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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长生终于和妻子吵起来了。
准确地说，应该是妻子徐凤云和白长生吵起来了，因为整个吵架态势基本是妻子表现得比较积极主动，白长生比较消极被动；妻子说的多，白长生说的少；妻子吵的凶，而白长生基本没有吵，大部分精力是用在耐心进行解释、辩护，劝妻子不要生气，起一种“化干戈为玉帛”的作用。争吵短暂的闲暇之余，白长生不能不庆幸自己多亏了干了公安，学会了治安调解的特殊本领，懂得该怎样骗妻子消气，该怎样回避开一些敏感性的东西，尽量不使矛盾进一步激化，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否则，这场争吵就会演变成了一场持久战，陷入一种无尽无休的状态。
白长生从火车站送女儿一回来，就看见妻子一个人坐在家里无拘无束地呼呼生着气。那一刻，白长生就预感到一场“战争”在所难免了。所以，当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应该把十三的岁的儿子白星星赶紧撵到里屋去，别让他看见大人吵架，这种事尽量不能让孩子发现，那样会给他们幼小的心灵留下阴影。而且他还做了最坏的打算：两个人如果打起来怎么办，虽然自己能够保证绝不动手，严格按照人民警察化解矛盾的规章制度去做，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他很难保证妻子会不会主动进攻，动手来打他。因为妻子的脾气和修养他是知道的，加上最近她又刚刚下岗，火气大。还有，今天的事自己本来就理亏，难免妻子会“该出手时就出手”。“战争”一旦暴发，自己打了妻子还好说，中国的男人打老婆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很少有人把它与人类文明程度联系在一起。但如果妻子打了自己而让儿子看见怎么办？那自己的面子可算在儿子面前丢尽了。所以，说什么也不能让儿子在这屋子里呆了，必须让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
扪心自问，白长生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处理这件事上是欠妥的。抛开这件事本身不谈，就他没有和妻子商量、擅自就做出决定、不请客、不摆席、偷偷地把女儿送走了这一点就不占理。一个家庭也是个集体，什么事情必须协商处理，不能独断专行，这一点他白长生理应是明白的。还有，这些年来，在女儿的问题上，自己一直感到是对不起妻子的徐凤云的。妻子还没嫁给他，他就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儿交给了她。从那时起，本来还是个黄花闺女的徐凤云实际上就已经当起了母亲。而且，谁也不能不承认，她的这个母亲是非常称职的。她把这个孩子抱在怀里，一口一口地喂。孩子太小，不愿意吃奶粉，徐凤云居然让这个和她没有任何关系的孩子叼起了自己那还是姑娘的奶子，而且后来奇迹般地吮吸出了奶水来。凤云和他结婚后，为了把这个孩子养活，本来已经怀孕了妻子毅然做了堕胎手术，直到这孩子上了小学一年级，才又和他一起生下了现在这个儿子白星星。十八年来，妻子像亲生母亲一样照看着他的这个孩子，生怕一时照顾不周，让他看出自己是孩子的后娘，这一点，他白长生绝不能昧着良心说话。可以说，没有自己的这个小学毕业的妻子，就没有自己的这个孩子。
这孩子就是那个刚刚被他送走的白月亮。
“你把月亮送走了？”妻子平静地问。看得出，妻子还是努力压着火的。但越是这样，白长生越是感到不安，因为这有点像大战前常有的那种沉寂，暴风雨来临前的那种宁静。
“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果然，妻子的声音提高了一些。
白长生的心里一紧。
“告诉你，你就不会让她走了。”白长生脱口而出。
“哦，你这么说好象我不让她走是坑她似的。”
“那倒不是，”白长生赶忙说，“我知道你留下她是为了晚上请客、摆席。”
“哪这么说你是怕我要请客、摆席才让她提前走的？”
白长生点点头。他连开口说话的勇气都不足了。
“不是怕我这小学还没毕业的后妈和你们一起送站，给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掉价，才这样做的吧？”妻子凤云继续平静地问。
“看你说的，哪能呢？我这些年待你啥样你还不知道嘛？再说了，月亮对你也是喜欢不得了的，她可是一直把你当做是亲妈的。上车前还告诉我要对你好，说你整天出去卖水果不容易呢！”白长生说。
“这话我倒是相信，”妻子脸上流露出一丝自豪，但只是一闪，就再也看不见了，“也许我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好事。把她养这么大是我的功劳，把他培养成大学生是你的功劳。但没有我把她养大成人，你也不可能把她培养成大学生，所以呢，比较起来，还是我的功劳大，你说是吗？”
“对，千真万确，你是普天下最伟大的母亲。”白长生终于找到了恭维妻子的时候了。
“你先别说这些让我身上起鸡皮疙瘩的话，现在我就问你一句，你对我这个小学毕业的老婆到底满不满意？”
“满意呀，当然满意了。”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满意呢？”
“不让你满意？哪有的话呢！我溜你还溜不过来呢？还敢让你不满意？”
“你少跟我卖乖，”妻子凤云的声音又高亢起来，“我问你，你为什么自己决定不请客、摆席了。”
“这……我是一个普通的民警，讲这种派场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的？和我一起卖水果的老张，小姨子生孩子都通知我们这些人去喝喜酒，我们不是照样每人花上一百元钱去吃了顿混沌吗？咱女儿上大学是凭本事考上的，而且考上的是全省最高学府音乐系，全县没有第二个，借这个机会找一些亲戚朋友，庆贺一下有什么不妥的？”
妻子的情绪进入了初级激动状态。
“不，不是这个意思。你听我慢慢和你说，云……”
“别跟我发贱，我叫徐凤云。”
“好好，叫徐凤云。徐凤云同志，你听我说，我不是说我们这件事情小，不值得请大家来庆贺，而是我这个人的身份不够，请来的人基本都是不情愿来的，因为你请人家就意味着让人家掏钱。你想如果是这样，还有请的必要吗？”
“停。那我问，人家那些地位比你低的人动不动就请一回，这是为什么？”
