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

2月经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介绍，到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担任调查员。在所中结识孙冶方。在社会学组主任、专任研究员、共产国际秘密党员陈翰笙 ^[1] 博士的指导下，开始从事农村经济调查研究。当时陈翰笙已经进行无锡和保定农村经济调查（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作），薛雨林（当时所用名）参加了两次调查的资料整理工作。无锡调查报告为《无锡的土地分配与资本主义的前途》，当时未公开发表，原稿未能传世；保定调查报告没有完成，后张培刚使用调查资料并补充调查，完成《清苑的农家经济》一文。在研究所期间，薛雨林除了整理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资料，还阅读大量马克思主义作品，参加陈翰笙组织的抗日爱国活动。

2月中旬与钱俊瑞、张锡昌去参加上海左翼社会科学研究团体——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以下简称“社联”）。据薛暮桥回忆：

当我们同社联取得联系时，有位社联的主持人问我们参加社联有何目的？我们说：“我们做农村经济调查，所有材料都说明我国农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市场上畅销的任曙、严灵峰两本托派著作说是资本主义社会。我们理论水平低，希望社联指导我们做有力的批驳。”那位社联领导人轻蔑地说，这是“学院主义”思想，要革命就要进行实际斗争，命令我们每星期到街上去，至少写三条标语，内容是“武装保卫苏维埃”“保卫苏联”“参加红军”。我们奇怪地问为什么不支援十九路军抗日？那位社联领导人说：“十九路军的欺骗性比蒋介石大，所以比蒋介石更危险。”这把我们弄糊涂了，但又不敢多说，所以既没有写标语，也就不敢再去。

此后，又找到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主持人潘梓年，并每月资助《教育新闻》出版费五元。但刊物出版一期即被查封，编辑则被捕，潘梓年也找不到了。

3月20日在《民众周报》第213、214期合刊发表《认识沪变》（署名“正禅”）、《伤兵医院服务三日记》（署名“黎明”）、《魔障》（小说，署名“浪花”）。

《认识沪变》就中国士兵在淞沪抗战中坚持一月之久后，不得已在3月1日晚安全撤退进行评论。作者指出，除放弃江湾外，日军从未突破中国军队防线。即使退兵后，从吴淞、纪家桥，以至庙行，延至江湾闸北，中国军队的防御工事也完整无恙。我军长官说明撤退的理由，一说此次撤退事前早有决定，一说为了战略上的关系，一说因浏河失守，一说顾全租界安全。而究竟为何“战略”上的什么“关系”，“事前”如何“决定”，其中奥妙明眼人自可明白。3月1日双方战争最激烈时，前方士兵得到撤退命令。此次事件说明，唯有团结整个民族力量乃是殖民地及帝国主义阵线中的唯一武器，唯有统一我们的意旨，向日帝国主义以及一切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坚决进攻，才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

