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

1月10日在《教育新路》发表译文《苏联教育的进步》。文章节译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在苏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苏俄文化建设的报告，认为苏联几年来进步最显著的恐怕还是教育。

在《民族战线》发表《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署名“黎明”）。文章认为，南京行政院组织的农村复兴委员会集复兴农村运动之大成，想以金融资本救济农村，使其繁荣；英美国棉麦借款为加大金融资本势力，加紧治标治本。但从中国农村崩溃原因考察，即知道中国农村问题根本不在那里，结果走上“此路不通”的道路。而“左倾”急性病的中国革命论者，误解了中国农村的性质，以否定所有权的色彩造成农村的恐怖，形成城市与农村绝不相通而相销毁的现象。中国农村是前资本主义的小农经济，还流行着浓厚的封建剥削、超经济的前资本主义的地租、农奴与徭役制度的遗留，加上苛捐杂税，“土皇帝”武断乡曲，孔教伦理、宗法观念、身份从属制度等支配着农民的意识。城市的金融资本一大部分也建立在农村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基础上。所以城市金融资本家与农村地主同样要保守这种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而这些现象有一个基因，即现存的前资本主义土地关系。

1月12日徐州民众教育馆放寒假三周。

1月中旬回无锡家乡过春节时路过南京，到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看望陈翰笙、钱俊瑞、姜君辰、刘端生等人。陈翰笙见面即说：“你来得正好，刚才收到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广西师专’）校长杨东莼来信，要我介绍一个农村经济教员。我想你去最合适。”薛暮桥说：“我连中学都没有毕业，怎能去大学教书？”陈翰笙说，“不要紧”，当即写信推荐。临行陈翰笙嘱咐，要利用教书机会，对广西农村经济状况进行调查。

携陈翰笙介绍信到上海。为使工作顺利，陈翰笙为薛雨林改名“薛暮桥”，从此一直沿用。对于改名情由，薛暮桥晚年回忆：

当时为去广西，陈翰笙为我写了介绍信，说是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还写了哪年毕业。到了上海，王寅生说打听一下杨东莼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一问他是北京大学经济系，与我假造的毕业年代一样，应是同学。后来就电告陈，说杨是北大的，不能去了。当晚陈回电说，改个名字叫薛暮桥，是劳动大学毕业的。我去见杨，他说陈先生介绍的，非常欢迎，什么都没问。

杨东莼当场给薛暮桥发聘书，并预付80元旅费，约定春节（1月26日）后去桂林。薛暮桥用其中40元购买书籍，包括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等。

2月15日在《新秦先锋》发表《上海抗日战争的回顾与批评》（署名“浪花”）。该文在节译伊罗生编辑的英文周报《中国论坛》上发表的陈翰笙笔名文章《日本帝国主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基础上写成。 ^[1]

文章认为，在1月28日至3月1日这五星期中，十九路军居然不避艰险，抵抗日本海陆军在上海顽强的袭击。为什么三十万东北军在日军攻击下不战而退，而三万十九路军反能苦守月余？主要原因是上海的民众中，一般小资产阶级具有明显的意识和坚强的力量，而东北民众则不然。一部分坚强的小资产阶级集团和失意政客越过上海市长和富商巨绅支配了十九路军。而十九路军在连年内战中一向所向无敌，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军中的英勇战士激于热血，不惜任何牺牲阻挡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入侵。从上海事变中，我们知道许多人口头的“长期抵抗”是靠不住的。彻底的抗日反帝，只有我们民众和艰苦奋斗的战士密切联合起来，同一切敌人搏战。

2月乘船去广西，在路上读农村经济书。行至柳州，遇到杨东莼，一同前往距桂林城约五十里的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所在地——良丰花园。教室和学生宿舍均为新造，住在位于教室和学生宿舍之间的一所房子里，与学生朝夕相处。学生108人，都是农家子弟，“朴实可爱”。

学校开学。在开学典礼上，校长杨东莼、生活指导主任朱竹簃（即朱克靖）讲话，因薛暮桥为新任教师，也请他讲话。于是在会上用事先准备的《怎样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发言（参见1934年10月10日条），讲完后杨东莼、朱克靖表示赞赏，从此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薛暮桥也成为学校领导层核心成员。杨东莼曾与朱克靖、薛暮桥商量是否在校内建立中共党组织问题。商讨结果是：在当时环境下，还是以不在学校建立党组织为好，因为一方面他们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不好建立党支部；另一方面不建立党组织，反而可以把师专办得更长久一些，可以多培养革命青年。