“这……哎，他是他们，我是我嘛！”
“你怎么的？你是焦裕禄哇？你是孔繁森呢？”
“你别胡说，我要是有那么高的级别，也许还真的会请呢！我是说……”
“中了，我不想听你说啦，”妻子凤云男性化地摆摆手，打断了白长生的话，“我这人没什么文化，听不懂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的话。你也别嫌我啥也不懂，当初也是你相中我的，我又没有给你戴蒙眼（土语，农村用驴拉磨时，为了不使驴因看到周围的东西而分心，用布将驴的眼睛蒙上，俗称‘戴蒙眼’）。我就讲究实惠。这事我算过一笔账，”妻子凤云习惯地掰起了手指，“这些年别人家大事小情的我们从来没有落下过，马二白虎五个姑娘儿子结婚，咱们全去随礼了。远的不说，就说这十年以里，我们一共给别人随礼就花去了三万八千九百九十元，这还不算给人家送过的东西。而这次，如果我们借女儿上大学的机会整它一下，起码有一百二十人来参加，按平均每人一百元钱计算，我们就能收入一万两千元钱。一万两千元钱去了十桌饭钱，因为一百二十人摆上十桌足够，一桌坐十个人，得抛开有些人只花钱随礼而人不来吃饭的……”
“那要有人一家来两三口呢？”白长生不知不觉地也进入角色中，所以担心地问了一句。
妻子凤云停顿了一下。她不得不承认自己的丈夫比她考虑得事情要周全。
“嗯……这倒完全可能，倒是你这书念得多的人，什么事想得完全。不过那样也不怕，我们还按十桌来定，人多了就往一个桌上挤。王二白虎家的三儿子结婚，一张桌子坐十八个人，人得侧歪着半拉身去夹菜。一个小伙子不小心胳膊肘碰到了另一个小伙子的鼻子上，两人干起来了……哟，看我把话说远了。我说到哪儿了？啊，十桌饭钱。平均每桌按一百五十元钱算，加上每桌五十元钱水酒，十桌共得花两千元钱。一万两千元钱去了两千元钱正好剩一万元钱。我算得对不对？你数学学得好，帮我再算算。”
“不用了，你算得比我还准呢！”白长生说。
"可是，这一万元钱让你一下子给整没了。”
“这……对对对，是我给整没的。”
“那你知道这一万元钱我们能办多少事嘛？你难道不知道我们家里的经济情况吗，我下岗了，一个月就能领到五十元钱的基本生活费，还不敢保证月月发到手。星星上学每月少说也得个百八十块的，最让我头疼是月亮，这次上大学，一次性就从家里拿走一万多元，而且这才刚刚开始，以后每年都得五七八千的。咱们全家现在就靠你一个月五百多块钱的工资，你说以后这日子该乍过吧！你也别怕我和你吵架，今天我也不和你吵，也不和你闹，你就回答我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妻子凤云的眼里有了泪花。
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妻子凤云这么一算，白长生才真真地感觉到他们的这个家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白长生痴呆呆坐在那里，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妻子凤云撩起衣襟，抹了下眼睛里流出来的泪，又开了口：“还有，你也真够狠心的，月亮走你也该让我去车站送送啊，她虽然不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可这些年，我待她比星星还好，气急了，星星我也动手来打，可我却从来没有动过你的月亮一手指，因为我生怕你误会了，说我是后娘。我围着她身边转了十八年，现在说走就走了，指不定什么时间能回来呢，你乍不让我去送送她呢？本来，我还有好多事要交她呢，这孩子从小就骄生惯养的，什么活儿也不会做，连个内裤都洗不干净。这不，我给她买来了五个，想让她带着，一旦学习忙了，没时间洗，就换上一个，可你却就让她这么走了。嗨！”
妻子凤云的眼里又涌起了泪花。
白长生也觉得鼻子酸酸的了。
“其实，我也不是你想象的那种贪钱如命的人，”妻子凤云接着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急着想弄到这一万元钱吗？”
白长生抬起头，迷惑地看着自己的妻子。
“人家刘县长都答应考虑公安局报你当刑警队副队长的事了，可你知道为什么还迟迟没有消息嘛？”妻子凤云问。
“嗯……不知道。”白长生老实地摇摇头。
“和我一起卖水果的老张和刘县长是同学，最了解刘县长了。他说在刘县长那儿，不表示态度，什么事儿也别想办。”
白长生知道妻子所说的“表示态度”是当时县城很流行的一句话，其实就是“送礼”的代名词，所以说：“过‘五一’节时，你不是给他送去两筐水果了嘛！对了，还给他的两个孩子每人买了一件衣服呢！”白长生说。
妻子苦笑：“哎，我说白长生啊白长生，你爹没有白给起这个名字，你长到一百岁也是个白长生。看来你当了二十七年的警察到现在才熬个中队长也是理所应当。你也不看看，就我们那点‘态度’算什么，那只能算个见面礼。再说，现在送礼，有谁还送东西呀？一色是钱。我想借孩子上大学的机会庆贺一把，收点礼，凑个万八的，然后过‘十．一’时给刘县长送去，你的那个副队长报告指定就批下来了，那样，我们家经济也能宽绰宽绰，可是……唉！现在全让你给搅黄了。”
白长生不认识似的看着自己的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妻子。他真的弄不明白，妻子是什么时候懂得的这么多东西的。
越是接近刘县长家住的那栋县委常委楼，白长生的心里越是感到不安，两条腿越是感到沉重，走的速度越是缓慢，到后来完全是一步一步往前挪动着走了。他在这个世界上活了四十九年，这是第二次给人家送礼。第一次是给他的老丈人。他和妻子凤云结婚不久，就赶上过春节，按照乡间民俗，新婚的头一个春节，新女婿需要给老丈人过一道重礼，所以，乡下的老父亲杀了一头猪，留出半拉拌子，还装了一胶丝袋子粘豆包，连同从街上买来的一些水果、糕点、白酒什么的，一齐让他用自行车驮着，和妻子一齐，给老丈人拜年去。那次给老丈人送的东西看似不少，但细一算来，值不了几个钱，可就这些东西也把个老丈人、老丈母娘乐得个合不拢嘴，狠不得把心都掏出来让他吃了。但这次不一样，他的衣袋里揣着沉甸甸的三千块钱，三千块钱，相当于当年给老丈人送礼钱数的十倍呀！
终于还是走到了县长住的这栋常委楼下了。