《伤兵医院服务三日记》记录作者经陈翰笙介绍，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同事到伤兵医院服务的经历。与医院接洽时，共去十个同事，一位女工，两个德国女人，合计十三人。因医院不需要许多人帮忙，第一天去六人，被分派至六处，每处负责两三个病房。作者在负责的两个病房帮助伤兵洗脸、料理早餐。在此过程中得知他们多为12日曹家桥之役受伤的六十一师官兵。事前未得政府允许，而作为义勇军开拔到上海。火车到南翔时已是晚上，突然得到开拔命令，在风雨泥泞中赶赴吴淞，在曹家桥遭遇敌军，虽已奔波一天，仍冲杀一天，使敌军撤退，但兵力死伤大半。作者告诉伤兵日本内部的情形，包括士兵哗变、学生示威以及反帝运动等。伤兵告诉作者：“打日本人时老百姓都来帮我们；打红军时老百姓都跟着他们跑。”“有钱的人早逃掉了，哪里会来帮我们！”晚饭后工作好不容易做完，作者与同伴都对医院不满意。接下来，作者记另一天“换了一件皮袍子，另外挂上了一个证章”到医院服务，看护和医生客气多了。伤兵请作者读报纸，他们听到民众捐助的金钱物品时都感到奇怪，这些钱和物去了哪里。作者还替伤兵写家信，得知了伤兵的经历，包括他们被红军包围、打三天三夜后逃出的事：“我们欠了两个月饷，被红军知道了，也在墙上写起来，蔡（廷锴）军长看看急起来了，立刻打电报到南京和广东，一星期里面发了三次饷！”“再要叫我们自己打自己，我们就把枪杆捆起来；再不然就开小差！”另一天，廖夫人（指何香凝。——引者注）来医院慰问，上午还有“一位美国朋友 ^[2] 来看我，我介绍他同伤兵谈话”。这位美国朋友解释：“美国的工人、农民愿意帮助中国；但是美国的政府和资本家不愿意帮助中国，也不愿意帮助日本。”饭后作者遇到两位八十七师的士兵，告诉作者抗命出发的情形。当日从伤兵医院回来时，作者听到十九路军总撤退的消息，“绝望笼罩着整个上海，大家愤激得几乎要发狂”。同时作者认为十九路军和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士兵“已经可以告无罪于上海民众”，同时“上海民众突破了政府和帝国主义者所密布着的法网而参加抗日斗争，也可以告无罪于这五师士兵”。这篇文章在《民众周报》五个版面刊出。发表后触怒江苏省教育厅，勒令《民众周报》停刊，继任编辑被撤职。而作者因已到国立中央研究院工作，未受牵连。

《魔障》为书信体小说，内容是S.Y.写给朋友T.Z.的一封信。信中说自己最近两星期已经走上新的道路，但又碰到新的荆棘。5天以前与男女同事在星期日远足蠡园，跑在前面的K使自己的游兴“格外好起来了”。星期三晚上，S.Y.津津有味地看着从K那里借来的新俄小说，对面校长室K的笑声传入耳鼓，“她已经两天没有来看报了”！“每一阵笑声从我的心里鼓起一列巨浪，‘啊，我真的跌入魔障中去了！’”于是去到操场唱革命歌，“我不是把我的整个灵魂献给全人类了么？我只有从全人类的繁荣中去找到我的安慰，我不能把我的灵魂交给任何人，任何女子；就是极小极小的一部分也不能”。但回到办公室又是“可怕的笑声”，匆匆回到宿舍，心潮激荡，“你不过是刀锯之下残留下来的碎屑罢了，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去交换少女们的爱情呢？不要做梦罢！”经过又一番挣扎，“笑我自己，但愿从此以后，就能一笑了之了”。

3月从伤兵医院回到社会科学研究所岗位，与钱俊瑞、张锡昌等整理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业余时间参加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活动。

4月20日在《民众周报》第213、214、215合刊发表《社会主义的利弊问题》（署名“黎明”）、《春假日记》（署名“黎明”）和《各国谣谚拾零》（署名“黎明”），并重印《魔障》（参见本年3月20日条）一文。

《社会主义的利弊问题》对《民众周报》第208、209期合刊所载揆一的《社会主义》一文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在劳动力的分配、生产以及管理方面会缺乏效率内容提出不同意见，结语表示：“苏俄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事实，已经能够充分把这许多理论证实了。”

《春假日记》记作者1931年4月春假期间从学校回家乡扫墓，又去南京看望弟弟和朋友的经历。末尾写道：

想到过去两月中间，我茫茫地生活着，没有读一部我所值得读的书，没有做一件我所值得做的事。过去的已经是过去了；将来又怎样呢？但愿从明天起，振作精神，不要再向着那幽黑的万丈深渊堕落！堕落！

