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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的出现与发展，曾给人以希望，以为终于找到了打开健康大门的钥匙。然而，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看到了现代医学的局限性。面对当代医学难题，许多国家开始把眼光放在对慢性疾病的管理上。而随着慢病管理研究的发展，大家又把眼光投向东方传统医学，中医药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价值。
几千年来，在现代医学传入中国以前，中医药学靠着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护佑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生命传承，并逐渐形成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整体医学观，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观，进而形成医养结合的健康观。这种健康观在很久以前就已融入疾病的治疗和管理中，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中。
在我国浩瀚的中医学文献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疾病管理的思想火花。古代中医学名著《黄帝内经》就已经提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治未病的意思是说，不仅仅要治疗已经发生的疾病，还要重视预防将要发生而还没有发生的疾病。这在医学上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治病，另一方面是防病，且从理论上来讲，尤其重视防病和防变。这一思想与现代慢病管理、健康风险评估和控制、维护生活质量的思想不谋而合。
事实上，中国文化对疾病管理的思考可能更早。自商代起，中华文明就已在生活中，通过不同手段、不同模式，开启对疾病的管理。如我们可以从古代“养”字写法的演变过程中一窥古人的疾病管理理念。
在甲骨文或者金文中，“养”字属于会意字，形状像一人手执鞭子赶羊，表示“牧”，即管理之意。随着时代的演变，“养”字的内涵也变得更深。到了小篆体，“养”字变为从羊从食，羊还代表读音，所以“养”字又成为一个形声字，表示以食物饲养之意。由此可见，古代的“养”字已经包含让饲养对象保持在正常的生活轨道上，也即形成生活方式上的规范，当然也包含了对饮食方面的要求。从这里就体现了在遥远的古代，先民其实已将防病和疾病管理融入生活当中，以求获得更高质量的健康生活。
中医学“治未病”的防病和疾病管理理念，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追求和文化理念。因此，除了从文字学角度进行研究外，在其他方面也可以找到证据和源流。
在《易经·系辞下》中有如下一段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概括地说明了上古时期劳动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情形。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古代人民逐步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到通过强壮身体、防病养病，可以延长寿命。这说明疾病管理思想的原始萌芽在此时已经出现。
经过夏、殷、商到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技文化水平也相应提高，为春秋战国的轴心时代打下了基础。在先秦的百家争鸣中，人们对于世界本源、生命现象及人生价值等方面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由此出现了主动改善个人和环境卫生、合理调配饮食等措施，以求获得健康、防病调治的目的。如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德经》，其实是殷、商到周的文化成果积累，书里将世上一切规律的精华归纳为“道”。“道”，是指天地万物的本质及其自然循环的规律。书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是要求人的生命活动要符合自然规律，并提出“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的论断。这种思想代表了当时通过顺从自然规律以做到防病长寿的理念。
先秦时期的儒家学派，提出了“活泼泼”的生命方式（梁漱溟语），除了顺应自然，也要避免“过用”。《礼记·缁衣》说：“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养心与养形是养生的重要内容，然而在精神与形体之间，具有统率和支配作用的是精神。养生首先要强调精神调摄，而最好的方法是减少物质欲望，即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论语·颜渊》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还提出了君子有三戒，即“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行则从礼、君子三戒等内容，即为寡欲。儒家关于精神调摄的原则，在中医养生学思想中得到了阐发和应用。
此外，儒家还倡导饮食卫生。孔子对于饮食卫生十分重视，为了保证身体健康，他提出了饮食保健的原则，即《论语·乡党》中所说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饮食精，则营养丰富；脍宜细，则味道美，可增进食欲，有利于消化吸收。并且，提醒人们一定要食用新鲜、清洁的食物，以防止疾病的发生。他指出：“食
而
，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嗅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强调了食品要精细，烹调要得当，进餐要定时，经久变味、腐败发臭的食物不宜食用等饮食卫生要求。将情志养生、饮食卫生与健康、疾病管理联系起来，这些都是中医学“治未病”理念和疾病管理理念的思想源泉。
在先秦时期，杂家的养生思想将疾病防治理念进一步完善。《吕氏春秋》是先秦杂家的代表作，其思想体系不仅承袭了道、儒两家的内容，也旁采了墨、法等家之说。《吕氏春秋·尽数》说：“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何为害？五味太过，五者充形则生害，乃饮食为害，此其一；七情太胜，过胜则伤神，乃情志为害，此其二；六淫太过，太过则伤精，乃六淫为害，此其三。知此三害而避之，使之无过，自然神安而形壮，年寿得长。“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知本求因、趋利避害、颐养神形，是杂家养生思想的重要观点。
