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队长自述

我叫许宏，还有一个别称是“@考古人许宏”。我是二里头考古队的队长。

我是1999年当这个队长的。那一年之前，从本科、硕士、博士直至大学讲师，我学考古、干考古总共将近20年了。而当时的二里头遗址已经发掘了有40年。我是第三任队长，属于第三代领导集体。

说到我们考古队，大概有十个人。首先是我和手下的两个兵，被叫作研究人员，现在还被称为“干部”，因为我们是从北京来的，吃皇粮的。这三个人下面还有六七个技师。他们不是研究历史的，更注重基础层面的工作，有一些人水平很高，甚至说身怀绝技，许多活儿比如钻探发掘、辨土认土，都由他们来完成。

我们的出土物大部分是破碎的。比如说陶片，技师们负责找陶片，合并同类项，把它们粘在一起，然后逐步进行复原。大量的复原器都是他们一点一点地修出来的，以便用于考古研究。除此之外，绘图、摄影、写记录等也是他们的工作。这是我们考古队的第二梯队。

还有第三梯队，就是民工。一旦开始发掘，我们会从当地的村里雇用村民，作为体力劳动者。当时的农村还比较有活力，年轻人大都在村里，可以聘到壮劳力，甚至还有一些辍学的小姑娘。如此一来，我们的大学生跟小女民工就可能会发生恋情。你想啊，比较偏僻村庄的年轻人，憧憬和向往着外面的世界，突然间来了一帮大学生，整天在这个很小的探方里面工作，又正值青春年华，难免擦出点火花。所以圈子里流传着一个故事：一个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写了本小说，名叫《油菜花，黄了》，是说每当油菜花黄了的时候，考古队开拔，恋情也就结束了。

早些年的故事听起来总让人唏嘘感叹，现在却没有这个担忧了。请大家看看我们三个梯队的合影，这是考古队现在的一张“全家福”，聘的民工都是大婶、大妈加大爷，要发生点什么也就不可能了，所以尽可放心。

要说到我们的工作呢，考古人做田野讲究三把刷子：一调查，二钻探，三发掘。我们的调查是“地毯式的、全覆盖式的踏查”，大家排成一排，隔上一段站一个人，每个人手持一部对讲机，拎着一个编织袋，随时把陶片、石器之类的往袋子里放。

一遇到断崖剖面我们会非常兴奋，原本说考古人就是破译无字地书的，我们也能从剖面上搞清地下的信息。这样一来会给人一种感觉：形迹可疑。经常有老乡见了就问，你们到底是干吗的？神秘兮兮的。时间一长，队员们干脆编了顺口溜自我调侃：“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问是社科院的，原来是文物调查勘探的。”

我们最拿手的绝活儿叫辨土、认土。比如说墓葬里的土是五花土，一旦打出这种土，就能判断这是个墓；宫殿建筑或者城墙的土是夯土，因为当时夯过，非常结实；广场或路面上踩踏过像千层饼那样的土叫路土；而垃圾坑里的土，含有草木灰，实际上古人粪便也都在里面，不过现在早已干化了。基本上在一个地方干过一段时间后，一看就能辨识它是什么土，以及什么时候的土，是商代的土，还是汉代的土。大家都知道郭沫若先生是大学问家，也有人说他是考古学家。但在考古圈却不认他是考古学家，只认他是历史学家。因为他不认土，不知道钻探发掘。

我们最得心应手的一个利器是洛阳铲。这把铲子是钻探用的，用上好的钢打制而成。这个半圆形的铲头是洛阳盗墓贼发明的，现在却为考古人所用。说一句不谦虚的话，到目前为止，全球范围内任何高精尖的钻探仪器设备通通没法替代它。从这个意义上讲，洛阳铲实在是一项极有中国特色的发明。

这个铲头是钢的，套上木杆长度可达两米，一般情况下够用了。若再加上竹竿，最多可到四五米。如果四五米还没打到底的话，再在竿上拴绳，利用自由落体原理，可以往下打十几米。熟练的工人往下一扔，“啪”一家伙，拿绳一揽，就能带上土来。如果是五花土，就应该是墓葬，那就挖——盗墓贼就是这么干的。现在我们仍然用这样的技术来破译无字地书。

说起中国的考古发现，很多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大部分是由农民和施工队发现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秦始皇陵兵马俑。但也有例外，比如说我所在的二里头遗址，它就是前辈老先生为了寻找夏王朝的文化，在梳理古典文献的记载中，凭借线索摸到了豫西晋南这一带，还真就找到了这么大的遗址。

