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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一个月没回来，冰锋发现，家已经不是原来的家，人也不是原来的人了。从过道到厨房，只要是件东西，就贴上了白色纸条，大大小小，都是母亲写得不很工整的毛笔字迹，乍看像中小学生的书法比赛。煤气罐、水龙头和电灯开关这些地方，触目惊心地标明“煤气！关！”“水！关！”“电！关！”，灶台旁小桌上一排瓶瓶罐罐，也都贴着“食用油”“酱油”“醋”“盐”“糖”“味精”之类。冰锋上次回家，听母亲抱怨记性越来越差，并没有太上心；现在见她独自在家，不禁想，至少应该检查一下煤气罐阀门是否真的关严了，而那些标签，他也怀疑有没有可能贴错。
没等冰锋问出了什么事，母亲就把他拉进自己的房间。她的手有点枯干，上次母子俩这样手拉手还在很久以前。母亲的背比原来驼得更厉害，头发也稀疏多了。她显得很着急，冰锋特地等到她一般睡完午觉的时候才来，但她好像根本就没睡。屋里还是老样子：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头柜，一个五斗柜；一家人吃饭也在这里，靠墙摆着一张方桌。电灯开关旁边的墙上，也写了一个大大的“关”字。母亲在方桌边坐下，背对窗户，脸隐在阴影里，示意儿子坐在自己下首。她穿的藏青色布面夹袄连领口的盘扣也系着，看着异常庄重。这是一楼，采光很差。窗外有一大丛迎春，只看见树冠部分，鲜黄的花朵拥挤在一起，色彩虽然单调，却像无端为这家奉上了一个大花篮。稍远处一棵树皮开裂的大树，生生将窗口分为两半。
母亲向冰锋举起一张报纸，指着上面印的一幅照片，说，就是这个人。她的双手有些颤抖，报纸哗哗作响，指着照片的手指晃个不停。冰锋想将那两只手按在桌上，又怕她不再继续说下去了。但难道她随便选定这么一个春天的下午，就把隐匿已久的事情告诉给自己吗？那张照片是一群人的合影，有站着的，有坐着的，铅版制得模模糊糊，难以辨认具体面目，包括她指着的那个人。下边的文字说明是：“离休老干部发挥余热，教育幼儿园小朋友从小热爱祖国。”
母亲说，就是这个人，就是他。你爸爸一辈子都毁在他手里了。手指仍不离开照片上的人，仿佛生怕稍纵即逝。面前还放着一张白纸，略有点皱巴，上面写着“祝国英”三个字。冰锋听说过这个名字，是父亲原单位的部长。母亲不无歉意地说，我也许跟你讲过这件事，但记不得了。冰锋在心里默默回答，您没讲过。以前他问过母亲不止一次，她都推说父亲虽然冤屈，不过没有仇人。现在终于告诉他了，他并不感到意外，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一直瞒着他。
母亲重复地说，你爸爸，一辈子啊。站起身，从床头柜上拿起一个小相架，摆在冰锋面前。似乎要向儿子确认父亲曾经存在，而她的记忆则要依托现实的形象才能继续下去。父亲一生只留下这一张照片，是幅正面照，胸前有两个兜，左边那个上边别着一个很大的毛主席像章，领口露出一块补丁，样子可怜巴巴，两眼瞪着前方，表情介乎惶然与茫然之间。
母亲的话支离破碎，常旁生枝节，又多有重复。显然她现在就是这样的思路；每当冰锋听不明白，问道，为什么呢？她就跟着重复说，是啊，为什么呢？等重新开始叙述，明显缺失了一部分。讲到那个人的时候，总是先在纸上写下“祝国英”，像是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动作看着神神秘秘，甚至偷偷摸摸。她写完名字，说出口的却是“他”，仿佛那个人就在屋里某个地方盯着她呢。等讲完了，一张纸都写满了。