今年冬天的雪大，满地厚厚的白雪在天上的月光照耀下发出刺眼的光芒，把个夜晚弄得和白天一样。白长生偷着向县长家住的这栋楼四周打量一下。他怕遇见熟人，认出他来。县城不大，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彼此基本都认识，鬼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个人，叫出你白长生的名字。当然了，如果平时，认出来也没有什么，自己也不是逃犯，怕让人认出来。但现在不行，他这人老实，但绝不傻。他知道这个时候在县长家楼前楼后转游的，基本都是来找县长办事的，有的可能就是和他一样，给县长表示“态度”来的。所以如果在这里、这种时候让熟人给认出来，那就等于自己此行的目的明确地告诉给人了。而尽管现在时兴送礼之风，但可能到了什么时候也是“狗肉不能上正席”的事。
为了不让熟人认出他，白长生没有直接到县长住的那栋楼的楼梯口，而是在这栋楼的一侧，找了个比较暗的地方停了下来，继而蹲下了身子。马上就要进县长家的门了，他得考虑考虑进去后该和县长谈些什么，怎么谈。
昨天下午，他的顶头上司、刑警队长刘刚把他找去，单独和他谈了好长时间的话。
刘刚先是告诉他，这几天，县委就要立会，研究副科级干部的事了。白长生听到这里就基本明白刘刚要说什么意思了。几个月前，经过刘刚再三协调，县公安局党委通过了关于提拨白长生为刑警队副队长的事情。但刑警队副队长职位是副科级职位，副科级职位需要报到县委统一进行研究。这样，白长生提拨刑警队副队长的事就严格按照干部管理程序，被县局上报到了县委待批。也就是说，县公安局同意提拨白长生为刑警队副队长还不能算数，最后主要得看县委能不能通过。当然了，一般来说，县委也只是对公安局的报告进行一下审查，如果审查不出白长生存在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也就会批复下来的，所以白长生和刘刚就没怎么当回事，认为批复不过是个早晚的事。白长生回家把这事告诉给妻子凤云，妻子凤云反映相当敏感，说“好事多磨”，我们不能放大眼汤（有“掉以轻心”的意思），不能忽视了县委这一关。所以不久，妻子就花了三十元钱给和她一齐卖水果的──县长同学老张的妻子买了个假戒指，然后求老张领着她到县长家去了一趟，算是和县长联系上了。妻子虽然是个卖水果的，但下岗前可是县委劳服公司的工人，是因为后来上边明令，党政机关不准经商做买卖，劳服公司才黄了，妻子才下了岗。妻子在县委劳服公司呆过，耳濡目染也知道一些县委研究干部的程序，县长虽然是政府一把，但也是县委这边的副书记，说句话也够他们这平头百姓跑几年的，研究干部，除了县委书记，那就得说县长说了算了。后来就到了五月节。节假日是给领导表示“态度”的最好机会，妻子凤云提出拿三千块钱给县长送去。白长生说不行，那是光明正大的行贿，并熟练地应用起法条，明确向妻子指出，行贿受贿，两千块就可以立案侦察的。妻子说，那就先送去两筐水果，咱是卖这个的，县长也好收下。再给县长的两个孩子买两件衣服，算个见面礼吧！白长生抽了两支烟，才说，其实这样也得算行贿，但还说得过去，就这么办吧。但当妻子把这些东西都准备齐了时，白长生又和妻子凤云说，我可以帮你把这些东西搬到县长家的楼下，但我绝对不能进屋去，进屋就等于我去行贿了。妻子凤云生气地说，中中，你的身价比我重要，有错误让我去犯，出了事抓我，行吧！这样，白长生才算给县长表示上了“态度”。
可是，白长生没有想到，这官场真像大家说的那样，风云莫测，刘刚告诉了他这样一个消息：说他通过县委的同学打听到，县委机关的一个干部也要来占刑警队副队长这个空位，而且已经列入县委的考核计划之列，也就是说，白长生能不能当上这个刑警队副队长，现在看最多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了，最后到底用谁，就靠县委来定了。
白长生预感到情况严重了，想了半天，才冒出这样一句，说，刘队你放心，我觉得我还是有竞争力的。那个和我争的干部我认识，县委宣传部写材料的。他一天公安工作没干过，首先这业务就不行啊！可我呢，都干二十七年刑警了，凭赏也得赏个副队长了。刘刚说，老白你这脑筋就是跟不上形势，现在管什么熟不熟悉业务，你来公安局就会干刑警啊，不会可以学嘛！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才做通了局里工作，把你报上去了，现在可就看你自己的了。白长生气恼地说，看我能怎么样，我有什么办法？刘刚气得一下子从椅子站了起来，说，白长生你真是他妈死脑袋，你还要我怎么和你说你才能明白呢？这不明摆着你得赶紧找县里的头头活动活动、表示表示“态度”吗！你不赶紧表示“态度”，人家要是走到了你的前头，你就没戏了。这次如果要没戏了，我看你也就永远没戏了，你都快五十了，怎么也得在退休前弄个副科级吧？白长生想了想，觉得自己和刘队长不外，就吞吞吐吐地说明自己已经给刘县长表示过态度了。刘刚问怎么表示的。他就把给县长送去了两筐水果和两件衣服的事说给了刘刚。刘刚听后，气乐了，说，就这些东西你送给我，我都不放在眼里，别说人家是县长。还告诉他，现在县委书记正在省委党校学习，县里的事就刘县长一个人就了算，找他正合适，告诉他马上去县长家表示“态度”。白长生不能不认为刘刚说的有道理，但还是坐在那里不动弹。刘刚是个机灵鬼，看出他有难言之隐，所以很快就问，怎么了，是不是家里没钱？白长生只好如实地点点头。刘刚就从自己的抽屉里拿出三千元钱，放在他的面前，对他说，这是你弟妹让我给她买手饰的钱，你先用着，以后有了再还我。白长生还是不去拿那钱，刘刚就又急了，说，老白呀老白，你真是个让我欢喜让我忧的人呐！我知道你又怕这是行贿了，这么的，你把钱给我送出去就行，以后出了什么事你都往我身上推，就说是我让你送的，行吧？白长生听到这儿，才忽地站起身，把那钱揣进自己衣袋，说，那这钱就算你借我的。你放心，如果出了事，杀了我也不会说与你在什么关系。然后就向门外走，走到门口时还听见刘刚和他说，要抓紧呐！时间很重要！
本来，白长生想当天晚上就到县长家里去表示“态度”的，但是，他觉得这么大的事情应该和妻子商量一下，所以当晚就没有表示上，拖到今天晚上。
烟蒂烧到白长生的手指了，白长生才把烟扔到了雪地上，然后站起了身。
他先把自己身上的警服脱了下来，团在了一起，塞进了大盖帽里，然后来到附近的一堆施工后留下的破木料跟前，把那大盖帽和衣服塞进去，藏了起来。这以后，他便只穿着一件棉袄向县长家的楼门口走来。临前，他什么都想到了，就没有想到应该把这套警服换下来。他感到自己说什么也不该穿着一身警服去做这种事情。
进了楼道，白长生开始向四楼爬。县长家在四楼。
到了四楼，由于白长生上楼时所发出的声响，县长家门前的感应灯马上就亮了，还把白长生吓了一跳。
白长生抬手要去摁县长家门上门铃，却猛然听见屋门里有响动，同时还有人说话的声音。
白长生停下了手。稍顷，门被从里边推开了，一个青年男子从门里边走了出来。在这青年男子的身后，是县长和县长的老伴。