在这个遗址上，出土了无数可以被称为“超级国宝”或“中国之最”的东西。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2002年春天，我们在宫殿区发掘，一个年轻队友跑过来悄悄跟我说：许老师，出铜器了。我一听赶紧跑过去，是一个刚露头的铜铃。我意识到这应该是一座贵族的墓葬，墓里除了铜器之外，后来还发掘出玉器、绿松石器、漆器、海贝项链等一百多件器物。虽然露出这么一点来，但民工们已经知道这事儿。于是我当即决定抓紧时间清理，而且从现在直到清理完毕，需要全天候地盯守，防止被盗。当时考古队还是兵强马壮，我手下有三个队友、四个技师、九个本硕实习生，大家轮班盯防。我们还把考古队的大屁股吉普车的车灯打开，隔一会儿就冲着那个黑魆魆的墓穴照一照，严防死守；又从邻村借来一条大狼狗，以壮我们的声势。这样，上半夜还挺浪漫的，男生说说笑笑数着星星，空气中飘荡着晚春时节的麦香。但到了下半夜就比较难受了，4月份的时候还有温差，得穿大衣。然而大家仍然斗志昂扬，戏称我们在给二里头贵族“守夜”。

清理工作越往下做，就会发现越多的绿松石片。我们当时也没感到太多意外，二里头很早就出过嵌绿松石铜牌饰这样的东西。但这个墓比较特殊，整个绿松石片的分布范围达到70厘米，从这个墓主人的肩部一直到胯部。

一般的铜牌饰长度只有15—20厘米，在墓主人的腰部或胸部。但这件没有铜托，绿松石片原来是粘嵌在有机质（木头或皮革）上的，待有机质腐烂之后只剩下这些片了。这样一来不要说用竹签剔这些碎片，就是用嘴一吹都有可能使它移位。如果扰动太多，恐怕这个东西就保不住了。

考古学本来可以说是研究物的，但是我们更强调，考古学与其说是研究物的，不如说是研究物背后的“context”，也就是它的背景关系。比如第一次参加考古的学生，见到这些小绿松石片，他若见一片抠一片，把2000多片绿松石片抠出来，以为文物一件都不少，可他却忽略了“context”，也就是用松石片镶嵌的那个东西。这就是考古和文物收藏最大的差别。

因此，我意识到这种清理方式不可行，清得越细，越不利于文物保护和以后的复原。况且多日连续熬夜守候，队员们也都非常疲惫。加上文物在工地上多待一天，就会多增加一分危险，所以我紧急跟在北京的我们社科院考古所科技中心联系，技师建议整体起取，放回室内清理。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这件宝贝套箱，“请”回了驻地，又运到北京，仔细清理后，它的真面目才显露出来。我们以前做过种种想象，待它完全清理出来之后才觉得，以往的一切想象都黯然失色。它居然是一条大龙！保存得那样好，你站在正上方俯视它，它的身子和尾巴好像在游动；你若是逼近它，它那双白玉镶嵌的大眼睛好像也在瞪着你，催你读出它的身份来。我们的专家管它叫“超级国宝”，确实如此。

大家总是会问：许老师，你当队长这段时间有这么多收获，最令你激动的发现是什么？一般记者朋友都会替我回答，应该就是那个绿松石龙吧，因为它太有名了。但我说还不是，我最得意的是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和中国最早的宫城（ 也就是当时的“紫禁城” ），这是在我手里发现的。因为我个人是做城市考古的，在考古界，我自称是做“不动产”的。宫城城墙、道路、宫殿建筑、四合院这些东西是我的强项，所以说搞清不动产的布局，是我最大的梦想。

我先翻前辈留下的纸质发黄的工作记录，寻找蛛丝马迹。先生们在1976年已经探出现在宫城东面有条大道，200米长，以后就没下文了。我非常兴奋，意识到这个道路非常关键，很有可能就是解开二里头宫殿区布局的一把钥匙，决定继续追探。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天一个村民跟我说：“许队长，我家地里的小麦长得不好，你看看是怎么回事。”哎哟，我这心里一喜，因为大家都知道，小麦长得不好很有可能是由于地下有比较密实的东西，渗水不畅，导致它结构异常。而在考古遗迹里面，最有可能的就是宫殿建筑或者城墙。因为它是用夯具夯的，比较坚硬，有时候在航片上都能看出城墙的走向。我当时非常兴奋，觉得很有可能是夯土建筑或城墙，结果让技工一钻探，那是条路，就是现在宫城北边这条东西向的路。这也让我们兴奋不已。大家知道路在踩踏之后像千层饼似的，也不容易渗水。这是一个很好的线索，我们就顺藤摸瓜往东探，结果跟前辈探出来的那条大道垂直交接上了。

就这样，中国最早的大十字路口发现了。而后我们接着追探那条南北向的大道，一下子探出了700米，路宽10多米，一些地方达到20米。我们队友开玩笑说，这已经达到了现代道路四车道的标准，它是具有王气的，只有王都才有这么宽的道路，就像只有北京才有长安街一样。

