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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概念十分广泛。凡是人通过视觉、听觉、嗅觉、温（冷）觉、味觉、触觉等感觉到的，都是有意义的。
也就是说，任何符号都有意义，而符号则包括了文字、仪式、信号、手势、眼神、服饰等世间万事万物的现象和行为。而语言作为最典型、最完善的符号系统之一，必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与符号学涉及的意义不同，只关注语言意义的相关问题。
翻译是两种语言间的意义转换，不论是阅读原文，还是译文表达，都涉及意义的理解和选择。因此，语义学作为研究语言意义的学科，不可避免地要与翻译研究相关联。然而，语义的研究实际上困难重重：一是因为意义涉及语言的诸多方面，既有静态的原始意义，也有不同维度的动态意义。即使是静态意义也会随时间和使用程度的不同发生变化，更不必说无法捉摸的动态意义了。如说话人的语气、声调，词汇形态和句子结构的变化，不同语境下的同一语义，不同人物在同一语境下的理解，等等。二是语义研究常常涉及语言与思维、与心理、与客观世界的关系，这就让本来就流变不居的意义又增加了许多变量，研究语义也因此不得不涉及哲学、心理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
语义研究最先起源于哲学中的语言哲学。从广义上来讲，语言哲学是指20世纪时，以语言为主要课题的哲学研究；狭义上来讲，语言哲学是指分析哲学传统中的语言哲学。这就要涉及西方哲学传统和范式转向了。
哲学家历来重视语言问题。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产生了对于语言的哲学意识，赫拉克利特（Herakleitus，公元前544—前483）、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对语言进行认真的研究，这个传统在中世纪和近代绵延不断。然而，以往的哲学家对语言现象的研究只是为哲学研究作的准备，而不是哲学研究本身。
哲学的发展从古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和语言哲学阶段。古代的哲学家热衷于研究宇宙万物的本源，结果众说纷纭，没有定论。近代哲学家认识到，古代哲学的失败就在于没有首先探讨人类的认识能力和限度，盲目地研究人类无法认识的本体。于是他们将研究中心转向了人类的意识世界，使哲学从本体论阶段过渡到认识论阶段。直到现代，哲学家，尤其是分析哲学家才认识到，无论是研究存在还是意识，都必须首先明确阐述这些概念的语言意义。他们认为对某些哲学概念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对表达这些概念的语言的分析。长久以来，哲学家只是不假思索地用一些语言概念来进行哲学研究，至于这些概念本身是否明确却很少加以考虑，于是出现了许多由于哲学家滥用和误解语言而造成的哲学问题和哲学争论。
粗略来看，20世纪主要有三种西方哲学传统：分析哲学传统，创始人为弗雷格，主要代表人物有罗素、维特根斯坦、奥斯汀（J.L.Austin，1911—1960）、莱尔（Gilbert Ryle，1900—1976）、奎因、克里普克（S.A.Kripke，1940— ）等；现象学—解释学传统，主要代表人物为胡塞尔（E.G.A.Husserl，1859—1938）、海德格尔、伽达默尔（H.G.Gadamer，1900—2002）、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德里达等；实用主义传统，主要代表人物为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S.Peirce，1839—1914）、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等。
其中，分析哲学又分为逻辑经验主义（logical empiricism）学派和日常语言学派（ordinary language / daily linguistics）。前者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又称为新实证主义，包括维也纳学派、德国经验哲学协会、华沙学派等，主张物理语言是科学的普遍语言，因为这种语言不会产生歧义混淆，因此哲学的任务就是对知识、对科学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后者形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包括以维斯顿（John Weston，1904—1993）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和以奥斯汀、斯特劳森（P.F.Strawson，1919—2006）为代表的牛津学派，主张日常语言本来就很完善了，只是因为哲学家背离了正常的语言使用，从而产生了哲学的混乱。因此只要将日常语言研究清楚，就能解决哲学问题，所以没有必要建立人工语言系统。
如果说哲学是对重要观念的概念考察，而观念会涉及语言、历史、科学、艺术、教育等众多领域，那么不同领域的概念考察就形成了哲学的不同分支，如语言哲学、历史哲学、科学哲学、艺术哲学等。但是，语言又与历史、艺术等不同，语言和概念的关系更为紧密，乃至我们经常无法区分概念和语词。于是，一切概念考察都是语词考察，语言哲学就不再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哲学本身了，或者说是“第一哲学”。
维特根斯坦首次提出：“全部哲学即是‘语言批判’”。
从这个意义上讲，维特根斯坦才是第一个“语言哲学家”，带来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至此，意义的研究仍属于哲学范畴，研究意义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哲学的问题，而哲学的重大任务也是分析语言，阐明词语和语句的意义：“哲学的目的是思想的逻辑澄清。哲学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活动……哲学的任务就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哲学问题和哲学理论都是由于我们违背语言的逻辑而产生的。哲学命题表面上看是表达思想的，但由于不合语法，其实没有表达任何东西。因此，哲学应该使思想清晰并严格地限定思想的范围”
。
直到1923年，奥格登和理查兹出版合著《意义的意义》（ The Meaning of Meaning ），才让语义学正式进入语言学的研究范畴。
吴一安曾为萨义德（John I.Saeed）所著的《语义学》撰写导读，对语义学发展史做以钩沉：
传统意义上的语义学在语言观和描述方法上以语言哲学和逻辑学为渊源，形成了形式语义学，也称真值条件语义学学派。自60年代以来，这一学派在以逻辑学家蒙特古（R.Montague）和哲学家戴维森（D.Davidson）为代表的学者的推动下，不断推出新意，日渐与人工智能、认知科学等方面的研究相辅相成。60年代前后，哲学家奥斯汀和格莱斯（H.P.Grice）分别提出了著名的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合作原则，极大推动了功能语言学的发展，使语义研究的重心从词汇、命题、句子扩展到自然语言中的语句（utterance），和语用研究一脉相承。著名语言学家莱昂斯（J.Lyons，1995）在界定语义学的研究范围时指出，语义学研究的是意义，语言学范畴中的语义学研究的是系统地编入（encoded in）自然语言词汇和语法里的意义。50年代后期，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Chomsky）推出了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其后该理论几经修正、充实、发展和提炼，充满活力。乔姆斯基的思想不仅极大地影响了语言学领域研究的格局，并且有力地推动了其他相关学科、特别是语言和心智关系的研究，为20世纪后期认知语义学的长足进展创造了条件和气候。迄今为止，认知语义学已经发展成一个不可忽视的学派。
由此可以看出，语义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质。哲学家研究语义时，会提出诸如“什么是语言意义”和“意义是如何产生的”这类问题。与哲学家的语义研究有所不同，语言学家在研究语义学时，提出的问题是“如何确定语义”、“如何正确理解、解释语义”、“语言如何编码意义”等。他们主要关注词义和句义，也就是词的所指、句的所指等，研究范围涵盖语义观、语义单位、语义类型、语义关系、语义结构、语义系统、语义分析等。本章将从词义和句义入手，结合翻译方法论，论述与语义相关的翻译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