那一刻，白长生的脑袋里轰的一下，因为，他分明看见，这个从县长家里出来的青年男子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和他争刑警队副队长职位的县委宣传部那个写材料的。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人来县长家干什么，这是不言而喻的事。
白长生就那么尴尬立在了那里。
屋子里出来的人被白长生赫然立在门前还吓了一跳。
“你是……”县长明显不悦地开了口。
“啊，刘县长，我是县公安局的，姓白，白长生。”白长生只好硬着头进行自我介绍。
“啊，啊啊，那……你是来找我的？”县长似乎想起了白长生这个人，又似乎根本就不记着有白长生这个人了。
白长生点点头。
“啊，我想起来了，”幸亏县长老伴这时开了口，“他是县公安局刑警队的小白，他媳妇到咱家来过，你忘了老刘？”
看来县长的媳妇记性要比县长好。其实也难怪，县长每天日理万机，很难记得那么的事，那么多的人。
“啊，我想起来，想起来，来来来，请进。”县长立即换上了一似乎俯拾即是的笑容，热情地把白长生让进了屋。
但谁也难说县长到底想没想起他来。
那个写材料的年轻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下楼了。
白长生走进县长家的那个宽大的客厅。
“请坐。”县长指着一只橙黄色真皮沙发对白长生说，而且，没等白长生坐下，自己便率先坐在了另一只沙发上。
白长生有些拘谨地坐在了沙发上。他活了四十九年，还真的没有到过这么大的官家里。
“怎么？找有事吗？”县长不愠不火地问。
“啊……啊，是这样的，”事到如今，白长生感到也就只好来个开门见山了，“我们县局刑警队缺个副队长，这次县局把我报上来了，听说县里这两天要研究……”
“噢，我知道了，”县长打断了白长生的话，“是有这么个事，不过呢，想争这个位置的人很多，组织部门还要进行一番认真的考核，最后才能拿到我们常委会上来。你的情况我可以考虑，但你得做好上不来的心理准备，即使这次上不来，下次还有机会嘛！”
这一刻，白长生就预感到自己没有希望了。县长这番话至少有三个地方是在说谎，或者说不现实。一是他说想争这个位置的人很多是假话，因为事实是，就他白长生和刚才那个宣传部的干部争。二是他说组织部要进行考核是假话，因为当初县局确定他为刑警队副队长人选时，就请组织部来局里考核过了，否则县局绝不会把他报到县委。三是县长说这次不行，下次还有机会也是不现实的，自己已经快五十岁的人，按照干部年轻化的要求，他还有什么得到提拨的机会了呢？
想到这里，白长生真想礼也不送了，起身离开县长家里。但他告诫自己，不能太草率，得沉着一些。所以他又像当年计算挖土方那样，脑袋里进行了一番飞快的思索了，看看自己有没有做得不妥的地方。结果这么一想，他觉得不应该就这么一走了之，他应该试试县长心里到底是想让那个宣传部写材料当这个副队长，还是想让他当这个副队长。怎么试呢？他想，如果自己把钱给了县长，县长收下了，那么就说明他当这个副队长还有希望，如果不收，那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因为县长显然是在自己到来之前，就已经接受了那个写材料的“态度”了。而且，如果是那样，也怪不得别人，就怪自己一个，谁让他昨天没有来向县长表示“态度”呢！
因为白长生明显地意识到自己这个副队长是当不上了，县长对他来说也就不重要了，所以居然变得平静了下来，说话也十分自如起来。
“刘县长，上次我老婆来过你家看你”，白长生特别把“看”字说得重了一些，目的是想让县长意识到这“看”字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看”，可不是看看就算了，而是得送礼，等于是在提醒县长说，我们已经向你表示过“态度”了，尽管那“态度”薄了一些，但毕竟是我白长生有了这个“态度”，接受不接受是你的问题。白长生接着说，“我老婆上次来和你提过我的事，你当时就答应说可以考虑考虑，现在你还不能给我们个准确答复，说明这个位置的确有很多人在争，你也比较为难。让你费心了。下一步呢，你还得多为我想想，能当上呢，更好，当不上呢，我也没什么怨言。眼下快来到节了，我给你留下点钱，你买些东西吃，补补身子。算我们的一点心意吧！”
白长生说着话的时候就已经把那三千块钱掏出来，放在沙发上了。
白长生站起了身来，但他没有立即向外走。他必须看到县长的反映：如果县长立即对他的这个“态度”表示反对，那么就说明县长心里已经决定把这个副队长的位置默许给那个写材料的了，反之就是县长刚才根本就没收那个写材料的钱，而等着他来表示“态度”呢。
县长的反映进一步证实了白长生的判断是正确的。白长生一站起身，县长就一下子从沙发上慢慢站起来，走到他的身边，从沙发上抓起那叠钱，塞进了白长生的手里，说：“我家不缺钱，身子也不用补，钱你还是自己花吧！不过，我谢谢你的这片心了。”
白长生又把钱塞回县长的手中，县长又半推半就地把钱塞到了白长生的手中。
这个时候，白长生的脑袋里非常的平静。他很清楚，如果自己硬是把这三千块钱放在县长的家里，县长也绝不可能让他把钱带回去。但是，那样还有什么意义呢？县长分明已经把这个官许给别人了，自己这么做不是犯傻吗？所以，想到这里，白长生也没有再推让，索性把钱揣了起来，离开了县长的家里。
第二天下午，白长生来到了刑警队长刘刚的办公室，把那三千块钱还给了他的队长，并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向刘刚进行了说明。刘刚听后，一声长叹，掬一把苦笑，摔在白长生的脸上，说：“这个事情白长生你有三个方面失误，一是你老婆第一次去县长家里时就不应该拿什么水果呀！衣服的，一步到位，就攮钱。二是我让你越快越好地去表示‘态度’，但你却晚了别人一步。三是你既然你在县长家把钱拿出来了，就绝不该把钱拿再拿回来。”白长生争辩说：“我已经看出他不会替我说话了，还留钱给他有什么用？”刘刚说：“你真是鼠目寸光，县长能白接受你的‘态度’？这次他也许不会提拨你，但只要有你这个‘态度’存在，他心里就会总觉得是个事，说不准什么时候哪里有位置，他就会想到你的，这叫‘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呀你，当年你是怎么考上中专的呢！”白长生说：“刘队你先别过早地埋汰我，县长并没有明确地说，我就当不了这个副队长了。再说，当不上又能怎么样，没当副队长我不也是在在公安局干了二十七年了吗？”