冰锋边听母亲讲述，边在脑子里梳理一遍。父亲与“他”是老战友，甚至“他”调来部里，还是父亲介绍的。一九五七年春天，父亲预先获知了一些内幕，并无言论，几次举办鸣放会，要么托故未参加，要么到时不说话，最热闹的两三个星期，还找个由头去南方出差了，直到《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之后，才返回北京。就在父亲庆幸自己躲过一劫时，“他”向组织上交了一个本子，记录的是父亲私下里的各种反动言论，按照“攻击中央首长”“讽刺部级领导”“非议国家政策”和“曲解社会现象”分类编辑，后附索引，并一一注明是在什么场合讲的，当时有谁在场。有些语意含混或只说了半句的话，特意加了注释，揭示真正含义。是从一九五五年夏天开始整理的，大概受到什么人交信之举的启发。在为此召开的揭发批判大会上，父亲一上来还辩解说，我不记得我讲过，我讲的不是那个意思，反被认定为负隅顽抗，死不悔改。那些被指名的证人怕受牵连，谁也不敢出面否认。结果父亲被划成了“极右”，下放到东北农村劳动改造。过了几年，父亲摘了帽子，回到北京，却被要求办理因病退职手续。父亲身体的确不太好，但经手的人事干部偶尔提到，这是部里主管这方面工作的领导的意见，那个人就是“他”。父亲被遣送回外地老家，迁移过程中档案被弄丢了，从此成为“黑人”，连粮食关系都没有了。（讲到这里，母亲特地声明，这件事与“他”并无直接关系，却是因“他”而起的。）一九六七年秋冬之际，父亲病情加重，来北京求医，因为没有工作，也就没有公费医疗。借住在一间地下室里，走投无路，不得已写信向“他”求助，希望老领导以革命人道主义为怀，给予自己一点帮助。那时“他”已被解放，进入三结合领导小组。发出的信不见回复，派出所和街道的人却找上门来，说有人检举父亲投寄反动信件，本当严办，姑念有病，限期离京。见父亲实在行动不便，就写信通知家属将人领走。他们还没来得及动身，父亲已被发现服毒自杀。后来父亲迟迟不能平反，听说也跟“他”有关。
母亲补充道，你爸爸要是没错，不就成了“他”有错了么？院子里本来特别安静，突然传来一阵响亮的鸽哨声。冰锋站起身，走到窗前，留下话还没说完，被他此举生硬打断而瞠目结舌的母亲。他探头看看，满眼干净澄明的蓝，那些远而低的云朵是静止的，高处的则缓缓移动，洁白中夹杂着些许灰，甚至是黑。鸽哨声还在，却看不见天上的鸽子。声音逐渐远去，直到听不见了。院里那棵大槐树，树梢长出些淡紫色的似芽似叶的东西，不久就将是满树绿叶了。接近树冠顶部有个鸟巢，暴露在树枝之间，远看像一团乱草。
冰锋回到桌旁。母亲继续说，部里有位你爸爸的老同事，姓贺。她在纸上写了个“贺”字，接下来的名字却写不出来。冰锋做了个手势，要她接着讲。但她说不下去了，还不放心地把那个字涂掉，一直涂到完全看不出来。冰锋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找出一本很小的通讯录，查到“贺德全”这名字，还有电话号码。他拿给母亲看，她点了点头。
母亲说，你爸爸最后来北京，住的地下室，是贺叔叔帮着借的，还送来五斤米票，十斤粮票。他知道你爸爸是南方人，爱吃米。这在当时很够意思了。你爸爸大概也觉得他刚恢复工作，只能帮到这份儿上，就没有再求他，这才写了那封信。你爸爸因为不是正常死亡，火葬场不收，我还是去找了贺叔叔。他本来没露面，我说，老陆一辈子没少给您添麻烦，您最后再帮他一回吧。他找办公室开了介绍信，在部里大门口交给我，什么都没说，摆了摆手，我也不明白到底什么意思，是跟我道别呢，还是告诉我，忙就帮到这儿为止了。这才给你爸爸办理了火化手续。
奇怪的是，母亲这番话说得比刚才利落得多，好像思路忽然通畅了。冰锋想了一下，自己没见过这个人。母亲又说，你爸爸的情况，他应该最清楚，后来你爸爸平反，他还给出了证明材料。说完把那个镶有父亲照片的小相架放回床头柜上，写满“祝国英”的纸和那张报纸则被留在桌子上。然后坐回桌边，母子俩陷入了沉默。任由屋里的光线黯淡下去，谁也没有站起来开灯。
冰锋环顾这个家。这是部里为父亲平反后，落实政策分的房子，母亲带着弟弟、妹妹住了进来。还给父亲恢复了公职，补发了工资，按照被错划为“右派”前的级别，一直补发到他死时为止——记得文件上写的是“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母亲用这笔钱给每个孩子买了一个大件：冰锋是一块手表，弟弟铁锋是一辆自行车，小妹是一架缝纫机。当时她对孩子们说，这是爸爸留给你们的，让你们记住他。然而在冰锋的印象里，父亲生前家里的气氛相当冷淡；父亲死后，母亲不止一次抱怨跟着他一辈子没过过好日子，他死了，还受牵连。冰锋觉得活着的人不配享受这一切，那块手表一直没戴，也不想住在这房子里，毕业后单位借给他一间小平房，就搬过去了。