此外，《吕氏春秋》认为，人之精气血脉以通利流畅为贵，若郁而不畅达，则百病由之而生，故在《恃君览》之“达郁”篇中指出：“凡人三百六十节、九窍、五脏、六腑、肌肤，欲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气，欲其行也。若此，则病无所居，而恶无由生矣。病之留、恶之生也，精气郁也。”同时指出，活动形体是使体内精气流通以保障生命活动正常进行的有效措施，“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吕氏春秋·尽数》）。经常运动形体，则精气流行，恶无由生。《吕氏春秋》提出的这种“动形达郁”的主张是对中医养生学的一个重大贡献。
成书于先秦两汉时期的《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防病、治未病理论的基础，集先秦诸子论述的医学理论及当时医药学实践之大成。《黄帝内经》把人与自然界看成一个整体，自然界的种种变化，都会影响人体的生命活动，即天有所变，人有所应。因而，强调要适应自然变化，避免外邪侵袭。如《灵枢·本神》指出，要“顺四时而适寒暑”，《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则提出了“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四时顺养原则。《素问·上古天真论》又明确提出“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开辟了中医学防病养生的先河。
另外，《黄帝内经》详细论述了衰老的变化过程及衰老的表现，并指出情志、起居、饮食等方面调节失当，是导致早衰的重要原因，并提出要“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素问·上古天真论》），初步建立了抗老防衰及老年病防治的基础理论。
此外，《黄帝内经》不仅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养生原则和行之有效的养生方法，如调和阴阳、濡养脏腑、疏通气血、形神兼养、顺应自然等原则，以及调情志、慎起居、适寒温、和五味、节房事、导引、针灸等多种养生方法，而且特别强调“治未病”这一预防为主的原则，将养生和预防疾病密切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汉唐时期，佛教的传入也逐渐影响了社会思潮及医学的发展。佛教认为生命无常，生老病死等过程贯穿每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任何人都不可能长生不老。因此，佛教反对对身体的贪恋执着、过分的关照。另一方面，佛教认为“人身难得”，应倍加珍惜。若病痛缠身，即无法安心修道，成就弘法利生事业。
此外，佛教对于运动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视的。如佛经《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151提到“长寿”的条件时说：“若有于寿，恒作、恒转，受作、受转；时行、处行；修梵行；食所宜、食应量，生者应熟、熟者弃之，于宜匪宜能审观察；服医药、用医言；避灾厄；远凶残。由此等故，寿不中夭。”将运动导引理念灌输到疾病管理中。
自隋代王通提出儒、佛、道“三教归一”的纲领后，三家之说便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推行于世，并且互相渗透、融合。其中，有关养生防病方面的内容，便被当时的医家、方士所继承，从而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中医学疾病管理的内容。
汉唐时期特别强调养慎，即调护机体以顺应四时之变。张仲景在《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中认为：“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病则无由入其腠理。”他还强调了饮食与防病的关系，“凡饮食滋味，以养于生，食之有妨，反能为害……若得宜则益体，害则成疾，以此致危”（《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因而“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明确指出，饮食之冷热、五味之调和，以适宜为度，方可起到养生作用。反之，则于身体有害。
此外，汉唐时期的医家还继承了《吕氏春秋》中的动则不衰之说，从理论上进一步阐述了动形养生的道理，如《三国志·华佗传》中载其言论曰：“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
最重要的是，这个时期提出了强调重视药补的疾病预防及疾病管理策略。成书于东汉时代的《神农本草经》，共载中药365种，分为上、中、下三品。其中，上品药物为补养之品，计120种，多具有补益强身、抗老防衰之功效，如人参、黄芪、茯苓、地黄、杜仲、枸杞子等，均为强身益寿之品。书中提倡以药物增强身体健康，后世医家据此创制了不少抗老防衰的方药。
两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在思想上倡导融道、儒、佛三教于一炉的所谓“理学”，同时又出现了“心学”流派。他们既有争论，又互有渗透，互有吸收和发扬，对医疗保健和疾病管理有一定影响。
北宋末年，官方出版的《圣济总录》共200卷，200多万字，包括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及养生、杂治等，分为66门，内容十分丰富。该书前数卷大量论述了当时流行的运气学说，而且对养生保健的一些方法做了相当详尽的介绍。可见，当时十分肯定这些方法的效果，并倡导使用这些保健方法。
此外，针灸学在两宋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闻名国内外的“针灸铜人”及新的针灸专著，如《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针灸资生经》等。同时，又出现了子午流注针法，主张依据不同时间，选择不同穴位，达到治疗和保健的目的。
最重要的是，此时期的医家、养生家通过寻找新的老年保健方法，全面认识了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点，丰富了老年人的治疗保健原则和方法，促进了老年医学的发展。宋代陈直撰《养老奉亲书》（元代邹铉在此书的基础上继增三卷，更名为《寿亲养老新书》），内容颇为详实，是老年医学专书。
金元时期出现中医学术争鸣，对老年保健医学的理论和方法的认识更趋完善。由于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食养食疗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了新的进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如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撰《饮膳正要》一书，从健康人的实际饮食需要出发，以正常人膳食标准立论，制定了一套饮食卫生法则。书中还具体阐述了饮食卫生、营养疗法，乃至食物中毒的防治等。附录版画二十余幅，文图并茂，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完整的饮食卫生和食疗专书，是一部古代营养学专著，也是一部颇有价值的古代食谱。