《各国谣谚拾零》选译9则阿拉伯谚语（如“生命如火，开始时是烟，完结时是灰”“现在偷个鸡蛋，将来偷骆驼”）、3则西班牙谚语（如“爱情战胜一切，金钱成就一切，死亡结束一切，时间吞没一切”）、3则葡萄牙谚语（“机会造就盗贼”“魔鬼并不像人们所描写的那样丑恶”）、1则苏格兰谚语（“最小的毛发，也有它自己的影子”）、1则爱尔兰谚语（“我爱故乡的烟甚于客地的火”）、2则荷兰谚语（“不幸常带着弟弟妹妹”“求一牛，得一犊”）、2则挪威谚语（“没有无骨的鱼，没有无过的人”“猎人争论熊安全”）、1则瑞典谚语（“一鼓勇气是最好的铁甲”）、1则丹麦谚语（“快乐在后房时候，悲伤已等在前房”）、2则波兰谚语（“说谎可以走遍世界，但永远不能回来”“送东西给人家的手总是美丽的”）、草原民族谚语（“当你能做硬事时不要说软话”）、2则南斯拉夫谚语（“被蛇咬过，见了壁虎都害怕”）、1则比利时谚语（“不要向烂泥里掷石”）、2则匈牙利谚语（“用小棒敬人家，人家将用大棒回敬他”）、2则土耳其谚语（“受辱刻在石上，受恩刻在沙上，这不是个好人”）。

4月底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从上海迁至南京。因社会科学研究所缩小编制而被裁减，但仍与钱俊瑞等去了南京。

5月至6月在家乡无锡礼社进行农村调查约一个月。在调查基础上完成调查报告《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参见1932年7月22日条）。

6月30日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剪报资料为基础，在杭州完成《浙江省的二五减租》一文（参见1932年7月22日条）。

7月3日陈翰笙自南京赴陕西，经徐州到江苏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参观。馆中召开农村经济讨论会，陈翰笙讲演并与全体职员讨论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他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国经济的结构与特质是半殖民地性的。改变此种特质和结构，使其有独立的地位，根本必须求中国民族的自由独立，须从半殖民地的地位中解放出来。如何求中国民族的自由解放是研究的中心。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出发点在中国土地制度问题。中国历来没有独立的、彻底的私人产权，现在才逐渐出现。过去大多数为家族财产及宗社、义庄、祠堂、寺庙等公有财产。土地所有权集中，使用权分散，农村中资本主义不能发展，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的特质。中国农村制度破坏是一个根本事实，因此称为“崩溃”较为适当。

7月22日在《新创造》（半月刊）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中国农村经济专号” 发表《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署名“余霖”）和《浙江省的二五减租》（署名“林芷青”）两篇文章。

《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标题由陈翰笙改定，是薛暮桥第一篇经济学专业作品。文章记述了无锡礼社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的分布，指出地主和佃农虽无法律上的隶属关系，但地主挟其经济及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凌驾农民之上：“过去薛姓称雄一方，视青城全市为其势力范围。现虽已达强弩之末，然仍能支配礼社全镇，一切地方行政、民事仲裁、民众组织及党务、团防等实权，均入薛姓掌握。”“过去地主在以收租、放债等经济上之势力驾驭农民而外，仅有甚少（权力），今则凭借党、政、团防，甚至民众组织，对于农民之统治，又加数重保障。更上之区公所本系地主集团，镇压农民，唯恐不力。至公安分局则更唯地主之命是听，催租讨债，仆仆道途，为地主最有力之工具。”地主与农民教育机会不平等，“且班次愈高，差别愈显。高级小学几为地主所独占。至中学以上教育，更完全无农家子弟插入之余地”。税捐以田赋为大宗，附税历年多寡不同，去年起附税增至9种，约当正税的80%。田赋之外，又有烟酒特税为大宗，并有屠宰税、牙税、经忏捐、苗猪捐、营业税。豪绅鱼肉乡里，在礼社为显著事实。近年来因交通发达，自足经济迅速被破坏，都市工业品长驱直入，家庭手工业首当其冲。都市高利贷资本假手乡村地主侵入农村。农村破产，经济凋敝，人们纷纷离乡外出工作。“农村经济之恢复，已非空言改良所能奏效也。苟非有绝大之决心，行彻底之转变，决不能挽此厄运也。”