白长生站起身，准备离开刘刚的办公室，但这时刘刚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响起。刘刚抓起话筒，听了一会儿便又放下了。抬头发现白长生还站在那里，就又苦笑了一下，然后对白长生说：“你去告诉咱们的司机一下吧，准备到县委去接人。”
“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今年的冬天特别留恋北方，眼看着“八九”都已经过去了，也没有发现“河开”，更没有发现“雁来”。雁是没来，但白长生却收到女儿白月亮的一封信，一封寄自湖南革命老区的的信。
白长生一遍又一遍看着女儿的信，信上那一个个娟秀隽永的汉字就像女儿那张光洁俊俏的脸，个个都透露着灵性，散发着温馨，使白长生百看不厌。女儿经常给白长生和妻子写信，每封信都有新的内容。这封信上说，她已经随着国家组织的一个大型文艺演出队，从广西来到了湖南，为老区的群众进行慰问演出。女儿是今年春节过后被国家组织的这个文艺演出队抽走的，虽然在这个演出队中，女儿只是个“打杂”、“跑龙套”的角色，时而参加合唱队演唱，时而为一些名腕红角进行一两句伴唱，时而上台和那些少男少女们一起进行伴舞，有时甚至还干一些搬道具，开烟火的力气活，但女儿说，这些都没有什么，能参加这样一个国家级的文艺演出活动，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这个演出队的制片和导演来艺术系选人时，艺术系的同学们哪个不想借此机会到这样一个知名度很高的演出队里锻练一下呢，但最后被选中的，就她一个人。为此，白长生也自然感到十分的骄傲，月亮，月亮，天上只有一个嘛！多了就不会叫月亮了。女儿还告诉白长生说，有一次，一个比较有名的女独唱演员突然感冒，嗓子发不出音来，导演居然让她去补台，她在至少有上万名老区人民群众面前唱了一首《父老乡亲》。女儿还说，这台晚会演出队录了相，已经送到了中央电视，中央电视台答应适当时间给予播出的，还把这台晚会的录相带给白长生邮回来了一本。为了能够看到女儿在录相带上的节目，白长生和凤云商量，特意从别人手中花三百元钱买来了一部即将淘汰了的录相机，然后两个人没事就坐在录相机前，看那台节目，实际上就看女儿在那台晚会上演唱的《父老乡亲》。白长生甚至还把这盘录音带拿到了县局进行炫耀，当同事看到白长生的女儿在那样一台知名度很高的大型文艺演出中露了脸时，都夸白长生有个好女儿。白长生的队长刘刚断言，这丫头以后准能唱红，指定比你白长生要强多了。白长生因此而沾沾自喜。
女儿今年春节大学放寒假时回来了。当白长生和妻子凤云早早地来到车站，耐心地在车站等了一个来小时，最后终于看见了女儿的身影时，白长生就感到女儿活脱脱地变了。变得更加成熟干练了，变得更加丰满漂亮了，变得更加会打扮了。他记得女儿当时穿着一件褚红的羊绒大衣，斫长的身材在这件大衣的衬托下愈发显得挺拔俏丽。那一刻，白长生痴痴看着女儿。女儿白月亮的身影和女儿穿着的这件红色大衣，不能不使白长生蓦然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他当年的同学韩冬梅。女儿简直就是这韩冬梅的翻版。而且，他清楚地记得，当年韩冬梅不是也穿过这样一件红色呢子大衣嘛？那么，现在她该在那里呢？
白长生走神了。妻子凤云发现他失神地站在那里不动，使劲儿用手推了他一下，说，你想什么呢，还不帮着孩子拿东西？他才想起了什么，忙从女儿的手中接过一个旅行袋，和女儿妻子一起走出了站台。
白长生从女儿身上再次找到了韩冬梅的影子是年三十那个晚上。
那是一个在白长生有生以来度过的最欢乐最难忘的除夕。为了向家人炫耀自己的女儿，白长生特意把年迈的父亲母亲、岳父岳母一古脑地全都请到家里来了，女儿像一小燕子似的在这些亲人中间飞来飞去，鼓荡出亲人们一串串开心的笑声。邻居们知道月亮回来了，也来白长生家里凑热闹。他们是想听听月亮那久违了的动人的歌声。女儿月亮早已没有了过去的那种腼腆，堂堂的音乐系高材生还能在几个熟悉的亲戚朋友面前发怵吗？
你们说让我唱什么歌吧？月亮问大家。唱《好日子》、唱《明天会更好》、唱《春天的钟》……大家纷纷说出自己想听的歌曲。但女儿摆摆手，说，你们点的这些歌我都能一一给你们唱，但今天我要先唱一首电视连续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歌《少年壮志不言愁》，献给我的老爸，因为他是一名警察，一名中国最普通最典型的警察。
白长生的心不由地一紧。生活啊！难道真的有这么巧合的时候？当年全班同学欢送自己上师专的那台晚会上，韩冬梅不也是给她唱了这支歌吗？
女儿的歌声响起来了，但女儿哪里知道，父亲这时根本就没有听见她唱什么，父亲的心早已飞到另一片天地中。
冬梅呀冬梅，你现在在哪里呢？二十多年了，是死是活，你怎么连一点消息也没有呢？
晚上九点多钟，白长生在刑警队值班，接到出警命令。县局“110”巡警指挥中心来电话，称县丰和大酒店发生殴斗事件，请他们立即前去处置。白长生不敢怠慢，马上把中队的五名侦察员全部调来，分乘两辆三轮摩托，只用了五分钟便赶到了现场。
白长生下了摩托，跑步来到酒店大厅里，却意外地看到自己的妻子凤云站在大厅里，白长生就赶忙问，你来这儿干啥？妻子的脸不自然地抽动了一下，悄声说，“这是我在县劳服公司时的一个同事开的酒店，出了事后，她就把我给找来了，求我找你多给关照一下，正好你来办这个案子，就多给倾斜一下吧！”白长生一听就有些火了，说，“倾什么斜，这里如果没你事，就赶快回家去。”说完，理也没理妻子就带人直奔酒店经理办公室而去。
殴斗已经结束，酒店女经理、一个四十多岁、风韵绰约的女人正坐在老板椅上呼呼地喘着气。
“我是县局刑警队的”，白长生自报家门，又问，“你是这酒店老板？”
女老板一听，忙站起身来，说：“对，我是。”
“刚才是你报的案？”白长生继续问。
女老板点点。
“你叫什么名字？”
“王桂英。”
“说说情况吧！”
王桂英便忙不迭地开始向白长生详细叙说起来。王桂英说，晚上五点多钟来了七个人到她人酒店吃饭，喝酒一直喝到八点多钟才散。七个人同时离开的饭店，但不久其中一个男子又踅了回来，说自己一个还要继续喝。开店不怕大肚汉，你想喝，我就买。所以，王桂英说自己就叫厨子又给他炒了两个菜，端了上来。但这家伙非要王桂英陪他喝，王桂英说我不能喝酒。那家伙说，你陪我喝一杯酒我就给你一百块钱。王桂英说那也不行，我当老板的不能陪客人酒。那家伙说，你不陪酒，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姑娘来陪我喝两杯，两杯就行，否则，我今天就不走了。王桂英说自己看出这人是喝醉了，所以，为了尽快把这人打发走，她就找来了自己店里的一个女服务员陪这家伙喝，谁想，这家伙和女服务员喝着喝着，竟提出要和女服务员上床，女服务员不肯，他就动硬的，一下子把女服务员按在桌子上就要脱裤子。女服务员一气之下，操起一个啤酒瓶砸在了这家伙的身上，这家伙火了，就动手打起了服务员。