另外，李东垣、朱丹溪等对饮食保健的有关原则和诸般宜忌也有很多精辟的论述，也是他们身体力行的经验总结，更加丰富了食养的内容。
明清时期，中医养生保健专著的撰辑和出版处于鼎盛时期。明清时期的养生家对于养生理论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尽管他们在精、气、神的保养上各有侧重，但都强调要进行全面综合调理，尤其重视调理方法的研究和阐述。
如明代冷谦撰著的《修龄要旨》，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气功与养生保健专书，详细论述了四时起居调摄、四季却病、延年长生、八段锦导引法、导引却病法等，书中多以歌诀形式介绍养生要点及具体方法，易于领会和实行。万密斋的《养生四要》提出了“寡欲、慎动、法时、却病”等养生原则，对于违反这些原则而产生的疾病，皆列有药物救治方法。
清代吴师机撰《理瀹骈文》，是一部物理治疗专书。吴氏提倡膏药外贴等理疗法，还涉及引嚏、坐药、药浴等方法。他认为外治之理同内治之理，可以收到与内服汤、丸相同的效果。他还认为养生保健不能单纯依赖药饵，如果注意调节生活起居、陶冶性情，对健康更有益处。吴氏在外治保健方面为养生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这一时期，随着疾病治疗和管理理念的完善，中医学已经从单纯的一方一药、一针一砭，发展为多管齐下，且做到因人、因时、因地制宜，讲究根据病人不同的体质、症状、年龄、性别、发病时间，采用不同的饮食调养、药物治疗、体育锻炼、心理调适等手段。这些措施已经突破了个体空间观念，将整体和时间的观念融入疾病的管理当中。
此外，随着疾病治疗和管理理念的完善，中医学在操作手段上也日渐丰富，甚至独树一帜。它的很多手段和方法在技术上并不高深，而是简单易学并且非常廉价，可以自行操作和训练。这样就为这些知识流传到民间、流传给后代并不断完善，奠定了基础。
总之，中医对疾病的认识、治疗与管理，形成了中医学关于人体生命养护的理论及实践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和完善，构建了中医学生命理论系统，提出了以治未病为核心的思想原则，积累了丰富的保养身心的经验，比较全面地阐明了中医养生学的内涵。它既有理论，又有具体的操作方法，指导着慢病管理的实践。
随着后世历代医家对“治未病”思想的进一步阐发，逐渐发展为未病先防、将病施治、既病防变、瘥后防复等医学思想。这些思想与现代医学提倡的慢病管理思想极为契合，可认为是中医学在慢性疾病管理中的技术与战略，体现了古人的智慧，显示了其内在的科学性、先进性。
所以，面对着巨大的挑战，吸取和发扬中国传统医学的优势，已经成为当代医学发展的潮流。中医药学在治疗慢性、复杂性疾病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对慢病的管理上，有着深刻的认识。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中医学以人为本、天人相应的思想非常强调人与自然、社会的整体性。而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最早由美国恩格尔教授提出，该模式认为人是生物、心理、社会属性的统一体，人体健康由三者共同决定。中医学在整体水平上属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范畴。现代医学总体把握医学的属性、职能、框架；中医学丰富了人类防治疾病的思想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诊疗体系，两者在疾病防治上互相补充，互相支撑。这与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健康标准“不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而是身体、心理、社会适应三方面的完满”是一致的。
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就已经指出，上古时代的人大都能活到一百岁而且还不衰老。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当代人类的平均寿命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依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5年版《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男性为74岁，女性为77岁。《素问·上古天真论》提出，今时之人不能度百岁的原因在于“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世界各国的医学家们研究人类生命活动的过程，希望得出保持人类身体健康、寿命长久的方法。然而，在世界医学历史上，只有中国古代的先贤们，在观察人类生命活动的过程中，总结出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医学理论，依据人体生命进程各个阶段的发展规律，对身体进行养护和管理，以达到避免疾病、长生久视的目的。
中医理论中天人相应的生态观、形神合一的生命观、五脏为枢的整体观、邪正相争的发病观、以平为期的治疗观、未病先防的养生观等，已经将诊断、治疗、预防、保健、养生、康复的全套药物和非药物疗法加以囊括，此乃慢病管理的雏形。经过时间的洗礼，愈发显示出其核心理论的正确性，现在依然有着重大价值并继续向前发展。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之一，如《黄帝内经》即强调“心身合一”“形神合一”。形与神俱是人类生命诞生的标志，人的存在需要心理与生理功能的协调。形与神在生命运动中是互根互用、对立统一的关系，“无形则神不可活，无神则形无以生”。养生防病当中，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保形全神。因此，在形神共养的过程中，要动以养形、静以养神，动静合一，使人体气血和畅，百病不生，尽其天年。
针对形体，《灵枢·天年》中阐述了人体在不同阶段“好步”“好趋”“好走”“好坐”的生命活动特点，如在青少年时期可顺应“步”“趋”“走”等多动的特点，进行形体保养；到中年以后，由于人体脏腑、气血功能逐步衰减，应适当运动，避免过于剧烈的活动，以耗竭人体气血。
对于养神，《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惔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此圣人之治身也。”
人体组织、脏腑精气与情志活动“形神合一”的状态，在现代中医学、现代整体医学疾病管理中都有体现。如现代整体医学借鉴了《黄帝内经》心身合一的思想，不仅认识疾病本身，更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社会功能等多个方面，而未来随着基因组学、心理学、云计算等现代技术的运用，整体医学会更加系统、全面地认识人与疾病，也为中医现代化、西医整体化、中西医交叉互补发展提供了可能。