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乘胜追击把这个井字形的大道搞清楚了。而它围起来的空间，就是中国最早的“紫禁城”所在。

说起来，中国最早的宫城的发现也很有意思。我有一本小书叫《最早的中国》，那里面有一节叫作《“想”出来的宫城》。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说过一段话：在考古工作中，你只有想到什么你才能挖到什么。当时做学生的我还不理解，但在以后的工作实践中，我深感这句话的内涵太深刻了。我接手二里头时已经挖了40年，我的前辈们一直想找城墙却没有找到，有朋友说许宏太幸运了，实际上我是有一整套思考的。我在做博士论文时，梳理过中国早期城市发展过程，意识到在早期城市里，外围大的城圈是可有可无的。二里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一个大的城圈。它的有无完全取决于当时的防御需要，跟政治、军事形势有很大关系。但我坚信作为统治中心、王室重地的宫殿区，不应该是开放的，因为政治性决策本身就有封闭性和独占性。

凭着这样的信念，我推想二里头宫殿区应该也有防御设施。我顺着这个思路，按照胡适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去探索。前辈们已经发现的大道，西边是2号宫殿，宫殿的东墙外是大路，再之外就不是宫殿区了，只有一些小房子。大路与2号宫殿的东墙，应该就是宫殿区的东缘，这是可以肯定的，它们之间不可能再有城墙或者壕沟。因此，如果有宫城城墙的话，2号宫殿的东墙应该是利用宫城东墙建的，和它们应该在一条线上。

那么，我就安排把2号宫殿的东北面揭开，果然2号宫殿的东墙继续向北延伸开去。我们又把2号宫殿的东南角揭开，进一步扩大面积，它又往南延伸开去了。于是到了2003年5月下旬，我记得非常清楚，这条墙已经确认300多米了。后来我们又找到了宫城东北角。就这样，在我40岁生日的前夕，中国最早的宫城也就是“紫禁城”的发现，是我收到的最厚重的礼物。

到了第二年，我们又乘胜追击，把四面墙都找到了，确认中国最早的宫城超过10万平方米。它建于距今3700年左右，别看它的面积只有现在明清紫禁城的1/7，但它是以后所有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

我们说了半天绿松石龙和宫城城墙，这些都是统治者用的，他们处于社会结构的金字塔塔尖，所以很重要。但实际上考古人也关心普通百姓的生活起居，一些生活细节，比如他们吃什么、用什么、扔什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考古学就是一门关于垃圾的学问。我们的发掘对象往往都是废墟和垃圾堆，但是我们能从其中探出许多宝物来。

比如把垃圾坑里的土和地层里面的土，通过浮选的方式使粮食等碳化了的植物颗粒浮上来。我们从中知道，二里头时代已经五谷齐备了。

到明年，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就是第55个年头了，也是我作为二里头考古队队长的第15个年头。二里头都邑总共300万平方米，我们这几代人却只发掘了4万多平方米，也就是1%多一点，绝对的冰山一角，然而却已经有许多重要发现了。考古工作就跟愚公移山一样，这么一个都邑遗址是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更多代的考古人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出来的。考古人就是凭着这个劲儿，用我太太的话来说，这考古人都是一根筋，一生只干一件事儿。但一定要有这样的劲儿，才能把这件事做好。

几年之前，我在《最早的中国》一书中介绍了关于二里头的中国之最，它在中国文明史上开创新纪元的历史地位。但我更想说的是，与其说几代人的探索解决了什么问题，不如说提出了更多新的问题，它引导我们进一步探索，最大限度地迫近历史真实。

我们说考古学是研究人的学问，人之前的不归考古管。但光是人的历史至少就有两三百万年了。如果把这两三百万年假设为24小时的话，那么到半夜11点57分之后，才进入有文字的历史。中国的文字出现得更晚，还不到2分钟。而这之外的漫长人类发展史，要想搞清它的过程，复原它的轨迹，回答诸如我们是谁、我们是怎么来的这类问题，只能依靠考古学了。

想起著名小说家张承志先生的一段话，他也是我们考古专业毕业的。他说，“仿佛这个满身泥土的学科有一句严厉的门规：或者当个特殊技术工人告终，或者攀缘为思想家。”在这条路上，探索没有止境，我们还在前行。我们企图透物见人，透过那些冷冰冰的遗物，窥探它们背后的古人，探知他们的行为甚至思想。也正因如此，我们坚信还会有更多精彩的故事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2013年12月8日，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系“一席”演讲 2BrbtuEExooZpBVZ0dLq18PO2OkBD2P1QSIzJe5yg+Nm93dbR1BypUFRKf92TPF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