣、一条可以紧束腰身的麂皮腰带（系上它腰肢就绷紧了）、一双结实的淡褐色皮鞋，散发着一股新鞋浓烈的味道，一顶帽子、几双紧腿的鲜艳的运动袜以及各种各样的小东西——克里斯蒂娜总算可以在试衣间里把那件讨厌的衬衣脱下来，就像撕下一张肮脏的树皮，随身带来的贫穷被塞进了一个硬纸袋里。看到这些令人厌恶的东西消失了，她感到极为轻松自如，就好像她自己的害怕也被永远地藏进了袋子里。在另外一家商店还买了几双会客穿的鞋、一条轻柔飘逸的丝巾以及一些类似的魔幻物品：没有见过世面的克里斯蒂娜吃惊地看着这种新颖奇妙的购物行为，买东西不问价钱，永远没有“太贵了”的担心。你挑选，说个“是”，不用多想，不用担心，包裹已经包好了并由神秘的特使送到你家里。你还没敢希望什么呢，就已经如愿以偿了：这真是瘆得慌，但也令人陶醉的简单和美妙。克里斯蒂娜不再继续抗拒而是完全沉醉在这种奇妙之中，她任由姨妈处理一切，只是一旦姨妈从钱包里取出钞票的时候，她就飞快地扭头看着别的地方，使劲让自己不去听价钱，因为这肯定特别多，为她花的钱肯定想象不到的多：她几年里花的钱也没有在这里半小时花的多。她一走出商店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她抽搐着充满感激地握住恩人的手臂，亲吻着她善良的手。姨妈冲着她这动人的迷惘状态微笑着。“现在还得去搞定头发！我带你去女理发师那里，然后去那边给几个朋友留下我的名片。一小时后你就焕然一新了，那时我来接你。留点神看看她是怎么打理你的，现在你看上去已经迥然不同了。然后我们去散步，晚上好好乐一下。”心脏一阵狂跳，她由着姨妈（她当然是好意）带她走进一个铺着瓷砖被镜子照得闪闪发光的房间，到处散发着温暖和香甜的味道，也有柔和的带着花香的肥皂及喷洒的雾状香精的味道，旁边有一台电器，像山中风暴似的呼呼作响。女理发师是个法国人，长着微微翘起的鼻子，手脚特别利索，她接受着姨妈给她的各式各样的指示，克里斯蒂娜都听不太懂，也压根没想尝试着听懂。她现在有了一个新的乐趣，随便由人摆布，随便由着别人给自己惊喜。她被人安置在一张舒适的理发椅里，姨妈离开了，她轻轻靠着椅背闭上眼睛，在一种惬意的麻醉状态下享受着一切。她感到一个机器啪嗒啪嗒的声音，脖子后面一阵钢铁的凉意，以及那个活泼的女理发师轻声的听不太明白的话语，她吸进那潮湿柔软的香雾，由着陌生灵活的手指把甜甜的香精涂抹在她的头发和脖子上。千万别睁开眼睛，她心想。否则一切都可能不是真的。千万别提问。只是尽情享受这星期日般的感觉，终于有一次自己歇着，被人服侍而不是服侍别人。终于有一次让手惬意地搁在怀里，让美好的东西为了自己，发生在自己身上，渐渐来到自己身边，尽情享受这种罕见的松软无力，可以随意向后靠着和让人照顾的感觉，已经有好多年，好几十年没有经历过这种奇特的感官感受了；闭着眼睛任由芬芳的微风掠过自己，她想起了最后一次：她还是个孩子躺在床上，发烧好几天了，现在烧退了，母亲给她拿来甜滋滋的白色杏仁奶，父亲和哥哥坐在她床边，大家都关心她，都围着她转，所有的人都对她特别好特别温柔。旁边，金丝雀叽叽喳喳哼着调皮的旋律，床上又柔软又温暖，不必去学校，一切体贴入微的事情都发生在她身上，被子上放着玩具，但她实在太舒服，不想动，不想摆弄玩具；不，最好别睁眼，深深地感受什么也不做和让人摆布的感觉。十几年她都没有回忆过童年时代那软绵绵的美好的惬意了，现在这段回忆又突然出现。皮肤还记忆起，被温暖抚摸过的太阳穴还记忆起。那个手脚麻利的理发师小姐问过几个问题，比如“您要剪更短一些吗？”但她只是回答一声“随您的便”，目光便故意避开那面拿近的镜子。不，千万别打断这奇妙的感觉，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任由事情在自己身上发生，什么事也不干，也没有任何愿望，尽管有那么一次，一生中第一次命令别人，专横地提出需要，要求这要求那的，这样也挺诱人的。现在女理发师从一个磨光的小玻璃瓶里把一阵香雾喷到她的头上，一把剪刀细致温柔地划过，她感觉痒痒的，她一下子感到头上奇特的清爽，脖子后面的皮肤有一种新奇的开放的凉意。其实她已经很好奇了，想要看看镜子，但她还是靠着椅背，闭上眼睛，延长着那种梦幻般使人陶醉的惬意的感觉。这时第二位小姐像幽灵一样悄无声息地在她身旁坐下，给她修理指甲，而另一位则高度艺术地给她卷着头发。这个她也——几乎不再感到惊讶——顺从地、听话地任其发生，“Vous êtes un peu pâle，Mademoiselle.” 那个手脚麻利的女理发师说了一句之后，便用各式各样的描笔把她的嘴唇涂红，把眉毛的弓形画得坡度更大一些，面颊的颜色画得更鲜艳一些，她也不反抗。所有这一切她在这惬意的浑身放松慵懒无力的状况中，都看到了又都没有看到，因为被这弥漫着甜味和潮湿闷热的空气所陶醉，她几乎不知道，所有这些是否发生在她身上还是发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一个崭新的我身上，她模模糊糊地不怎么真切地经历了这奇特的一切就像一个梦境，稍稍担心，会突然从这个梦中跌了出来。