在具体应用中，现代医学对患者的精神管理，既要重视情绪的调畅，又要重视心理欲望的调节。如针对少儿，应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在发育过程中培养孩子积极健康的心态；针对少年，则应多交流与沟通，加强疏导，保持其情绪稳定和心境愉悦；中老年时期，应更加注重心理欲望的调节，避免各种因素引起的“大喜、大恐、大忧、大怒、大哀”。又如，《黄帝内经》中五音与五脏紧密联系的五音疗疾理论，为现代音乐治疗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人提出了“五行辨证施乐理论”，并出版了五行音乐治疗的磁带；有人将五行音乐疗法的理论与民族音乐有机结合，开展了五行音乐对五脏虚实影响的研究；有人依据经典五行音乐理论，对音乐治疗的“理、法、方、药”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
中医体质学说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端于《黄帝内经》，是以人体体质为研究对象的一种理论。《黄帝内经》已强调个体间的差异，并详细论述了体质与发病倾向相关。在中医历史长河中，后世医家不断丰富与发展体质理论，对体质类型、形成因素、表现特征、病理生理特点、与疾病的关系进行细致研究与分析，进而应用到诊断治疗、疾病预防、养生康复、疾病管理中。中医体质学说强调，个体之间存在差异，在诊疗或养生时，要考虑到年龄、性别、体质、职业背景、生活习惯、居住环境等因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体质来确定相应的养生策略，纠正或改善偏颇体质，促进机体的阴阳平衡，提高人体对外界的适应性，从而实现健康长寿的目的。
现代中医学已明确提出，体质的差异是人体内在脏腑阴阳气血之偏颇和机能代谢活动之差异的反映，代表了个体的整体特征。虽然个体的体质由先天禀赋决定，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后天的生活环境、饮食起居等都可能影响及改变体质。正如《灵枢·天年》所说：“人之寿夭各不同，或夭寿，或卒死，或病久，愿闻其道。岐伯曰：五脏坚固，血脉和调，肌肉解利，皮肤致密，营卫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气以度行，六腑化谷，津液布扬，各如其常，故能长久。”体质决定于先天禀赋，同时受到后天各种因素的影响。平和体质是健康长寿的主要体质，无阴阳之偏，无虚损劳耗，营卫之气运行正常而不易感受外邪，生命可长时间代谢运作。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人为的干预去纠正偏颇体质，努力达到平和体质，减少或预防疾病的发生，防止病理性衰老，进而延缓衰老的进程。
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养护与调摄，可以改善偏颇体质。如从饮食、起居、情志等方面进行调整，可改善或纠正偏颇体质，甚者转为平和体质，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有文献报道，迄今为止，90%以上的人死于疾病或天灾、人祸，仅有不到7.5%的人可能属于自然衰老、无疾而终。还有研究数据显示，平和体质的高龄老人一般入眠时间为21时至22时，醒来时间为5时至6时30分，平均睡眠时长为8.8小时。偏颇体质的高龄老人普遍睡眠不规律，与其气血不足、营卫不调有关。还有调查显示，与没有充足睡眠的人相比，拥有充足睡眠的人有着更健康的生活模式。
可见，对身体的管理，对体质的调整，自古至今都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深刻的社会意义。近代医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规律，将五音中的角、徵、宫、商、羽分属木、火、土、金、水，因人辨证选乐，应用于临床，对中晚期肿瘤患者的癌痛程度、生存质量进行临床观察，发现中医五行音乐可明显提高中晚期肿瘤患者的生活质量，降低癌痛痛感。另有临床实验研究证明，五行音乐疗法能够明显改善中风后患者的焦虑状态，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中医学将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不同情志表现，统称为“七情”。《黄帝内经》云：“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从情志而言，心“在志为喜”，肝“在志为怒”，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素问·气交变大论》对于情志还有如下论述：“有喜有怒，有忧有丧，有泽有燥，此象之常也。”即正常的情绪表达属于正常生理现象，不会致病，只有突然、强烈、长久、反复的情志刺激，造成情绪的过度兴奋或者抑制，才能导致人体的阴阳失调、气机紊乱、脏腑受损而发病。故《素问·举痛论》又说：“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此时，要对情志进行调整，以达到《灵枢·本脏》所说的“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
经过历代医家和养生家的不断努力，中医学逐渐形成了成熟、系统的情志养生理论，内涵丰富，经验独特，深刻揭示了情绪变化与脏腑功能活动的相关性，强调了正常的情绪活动有益于脏腑功能的协调，而异常的情绪活动，特别是强烈、持久的情志刺激，可能导致脏腑功能紊乱、气机失调，从而发生疾病。
对于情志致病的调治，古人也早有方法。《素问·移精变气论》指出：“数问其情，以从其意。”了解病人的所思所想，顺从病人的心意，满足病人的愿望，这就是顺意的情志疗法。由于病人情志疾病的根源常常在于某些需要和愿望（如食欲、社交欲、求偶欲、求知欲等）不得满足，所以医生要察言观色，耐心询问，尽量满足病人的正当意愿，达到治本的效果，即“先除欲以养情”。明代的《养生余录·养生篇》指出：“人之情性为利欲之所败，如冰雪之曝日，草木之沾霜，皆不移时而消坏矣。”又说：“故性命之根，诚有极也；嗜欲之性，固无穷也。以有极之性命，逐无穷之嗜欲，亦自毙之而已矣。”只有节制欲望，才可“藏精于内，栖神于心，静漠恬憺，悦穆胸中，廓然无形，寂然无声……养生以经世，抱德以终年”。
在现代社会，随着对疾病治疗和管理的深入探索和实践，已有充分证据证实，情绪、心理的变化可以造成生理和身体上的变化，情志内伤与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和各种肿瘤等许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长期的悲伤和抑郁，常常是癌症发生的前奏。因此，现代医学也提倡通过精神（情志）治疗（调养）来改善病情，促进康复。例如，当紧张、焦虑、恐惧等不良情绪累积心中之时，强行压抑会造成高血压、消化道溃疡、精神障碍、抑郁症等多种疾病，故现代医学一般建议可以通过哭泣、喊叫、对亲友倾诉，或进行艺术创作等多种方式将心中的郁积情绪发泄出来，从而使心理重新恢复平衡。
又如，现代人物质欲望较多，攀比心理较重，容易受到外物诱惑，欲求不得则使不良情绪郁积于心，多愁多恨，造成心身疾病。因此，现代医学建议在心理指导的过程中，可配合中国古代的静功，调整呼吸，摒除杂念，静坐默想，意守丹田，以达到凝神入静、万籁俱寂的境界，从而调整不良心态。可见，中外古今医学不但没有绝对的隔阂，反而有着承载与继承、创新与融合的关系。
