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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晚年曾写过一篇论崇高与优美的论文，其中要表达的一个核心意思是：“夜晚是崇高的，白昼是美的；海是崇高的，陆地是美的；男人是崇高的，女人是美的。”
这一关于性别类型与审美范式的直觉发现，在现代精神分析学派中曾得到更为全面而深刻的展开与阐释。特别是其中关于“男人是崇高的，女人是美的”，对研究江南生活方式的原始形态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神话学家的相关研究早已充分表明，在原始崇拜中，就出现了“北方文化英雄多为男神，而南方文化英雄多是女神”的重要区别。而对此进行了重要补证的则是美国学者芒福德，他从城市起源与发生的角度推测：早在农业革命之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可能发生过一场“性别革命”，“这场变革把支配地位不是给了从事狩猎活动、灵敏迅捷和由于职业需要而凶狠好斗的男性，而是给了较为柔顺的女性”，因而，在“新石器农业的每一个方面，从新出现的村庄聚落中心，到房舍的地基，以至于墓穴中，到处都留下了‘母亲和家园’的印记。在田地里挥锄操劳的是女人；在园子里管理作物的是女人；采用选择杂交的方法把野生物种转化成高产的、营养丰富的农家品种，完成选择杂交伟大功绩的也是女人。制造器皿，编结筐篮，用泥条缠绕成最早的泥罐的也是女人。就形式而言，村庄也是女人的创造，因为不论村庄有什么其他功能，它首先是养育幼儿的一个集体性巢穴。女人利用村庄这一形式延长了对幼儿的照料时间和玩耍消遣的时间，在此基础上，人类许多更高级的发展才成为可能。”
在以女性为中心的新石器时代，食物丰富、性爱充沛、没有战争，远胜于以男性为中心的旧石器时代。特别是芒福德提到的“玩耍消遣的时间”，与人类游戏本能或审美机能的发育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的。这一生活方式直到城市——作为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相结合的产物的出现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异，“在这种新形成的城市雏形环境中，男子成了领导人物，女人则退居次要地位……女性十足的女神们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位给一些男神……女人的力量曾经表现为她特有的诱惑力和吸引力，表现为每月行经，以及交媾、生儿育女的能力，表现为各种创造生命的艺术。而现在，男人的力量开始表现出来，表现为侵略和强力所建树的功业，表现为杀戮能力和不怕死，表现为克服各种障碍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人群，而且，他们若敢反抗，就消灭他们”。
由此可知，新石器时代的女性文化带有很强的审美特征，是人类共有的原始诗性文化的一个基本形态或阶段。
如果说生产工具是人类历史划分的主要依据，那么正如芒福德所说：“新石器技术的一个重要事实在于，这个时代的主要革新并不在于武器和工具，而在于容器的形成。”“旧石器时代的工具和武器主要借助于运动惯力和肌肉力量：砍、削、劈、掘、挖、切等动作，都是持工具自一定距离以外开始，迅疾用力；简言之，都是些进击性动作。……但女人则不同，女人柔软的内脏器官是她生命的中心：她的双臂和双腿，其运动的功能还不如搂抱和挟持功能更有意义，不管她是拥抱一个爱侣还是怀抱一个婴儿。”“在女人的影响与支配之下，新石器时代突出地表现为一个器皿的时代：这个时代出现了各种石制的和陶制的瓶、罐、瓮、桶、钵、箱、水池、谷囤、谷仓、住房，还有集团性的大型容器，如灌溉沟渠和村庄。”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一方面，人和动物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发明和使用生产工具。如李泽厚对此进行的阐释：“如果不怀成见而略予省视，便可发现：人类生活和生存区别于其他生物种族的基本的、突出的、巨大的、主要的特征，在于使用工具和制造工具。……这个极平常却极重要的事实。我认为，这也正是马克思的贡献所在：指出以生产工具为核心和标志的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存在及走向‘自由王国’的根本柱石。从而，经济是基础，其他乃上层，社会由是生，关系由是出，财产由是立，历史由是行……”
另一方面，人类在运用生产工具改造自然世界的同时，也在更深的意义上改造和发展着人自身。这就是劳承万从中提炼出来的“主客体相互适应原理”：“‘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造成了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主客体的相互适应……是等价的双向运动，‘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这物本身却是对自己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属人的关系’，‘只有当物以合乎人的本性的方式跟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以合乎人的本性的态度对待物’。人以‘人的方式’占有对象，对象也以‘物的方式’占有人，前者是人的物化，后者是物的人化。人化与物化，正在相互适应的和谐运动中达到同一。”