母亲忽然说，你妹妹快回来了，你赶紧走吧！冰锋迟疑了一下，还是忍不住问，隔了这么久，您才告诉我，是为了什么呢？母亲或许被问住了，或许思路又不畅了，好久才结结巴巴地说，也不为什么，就是觉得不该不让你知道，你知道了，我心里那块石头就落了地了。冰锋看着母亲，她的脸隐在比刚才更暗的阴影里，瘦得像个骷髅，一点表情都没有，又像戴着一副面具。
父亲的遭遇，是扎在冰锋心上的一根拔不掉的刺。父亲死后，他几次向母亲问起，她始终不说，大概先是不敢说，后来则觉得不必说。冰锋也就不再问，渐渐变成了他的内心活动，渐渐又沉潜到意识深处。他与母亲之间也就以相对无言居多，关系疏离，只是每月发工资，送十五块钱过来，顺便问候一下而已。母亲有退休金；小妹身体不好，一直在吃劳保，在家还能照顾母亲。也可以说，冰锋这笔占工资不小比例的支出，实际上是贴补小妹的。现在母亲终于对他讲了。冰锋很想把心中的抱怨直接说出来：您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呢？他想起过去那些年，自己无论上大学，还是工作，都是乏味不足道的人生，此刻才突然有点光亮了。
冰锋拿起桌上写满“祝国英”的那张纸，还有那份报纸，忽然记起一件事。来到小妹的房间，比母亲那间小不少，窗前摆着一架蝴蝶牌缝纫机，机头下有条砸了一半的大红色绸裙子，小妹现在靠给人家做活，挣一点钱。左首有个书架，书不多，其余都是旧杂志和旧报纸。冰锋在最底下一格尽头找出一个报纸包，打开，是一本《史记》第七册。二十五年前出的书，纸张又黑又糙，封面也很破旧。包的报纸也已经发黄，日期还是六年前的，那时他刚来北京上大学，很久没打开了。
冰锋将那册《史记》翻到某一页，把母亲写满字的纸夹在里面。她跟在他身后过来了，眼巴巴地看着他，好像那张纸特别重要，上面记录了多少秘密。直到冰锋把包了书的纸包放进书包，这才放心。但他离开时，看见她依然紧紧盯着他的书包。他把贺叔叔的电话号码抄在那张报纸上，也一并带走了。
走出楼门，冰锋扭头看了一眼母亲房间的窗户，窗下那丛迎春笼罩在夕照之中，颜色不如刚才鲜艳。院子里的紫荆根根枝条都直挺挺的，花朵特别繁密。桃花已经开了不少，还有些快开了，也都紧紧地挤在一起。紫叶李的骨朵是稍稍偏粉的红色，碧桃的骨朵则是浓重的大红色，看着有点像梅花。冰锋想起家里贴的那些纸条，临走时忘记嘱咐母亲多加注意了。今天下夜班，一早小妹来电话说母亲有事，让他过来一趟。铁锋平时住在厂子的集体宿舍，星期天才回来；小妹也不在家。母亲显然是特意避开他们。当年接到父亲的死讯，母亲只带了冰锋来到北京。弟弟妹妹关于父亲的记忆大概不太深，其实冰锋自己也说不上有多深。
母亲住在甘家口，冰锋乘102路公共电车到动物园，换乘107路电车回家。路上几次急着想看那本《史记》，但暮色已经降临，后来街上一排路灯也亮了。这个城市的一切，人们的生活，一如往常。冰锋想，这有如开始了一个故事，开头很像鲁迅的《铸剑》。那是他喜欢的一篇小说。但他又想，自己可不是眉间尺，对复仇之事期待已久，不是谁要求他这么做的，更不需要宴之敖者来帮忙，但如果有必要割下自己的头，也是不会拒绝的。而母亲也不是那铸剑师的妻子，没有那么隐忍坚强。冰锋对她迟至今日才告诉他仇人是谁，仍然不能释怀。
冰锋不打算做晚饭了，在胡同口的早晚服务部买了一个鱼香肉丝软罐头。回到自己住的小院，天已黑了。走过对门人家房前的葡萄架，抬头看了一眼，铁丝网上盘曲的干枯枝条之间，露出了一弯细细的新月。淡淡的月光下，院里那棵大杨树已经长出一些小叶子了。他住在东屋南边那间。用热水瓶里的水把软罐头泡热，就着中午剩的米饭匆匆吃了。然后拉上窗帘，打开台灯，坐到书桌前。
冰锋取出那本《史记》，刚才他将母亲写了字的纸夹在第2172页与第2173页之间，父亲当年曾留下一封遗书，他记得清清楚楚，就夹在这个地方。遗书的样子和大致内容，也还留有印象。虽然是钢笔字，却有很见功力的隶书的底子，首先还是加了个当时哪怕写私信也通用的“万寿无疆”的帽儿，这出自一个行将弃世的人笔下，似乎是对未来——遥远到几乎没有尽头——仍然有所期待。然后写道：我自患病以来，医治乏术，痛苦难挨，实已成为废物，无从再行自我改造，继续生存徒耗国家资源，故取此下策，还请革命群众予以宽恕。反省一生罪过，悔愧不已，咎由自取，无怪他人。希望列为反面教材，以供来者鉴戒。冰儿勿以你爸为念，好自为之。当今祖国形势一片大好，人民生活日新月异，展望未来，信心万丈，云云。父亲是自杀而死的，民警到他住的地下室搜查过，很不细致，什么也没有发现。后来冰锋在放在小桌上的一册《史记》里找到了遗书，翻来覆去看了好多遍。母亲把它交到派出所，再也没有退还；冰锋曾去要过，答复是早已处理掉了。