白长生问那个醉酒的人男子在哪里，王桂英说已经被他们酒店的保安人员控制住了，在酒店的保卫科里。白长生说，那我们去向这个人了解一下情况，你带我们去保卫科。说着，站起身，和一同来的侦察员们向门外。走到门前时，却发觉有人拽他的衣襟，他回过头一看，发现是女老板王桂英，他想开口问王桂英有什么事，王桂英示意他不要开口说话，却低低的声音对他说，老弟，我这个店挂的是你们刑警队的“照”，你们刑警队有我们的人，这事你一定给照顾照顾，事后，老妹我一定重谢。
白长生懂得王桂英说“挂的是你们刑警队的照”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直白点说就是这个大酒店的后台是他们刑警队的人。但白长生心想，现在我才不管你挂的是谁的“照”呢，先把事情弄清楚了再说。这样想着，就没有去搭理王桂英，和侦察员们一起来到了酒店保卫科。
一进保卫科，白长生才发现那个被王桂英称作“闹事的家伙”的人满脸是血，双手被手铐铐着，吊在了屋子里的暖气片上，两只脚尖刚能沾着地，疼得他发出一声声痛苦的嚎叫。白长生一看这里就火了，问是谁把人吊起来的，你们有什么权力这么做，说即使现在可以肯定他是犯罪嫌疑人还不许搞刑讯逼供呢，赶快把人给我放下来。这样，几个保安人员才将那人放了下来。那人脚一沾地，就站不住了，泥似的瘫在了地上。
“把铐子也给他打开。”白长生命令道。
几个保安看了看王桂英。
王桂英看了看白长生。
“看什么，我让你们把他的手铐给我打开。”白长生突然大声喊道。
王桂英这才向那几个保安点点头，表示同意把那个人的手铐子取下来。
白长生亲自上前，和几个侦察员一起费劲地把这个人扶到了一把椅子上，坐起来。
白长生也坐在了另一把椅子上。
“你们回避一下，我们要对他进行询问。”白长生说。
那几个保安人员一听，便有些悻悻地走了出去。
“你也出去。”白长生指了指王桂英说。
王桂英嘴尴尬一咧，只好也没趣地走了出去。
“能回答我的问话嘛？”白长生问那个人。
那个人点点头。
“你什么名字？”
“李国栋。”
“有职业吗？”
“原来有，现在下岗了。”
“家在什么地方住？”
“铁路小区。”
“具体点说，几委几组？”
“铁路小区长虹街道办事处十八委四十二组十一栋楼三单元六楼二门。”
“念过书吗？”
“高中毕业。”
“能背诵一下《岳阳楼记》吗？”
“这……能。”
李国栋当然不明白白长生为什么要他背诵《岳阳楼记》，但他实在被刚才那些着警察衣服的保安员给收拾怕了，所以，一看见着装的警察就哆嗦，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忙不迭地开始熟练地背诵起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来。当然，白长生也没有让他把整个《岳阳楼记》全部背诵下来，他只听这李国栋背诵一段那《岳阳楼记》，就意识到这个李国栋是完全可以把整个《岳阳楼记》背诵下来的。
“这么说你根本就没有喝醉呀！”白长生说。
李国栋听了白长生的话也没有表示承认，也没有表示否定，只是仍在一个劲儿地哆嗦。他已经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这些着装的警察的话了，生怕哪句说得不合乎对方的胃口，又要遭到一顿毒打。
白长生看出了李国栋的的惧怕心理，所以说对李国栋说：“现在你完全不用害怕，刚才把你吊起来的那些人是这里的保安，不是真正的警察。我们才是县局刑警队的，真警察。所以呢，现在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如实地回答我们的问话，行吗？”
李国栋还是迟疑了半天，最后说：“他们说他们才是真正的警察。所以……所以……我能看看你们的证件吗？”
“当然可以。”
白长生把自己的《警官证》递给了李国栋。
李国栋看着那印着威严警徽的《警官证》，突然泪飞如雨，大喊一声：“我冤呢！我比窦娥还冤呢。”
接着，这个李国栋又把今天的事情说了一遍，其情节与丰和大酒店女老板王桂英说的大相径庭。
李国栋说话喜欢用“不假”，他说自己喜欢喝酒不假，今天在这个酒店喝酒了也是不假，而且的确也喝了不少不假，但自己天生就是酒量大，平平常常喝个一斤白酒没问题，啥事不耽误。今天是他请几个县政府的官员喝酒，因为这几个县府官员答应可以给他找份差事干，所以就狠狠心，在这个他从来都没敢看上一眼的、全县城也是数一数二的大酒店破费地摆上了一桌。送走几个客人后，他一想，几个客人都是很有身份的，不但酒没喝多少，要的那些高档菜也没吃多少，所以就有点不甘心，就又返回来，想把桌上剩下的那点酒和菜吃掉。可他一个人喝着喝着，却进来一个袒胸露背，打扮得十分妖冶的姑娘，不请自便地坐在了他的身边。说，先生看你一个人喝有什么意思，我来陪你喝吧！李国栋虽然从未接受过小姐陪酒，但他还是明白，小姐陪酒是不能白陪的，那得需要付给小姐小费的，而自己一个下岗工人，怎么能有钱花在陪酒小姐身上？所以就一本正经地和那个小姐说，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也没有那么多的钱请人陪酒。小姐说，哪能呐，没钱？没钱能到这种高档酒店来请客？李国栋就说，今天是我花钱请的客不假，但这不等于说我很有钱，你乐意信就信，不乐章信就算了，反正我是不用你来陪，你出去吧！那姑娘见李国栋的态度挺坚决，所以只好不情愿地出去了。李国栋以为这下就没事了，所以就一个人继续慢慢地喝着他的酒，可又过了一段时间，那个小姐又推门进来了，而且也不管他同不同意，又一屁股坐在了他的身边。李国栋吓得忙站起来，可那小姐一下子张开了双臂，把他揿坐在了椅子上，说，先生你不用紧张，我会让让你一切都感到满意的。李国栋知道今天自己可能要遇到麻烦了，所以赶忙一用力，将那小姐推到一边，然后回身去找自己的衣服，准备离开这里。可这时那位突然杏眼圆睁，厉声问道，这么说先生你真的想不识抬举了？李国栋说，咱谁不识抬举，我看是你。那小姐就阴险地笑笑，然后两只涂抹着猪血一样指甲的手一下抓住了自己本来就薄如蝉翼的黑衬杉衣领，一用劲那领口就被她给扯开了，里边根本就没有戴乳罩的两尊肥大的乳房争先恐后、大模大样地滚了出来，一览无余地呈现在了李国栋眼前。
李国栋说，那一刻，他看见了那姑娘的那两尊豪乳是不假，但那纯粹是一种本能，就像人们见到稀奇的东西总要去看上一眼一样。但是，马上地，李国栋说他就把目光从那豪乳上挪开了。他当然清楚，世界上有些东西是不能随便看的，要看一眼这样的东西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而他缺的就是这种代价。