教授农村经济课，讲中国农村土地关系、租佃制度、借贷制度、雇佣制度等。每讲完一课，即指定参考书让学生阅读，并将来自广西六个区的108名学生按地区分成三组，各自结合自己家乡的情况和所见所闻讨论本地区的生产关系，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教学活动生动活泼，深受杨东莼重视，也受到同学欢迎。经一学期授课，大体掌握了广西农村经济情况。

4月8日出席所指导发起的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大会。韦伟吾担任广西师专农村经济研究会理事会主席，周思宝为研究部主任，麦世法为事务部主任，与杨东莼、朱克靖、王伯达同为顾问。共59人参加这次会议。

4月上旬春假期间，远足桂林会仙（白崇禧的家乡）。

5月21日节录吴万、韦若松等同学观察桂林南路六塘市场的日记，以此为基础，写成《桂林六塘的劳动市场》。文章指出，雇工摆行，本来并非桂林的特点。就我所已经知道的而论：平乐、荔浦一带，农忙时期，大多雇佣兴安、全县、灌阳甚至湖南跑来的游行工人。柳州、北流等县，也有游行男工，摆行待雇。武鸣秋收时候也有雇工摆行，男女都有，尤以青年女子为最多；其他各处，虽未一一调查，大概也很普遍。又说：俄国改革时期，精明的地主跑进雇工市场，惯用手杖去拨雇工的布袋。假使里面装满面包，他就掉头而去。假使面包吃完，已成一个空袋，他就提出苛刻条件，廉价收买这些急货。广西很少经营地主：所有雇主，大多只是富农中农，因为他们同是农民，多少总要客气一点；大概不至于像俄国地主那样毒辣吧！（参见1934年1月10日、1934年4月1日条。）

6月20日《师专校刊》发表薛暮桥《农村经济讲述大纲（节录一）》和广西师专同学所写的多篇农村见闻杂记。

《农村经济讲述大纲（节录一）》系为农村经济课程准备的讲义，其中对农业资本、农业劳动、农业恐慌和农业政策分别进行讨论，认为“苏联农业改革的终极目标要使农村和都市合而为一。在未来的农业都市之中，市民春秋雨季从事农业劳作，余下来的时间就到工厂中去工作。从此再没有孤僻闭塞的农村，也没有困苦怨恨的农民，农村同都市之间的对立永远消灭” 。

7月在杨东莼支持下，利用暑期组织广西师专农村经济研究会全体会员百余人对广西6区38县74村4919户进行挨户调查。自己带领最优秀的学生刘敦安到苍梧、容县、博白、思恩、龙州等县进行一个半月的面上调查。途经李明瑞领导的苏区遗址下冻时，目睹红军失败后农民逃跑、房屋被焚、田地荒废的惨状。

在广西农村调查所得资料基础上，薛暮桥与刘端生主持，暑期后挑选刘敦安等十多个同学分别对调查材料审查汇总，次年合作完成《广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一书，由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农村经济研究会出版（参见1934年6月25日条），从而共同完成陈翰笙交代的任务（参见1933年1月中旬条）。

7月下旬与刘敦安到广西苍梧农村调查，完成《广西苍梧农村——三乡八个村庄视察记》（参见1934年1月25日条）。

薛暮桥曾谈及在苍梧附近及玉林（亦写作“郁林”）所见到的劳动妇女景象：

作者去年夏季曾到苍梧附近各县农村中去考察。那时早熟已经收割，晚熟正待插秧。妇女们三三两两地站在渍着浅水的田中，一手依着一支木杖，一手插在腰间，两只紫红色的脚不住地移动着，在把稻根插入泥中。当然，她们没有淡白的粉脸，没有轻盈的细腰；但是那副健硕的体态，看着也会使人发生另一种的快感。苍梧农民十之七八都是佃农，他们种的都是租田。因此，假使她们的脚是踏在自田中间，就像上海小姐坐着自备汽车一样值得钦羡。