《灵枢·岁露论》云：“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又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可知古人起居不但强调因地制宜，也强调因时制宜。
《黄帝内经》早已认识到健康长寿与地理环境之间有密切的联系。《素问·宝命全形论》言：“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又说：“高者其气寿，下者其气夭。”认为居住在北方寒冷高山地区的人，因阳气坚固，故多长寿；居住在南方炎热地势低洼地区的人，阳气常常发泄而致虚弱，故多短寿。在《素问·生气通天论》中还进一步指出：“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说明生态平衡中也有阴阳之道，人与自然是相生相克、互根互用、协调统一、双向循环、和谐安定的关系。如今随着世界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中医生态医学使人类重新审视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的息息相关关系。
从现有的研究中也可以发现健康与后天影响相关性很大。除了良好的生活方式和情志调养等，若能根据自身体质状况，选择合适的地理环境进行养生，也可能促进健康长寿。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医学尊崇的“天人相应”思想，与生态医学提倡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思想非常契合。截止到2015年，中国老年学会公布的71个“中国长寿之乡”中，大多数位于山丘地区，如广西山区占到32.4%，说明海拔高的地区，空气、水源、土壤质量较好，有益于人类健康长寿。
而在因时制宜方面，古代中医强调人体之气要顺应四时的气候特点，方能养护应时之脏。《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说明健康要通过适应自然才能得到维护。反之，违背自然规律，“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人的生命节律是在长期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相互适应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古代中医非常强调起居调养以顺应自然。
天地间阴阳无处不在，宇宙的生机就在于阴阳的消长变化。一天之间，清晨阳气生发，中午阳气最盛、阴气最少，下午阳气慢慢收敛，到了午夜则是阴气最盛的时候。人与自然息息相通，《黄帝内经》提到“圣人……服天气”，即是说高明的人能顺应天地的阴阳变化，有规律的作息，以维持体内阴阳的平衡。古代中医要求起居有常，就是要按照生物节律来安排起居作息，使生活起居与自然节律同步，以顺应天地之阴阳二气的变化。如果违背了自然的规律，就会发生病变，导致疾病。
就睡眠而言，《素问·五脏生成》说：“人卧血归于肝。”白天阳气升发，适宜进行各种体力和脑力劳动；夜间阳气收敛，是身体休息之时，若再劳心不止，将损害健康。明代养生家高濂在《起居安乐笺》中就介绍了许多助眠的方法，包括“怡养一日法”、睡眠姿势、卧室环境布置等，甚至还一一列举了选择怎样的床、枕头、被褥等卧具，更有助于睡眠。近代研究发现，作息不规律会引发基因的突变，从而引发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等一系列疾病。并且，不规律的作息还会刺激星形胶质细胞吞噬神经突触细胞，从而导致大脑神经传导变慢，影响大脑正常工作。这一机制也是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主要原因。这一研究的发现从科学的角度和分子机制的深度证明了生活起居规律的重要性。
在现代疾病管理中，延续了古代中医对起居的重视，如对于提高睡眠质量，就有以下建议：①选择合适的卧具；②采取右侧卧位睡姿；③具有安静、通气的睡觉环境；④睡前不可过饱或多饮水；⑤睡前两小时内避免过度兴奋；⑥睡前可做轻度放松运动，如瑜伽，或是用热水泡脚；⑦保持平和或愉悦的心情；⑧养成午休习惯，但时间不宜太长。
《素问·平人气象论》提出：“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水谷进入人体后，经五脏六腑的协同作用，化生为水谷精微，而水谷精微之中的精气，化生为营气，营气与津液形成血，行于脉中，循着经脉上下运行，贯通五脏，联络六腑，奉养周身；水谷精微之中的悍气，化生为卫气，行于脉外，温煦肌肉，充养皮肤，护卫机体，即《灵枢·本脏》所云：“血和则经脉流行，营覆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矣；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可见饮食是人体赖以生存的基础，同时也是维持健康必不可缺的物质。《素问·脏气法时论》也有论述：“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因此，后世的医家不断探讨饮食养生对疾病康复的价值，探讨饮食养生需要注意的方方面面。如在《保生要录》一书中，即已列出果类、谷类与菜类、肉类等共计14类食物，种类齐全。每一类食物中都列举代表性食材，并详述每种食材的具体功效，或具体做法，或食用禁忌。如“鹦，雌而黄者性温，主虚渴、数溺、泄利。补五脏，益气力。黑者，治风”。又如葡萄浆，“葡萄熟时，先于根底著羊肉汁、米坩汁各一斗，如是经宿，拣熟者摘之，纳新白瓶中，令满稍实，密封石器，自然成浆，去滓饮之，味过醇酎，甚益人。”再如“獐肉，温，补五脏。八月至十一月食，胜羊肉。十二月已后，动风发气，不堪食”。内容详细之至，可重复性、可操作性都非常高，对现代的养生实践非常具有参考意义。
对于饮食的“度”的把握，古人也早有言及：“饮食自倍，肠胃乃伤。”这是对食量的“度”而言；还有“食饮者，热无灼灼，寒无沧沧。寒温中适，故气将持，乃不致邪僻也”（《灵枢·师传》），这是对食温的“度”而言。后世医家进一步提出，要避免过饥过饱，饮食的“度”应把握在“常欲如饥中饱，饱中饥”。如《保生要录》所述：“常时不可待极饥而方食，候极饱而彻馔。青牛道士云：人欲先饥而后食，先渴而后饮，不欲强食、强饮故也。”此外，还强调过量食用温热的食物，易于损伤脾胃阴液；过量食用寒凉的食物，易于损伤脾胃阳气。而脾胃为后天之本，损伤日久则易导致阴阳失调，进而引发各种变证。唯有寒温适中，真气内守，自然可以抵御邪气侵袭。
现代医学对于饮食，主张饭吃八分饱，因为过饥、过饱会导致某些营养物质的摄入不平衡，进而对机体产生影响，甚至变生疾病。另外，现代研究发现，当食物的温度与人体的温度大致相同时，体内的各种消化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否则将不利于食物营养成分的消化与吸收。同时，温度过高或过低也会损伤食管及胃肠道黏膜。可见，古代健康管理理念和现代健康管理理念有很好的同源性。