你、你要干什么？李国栋真的有点不知所措了。那小姐说，不干什么，我给你讲一个你能听得懂的道理。今天的事情如果你想和平解决，那么我现在就躺下来，让你尽兴地干一下。然后你付我五百块钱。你千万别感到我有点黑，因为这五百块钱我只能得到二百块，另外的得给我们老板。如果你牵着不走，打着倒退，非要装正经，那么我就报案，说你强奸我。这屋子里就我们俩个，男女间这种你是清楚的，我说什么是什么，我说你强奸，你跳黄河也洗不清。再说，实话告诉你，这个店挂的是县公安局刑警队的“照”，如果真的需要打官司，你能赢嘛？所以，现在两条路摆在你的面前，走第一条路虽然你得搭个五百块钱，但你也可以舒服一下，实际等于你什么也没有搭上，第二条路你可能得到笆篱子里去呆上几年。我想，哪好哪坏，你应该清楚的。
如果是别人，也许就只好承认这小姐说的话在理，并趁机豁出去点钱，逍遥一把，但怎奈今天这位小姐遇到的是个倔脾气，不信邪，何况即使李国栋想逍遥一把，也拿不出那五百元钱。所以，事情也就恶化了。李国栋想出门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但那小姐果然就大叫起来，连喊救命，声音一落，早在外边等候的王桂英和几个保安冲了进来，不由分说，便把李国栋铐了起来，押到酒店的保卫科，然后吊起来，一番严刑拷打。
白长生自然也不会听这个李国栋一面之词。他又把那个酒店女服务员找来，结果酒店服务员说的和女老板说的一模一样。
案情复杂了。
虽然公安局办案不能凭直觉，但往往地，人的直觉是比较重要的。比如眼下，白长生就凭直觉，明显地感到这个李国栋说什么也不像王桂英说的那种流氓成性的人。
白长生决定把这李国栋，王桂英，还有那个酒店女服务员带回局里继续进行审讯。听说要把自己和那女服务员也带走，王桂英脸就些冒汗了，说，非得去公安局吗？有什么事不可以在酒店里解决吗？白长生说，酒店如果能办案，哪还要公安局干什么？这样，王桂英和那个女服务员也被白长生带到了刑警队。
白长生把审讯的突破口选择在那个叫红牡丹的酒店女服务员身上。他一方面派出两名侦察员专门去调查了解这个女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同时，他亲自审讯起这个红牡丹来。他问她在这个酒店里干了多长时间了，红牡丹答，说有一年多了。白长生问她当天晚上在酒店的哪个房间进行服务。红牡丹就有些吞吞吐吐地说，就在李国栋他们几个人吃饭的那个房间。之后，白长生又单独询问李国栋，问当天晚上他和他请的客人吃饭时是哪位服务员为他们服务的，李国栋开口便说是一个男服务生。又问李国栋在和自己的客人吃饭时看没看见过那个叫红牡丹的女服务员，李国栋说连影子也没有看到。白长生又单独询问这个红牡丹，说，既然你当天晚上是在李国栋他们那个房间里进行服务的，那么你应该记得他们吃的什么饭，点的什么菜呀！红牡丹就更加慌乱起来，推说实在记不得了。白长生说，你的记性不好，这也正常，但客人点的菜你总不能一个也不记得吧？红牡丹就只好凭想象胡诌了几个菜。结果后来白长生把和李国栋他们一起吃饭的人找来，问他们当天晚上是否吃的那几道菜，那几个人连连摇头。
上述这些已经充分证明，红牡丹在说假话。
后来，那两个被白长生派出去了解这个女人的情况的侦察员回来了，说他们已经搞清了，这个女人根本就不是什么那个酒店的服务员，而是一个专业妓女。
这以后，白长生等便对这个红牡丹进行大强度的审讯了。通过大量的矛盾和事实迫使这个女人承认与丰和大酒店的老板王桂英一起，敲诈他人钱财的犯罪事实。
白长生决定对红牡丹予以先行刑事拘留。他让手下的侦察员把红牡丹的审讯笔录进行了一番认真细致的整理，然后把那份材料递给红牡丹，说，你好好看一遍，瞅瞅你和我们说的、和我们记的有没有出入，有呢，你就提出来，没有呢，你就在那上面签个名。红牡丹这会儿反倒平静了下来，说，材料我就不看了，看也没有用，我不认得字。你们就说让往哪儿签名吧，写我名字我会，但这也是在这上面签长了学会的。白长生感到挺吃惊，说，看你长得挺好，怎么连个字都不认识？红牡丹说，我要认识字还能干这个职业？不过，你别看我不认得字，我妹妹可认得字，而且比你们这些人都强，她现在北京大学念研究生，也是学法律的。我干这个挣钱就是为了供她念书。白长生说，哪你为什么不像妹妹学习学习，也考上个大学，何必要干这个丢人现眼的差事呢？红牡丹不悦地说，白警你还别看不起我，干这个乍的了？我这也是生活所迫嘛！我们家是郊区农民，老爹老妈辛辛苦苦种一年地，到头来不但不挣钱，还赔钱，你说我妹妹上大学谁来管？怎么管？都说是做个买卖，但一点本钱也没有你做什么买卖去？普天之下就我这个“买卖”不用本钱。当然了，你们的孩子肯定不能像我似的干这个，我们这个圈里还真的没有看见哪个警察的女儿在做这个工作的。因为什么？因为你们手中有权，可以找个借口勒点卡点。我们勒谁卡谁去？你以为我们这行好做嘛？整天提心吊胆地担心让你们给抓着，遇见了好的男人算走运，遇见不好的，把你反过来掉过去地玩，甚至把你吊起来玩，一双奶子让他们给捏鼓得像球似的，你越喊疼他越捏你……哎，不说了，你告诉我往哪儿签名吧！
白长生陷入了沉思。他不能不承认这个女孩儿说的的确有些耐人寻味。当然，这并不影响白长生让她在刑事拘留证上签名。道理是道理，法理是法理，两个概念。世界上有许多合理不合法，合法而不合理的事，他白长生一个人能改变得了吗？警察是什么？专政工具，什么叫工具？就是法律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千万别把自己当成一个思想家和政治家。
红牡丹承认了自己的敲诈行为后，白长生又开始询问王桂英。王桂英起初百般抵赖，但当白长生把红牡丹的供词交给王桂英看后，这个女老板就霜打了的草一样蔫了，最后不得不承认了自己和那个红牡丹一起合伙敲诈他人钱财的违法犯罪事实。