或者说，“主体丰富性是历史的产物……不是孤立的预成系统，而是主体以人的方式全面地占有对象的一种对应性的积极成果，是‘对象成了他本身’的一种观念性、精神性的积淀。客体展开的丰富性，其历史行程与主体丰富性的历史行程走的是同一条路”。
由此可知，不同时代的人们在发明和使用不同的生产工具进行生产实践时，反过来也影响着这些人的主体机能、生活方式和精神文化的再生产。在这个意义上，以细腻、柔和、优美、注重生活细节与质量著称的江南生活方式，与新石器时代的女性文化模式应该有很深的历史渊源，而与形成于旧石器时代、在城市起源过程中逐渐复活和壮大，并在此后的文明时代一直作为主流与中心的男性文化有霄壤之别。
根据芒福德的卓越研究，新石器时代的女性文化模式主要有两大特征：一是在生产工具的发明和使用上以“容器”为主体，这很好地适应了其时定居方式、驯化动植物、饮食正规化等现实需要；二是由于获取生活资料压力的减弱，人类的生理结构与精神结构开始发生重要的变化。正如芒福德所说：“最后一次冰川时期消退之后，人类的食料来源极大地丰富了，这对人类的大脑和性器官的进化和发育产生了显著的效果。采食很容易，居住较安全，因而生活比较轻松了；人类摆脱了长期以来的被迫挨饿状态，性要求不再因饥饿而受到抑制，各种形式的性特征也随之达到了早期的成熟状态，性功能变得持久而强烈，这些大约是狩猎和采集时代的人群在朝不保夕的半饥饿状态中所不能有的。”
在某种意义上，这两大特征在江南地区的考古发现中都可以找到有力的证据。就“容器”生产、村庄与原始农业出现的方面看，在“上山文化”——中国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出土有大量的陶器和石器。其陶器多为夹炭红衣陶，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还有石磨盘和石球，反映了与原始农业紧密相关的经济生活模式。
这既可以看作是新石器时代女性文化在江南地区存在的有力证明，同时也可以为以审美与诗性为基本特征的江南诗性文化提供一个更久远的历史源头和文化研究语境。就新石器时代生活资料丰富、生存压力减少以及审美与娱乐活动开始出现的方面看，在英国《自然》杂志最近发表的《沿海沼泽地的刀耕火种和水涝治理成就中国东部最早的水稻文明》文章中，就揭示出太湖流域的水稻始于7700年前，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当时人们种植水稻不是为了实用饮食，而是为了酿酒。
这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证明，新石器时代的江南已微微流露出诗性生活的曙光，其本质特征在于生活、劳作不仅是为了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满足，同时也开始有了感性享受与心灵愉悦的性质。
维柯曾有一个基本思想，即一种东西的本性就在它的起源中。西方19世纪的人类学家进一步认为：“一切都继续存在着，唯有形式发生了变化，一个事物的起源决定了它的本质。”
如果我们能够接受维柯和人类学家的这个基本观点，以新石器时代女性文化作为江南诗性文化的源头与语境，不仅它的表层特征与深层本质就更容易得到理解，同时也可以为我们以往关于江南诗性文化的研究找到更深层的证据。比如，我们曾认为：江南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审美机能的真正代表，它从一开始就独立存在，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而不是后天积淀的经验产物
。换言之，江南诗性文化不是在历史实践中逐渐与政治、伦理等实用精神分离出来的，而是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本体内涵，是它自身在时间长河中不断发展、生长和走向澄明的结果。这些都可以通过追溯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女性文化得到解释。而在新石器时代女性文化中已经出现的游戏与审美活动，无疑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审美机能与艺术实践的萌芽或原型。倘若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能够有更多的新发现，我想人们对此也一定会找到更多的地下证据。
此外，还有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如果说人类在不同地理环境中都经历了新石器时代女性文化阶段，那么人们在后来为什么会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女性文化在中国的江南地区发育得更为完善与全面，二是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没有受到毁灭性的破坏。以我们提出的重审美-艺术的江南诗性文化与重伦理-政治的北方诗性文化为例，除了在发生阶段集聚的女性文化要素差异外，中国南北文化在生产条件、社会环境，以及历史发展进程的差异也很重要。特别是北方相对贫瘠的生产环境与经常性的战争等破坏，则可以看作是其选择男性文化模式、放弃女性文化传统的重要原因。
总之，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江南地区就形成了发达的女性文化，正是在这种自然与人文环境中逐渐发展出独特的江南诗性文化。此后，这种文化渗透到生活世界中，由此形成了江南特有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