运动可以强身，这一深入人心的理念最早产生于《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即指出以适中、有度的原则安排生活和劳作，才能不超出常度，以免违反事物固有的规律，对身体造成伤害。恰如《素问·经脉别论》所说：“生病起于过用。”另外，《黄帝内经》还进一步提出，在劳作或者运动方面应该“形劳而不倦”，就是说人的身体必须运动（或劳作），但又不能过度，以不感觉疲劳为原则。人要想健康，必须得运动，以形体之运动促进精气之流动，从而气畅精活，不郁不腐。而缺乏运动还会让人的脾胃功能减退，筋肉松弛，体质下降。所以《素问·宣明五气》说：“久卧伤气，久坐伤肉。”明确指出卧床太久和久坐不动会使气血不畅，人的肌肉得不到气血滋养而受到损伤；但运动过度也会给身体造成不良的后果，轻则疲劳过度，难以恢复，重则伤及肌肉等组织，故还有这样的描述，“久视伤血”“久立伤骨”“久行伤筋”等。
如今，在现代慢病管理中，对于运动管理，尤其对于老年患者的运动管理，或者对体能处在逐渐衰弱阶段的病人的运动管理，不再强调高强度的运动或者持久性的运动，而是从古代中医学汲取经验，更强调注意运动的度，把控好运动项目、强度及时间标准。如对于老年患者，强调运动以身体不感到疲倦、心情舒畅为度。现代医学研究也证明，适度的有氧运动对患者的心血管健康、糖脂代谢、骨骼肌肉技能提升及恶性疾病预防都有帮助。这与古代中医所说的“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养性之道，常欲小劳，但莫大疲及强所不能堪耳”是一致的。
另外，现代医学的运动管理，也强调选择合适的运动，以身体不受到损伤为要，而不支持高强度、有损伤机体风险的运动。如要科学选择与自身条件及体能相适应的项目；开始运动后要循序渐进；在运动过程中，则要把握好节奏和强度，避免运动损伤。这和《抱朴子内篇·微旨》所说的“欲修长生之道，何所禁忌？……禁忌之至急，在不伤不损而已”的建议是一致的。
中医学几千年来积累的丰富理论和实践手段，历代医家临床的宝贵经验，经典理论和古今医案的证据，作为一种宝贵资源，不但支持着现代中医的发展，也影响着现代医学的疾病管理观念，并一直被国家和人民群众所重视。在《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就提出要“注重发挥中医药在临床治疗、预防保健、养生康复等方面的优势和特点，为拓展服务领域、提升防治能力和学术水平服务”，同时将“养生保健与疾病预防方法”和“个体化诊疗方案及其评价方法”等研究列为优先发展领域。
目前，国内中医界在慢病管理中已经做了不少尝试，而现代综合型医院也基本建立了传统医学科和治未病中心，整合了中医各分支学科的力量。专业的中医养生师、内外科医师、情志治疗师、运动导引师、药师、营养师组成团队，并配备相应的设备，实践着中医养生学的理念，兼顾治未病与治已病，努力提高慢病的管理水平，在健康保障事业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前文可知，慢病管理的定义为：组织慢病专业医生、药师及护理等人员，为慢病患者提供全面、连续、主动的管理，以达到促进健康、延缓慢病进程、减少并发症、降低伤残率、延长寿命、提高生活质量并降低医药费用为目的的一种科学管理模式。
慢性疾病包括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和慢性传染性疾病（如艾滋病、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等），但目前在各项政策法规和实验研究规定中，慢病的研究和管理对象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而“慢性传染性疾病”的管理则很少见于临床研究及实践。
作为传染病专业的从业人员，中医慢性肝病专科的工作人员必须有新的思考，以确定本专科疾病是否应纳入慢病管理，以及该如何进行慢病管理。
单纯就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而言，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全世界有20亿人感染乙型肝炎病毒（HBV），占全球人口的1/3；约有3.85亿人为现症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CHB）患者，占全球人口的6%；有25%～40%的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在一生中可能有机会发生严重并发症（肝癌、肝硬化、肝衰竭），每年的乙型病毒性肝炎相关死亡病例为75万例。
慢性乙型肝炎是导致我国肝硬化、原发性肝癌高发的主要原因，超过80%的原发性肝癌由HBV感染导致，而迄今尚无特效治疗方法，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其病情发展和演变，使得探索治疗的新途径、新方法变得非常紧迫。如果加上其他类型病毒性肝炎，则肝病专科者所处的困境压力会更大。
因此，《中国肝病诊疗管理规范》白皮书明确指出：“应建立慢性乙型肝炎的系统性、规范化管理。”由此而言，探讨慢性肝病的慢病管理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而中医有介入的价值吗？其实，中医学在古代即已提出“治未病”的疾病管理理念，中医“治未病”理念是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独具影响的理论之一。“上医治未病”，最早源自《灵枢经》所说：“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治”，为治理、管理的意思，“治未病”即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疾病的发生、发展。其主要思想是：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后防复。
中医“治未病”理念形成后，后世历代医家也对此不断发挥，丰富了中医治未病的内涵，并实践于临床，指导治病和养生，使治未病理念深入民心，在实践中不断推而广之。如汉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中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师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并补充说“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成为“治未病”理念灵活运用的经典论述。又如朱震亨在《丹溪心法·不治已病治未病》中说：“与其救疗于有病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此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意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体现出了华夏医学文明“治未病”理念的博大精深。
中医“治未病”，具体来讲，主要是针对三个阶段的三个原则：一是“未病先防”，未病时要注意摄生，防患于未然，尽量防止疾病的发生；二是“已病防变”，患病后要注意早诊断和早治疗，尽量防止病情加重；三是“瘥后调摄”，病愈后要注意妥善处理后遗症，尽量防止疾病的复发。
最后，中医养生兼具经济性。从“治未病”角度看，如果在身体尚处于健康的时候能够“未病先防”，就可以防止疾病的发生，根本就不存在医疗费用的支出。可见，“治未病”以防患于未然，是中医最大的一个特色优势，不仅能够减少疾病的痛苦，而且可以给个人和国家节约一大笔医疗费用支出。从这方面讲，完全与现代医学慢病管理理念不谋而合。因此，中医在慢病管理中是有特殊优势和价值的。