白长生决定对王桂英也予以刑事拘留。按照法律程序，他把的审讯笔录交给王桂英，让她签字。他让王桂英认真看一下那笔录，并向她郑重说明她应有的权力：如果感到什么地方与事实不符，可以提出来。王桂英则装作比较内行地认真地把那笔录看了一遍，提出了几个似乎与案件本身关系不大的问题，然后便默不作声起来。白长生说：“如果你感到与事实没有什么不符的地方，你得签字了。”王桂英说：“事实是这么回事，但我一签字，你们就得拘留我，还可能向检察机关起诉我，是吧？”白长生说：“看来你不只是会做生意，还真的懂得好多法律呢！”王桂英说：“看你说的，现在做生意的，关键得吃透法律，否则你怎么钻法律的空子？”白长生叹口气，说：“那么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法律研究透，否则这次怎么栽了？”王桂英诚恳地点点头，又说：“我能不能先不签字，你先让我见你们刑警队的一个人，我和他单独说几句话，然后我就签这个字。”白长生说：“行，你想见谁吧？”王桂英说：“我想见一个叫白长生的，是个中队长。”白长生心里一紧：自己和这个女老板根本不认识呀，她要见自己干什么？但表面上，白长生还是装作什么也感觉到，继续平静地说：“白长生是一个小中队长，办不了什么大事，拘不拘你，起不起诉你，他都说了不算，你和他谈什么？”王桂英说：“你说的也对，他一个小中队长是管不了这么大的事，但他可是你们局里的元老，说话挺有份量的。他可以和你们局里的任何一个头头说上话，而且可能没有不给面子的。”白长生点点头，然后想了一会儿，让屋子里的另外两个侦察员暂时回避一下，这样，屋子里就剩下白长生和王桂英俩人了。
王桂英脑袋十分机灵，现在她已经意识到眼前这个让他签字的人就是她想见的白长生了。
“啥也别说了，先给根烟抽吧，大姐夫。”王桂英说。
白长生掏出一支烟，扔给了王桂英。
王桂英把烟点燃，狠狠地吸了一口，然后用她那两根涂着紫红色指甲的雪白手指，悠闲地把烟挟起，二郎腿也随之翘了起来。虽然眼下已经到了春天，但北方还是比较寒冷的。而王桂英却等不得北方夏天缓慢的脚步了，早早地就把裙子穿了起来，而且还穿一条很薄的黑色过膝丝袜，隐隐地把大腿上雪白肌肉暴现出来，既有些让异性看了心旷神怡，又着实令人担心她这种不合节气的穿着会因此而染上风湿症。
“这么说，你和我讲的县局刑警队有人、你的酒店‘挂的是刑警队的照’，那这个人就是我了？”白长生问。
“算你猜对了。”王桂英说。
“那好，你说说要和我谈什么吧！”白长生问。
王桂英沉吟了一下，说：“其实呢，我本来不想说这些话，因为我说这些话好象和你要人情似的。你别看我有时借开饭店的机会敲那些有钱人几把，但对朋友，我王桂英向来还是讲究的。现在呢，我已经看出你是真的想把我送进去了，所以我才不得不把这些话说给你，然后你就看着办吧。首先，我得告诉你，拉你做我们的后台不是我王桂英主动的，而是你的媳妇。我和你媳妇徐凤云是县委劳服公司的同事，俺姐俩那时就处得比较好。我比她先下的岗，下岗后就开了个小饭店，然后风风雨雨到了现在，把饭店做到现在这个规模。去年，你媳妇下岗后来找我，说俩孩子念书，全家就靠你一个人的工资生活已经很难维持，求我让她在我的饭店打工，干什么都行，一个月给个三百二百也不嫌少。我说，这怎么行？咱俩关系那么好，我怎么忍心看着你在我的店里打工呢？你媳妇说，这没什么，我对谁也不说我们是好朋友不就完了吗！我当时听了，眼泪都下来了，真的，不信你回去问你媳妇去。后来我就想，凭我和你媳妇的个人关系，她的困难我必须帮，但绝不能让她在我的店里打工，干下三烂的活儿。所以，后来想来想去，我就和你媳妇说，从今以后你就不用去卖水果了，到我的店里来吧。我什么也不需要你做，就需要你闲着没事的时候来我这饭店里坐着就行，饿了你就随便吃，渴了你就随便喝。但是，如果我的饭店遇到麻烦、比如遇到了地瘩流氓来闹事什么的，你就给你爱人打个电话，让他们来及时制止就行。这样呢，每月我也不说固定给你多少钱，我挣的多了，就多给你，少了就少给你，这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以后，我就按月给你媳妇钱，每个月给多少，我不想说，你可以回家问你媳妇。你可能也知道，你家月亮上大学，一下子就拿走了一万多，今年春节走时又拿走七八千，还有平时你家急需时用的钱，这些钱都是我王桂英的。当然了，我不让你媳妇说是我给的，因为我听你媳妇说你是个死性人，如果知道了媳妇挣这种钱会不同意，所以就让你媳妇说是卖水果挣的钱。但你想想，别说自从你媳妇到了我的店里后已经不卖水果了，就是卖，她能挣这么多钱吗？你以为你媳妇卖金子呢？当然了，我也不是说我就是什么观音菩萨，只讲施舍，不讲获得。其实你媳妇也帮我做了不少事，或者说帮我解决了不少问题。你可以想象，我一个女人，挺这么大个买卖不容易，以前经常有地瘩流氓来我这里闹事，吃饭不给钱不说，还兴找个借口，把饭店给砸了。可自从你媳妇来了后，就没人敢了，当然，那些人不是怕你媳妇，而是怕你。加上我和我的那些服务人员都说，这个饭店是我和你媳妇俩人干的，就更没有人来闹事了，合气才能生财，我的买卖也越做越红火起来。”
一支烟抽完了，王桂英也基本把话给白长生说明白了。
白长生如梦方醒。他说什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妻子还背着他做了件这样的事。
白长生开始抽起烟来了。
“你不用犯愁，”王桂英看出了白长生的心思，“我把这些话和你说明白了，绝不是以此想要挟你，让你为我网开一面，那样我就不是王桂英了，大不了我进笆篱子里蹲个三年两年的，顶多也就三年两年的，我有这方面的精神准备。不过呢，如果说愿意到那里边去呆三年两年也不实际，你如果觉得我王桂英对你们两口子还算讲究的话，就来个就低别就高。坦白从宽，抗拒才从严呢！谁都知道中国的法律没有太明确的界限，伸缩性大，就说我们这个事吧，说是刑事案件也行，说是治安案件也行。你要按刑事案件办呢，我就得去蹲个三年两年的，如果按治安案件办呢，我也就被拘留几天，然后交上一定的罚款，继续开我的饭店。而且这事也不可能不牵扯到你们的利益，你想，如果我真的进去蹲个三年两年的，那么我的这个酒店肯定关业，你媳妇每月也不可能得到我给她的那些钱了。反过来呢……我就不用废话了。”
“好吧，”白长生把大半截烟蒂掐灭，接着问，“你记不记得一共给了我老婆多少钱？”
王桂英笑笑，说：“记不得了，也从来没想记这个。我如果有以此要挟你的心，我就会记着这些的。”
“那你就大致估计一下，能有多少钱！”白长生说。
“不能估计，也不想估计。”王桂英说。
“嗯……那我只好回去问我老婆了。不过呢，现在你还得在这审讯笔录上给我签字。”白长生把那询问笔录又递给了王桂英。
“还是刑事拘留？”王桂英笑着问。
“我觉得还是刑事拘留比较符合法律。”白长生说。
王桂英二话没说，提笔便在那询问笔录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把王桂英押起来后，白长生就急匆匆、气冲冲赶回了家中。他要好好教训一下自己的老婆。他甚至想过，如果这次老婆再和胡搅蛮缠，他就给她点颜色看看，必要时，该出手时就出手。可是，当他跨进家门，才发现妻子不在家。白长生看看表，都晚上六点多了，妻子干什么去了呢？他问在屋子里写作业的儿子白星星，星星说，妈妈推着摊床到车站卖水果去了。
白长生心里一热，心里的火气消了一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