《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发表不久即被日本《改造》杂志译载。在上海的内山书店发现后“又惊又喜” 。

《浙江省的二五减租》一文指出，浙江能够先于其他各省实行二五减租的主要原因是浙江在北伐期间所受损失较小，改良政策有实施的机会；杭州同上海接近，资产阶级所受地主的影响比较微弱；浙江的农民运动有悠久的历史，“清党”时期农民运动所受打击相较于其他各省为小。但自公布实行二五减租以来，受到地主们顽强的抵抗，省政府在1928年4月不顾党部反对，通令各县公布施行，引起党政之间严重的纠纷。经中央调解后的二五减租暂行办法比之前完密，但佃业间纠纷还是不能避免。“业主的仗势欺人，目无法纪，更是佃业纠纷的症结所在。”缴租、解约撤佃、田主立新约时故意提高租额，诸如此类纠纷不可胜数。“闹了几年的所谓二五减租，结果还是‘从地板上跳到地毯上’。”

当时是否可以提出二五减租口号，是否应当用二五减租口号来公开动员农民？在浙江省，是否可以利用省党部和省政府的矛盾，建立二五减租的统一战线？薛暮桥听过刘少奇在华中局党校关于战略策略问题的报告后受到启发，于1942年3月致信刘少奇，认为“过去无条件地反对二五减租口号，不去积极宣传二五减租，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对这个问题应当给它一个肯定的答复的。”

本文由陈翰笙和邱茉莉英译后收录于《农村中国：来自中国的作者文献选编》一书。 ^[3]

8月经堂兄薛臻龄推荐，到江苏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工作，任该馆研究委员会干事。

9月3日出席徐州民众教育馆研究委员会召开的二十一年度（1932年）第一学期临时会议，并负责会议记录。这次会议首先由馆长赵光涛报告设立本会之意义及其组织办法，随后讨论审查研究委员会二十一年度工作计划大纲，决定起草研究委员会组织规程和办事细则，审查社会教育机关概况调查表，将本馆旬刊拟定名为《新路旬刊》。

9月10日江苏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旬刊《教育新路》创刊。在本期发表《社会调查的意义和进行步骤》（署名“孟进”）。

文章认为，要举办一件巨大事业，必须经过三个步骤：第一是调查，第二是研究，第三是实行。换句话说就是认识问题、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调查是研究的根据，研究又是实行的根据。实行虽是调查和研究的终极目的，但不经过精密的调查和详细的研究，也就无从着手。这三个步骤有一定的次序，但同时应当注意到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把调查、研究、实行三个步骤打成一片。过去民教同志常常躲在图书室中去埋头研究民教理论和实施方法，对于民众的真实状况，并不能切实明瞭，因此他们研究所得结果，完全同民众格格不能相入，就是根据实施民教的经验而获得的几个比较切合实际的方法，也不外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追求正本清源的根本解决办法，第一步先要切实明瞭民众所处的社会环境；第二步研究怎样使民众适应这社会环境，或是改造这社会环境；然后可以跑上第三步，对民众教育问题作一个总的解决。社会调查的目的就在切实明瞭民众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实施民众教育的第一步。我们举行社会调查，是要从民众身上去寻出民教的正确理论和有效方法来，目的无非是想为行将干枯的民众教育开辟一条新的出路。社会调查的范围太广，首先应当确定调查范围，先从农村的经济和教育入手。为什么先要调查农村？第一是中国的农村人口要占人口总数的80%以上，农村可以说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基础；第二是徐海各县的工商业太不发达，决不是调查都市状况的适当的对象。至于我们决定调查经济和教育两项，也有相当的理由：求生存是不分中外古今全体人类活动的中心；而取得生活资料的直接活动就是经济行为。经济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其他各种社会关系只能从经济关系之中才能找到正确的说明。这是我们首先要调查经济状况的理由。至于调查教育程度，无非是我们拿来做实施民教的参考。调查的方法第一是通信调查，预先拟定调查表格和详细说明，请各处热心民众教育和热心社会调查的同志们随时随地代为调查；我们一方面担任规划和联络的责任，一方面把各处调查结果汇合起来，略加整理，在《教育新路》旬刊分期发表。第二是实地调查——预先选定临近农村12处，每月调查1处，预备在一年之内完成，调查结果也在《教育新路》旬刊分期发表。农村调查的表格另外印刷，附在《教育新路》旬刊分送。