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探讨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的管理方案。
从我国目前的慢病管理实践看，西医慢病管理主要有3种模式：生物医学管理方法、认知行为干预、心理动力干预。西医管理模式下对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CHB）治疗的总体目标是：最大限度地长期抑制HBV，减轻肝细胞炎症坏死及肝纤维化，延缓和减少肝脏失代偿、肝硬化、肝癌及其并发症的发生，从而改善生活质量和延长存活时间。
现有抑制HBV的主要方法是抗病毒治疗，但部分患者属于非抗病毒适应证，主要包括病毒携带者及轻度CHB患者，另外尚包括抗病毒药物禁忌证患者。近年的研究发现，即使积极抗病毒治疗的患者，也均有不同程度的肝组织学病变。而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非抗病毒适应证患者的远期预后并不乐观。对于慢性丙型病毒性肝炎来说，虽然现在有口服药物治疗，痊愈率比例高，但一旦进展到肝纤维化阶段，则仍有极大可能进展到肝硬化甚至肝癌。其他病毒性肝炎也都是一种威胁。这些都显示西医慢病管理模式对本病患者的治疗效果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目前认为，科学的慢病管理模式应遵循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为慢病患者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健康服务，同时对各种危险因素进行积极的干预，传播医药卫生知识，为慢病患者或家属提供科学合理的健康指导、用药指导及人文关怀。临床已有多种研究表明，配合中医治疗，可通过辨病结合辨证论治，以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从而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甚至达到减少和延缓肝硬化、肝细胞癌（HCC）发生的目的。因此，我们认为，具有中医特色的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慢病管理模式是更值得探讨的管理模式。
中医的理念重视环境、生活习惯、情志、运动等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预后方面所起的作用，在疾病调治方面更强调从整体出发，注重精神、生理、体质调养并重的思维模式。这些特色理念可以为目前慢病管理的综合预防措施提供成熟的理论指导，并对慢病管理中的疾病风险评估、实践与技术的研发起到推动作用。
中医在疾病调治中，除了采用中药内治来调理人体状态外，还有一系列外治手段以疏通经络，恢复机体平衡。因此，将中医特色融入慢病管理模式，结合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开启对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的慢病管理，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的医疗模式已从过去的“有病医病”的被动状态，发展到现今的“未病先防”的主动状态。这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健康管理理念，蕴含着我国医疗卫生方针向以预防为主、防治重心前移转变的思想。而中医学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了这个理念——“治未病”思想。
中医“治未病”的思想出自《黄帝内经》一书，书中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治未病”思想是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内核之一，将预防为先、防患于未然等理念运用于慢病防治当中，体现了传统中医对于健康和疾病的全面而精妙的认识，以及对于养生康复的积极态度，符合当今疾病管理的要求。当代学者的研究结论也表明，中医“治未病”思想是疾病预防观的体现，应从健康管理的层面去理解中医“治未病”思想。医疗中除了检测各种各样的指标以外，更主要的是要了解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和当地习俗，以生活规律、天人合一的养生方式来保障身体健康。因此，推广以“治未病”思想为主导的健康管理服务是必要的。
在慢性病毒性肝炎的管理中，也应该发挥中医特色和优势，将“治未病”思想中的“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和“病后防复”三层含义贯彻下去，并体现于疾病的始终。下面试举例说明。
在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早期——处于病毒携带者状态的时候，可将防病寓于养生之中，通过增强体质、提高机体抗病能力，达到防止病毒活动、防止肝脏损害的目的。在肝病活动期，应将治病与防变两手同时抓，除了要及早诊断、及时治疗，还要重视环境、生活习惯、情志等因素在疾病发展和预后方面所起的作用，强调从整体出发，注重精神和生理调养并重，以防止疾病进一步发展，累及更多的脏腑。肝病初愈或者愈后即使病情稳定，也应关注体内潜伏的不健康因素，进行及时的调理，继续进行有效的干预，防止疾病复发，以维护健康，提高生活质量。
以“治未病”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中医的优势，将中医健康理念融入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的健康管理当中，形成具有鲜明中医特色的有效的慢病管理模式，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课题。
慢病的发生、进展与患者不良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因此慢病的治疗和管理也不同于其他疾病。目前认为，慢病管理的核心是促使人们建立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需要调整患者个人的生活方式，强调患者本身在疾病治疗过程中的积极参与，主动去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医生的治疗。这里面包含了两层重要含义：首先是在慢病管理的过程中，患者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生物个体，而应该是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人。医生不能只着眼于疾病的治愈与否，更应该关注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心理感受。其次，应该重视患者自身在疾病康复中所起的作用，而不单单以药物作为唯一促进康复的手段。这与中医学提倡的“以人为本”的疾病管理方式不谋而合。