终于，姨妈出现了。“好极了。”她用专家的口吻跟女美容师说。依据她的愿望，又把一些盒子、描笔和小香水瓶装进一个口袋，然后决定去散步。克里斯蒂娜起身的时候也没敢照照镜子，她只是觉得脖颈上的脑袋异常轻松，她现在迈步的时候有时会偷偷往下看看绷紧的裙子，图案花哨、色彩明快的长袜，鞋面发亮、式样时髦的鞋子，这样她就觉得自己的步伐迈得更自信了。她温柔地紧贴着姨妈，让姨妈给她讲解一切，一切都美妙绝伦：风光无限，景色带着浓重的翠绿色，环绕着各种高度的地面，几家旅馆，也就是几座奢华的城堡，高高地伫立在山坡上，傲气凌人；——昂贵的商店橱窗里展示着高尚骄人神气十足的商品：皮衣、首饰、钟表、古玩，所有这些奇特而陌生的东西旁边，便是那冰雪覆盖的壮丽雄伟无比孤傲的冰川。奇妙的还有那些套着美丽挽具的马匹、那些狗、那些人，穿得跟阿尔卑斯山的山花一样绚丽多彩。整个环境阳光明媚无忧无虑，这是一个她从未料想过的没有工作没有穷困的世界。姨妈给她说着那些山脉、那些旅馆及一些从她们身旁经过的显赫客人的名字：她满怀崇敬地倾听着，敬畏无比地朝着他们看过去，她越来越觉得允许她在这里真是个奇迹。她一面仔细听的时候一面诧异她怎么能够在这里走来走去，怎么能允许她这样，她变得越来越没把握，她自己是否就是那个经历这些事情的人。终于姨妈看了看表。“我们必须回家了，是换衣服的时候了。离晚饭只有一个小时。唯一让安东尼生气的就是不准时。”

等她回家打开房门的时候，房间已经因为黄昏涂上了一层柔和的色彩，很早就降临的夜幕让一切都沉浸在柔和的暮色朦胧之中，寂静无声。只有打开的阳台门后面那显著突出的长方形的天空还保持着那强烈照射的耀眼的蓝色，可在房间内部所有家具的色彩已经开始轻轻褪去，和天鹅绒般的阴影融为一体。克里斯蒂娜走到阳台上，对面就是雄伟壮丽的风景。她目不转睛地望着迅速展开的色彩游戏。首先是云彩丧失了它们光芒四射的白色，逐渐轻轻地然后又越来越激烈地泛出红色，仿佛它们自己，本来如此高傲，无动于衷，如今那伟大的天体越来越迅速地坠落，便激发起它们自己的感觉。然后突然从群山组成的墙壁上升起阴影，它们白天的时候稀疏地零星地躲藏在树木后面；现在成群结队地出来，变得密集而大胆，就像一股黑水飞速地从山谷直冲到山峰，颤抖的心灵已经在担心这股黑色洪流现在是否会漫过山顶，周遭壮观的景色，是否会突然变得空旷一片、黝黯无光——事实上，一阵轻薄的霜冻的气息已经像看不见的波浪从山谷升起。一下子群山在一道更加寒冷更加苍白的光线下开始重新发光；看啊，在那并未熄灭的蔚蓝色的天空中，月亮出现了。就像一盏弧光灯，它通过山隘高高地圆圆地飘浮在两个最雄伟的山顶之间，刚才还只是个图像，多彩的细节，现在开始变成剪影，由黑白二色组合成轮廓，带着那些小小的星星，散发出摇曳不定的微光。

克里斯蒂娜如痴如醉地呆呆凝视着这个巨大无朋的调色板上展开的极富戏剧性的色彩的不断变换，已经人神分离了。就像一个听惯了轻柔的小提琴和笛子声的人，现在第一次听到整整一个乐队暴风骤雨般震耳欲聋的合奏，在这个突然显露的奇伟的大自然的色彩游戏里，她的感官颤动不已。她呆呆地凝视着，凝视着，手痉挛地紧紧抓住栏杆。她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这样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一片风景，从来没有这样完全投入到观赏之中，从来没有这样消失在自己的经历之中。她所有的生命力都聚集在她惊诧不已的双眼里，观看着，惊叹着，她从自我脱颖而出冲进风景里，忘记了自己，忘记了时间。幸亏在这个具有防备性的房子里静候着一位时间卫士，就是那个无情的锣，它从一个饭点到另一个饭点提醒客人们，为他们的盛宴做好准备，听到第一声铜锣的响声，克里斯蒂娜吓了一跳。姨妈明确跟她强调过要准时，现在要飞快地为晚餐做好准备！

