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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秋，《卫报》编辑邀请我开设一个专栏，每周写一篇文章。这个提议让我受宠若惊，但又有些担忧，我从来没有写过专栏，怕自己不能胜任。再三犹豫之后，我告诉编辑，如果他们发给我一些问题，每次我用他们限定的篇幅进行回答，我会接受他们的提议。编辑马上接受了我的请求，而且我们商量好了，这个专栏不会超过一年。一年慢慢过去了，对我来说，这是很有教益的一年。我之前从没处于这种必须写作的境地，需要在限定的篇幅内，围绕着一个主题，而且都是围绕那些耐心的编辑为我选择的主题来写。我习惯于自己去寻找一个故事、一些角色、一种道理，艰难地写出一个又一个词语，也会删掉很多内容；最后，假如我写出来了，我的文字首先会令自己很吃惊。就好像刚开始我的思路并不是很明确，但后来一个句子引出另一个句子，我不知道结果是好是坏，不管怎样，文章已经在那里了，需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加工，让文本呈现我想要的样子。可我写给《卫报》的文章不同，编辑选择的主题，还有写作的紧迫感对我的冲击很大。我在写小说时，初稿写出来之后，我会经过很长时间，有时甚至是极长的时间进行挖掘、重写、补充或仔细精简。在写这个专栏时，整个过程没那么复杂。这些文字是在记忆里快速搜寻产生的，我会找出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例，不自觉地运用到多年前读书时形成的一些观念。这些观念起初并不系统，但后面经过其他阅读，就连贯起来了，再加上写作时限催生的灵感，但因为篇幅有限，最后不得不草草结尾。总而言之，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训练：每次我匆匆忙忙，把水桶放入我头脑中的“水井”深处，总是会打捞上一个句子，我满心期待其他句子也会接踵而来。目前我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本书，它从2018年1月20日偶然开始，到2019年1月12日自然结束，第一篇文章是并不确信的《第一次》，结尾一篇是《最后一次》。我曾试图把这些文章进行编排，我拟定了各种目录，把文章按照某种次序排列起来，就像它们是基于一个严格的规划写出来的，但我觉得太浮夸了，不符合实际。最终我还是根据发表日期把这些文章放在一起，再加上了安德烈亚·乌奇尼那富有想象、色彩绚丽的插画。首先我自己心里清楚，这些文章是偶然创造的，也就是说，这就像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随机应变，应对生活中每天发生的事一样。
2019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