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明问:“为什么马远 的画只占一角,夏圭 的画都是半边?”
他翻着一本画册,我转身去拿几本书,回头一看,他上半身瘫在太师椅里,脚高高地搭在黄花梨的画案上。
传说中西方精英的教养呢?我怒喝:“倪叔明,你的臭脚,下去!”
他一脸无辜:“黛安娜,我在家里都这样。”
“我们中国人讲究,一个人的心性从外表全看得出来,要坐如钟,立如松,要渊渟岳峙,像幽深的潭,像肃穆的山。你刚才那样呢,就是泥石流。”
叔明脸上出现一种可以称为开悟的表情:“所以范宽以巨岩为中心的巨幅构图也可以理解为心的肖像。”
还真有点儿悟性。我说:“山就是人,人就是魂。宋代和元代就形似重要还是神似重要争论不休,有人说‘形不确切神即亡’,苏东坡说‘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我觉得都是‘只因身在此山中’。用毛笔在绢与纸上作画,追求得心应手,心与手的关系在画画的全过程中是最突出的。如果他们有幸看到16世纪荷兰画家拿小硬毫笔画的小静物,就知道中国画画得再像,也是一种表现,而不是再现。”
叔明说:“看来中国艺术史家要会画两笔,而西方艺术史家不必是艺术家。”
“没错。”我表示认同,“你看吴湖帆先生、王季迁先生都既是鉴赏家,又是书画大家。元代的黄公望、明代的董其昌则先是鉴赏和书法大家,中年以后学画,也成了大家。中国画里,眼、心、手之间的关系始终很近。回到你刚才的问题,为什么会在南宋出现‘马一角’和‘夏半边’这样的画?答案就在南宋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心态里。
“遭受北宋的奇耻大辱之后,康王赵构和残余军队在今河南商丘称帝,他表面上要抗金,内心想议和,仗打得丢盔弃甲,一路溃退到杭州。但是宋军中的几个将领相当给力。看南宋画家刘松年画的《中兴四将图》,当时还在张俊手下的岳飞收复了南京(时称建康)。1130年,韩世忠和夫人梁红玉守住了镇江。梁红玉在焦山寺击鼓助战——就是我带你去过的镇江焦山寺,四面环水,宋军的八千水师包围了金军号称的十万水师,打得金军花四十多天掘开古河道回北方。要知道,北宋是靠强大的水师吃下南唐和吴越国,才统一了南北的。运河又是北宋的经济命脉,12世纪初,宋朝的水师是地球上最强的海洋力量之一。总之,给南宋王朝续命的,是水师。
◎夏圭《雪堂客话图》
◎马远《月下赏梅图》
“高宗虽然定都‘临安’,表示还是要复兴大业,要回北方,在此地只是临时安顿一下而已,但其实高宗和金国皇帝心里都清楚,南宋绝不可能北伐。如果一路北进,金国不先得把两个皇帝人质推出来?高宗的皇帝还要不要做?所以,高宗在杭州修了太庙,随后画院也很快恢复,意味着要在此地好好过日子了。
“皇帝怕打仗,重用主和派的秦桧等人。画家们只有通过自己的方式来提醒贵人们,河山只有半壁,偏安只在一隅。同时,南宋画家求新求变,在布局上锐意开出新的境界,遂打破前朝的全景大山大水,追求温存小意。明代王世贞说,山水,在唐朝大小李将军一变,北宋荆浩、关仝、董源、巨然一变,南宋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一变,元代黄公望、王蒙又一变,变化越来越大。”
叔明评论道:“夏圭和马远的画风比较接近我印象里的中国。瓷器上,装饰画里,总是一段冷清的山水、一条孤独的船、一个落寞的人。”
我说:“这里有种个人主义的趣味。马远和夏圭是南宋画院风格代表。明朝文徵明认为,马远的画意蕴更深,夏圭的画趣味更胜一筹。马远现存作品,比较确定的,《踏歌图》《水图》《梅石溪凫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华灯侍宴图》《山径春行图》《晓雪山行图》和《雪滩双鹭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在美国的也不少:《西园雅集图》在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松溪观鹿图》在克利夫兰美术馆,《邀梅就月图》在大都会博物馆。