日子跟着车轮一天一天滚过去，当我踏入郁林农村时候，她们已在插秧。满田都是健硕的劳动妇女，她们排着长列；嘴里唱着声调悠长的秧歌，弯腰曲背的在迅速工作。虽然她们大多来自不同的农家，甚至不同的农村，但是就这暂时的共同工作，也可充分体验着集体劳动的伟大。真的，插秧季节是农家妇女最快乐的时期，因为这时她们能从孤寂的家庭中间解放出来，而且可得若干工资来满足个人的需要。

夏建议学校增设政治经济学课，作为农村经济课的先修课程，推荐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时期的同事刘端生教授农村经济课。两项建议均获得校方同意。

8月4日与刘敦安到广西容县调查。容县“人才济济，一共出了5个军长”，“旅长团长更是屈指难数”。在经济萧条的冲击下，海外归侨大量增加。据薛暮桥记载：

岑溪和容县是广西出洋侨工最多的地方。容县华侨人数并无可靠统计，大约两户中间有一人以上在海外做工。以前每年华侨汇回款项约有三百万元；十八年起因受经济恐慌影响，汇款锐减；去年汇款只有十余万元，仅及十六七年的百分之五。近年华侨纷纷归国，使容县乡间骤然增加千万失业农民；依靠汇款补助家用的千万农家，更陷入朝不保暮的困境。失业和贫困的结果，地价每亩从250元跌到150元，工资从每工2角5分跌到1角5分，利息（本银10元）从20斤谷涨到50斤谷。今年春天吃稀粥、甘薯和木薯过活的农户十居六七，有些用蕨捣汁滤粉充饥；富贵之地已经变成饥饿之乡了。预料此后农民所有细小土地将更快地集中到少数地主的手里；同时高利贷者的气焰也会日渐高涨。

8月5日清晨乘火车到容县城南五十里的翊正乡绿荫村调查。该乡四大地主约占全乡耕地的1/4。各村平均每户种田多的5亩，少的4亩；自耕兼佃农中半数所有土地不满二亩，自耕农中也有半数以上所有土地不满4亩。

8月6日到玉林。玉林是广西省人口密集、土地集中显著的县份。全县所有耕地5 000亩以上、年收租谷1万余担的大地主约占全县耕地的1/4。玉林农民所种土地平均每户4亩左右，还要缴租40%至50%。据自治筹备会调查，全县农民百家之中只有3家能够全年吃饭，其余都是吃稀粥、吃杂粮。

8月7日早晨，到城南35里的福棉乡。福棉为玉林南乡的大墟，全墟人口农户十之八、商户十之二；全乡耕地几乎全被黄、萧、蒋三大地主瓜分。福棉附近很难找到自耕农民，农民以织布和挑担运盐为主要副业。

9月18日广西师专举行总理纪念周和“九一八”二周年联合纪念仪式。薛暮桥报告广西农村经济调查经过。

9月开始在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为新生讲授政治经济学。

10月12日参加朱克靖主持的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周年会，并在会上作关于广西农村经济调查的报告，朱克靖作“过于露骨”的反蒋抗日报告。会议临近结束，朱克靖将剩余的花生、糖果放在会场一角的木桶中，号令一下，学生们以最快速度奔向木桶，将桶里的糖果、花生抢光。此事被报告给白崇禧，称师专生活指导员搞“暴动演习”。

10月陈翰笙被中山文化教育馆聘任为特约研究员，准备组织广东农村经济调查。

11月下旬陈翰笙从上海到广东，主持中山文化教育馆、岭南大学广东农村经济调查团联合进行的广东农村经济调查。王寅生、孙冶方作为调查团干事参加调查。

所参与筹备发起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南京市党部登记立案（参见1933年12月11日条）。