9月21日出席徐州民众教育馆研究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馆长赵光涛主持会议并报告工作进展，“进修组除世界语股、社会科学股已积极进行外，其余各股尚多因故未能顺利进行”。报告还称“农村及农户调查表除徐毓生先生外，其余均已审查”，表明薛雨林已经拟定农村及农户调查表，并经馆方审查通过。

这次会议议定若干事项，决定《新生》周刊“内容确定社会科学及文学各半，由进修组社会科学及文学股分别负责供给稿件”。该周刊由薛雨林与郭影秋（兼任坎子街民众教育实验区总干事）、陈向平等合办，在《徐报》附页出刊。

会议还议决，请石晓钟、薛雨林、杨梦男负责审查决定农村社会调查表。

10月20日出席赵光涛主持的徐州民众教育馆研究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据赵光涛报告，《教育新路》第四、五期合刊（“九一八”国难纪念专号，薛雨林在该期杂志发表了专文）正在排印。农村经济调查表正在排印，由薛雨林具体负责的第一次调查铜山及萧县实施计划亦已拟就。这次会议决定由本馆同人担任铜山县立师范学校民众教育讲演事宜，其中社会调查讲题由薛雨林负责。

10月30日在《教育新路》发表《民众教育的新道路》（署名“孟进”）。

文章认为，民众教育异于学校教育之点，在乎后者的教育范围偏重于学校以内，对象是学生；而前者则以整个社会的全体民众——尤其是下层的劳动民众——为教育的对象。可是各地民教同志还大多采用学校教育的方法来办理民众教育。我们要推行民众教育，只有离开了教育馆去“领导民众”，领导民众起来自己教育自己。说得具体一点，此后民教同志不应当躲在教育馆内盼望民众跑来专门受教，应当向外发展，跑到民众中间去，利用种种旧的或是建立种种新的团体机关，以推行民众教育。再进一步，民众教育应当以民众为主体，一切民教团体机关应当以民众自己组织、自己管理、自己享用为原则，民教同志所负的责任不过是从旁扶助、指导。此后的教育馆将不再是实施民众教育的唯一场所，而是指挥民众教育事业的参谋部、大本营、剧场、讲演厅、会议室、图书馆等等。

11月3日出席徐州民众教育馆研究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赵光涛主持会议并报告工作进展。据报告，进修组各股（薛雨林参加进修组活动）此前因筹备农事展览会事务繁忙，一度暂停。现在已全部恢复进行。会议还讨论了社会调查计划应如何处理，议定“照原案通过。关于经费一项，临时酌定”。

12月1日出席徐州民众教育馆研究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赵光涛主持会议并报告工作进展。据报告，《新生》周刊已刊至第十二期；八里屯农村调查已开始进行，长安村调查尚待接洽；11月，社会科学组讲经济科学五次、人口问题两次，世界语组继续研究者尚有三人。会议决定，铜山县农村经济调查在民众教育馆寒假期间进行。关于徐州民众教育馆进修组读经济学书的情况，薛暮桥这样回忆：

馆里同事中有郭影秋同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思想先进，同我在徐州组织了一个读书会，读的书是新出版的陈豹隐翻译的日本河上肇教授的《经济学大纲》……读书会每星期天学习一章，由我主讲，还写了简要的讲稿，在《徐州日报》（应为《徐报》。——引者注）发表。我们读的书名是“经济学”，不是《资本论》，所以没有引起什么人的怀疑，但读书会的人是知道真情的。赵光涛是个有势力的国民党员，左右逢源，对我们很想装出一副进步面孔，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也是时代的潮流，仿佛不如此就不能提高社会地位。