另外,《山水图》在大英博物馆,《洞山渡水图》和《寒江独钓图》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夏圭的存世作品则相对较少,《溪山清远图》和长约十二米的《长江万里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山水十二景图》在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江山佳胜图》在上海博物馆。他们的画想必很能代表南渡士大夫和学者的心绪。首先是哀怨,为了失去的国土和死亡的百姓;其次是侥幸,毕竟不但在富庶的江南捡回性命,生活也回到了熟悉的正轨;第三是欣赏,江南的风花雪月,比北国又是一番景象,那种悲凉和自哀,也渐渐变作日常审美的一种背景、一个基调了。由北宋放眼看世界的莽莽苍苍,变成一种更内向而自省的风味,也更符合朝臣和学者们喜静不喜动的生活习惯。
“北宋画大,南宋画小。北宋的画多见一米多高的卷轴,几十米长的手卷,或者挂在高堂广殿上,或者由侍者捧着,或者在案几上展玩。南宋画的尺寸就小得多了,多是便于装裱的纨扇方帧,取材和构图上就小品化了。小品如词,要尖新,要别致,首先看立意,其次看笔墨。所谓立意,则在于构境。”
叔明说:“现在看名字,我就能分辨出北宋和南宋的画。北宋的画名平铺直叙,有什么说什么,南宋的画名像散文,渔笛清幽、山村归渡、烟堤晚泊、静听松风……”
◎马远《山径春行图》
“还有断桥残雪、三潭印月、曲院风荷、雷峰夕照、苏堤春晓……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西湖十景,就是千年前的画院待诏们总结出来的。”我补充道。
叔明恍然大悟:“每个旅游景点都有的‘十景’‘八景’的老祖宗在这里呢。可我最不喜欢这些,别人眼里的旧风景有什么好看,艺术家难道不应该以独特为贵吗?审美也需要集体主义吗?”
“所有的俗套第一次亮相时都新鲜可爱。南宋的画家们在团扇上用烟雨雪月和湖亭山阁组合出美的意境时,并没有想到会被万千次地模仿吧。他们的创作,一方面是用某种定式来裁剪自然,让自然变得文雅起来,同时也提供一种最好的观看方式,就像公共望远镜,用不用在你自己。如果你有更好的观法,可以拿出来共享,不及前人的就算了。李白也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品题的传统,是有点儿集体活动的意思,不过也是一个人能够参与的公共领域。文化就这样内化在风景和民族记忆里。这就是中国文化成长的一个横截面、活标本。”
叔明比较范宽和马夏的笔法:“范宽的雨点皴有雕塑感,而马、夏的画都很明显是扁的,用细线和淡墨来分割平面,但是在石头上的皴特别有表现力,和虚淡的画面形成对比。”
◎马远《踏歌图》局部(大斧劈皴)
◎马远《水图》十二段之《洞庭风细》
我拿出一本《芥子园画谱》,在纸上给他示范:“马、夏用大斧劈皴比较多。画家的口诀是:石分三面。像画一个正方体那样,用干笔、枯墨在空白的石头上一按一拖,就出现阴阳向背分明的棱角。和披麻皴、雨点皴相比,斧劈皴是更有力的造型方式。画家的眼光和判断力比写生能力更重要。这个倾向在北宋许道宁和燕文贵时就出现了。但是在南宋,画家们发现,要表现崇山峻岭其实不用画那么多山峰,一根线也能暗示出来,而且更云山飘渺了。少即是多。清代篆刻家邓石如说‘计白当黑,以虚为实’,其实这是中国人的老智慧了。人称马远‘悉其精能,造于简略’,也是这样的道理。”
叔明之前对中国画的认识主要来自美国的中国艺术史泰斗高居翰:“高居翰认为,南宋从北宋伟大的写实主义高峰上坠落,画得越来越不好,越来越粗糙和程序化,越来越无趣。”
我说:“他有他的道理,他的直觉我是很佩服的。但是马远和夏圭的写实能力是一流的。马远的《水图》为不同地理条件下不同态势的水写真,他画浪打浪的水,长江万顷,洞庭风细,寒塘清浅,简直是要画出一部视觉辞典,何其有野心。你再看马远的儿子马麟 的这幅《静听松风图》,难道不比北宋的全景式山水更可爱更亲切吗?父辈们把范宽、李唐画里的崇山峻岭和董源、巨然画里的大江大河化整为零,马麟则再给了一个特写镜头。在这里,画家关心的不再是宏观宇宙,而是个人的内心世界,松、风、水都为斯人感官所设,呼应着画中人的心绪,这难道不是一种全新的感悟和表现吗?”