12月10日《教育新路》发表钱俊瑞、薛雨林、陈增善（后名陈向平）合写的《关于手工业形态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该文由陈增善《徐州八十八家手工业调查报告》一文发表后所收到的钱俊瑞、薛暮桥来信和陈增善的复信组成。薛暮桥在复信中表示，行会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的重要区别在生产手段的所有问题。前者归直接生产者所有，所以还是“单纯的商品生产”；后者由商人供给，已经到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的萌芽时期。徐州手工业者想来已有许多变成工资劳动，这是认识徐州社会性质和转变趋向的重要标志。《徐州八十八家手工业调查报告》对此还嫌忽视，而且报告中的“家内劳动”指行会手工业或家庭手工业过于含混。“帮手”与“工匠”如何分别，我还弄不清楚。工场手工业是手工业的第三阶段，显然已经踏入资本主义时代，报告所调查工场，是否全用工资劳动？工匠是否还有升任东家机会？学徒是否还是升任工匠和东家的必经阶段？东家收入主要靠自己劳动，还是靠投资所得利润？凡此种种，皆有研究必要。陈增善对这些问题均一一作答，并强调观察某一社会性质，不当以局部的、从属的、派生的特殊事项或偶发事项作为标志，而应向全社会的结构联系中去考察和分析。

12月11日杨东莼完成《我们对团体训练应有的认识》一文。文中称“农村经济研究会已有半年的历史和相当的成绩”；又表示“我们日常生活中第四个组织”远足旅行团的目的“固在于健康体魄和补助农村调查，但我们的用意，却还不止此”；远足旅行“已举行过两次，在组织和计划上都很好，但第一次不免有些幼稚行动，不过经过了自我批评，第二次却没有发现这些幼稚行动了”。

所参与筹备发起、以陈翰笙为首的左翼经济学研究团体——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得到南京市社会局文字第十号文化团体立案证书，在南京正式成立。据1936年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务报告，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开始筹备）在1932年的秋天，因为那时大部分的发起人在南京，筹备处就设在南京。经过了种种手续，到1933年的11月，本会才算成立，会所设在南京。那时会员只有六十多人” 。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简章》如下：

一、本会以研究中国农村底经济结构为宗旨，定名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

二、凡赞同本会宗旨，具有研究兴味，由本会会员介绍，经理事会通过，而照章缴纳入会费者，均得为本会会员。

三、本会设理事会，由全体会员推选理事五人组织之。理事任期一年，由会员大会改选之。

四、本会理事互推主席一人，掌理考核会务及对外接洽等事宜。

五、本会理事会分设下列二部：

（1）事务部由理事互推一人为主任，掌理本会组织、文书、出版、会计、庶务等事宜。

（2）研究部由理事互推一人为主任，掌理本会调查、研究、编辑、报告等事宜。

六、本会理事会各部得就会员中聘请干事若干人，经各该部主任推荐，由理事会通过聘请之。

七、本会遇必要时得由理事会组织各种委员会，其规程另订。

八、本会会员大会，每年举行一次，必要时得开临时大会。年会及临时大会俱由理事会负责召集。理事会由主席召集，每二月举行常会一次，必要时得开临时会。

九、本会会员入会时须缴入会费大洋二角。至常年会费额数则由各人自由认定。

十、本会研究工作纲要另拟订。

十一、本简章须经会员大会通过施行。如有未尽善处，得由会员十人以上之连署，提交会员大会修改之。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以下简称“农研会”）理事会主席由陈翰笙担任。成立之初陈洪进负责日常工作，1934年夏至1938年10月，薛暮桥专职主持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工作。1934年1月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为会员在《新中华》杂志辟“农村通讯”专栏，发表农村通稿，每期约4000字，为期一年；1935年，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第32卷第2号（1935年1月16日）起开辟“农村写实”专栏，每月一期，至第33卷12号（1936年6月16日）止，共18期85篇，由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代编。这些通稿通过对一村、一乡、一地、一业所进行的实地调查，展现了中国农村经济凋敝的情况。这些作品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在青年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12月在《师专校刊》发表《农村经济讲述大纲（节录二）》。本文系为农村经济课程准备的讲义，计分九节。

一、中国社会发展史的轮廓。农业获支配地位决非始于周代，封建制度的产生大概在周代以前，周室东迁以后封建制度逐渐衰落，商业资本是破坏封建基础的主要动力。秦代改革承认土地私有，并确立官僚制度，实现地主和商业资本的结合。为什么商业资本发展二千多年，不能发展为工厂工业，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非把中国同英国比较不可。英国是海洋国家，中国是大陆国家，英国商人发展要从事海外贸易，而中国则没有向外发展的必要。英国商人将日用品卖给海外，引起大量生产甚至机器生产，中国商人则多贩卖奢侈品、特产品，几乎没有机器发展的可能。“这种地理上的差别，或许可以说是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帝国主义入侵引起中国农村社会转变，商品经济代替多数农民的自然经济，都市资本主义发展和控制农村，农村人口贫富分化。