但是从那些崭新的美妙无比的衣服中挑选哪一件呢？它们现在都挨在一起放在床上，像蜻蜓翅膀似的轻轻闪耀着；那件黑色的长裙勾人魂魄地从阴影中闪闪发光，最终她为今天选择了那件最朴素的象牙色长裙。她温柔地胆怯地拿起它。她感到惊诧不已。它在手里都没有一条手绢或者手套重。她迅速脱掉毛衣和沉重的俄罗斯皮的皮鞋、厚厚的运动长袜，抛掉一切沉重和结实的东西，已经迫不及待想感觉一下那崭新的轻巧的分量。一切都那么轻柔，那么柔软，毫无重量。就连摸摸它们，摸摸这些新的贵重的衣衫，已经让手指因为敬畏而战栗，就是仅仅触摸一下就妙不可言。她飞快地从身上脱下硬邦邦的麻布旧内衣；那新的贴身内衣轻柔温暖地滑落到赤裸裸的身体上，就像一团泡沫。她不由自主地想开灯看看自己，但在最后时刻还是把手放下了；宁愿通过期待延迟享受。也许这贵重轻盈的内衣只是在黑暗中摸上去这么柔软这么丝滑，在刺眼的灯光下它的温柔的魔力就会消失。现在在穿上了内衣和长筒丝袜之后再穿上裙子。小心翼翼地——这可是姨妈的衣服——她把柔滑的丝绸裙子套在身上，好奇妙：就像一股闪闪发亮的温暖的水，裙子自己就从肩膀滑落下去顺从地贴着自己赤裸裸的身子，你简直感觉不到它，穿着它就仿佛披着轻风在行走，空气的唇贴在继续发抖的身上。赶快，赶快，不要过早在享受中失去自我，迅速穿好衣服，以便最终好好看看自己！于是她快速穿上鞋，摸几下，走几步：完成了，谢天谢地！那现在——焦虑地心跳——向镜子投去第一眼。

手扭开开关，电光便射进灯泡里。耀眼，明亮，仅仅一道电光，消失的房间又重新出现在那里，盛开花朵的壁纸、锃光瓦亮的家具、一个崭新的雅致的世界又都出现。这个腼腆好奇的姑娘还不敢马上直视镜子的镜面，只是从旁边斜看着那块说话的玻璃，它只是在斜角里显露出阳台后面的一条风景和房间的一部分。马上就能做最后的检查，但还差一点勇气。她看上去是否还会像之前穿着那条已经藏起来的裙子一样可笑。每个人，包括她自己，难道不会认出这场通过借衣进行的欺骗？于是她只是慢慢地从旁边移到镜子面前，仿佛这样就能够通过谦虚的态度骗过和迷惑那位无情的法官。她已经走到严厉的镜子面前，站得很近了，但还一直低垂着目光，还一直害怕向这镜子投去决定性的最后一眼。这时，楼下响起了第二遍锣声：没有拖延的时间了。勇气突然出现，像运动员要作势一跳似的，她深深吸了口气，果断地抬起目光直视那坚硬无情的玻璃。抬起目光，马上惊诧不已，如此惊诧不已以至于她惊奇地得不自觉地向后退了一步。这是谁？这位苗条的、这位高贵的淑女是谁？她上身挺直，半张着嘴，睁着亮闪闪的眼睛，带着真诚的显而易见的惊奇在盯着她看。这是她自己吗？不可能！她不说，她故意不说出来。但这句想说未说的话不由自主地翕动着她的嘴唇。好奇妙：那边镜子里的图像也在动着嘴唇。

她惊奇停住了呼吸。就是在梦里她也没敢想过自己会这么美丽，这么年轻，打扮得这么好；这张红润的轮廓分明的嘴巴、画得这么漂亮的眉毛、金色秀发宛如一顶精致的金盔，下面是一览无余的闪光的颈背、自己赤裸的皮肤完全焕然一新，在衣服闪亮的边缘露了出来。她越来越走近镜子，想在那幅图像中认清自己，尽管她知道那个镜子上的人是她自己，还是不敢承认这另一个我是真实的持久的。担心和不安一直不断捶打着她的太阳穴，再靠近一些，做一次生硬的动作，这个令人愉悦的图像就有可能消散。不，这不可能是真的，她想道。一个人不可能如此突然地改变。要真是这样，那我岂不是就……她停顿一下，她不敢想这个字。然后这个镜子里的图像开始在内心里微笑起来，好像猜出了她的想法，展露出一个始而轻微，然后越来越强烈的笑容。现在睁得大大的眼睛从黑色的玻璃里自豪地冲着她自己大笑，张开的红唇似乎开心地承认着：“是的，我是很美。” LGD9Invr9sgBbSwpHV2OIwF2X8IGPw8Hl9uCRjJSwmleWOQuHlrqdbT3xFU6Td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