中医“以人为本”的人文思想体现于《黄帝内经》的“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标本已得，邪气乃服”之中。这些精辟的论述，用同源性、联系性思维，对生命、健康、疾病等重大的医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强调在疾病治疗中患者与医生是标本双方，而且必须以患者为中心（本），强调医患的沟通互动，充分调动患者的积极性，使其配合治疗。
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具有高发病率、高病死率的特点，对患者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对患者身体的伤害，同时还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工作能力和社会、心理行为，使患者的生存质量严重下降。我们认为，在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管理中，应该处处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医生不仅要洞悉疾病产生的原因、机理及各年龄段疾病的特点，还要在实施医疗行为的过程中关注医患之间相互的心理、伦理等方面的非技术性医疗关系，结合现代人的心理、生理、饮食等的变化，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制订慢病管理方案。
此外，中医学在两千多年前就认为，健康的理想模式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即以“我”为本的生态平衡，强调人体自身的协调，鼓励患者充分配合中医养生预防保健方法，对慢性疾病进行干预，减除精神、心理及不良生活习惯等“致病因素”的影响。
在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的管理中，如果仅仅以疾病甚至病毒为中心，采用对抗疗法，与人类生存环境中的致病因素进行对抗，把生物化学检测指标恢复到正常水平作为疾病治愈的目标，那么就容易导致医生在诊疗过程中仅仅关注疾病生化指标的改变，而忽视患者主体，不但忽视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也忽视了患者本身在治疗当中的作用。反之，在专业知识的指导下，医生能够指导患者顺应四时、调畅情志、劳逸结合、饮食合理，使气血调畅、脏腑功能保持正常，则可以由患者积极主导，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做，一则提高慢病治疗的疗效，二则降低医疗成本。《黄帝内经》中有关“以人为本”的人文思想，对于营造一个和谐健康的医疗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依然值得我们在临床借鉴和深入研究。
中医药学丰富而有效的干预技术，为慢病管理提供了可靠的手段，适用于慢病防治管理的多个环节，为慢病防治管理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慢病管理不仅需要“治未病”“以人为本”等思想的指导，更需要充分发挥多方力量，立体、全程地构建和完善慢病诊疗管理体系。
多维立体系列疗法体系是广东省名中医池晓玲教授首创的肝病防治体系，以“天人合一、辨证论治”为核心，强调从整体调节入手，将患者置于天地之间进行辨病与辨证，确定治疗大要，然后科学地选择药物疗法及外治系列疗法，以及健康教育、食疗药膳等非药物疗法。近十年来，池教授以多维立体系列疗法体系开展中医肝病知识的科普推广工作及中医养生保健“治未病”工作，着手开展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的社区保健工作，将中医防病治病、养生保健的理念带给广大肝病患者及高危人群，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因此，应该将多维立体系列疗法体系作为方法论，应用在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的管理中。
在具体实施方面，多维立体系列疗法体系强调“疾病—体质—证候”的同一性，以疾病诊断、病情评估、中医辨证作为药物治疗、健康宣教的主要依据。药物（抗病毒、护肝、退黄、中成药、中药汤剂等）的应用无须赘言。健康教育包括与专科疾病相关的饮食、起居、心理、运动、服药等知识的宣教。为了使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能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应该根据每位患者的病情、性格、文化程度等情况，制订个性化的健康教育计划，分别进行集体教育、个别指导、检查监督等。健康教育应该注意科学性、实用性、个体化及可行性，做到深入浅出。要耐心听取患者的提问，结合患者的不同情况及特点，运用合适的方法，反复讲解，给予患者积极的鼓励和正确的引导，直至患者完全掌握。提出合理的指导意见、规范治疗流程、解答患者心中疑惑等方式，对患者的教育比门诊教育更具有影响力。
以五形人体质、九种体质辨识作为患者自我管理的重要参考。运用中医体质辨识、中医辨证等方法，结合现代医学体检的各种检查手段，对受检人群的体质状况进行评估，判断患者的病势走向，并根据不同的体质类型有针对性地分析其易患疾病倾向，提出相应的健康调养原则，以达到“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的目的。
以症状、体征作为外治疗法的依据。充分运用中医传统疗法和技术，制订具有中医特色的干预方案，根据患者不同的症状及体征，采用按摩、拍打、导引、针刺、艾灸、火罐、中药熏蒸、砭石热敷等方法，达到祛除病痛、改善症状的目的。如上所说，中医丰富且有效的干预技术为慢病的有效管理提供了可靠的手段保证。
中药有丰富的制剂类型，急则用散剂，缓则用丸药，安全有效，可以满足体质调理这种长期治疗的需要。另外，中医食疗药膳的作用在体质调养中显得尤为重要，与药物疗法相比，饮食疗法具有安全、便宜、方便易行的特点，容易被广大群众和患者接受和实施，是预防慢病和调理慢病的重要手段。
提高慢性肝病的管理成效，做到早期预防、早期治疗，对降低肝功能衰竭、肝硬化、肝癌等疾病的发病率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中医学在慢病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等方面的应用还有待进一步发掘。
中医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特色和优势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应该依托国家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政策支持，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自觉将中医药融入慢性疾病的管理工作中去，走出一条具有中医特色的慢病防治管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