二、土地所有形态及其分配。井田制是否存在争论不决，证诸俄罗斯的密尔、德意志的马克以及其他社会的情形，这种土地制度似乎并没有令人怀疑的地方。但地有肥瘠，人有众寡，单位参差，制度复杂，《周礼》《孟子》《墨子》的数字记载则没有考证必要。秦代“废井田，开阡陌”，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自由租佃，历代各有损益。而现行土地制度非但类似明清，同秦汉时代也没有多大差别。不过皇庄、官庄早已消灭，军屯、民屯名存实亡。耕地所有形态可分为私人所有、氏族所有、寺庙所有及其他公地三种。私人所有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自由租佃，但氏族公有制度未完全打破，出卖土耕往往须亲属同意。宗法观念浓厚的地方，大族往往限制本族土地卖给异姓。近数十年来这些古老限制逐渐衰微，实际是敲诈勒索的陋规或买卖契约上的官样文章。氏族所有土地盛行于南方。寺庙所有土地数量不很多，但在中国很普遍。这种庙宇是乡民特别是豪绅地主集会地点，同时附设公共机关。庙宇附近常常是节日娱乐场所。永佃制度是从封建租佃制度到资本主义租佃制度的过渡桥梁，各省还很普遍。其发生大概始于唐代，近来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自耕农民典当土地，无力回赎，田底被没收，自己保留田面，二是地主奖励农民改良土地，以永久租佃为报酬，三是佃农出资购买田面。在商品经济发展中，永佃制度迟早会变成长期或短期的自由契约。地权转移普遍采取绝卖、活卖两种方式，拖泥带水，常常经过若干年代才能交割清楚。在落后的农村典当常常是地权转移的主要方式。随商品经济发展，世袭地主纷纷没落，富农、商人成为新兴地主，军阀官僚缺乏投资经验，往往也收买土地。没落地主的土地分散不足以抵偿新兴地主的收买兼并，因此地权集中一天天显著起来。

三、租佃制度。《周礼》《孟子》的记载全是凭空追忆，大多不很确实，但同欧洲通行的强役制和赋役制比较起来，也大同小异，似乎没有根本否认的理由。从秦汉到宋元明清，虽然战乱后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封地制度，但土地私有制已无法动摇，统治阶级则想建立封建庄园制度，如明代皇庄、官庄，清代皇室庄田、宗室庄田、八旗庄田、驻防庄田，多用武力强占，或帝王分封，官吏、庄头往往“擅作威福，肆行武断”。但在商业资本侵蚀下，庄园制度腐朽崩坏。在商品经济的发展潮流中，租佃制度也新陈代谢，异常复杂。但身份关系转化为契约关系，口头契约转化为书面契约，永佃制转化为定期租佃，力租逐渐消灭或转化为折租、钱租，分租转化为定租，都是目前不能否认的事实。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没有成为农业一般基础时，资本主义地租范畴还是不能适用于小农经济。二五减租是中国国民党的政纲之一。假使能普遍实行，资本主义农业经营会迅速发展，中国农村生产关系脱尽封建束缚跑上新的阶段。

四、农业经营。水利工程和人工灌溉、人工排水，经营水田，集约耕作，畜牧在农村不占重要地位，均为中国农业的特征，欧美农民不易了解。农业技术上说，土地集中并没有造成大农经营，近数十年田场面积似乎还在逐渐缩小，农业机械几乎完全无法采用。中国农村雇佣劳动已很普遍，但大多保留封建色彩。

五、高利贷资本的作用。高利借贷在欧洲常受社会唾骂，在中国则视为缙绅先生的高贵职业。当铺设立遍及僻远市镇。在这种借贷关系中，债户一般是衣食不全的贫苦农民，所借金钱谷物多用来维持生活，决无借款扩大农场经营的可能。借贷利息不是剩余价值而来，不受平均利润限制，反而会限制甚至侵蚀利润。借贷形态非常复杂，包括借钱还钱、借谷还谷、借钱还谷、借谷还钱、做工偿债等形式。钱会几乎各地都有，谷会则已很少。

