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世纪西方著名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Nida，1914—2011）曾提出，“翻译即是翻译意义”（Translation means translating meanings）。意义被看作是翻译的内容、核心和根本。那么，“意义”究竟指什么呢？译者是否可以直接找到“意义”，进行转换，得到完美的翻译呢？换句话说，“意义”是否具有唯一性和客观性？倘若是，译者似乎只需按图索骥，做一名语言的搬运工即可；倘若不是，那么“意义”的属性是什么？“意义”的本质又是什么？它该如何呈现？而译者又该如何找到“意义”进行转换呢？

长久以来，意义便是语言学家、哲学家和翻译家研究的焦点。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在早期的研究中发现日常语言的使用异常混乱，因而希望将其整理成一套严谨的公式符号，以理想语言或逻辑语言来改善这种现象，让语言表述变得精确、清晰、可靠。在后期研究中，他又转而观察语言的实际使用，回到日常生活中去探究语言的意义。这一思想后来被归结为“意义即用法”（meaning as use），正如每颗象棋棋子所代表的意义只体现在相应的游戏规则中，词语的意义蕴含在它们得以使用的各种具体的语言游戏中。意义在固定与流变之间切换，这种思想也反映了意义研究在语义学领域的发展轨迹。

法国哲学家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在谈及语言、词句与意义的关系时说：“排列在一本书里的十万个词可以被人逐个阅读，但作品的意义却没有从中表达出来。意义不是字句的总和，而是后者的有机整体。”从翻译的角度理解维特根斯坦和萨特的意义观，我们至少可以明确如下两点：一是原文词句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需在语境中加以理解；二是译者要重视作品意义的整体性，即萨特所说的“有机整体”，不能机械地转换孤立的词句，而应着力于词句的有机结合。

一个人对世界的认识受主观能动性、知识构成、个人经历、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各有千秋。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曾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There are a thousand Hamlets in a thousand people’s eyes）。”换言之，读者因为生活经历、受教育程度、兴趣爱好等不同，对同一个艺术形象会有不同的解读。这里强调的，实际上是阅读感受的个性问题，对于相同的问题，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感受自然不同，得到的答案也不尽相同。通常情况下，人的意识能够反映客观事物，但由于人的意识具有主观特征，因此认识也表现出差异性。这些主观特征主要包括“人的先天素质的差异”、“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差异”、“人的实践经验的差异”等。

《周易·系辞上》：“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比喻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场或角度有不同的看法。这种“各持己见”的现象也反映了个体认识的差异。据禅宗公案“拈花微笑”记载，佛祖释迦牟尼昔在灵山会上拈起一朵金婆罗花，神态安详，却一句话也不说，众比丘面面相觑，不知其意，唯有摩诃迦叶破颜轻轻一笑，佛祖当即把“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授与迦叶。这个典故也说明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对意义的认知感悟存有差异。

对事物的不同认知主要来源于社会实践的差异。即使同一个人，随着经历的丰富、经验的累积，对客观世界的见解和观点也会发生改变。就如庖丁解牛之初，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而解牛的过程，“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动作之优美，技术之高超，“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出庖丁得心应手，驾轻就熟的神态。杜甫处在安史之乱的动荡岁月里，几经罹难，饱受挫折，整日沉浸在凄苦之中。长安的花还是那些花，鸟还是那些鸟，但在诗人眼里，花是凄苦落泪之花，鸟是悲愁惊心之鸟，所以才有了“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感触，诗人忧国、伤时、念家、悲己的爱国情怀跃然纸上。

宋代著名禅师青原惟信，提出了人生参禅的三重境界：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参禅之初，我们看到事物可谓初识世界，眼睛看见什么就是什么，山就是山。有所悟时，我们看到世间万物之后，开始进行思考，不是停留于简单的第一印象，而是探寻事物背后更深层的东西，梅花成了“高洁”的象征，莲成了“出淤泥而不染”的符号，我们看到的山是另外的“山”。彻悟时，我们看山是山，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经过初识迷惑之后的大悟，是我们留下美好的文化认知，是摒除杂念之后的山，是更有韵味的山，这是一种洞察世事后的返璞归真。这个故事也表明，人的社会经历不同，对事物的感受也不同。

与杜甫观花角度不同的是，植物学家以植物学的理论审视，把花归入植物的某一类别之中去；而画家则以审美观点去欣赏它，获取美的灵感。虽然植物学家与画家的知识构成有所差别，对花的反应有所不同，但他们的反应站在各自的角度而又无疑都是正确的。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写道，艺术欣赏的无欲之观又被分为两种：以我观物与以物观物，分别对应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他主张：“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1正是由于人们的知识构成不同及其他的多种原因，形成了人们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意识。正如鲁迅先生谈起《红楼梦》时也曾感慨：“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意义的复杂性可见一斑。

翻译是理解与表达的结合，理解是前提，是先决条件，但理解什么呢？毫无疑问，是理解文本的“意义”，因此，“意义”就是译者无法规避的问题，也是译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译者在准确把握原作意义后，在可发挥的限度内贴切地表达，把意义顺利传递给读者，这是译者需要关心的第二个大问题。伴随符号学、语言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翻译对意义研究的关注也呈现出三个层面的转移：语言结构中的意义、篇章文本间的意义、语境文化中的意义。哲学家、语言学家和翻译家对此三方面的意义观念都曾作以不同程度的阐述。在把握形而上的理论辨析后，我们也会对具体译例展开详细分析，这也是这本小书的大致结构。

虽然不少学者就“意义”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成果可喜，但笔者也一直希望就“意义”的翻译问题进行重点讨论，这也是拙著的意旨所在。书中引用、借鉴、吸纳了耆宿和时贤的观点及研究成果，并按照学术研究惯例和规范进行了标注。同时，囿于我们的学术视野和认知能力，尚有许多富有新意的论述没有得到介绍、引述，祈望见谅。成书过程中，本书还得到了中译出版社大力支持，张旭与王秋璎编辑的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和热情帮助也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虚无和实有的“意义”，似乎是既浅显而又深奥，直白而又含蓄，通俗而又晦涩，具象而又抽象，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意义”是否玄之又玄，不得而知，但必定是众译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