12月28日《农村经济调查杂谈》完稿。文章表示，我们既然抱着改造社会的宏愿，自然非脚踏实地调查民众贫困情况、研究民众贫困原因不可。所以社会调查好像医生量体温、数脉搏，是推求消灭贫困方法的基础，研究新兴教育的起点。现今农民贫困的原因十分复杂，最主要的不外八项：一是地权分配不均和地租苛重；二是高利借贷；三是商业资本操纵农产市价；四是苛捐杂税、兵灾匪患；五是经营方法无法改良；六是水旱灾荒不能预防；七是耕畜农具缺乏；八是农村副业衰落。前四项使农民负担增加，后四项使农民收入减少。这些原因各自有其社会基础，是其他原因造成的结果。追求这些原因的原因，才能把握农民贫困的源泉。除了内的原因，还要去看帝国主义统制全球的潮流，现在穷乡僻壤的农产价格都受到世界市场的影响。农村经济调查的任务是用事实推翻种种肤浅的见解，而不是油盐酱醋的账单，要有一个预定的中心问题。本馆农村经济调查已计划4个月，因没有专人负责，也没有专款办理，前两个月除编印农村调查和分户调查两种表格供各县民教机关参考，丝毫没有成就。11月份研究委员会通过八里屯和长安村调查计划，抽派职员着手进行。八里屯离馆稍近，我们骑着驴子朝出晚归；长安村远一点，住在那里调查，综合调查364户（八里屯150户，长安村214户），两人调查只有7天，调查费用6元3角（文具纸张不计）。这样的人力财力，县民教机关也不难筹集，不妨努力进行，同时我们筹划规模更大的农村经济调查。

12月30日在《教育新路》（农村经济调查专辑）发表《铜山县八里屯农村经济调查报告》（未署名）、《萧县长安村农村经济调查报告》（未署名）和《农村经济调查杂谈》（目录署名“雨林”，内文未署名，参见12月28日条）。

《铜山县八里屯农村经济调查报告》所调查的八里屯原在徐州通往平津的驿道上，以前常派兵驻守，居民多为屯户，所以叫八里屯。津浦路通车后，驿道衰落，八里屯一落千丈，成为满目荒芜的穷乡僻壤。铜山县四乡土地多已集合在城市地主手中，八里屯全村耕地归村外地主者占总数的57%。加上本村地主及公产，占耕地总数59%。农民手中的耕地只占41%。从耕地使用看，至少60户农民（占农户总数47%）即使在丰年也不能靠农产物过活。当地农民贫困，第一原因是田租负担，其次是负债，合计150户中查明负债的有112户之多，此外38户一半没有查明，一半并不负债。当地流行称为“当空”的借贷制度。农民在借款时将土地押给人家，不付利息，但如佃户一般缴纳谷租。农民没有土地但能够按期缴租时也可以凭空押当。此时债主获得的不是田权而是债权。“当空”与普通借贷的不同是缴纳定额谷物代替利息。当地平均三户合用一牛，两户合用一驴，九户合用一辆大车，五户合用一副犁耙。耕畜中包括许多不堪再用的老牛老驴。大车几乎一半破旧不堪，数年来无新的添置。在日暮途穷之中，农民苟延残喘的办法一是经营副业，二是减省生活资料。全村农民已经破产的约在半数以上。上海车夫所吃的大饼、馒头，在八里屯农民看来已是奢侈食品，富农也不能全吃小麦。房屋全是土壁，器具简陋，窗户不全，有些低得不敢抬头，小得不能转身。衣服破旧，更不难想象。这份报告发表后，陈翰笙先后在《中国经济的分解》和《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两篇英语论文中引用。 ^[4]