六、商业资本在农村中的活动。中国农民对市场的依赖已十分密切。销路、市价足以影响农民生计。最近洋米洋面侵入中国市场，江、浙、皖、赣、湘、鄂等省形成“谷贱伤农”现象，这是中国农民依赖都市甚至国际市场的明证。地主、债主、商人形成一大连环，在封建废墟上支配农民，但观察中国经济转变的趋向，他们已跑上没落的途程。

七、田赋税捐。现代中国财政混乱已达极点。田赋制度千余年来很少改革。唐代两税法后，田亩为抽税标准。只是民元以来，全征货币。在正税之外，田赋还要加收附加税。两者合并，普通每亩每年纳田税一元左右。预征田赋司空见惯。明代清丈田亩，编制鱼鳞册，现代征收田赋，计算钱两、漕米，仍以此为根据。粮书、区书并不随土地买卖如数转移田赋，因此往往“有粮无田，有田无粮，田多粮少，粮多田少”。加以层层中饱，政府收入所余无几。田赋之外，还有盐税、农产品税、厘金等项，繁重同田赋不相上下。兵差和滥发纸币，也都是变相的税捐。

八、农村副业与农民离村。中国是小农经济的国家，小农经济同农村副业几乎不可分离。都市工业发展迟缓，大农经营缺乏，使中国农民出卖劳动力的机会异常稀少。他们想获得充分的货币，只有经营副业。在这情形之下，帝国主义入侵破坏了中国的旧式手工业，产生若干新式手工业，这对农民的生活影响，自然十分重大。江苏无锡民国初年平均两户一架旧式织机，现在残留下来的已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农村副业的破坏和机器生产的侵入，必然引起农村人口的相对减少，老死不相往来的中国农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另觅生路，他们大多流入都市。华南农民移殖南洋，华北农民流亡东北，是失业农民的另外一条出路。这些出路还不能容纳全体失业农民，劳力过剩还是普遍现象，于是流氓、兵士、土匪，成为祸乱的根源。种种离村农民多同乡间亲属保持密切关系。都市工人同乡村农民的密切联系使都市工人生活格外恶劣。劳动后备军致工作条件很少改进可能。另一方面，他们又把工人意识带入农村。

九、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农村经济取得支配地位不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内在的发展，而是因为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入商品与资本的关系。所以，要认识中国农村经济转变的动力和动向，非先把握帝国主义这个中心问题不可。世界经济恐慌扩大和深入，使中国农村经济崩溃格外迅速。而农民破产农业衰落之中，鸦片种植反日见繁荣。中国农民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靠都市资产阶级力量改进农业生产，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来改进农业生产，中国的农业生产关系跳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跑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中国农民是否能够跑上这条道路，要看整个中国甚至整个世界是否向这方向推移才能决定。该讲义经大幅修改后，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为名单行出版（参见1937年1月31日条）。

中国经济情报社编《中国经济论文集》第一集由生活书店出版。书中收录薛暮桥署名“莫乔”的文章4篇：《“新广西”的经济基础》（参见1934年6月4日条）、《国民经济废墟上的公路建设》（参见1934年9月16日条）、《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东北对外贸易》（参见1934年7月7日条）、《控制东北的南满铁道公司》（参见1934年9月2日条）。

下半年结识因代表北平社会调查所进行广西经济调查到桂林的千家驹。

年底写信介绍夏天出狱后谋职困难的徐雪寒去上海找钱俊瑞（当时在塔斯社上海分社工作）和姜君辰（《中华日报》社编辑）。徐雪寒与钱俊瑞、姜君辰相见之后，“交谈甚洽”。

[1] The Observer,“Japanese Imperialism: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hina Forum , March 15, 1932,p.1, 6; Xin-Yu Li, ed., Chen Han-seng’s Writings 1919-1949 ,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ternational Ltd, 1996, pp.115-126.陈翰笙在《中国论坛》以笔名“The Observer”撰写专栏文章。这些文章由陈翰笙口述、伊罗生笔录完成。《日本帝国主义：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将上海军民的反帝反日称作“爱国运动”，因此曾受到来自共产国际方面的批评。参见W. I.,“Letter to the Editor”, China Forum , June 18, 1932, 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