夹遗书的《史记》第七册留了下来。夹在《伍子胥列传第六》这一篇里，两页相连处有一段文字：
无忌言于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贤，不诛且为楚忧。可以其父质而召之，不然且为楚患。”王使使谓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则生，不能则死。”伍奢曰：“尚为人仁，呼必来。员为人刚戾忍訽，能成大事，彼见来之并禽，其势必不来。”王不听，使人召二子曰：“来，吾生汝父；不来，今杀奢也。”伍尚欲往，员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雠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伍尚曰：“我知往终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后不能雪耻，终为天下笑耳。”谓员：“可去矣！汝能报杀父之雠，我将归死。”尚既就执，使者捕伍胥。伍胥贯弓执矢向使者，使者不敢进，伍胥遂亡。闻太子建之在宋，往从之。奢闻子胥之亡也，曰：“楚国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杀奢与尚也。
冰锋将这册书带回老家，觉得父亲把遗书夹在那里，也许是偶然之举，也许并非如此。有一天重新翻检，忽然发现其中“员为人刚戾忍訽，能成大事”“汝能报杀父之雠”和“楚国君臣且苦兵矣”几句旁边，各用指甲划了一道印儿，要对着光才看得出来。当下他激动地举着书一口气跑出门去，外面没有人，只记得天空云层很低，很厚，当中是一个暗淡无光的瞎太阳。父亲在这世界上最后发出的信息，隔着生死的界限，竟然被冰锋接收到了。不过这几句话，乃至这一段话，当时他一点也看不懂，逐一查了字典，得以大致了解，还知道“訽”，古同“诟”。真正的意思，则要读懂整篇《伍子胥列传》才明白。后来他粗通古文，正是由打这里起手的。只是时间久了，书中父亲留下的痕迹越来越淡，终于看不出来了，而只是冰锋记得或认为曾经有过那几个印儿。
冰锋想，父亲把遗书夹在《史记》这篇文章里，又在上面划了那些印儿，牵扯出历史上那位姓伍名员，以伍子胥闻名至今的人物，又涉及他平生所干的一件大事——为含冤而死的父亲和哥哥报仇雪恨。但是父亲为什么特地要把伍子胥介绍给他呢？为什么要在自己与他之间建立起类似伍奢与伍子胥这样一种关系呢？冰锋一直不明白，但始终没有忘记。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父亲”“伍子胥”“复仇”，过去他只知道这么多；再加上“仇人”这环节，整根链条就完整了。父亲是被人迫害致死的，他有一个类似楚平王或费无忌的仇人，他要冰锋像伍子胥那样去找这个人复仇。冰锋觉得，母亲今天对他说的话，在伍子胥与自己之间切实建立起一种联系；也可以说，她那些话早已被父亲留下的那本《史记》所证实了。
这个晚上，冰锋把《伍子胥列传》里父亲划过印儿的几句话，工工整整地抄在一个笔记本上。伍员为人刚强凶猛、忍辱负重，能成就大事啊，你能够报杀父之仇啊，还有楚国的国王和大臣从此要为兵祸所苦了啊，这些意思居然都是具体针对自己而言的，这才是父亲留下的真正的遗嘱。父亲显然以将死的伍奢自居；而他所期望的是冰锋这个儿子能够成为伍子胥——具备他那种品格，拥有他那种决心，将这决心付诸行动，将这行动贯彻一生。回过头去仔细琢磨父亲已经遗失的那封遗书，其中“好自为之”“充满信心”，似乎别有寓意；“无怪他人”“勿以你爸为念”，显然都是反话；至于“希望列为反面教材，以供来者鉴戒”，简直是在昭示一种历史观了。
冰锋曾经在电影里见到，地下工作者把用米汤书写的秘密文件涂上碘酒显影，或把用明矾水书写的秘密文件放进水里显影，现在父亲的遗书和《伍子胥列传》也差不多，只是隔了十七年他才看出来，而二者的内容其实是完全一致的。对冰锋来说，今天并不是故事的开始——他的故事早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