《萧县长安村农村经济调查报告》统计了该村户数、人数、耕地、大族户数、地权分配、各户使用土地情况、耕畜农具、佃农租入耕地、作物产量和农产价格，认为八里屯和长安村可以做徐州所属两种农村的代表。在社会环境方面，长安村远离城市，八里屯接近城市；长安村地主债主多系本村富农，八里屯地主债主多远居城市；长安村人口较稀，八里屯人口较密。长安村最大的特色是“封建残迹比较显著”，“大户人家聚族而居，他们掌握生产手段（土地和耕畜农具），控制全村经济”，“分租的发达，也可以证明它还滞留在更早的经济阶段”，粮食借贷也可以看出有若干部分没有脱尽封建色彩。两相比较，“我们或许能够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在现代中国，都市势力侵入农村，封建残迹就会迅速崩溃，同时农村的破产也格外急速，但这是时代潮流之中不可避免的事实” 。

调查报告刊发后受到批评和责难。据同事回忆：“当时在徐州民众教育馆工作的革命同志，稍向群众提出革命道理即遭破坏，图书馆所办的诗会、青年俱乐部被迫解散。辅导委员薛暮桥写的《八里屯农村调查》登载《教育新路》后被严加指责；郭影秋同志对青年稍谈真理，即遭拘禁。”

12月在徐州民众教育馆期间，开始关注合作社问题。薛暮桥这样评论：

我过去曾经在一个省立民众教育馆做过事情，这个教育馆也办了几个合作社，不过合作社的理事大多是乡长、村长。钱是一批一批放出去了，但有一大部分没有落到农民手里，被乡长、村长扣去纳租还债和缴捐了。到了收钱时候，农民都说我们没有用到钱，所以现在不能够还，但是银行的钱却是非还不可的。教育馆没有办法，只有叫警察到一家一家去硬讨。农民不知道详细情形，反而埋怨民众教育馆和合作社。

[1] 陈翰笙（1897—2004），原名陈枢，江苏无锡人。20世纪中国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1921年获美国波莫纳文理学院学士学位，1924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应邀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1926年由李大钊介绍秘密加入共产国际（193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农民国际下设的国际农村研究所（International Agrarian Institute）任研究员。1929年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主任，发起并组织一系列中国农村经济实地调查，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经济学派“中国农村派”奠基人，王寅生、姜君辰、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薛暮桥、陈洪进等人正是在参加由他主持的农村经济研究过程中成长为经济学家。1933年12月，他发起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2—1951）完成立案手续，陈翰笙始终担任该会理事会主席。在学术研究的同时，他还卓有成效地从事地下革命工作。1936年至1939年在纽约任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员（Research Associate）、《太平洋事务》（ Pacifc Affairs ）季刊编辑，参加创办《美洲华侨日报》。1939年赴香港协助宋庆龄从事国际工业合作运动，任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执行秘书，以及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远东通讯》（ Far East Bulletin ，英文半月刊）总编辑。1946年，受周恩来委托担任中共在美工作小组领导小组顾问，指导成立“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1951年回国后，历任外交部顾问、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等职务，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著有《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国现代土地问题》《南亚农业区域》等著作，在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多个领域有杰出贡献，晚年自认经济史学家。

[2] 指《中国论坛》（ China Forum ，1932—1934）编辑伊罗生（Harold R. Isaacs，1910—1986）。

[3] Lin Chu-ching, 1932,“The Twenty-five Percent Reduction of Rent in Chekiang”, Sin Tsan Tsao , Vol. II No.1 and 2, July 1932, Shanghai; translated as“The Kuomingtang Policy of Rent Reduction”, printed in Agrarian China: Selected Souce Materials from Chinese Authors , compiled and translated by the Research Staff of the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39, pp.144—149.

[4] Chen Han-seng, 1933,“Economic Disintegration in China,”in Xin-Yu Li edited, Chen Han-seng's Writings 1919-1949 ,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ternational Ltd., 1996,p.171; Chen Han-seng, The Present Agrarian Problem in China , Shanghai: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3, p. 29.前一篇文章中的“Pai-Li-Den”，即“八里屯”英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