叔明翻出之前讲过的宋徽宗《听琴图》,感叹道:“虽然都是很文雅的人物画,在描绘的重点上却大有不同。《听琴图》里呈现的是社交、政治和艺术三样功能混在一起的场景,显然画家认为这才是值得表现的重要题材。但是在《静听松风图》里,不需要任何外在的标签,个人的内心足以成为艺术的主题。这是南宋人物画的主流吗?”
我乐了:“到今天这也还不是人物画的主流呢。在南宋画院,皇帝分派下来的任务是画家们最重要的工作,其次是画家们认为能对皇帝起箴规作用的创作。李唐 的《采薇图》就是很典型的以图进谏。”
◎马麟《静听松风图》
叔明仔细看着故宫博物院网站上的全图,认识引首上的“首阳高隐”,后面的跋和所附的伯夷、叔齐的故事是看不懂了。我只有给他解释:“李唐在宋徽宗时就入画院,作品往往成为徽宗首选。后来金人统治了中原,李唐不愿意在侵略者的势力范围里讨生活,以八十高龄开始了向南的逃亡。路上还遇到打劫,强盗们打开他的行李,只有画具,才知道他是大画家李唐。强盗里的一位青年很仰慕李唐,拜别群盗,追随或者说护送李唐到了临安。这个叫萧照的年轻人也非庸碌之辈,后来成为临安画院里的待诏。李唐到了临安,并没有门路见到皇帝,靠卖画为生,过得拮据。他还写了首诗:‘雪里烟村雨里滩,看之容易作之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不过,他的风格太出众了,高宗面前的红人太尉邵雍看见他的作品,发现这不是画院李待诏的画嘛!就这样,李唐找到了组织,有了官职。
◎李唐《采薇图》(局部)
“李唐画了《采薇图》,希望激发皇帝的血性。伯夷、叔齐是商朝的贵族,他们反对纣王的暴政,但是更反对武王伐纣。所以他们跑到首阳山上,靠挖野菜为生,不久就饿死了。但是他们也在文化的长河里得到永生,成为中国人气节的化身。”
叔明注意的却不是这些:“你看这两位老先生席地而坐,地上是平整的石头,背后是松,前面是枫树,一边是河,这个空间和《静听松风图》里的结构很相似。”
我表扬他:“说得很好。用树和石头构建起一个空间,然后把人物放进去,这种小剧场感是典型的南宋画院人物画的特点。更重要的是,树的走势、石头上的大斧劈皴、水的纹路,都是为烘托画中人的精神世界而存在的。正如《静听松风图》里的藤蔓柔丝和秋水回波呼应着人物的幽思,《采薇图》里的湿笔浓墨和多用皴擦的树干、山石则点出了两名隐士的激昂愤慨,外化了他们强烈的道德感。”
叔明恍然大悟:“我现在完全理解了画就是古人的精神世界。从前我觉得南宋就是沉醉在江南春风里、得过且过的政权,原来南宋的臣民有这样多的愤怒。那些凌厉的线条和墨迹就像已经出鞘的宝剑,画家们无法再平心静气地画出范宽和李成那样的巨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