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红星照耀中国》是西方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第一部采访记录，也是新闻史和报告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书中不仅记载了大量有关中国红军和苏区，以及毛泽东等革命领导人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深入分析和探究了“红色中国”产生、发展的原因，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做出了客观的评价。由于其对历史的权威记录，以及对历史趋势的准确预见，本书成为风靡全球的经典名著，被译成近二十种文字。

中文新译本序（2018）

斯诺基金会西安·斯诺（斯诺之女）

1936年6月，埃德加·斯诺穿过国民党的防线，进入华北地区的红色区域。作为记者，他想去那里自由地探寻真相。在这片他逐渐了解并热爱的土地上，他目睹了诸如饥荒爆发这样的惨状。他后来记述道：“在中国各地，贫苦的农民因为苛捐杂税，被赶出了土地。在长年干旱的地区，数百万人穷困潦倒，卖儿卖女成了常有之事。”他还写道，“收受贿赂、贪污腐败的官员随处可见；非法没收、不经审判就拘禁处决的情况司空见惯；镇压工会和普遍的仇外情绪都是常态。”

要前往西北苏区，须得穿过蒋介石政权的重重封锁，这段旅程因而险象环生。但是斯诺有很多问题想要找到答案。中国共产党是些什么人？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都制订了哪些计划？他们是否真的准备联合蒋介石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没有人确切地知道答案，也从未有外国记者进入过苏区。

此前，斯诺在中国生活了七年，遇到了许多对现政权丧失信心的中国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和各界爱国人士。许多人认为国民党背叛了中华民国创始人孙中山的原则。作为燕京大学讲师，斯诺还结识了许多地下学生运动的成员，他们组织了广泛的反政府示威游行活动。

1936年，对日战争一触即发，而蒋介石并未采取明确的抵抗态度。如果红军与蒋介石联合起来保卫中国，那会是怎样的情况？谣言、假设和虚假的信息四处弥散。哪些是真相？哪些是宣传？哪些是谣传？斯诺下定决心要前往保安。共产党人在长征后将临时首都设在那里，斯诺要与他们直接进行交流。他想向外界报道他所看到的事实、听到的声音——然后人们可以形成自己的观点。

斯诺于1905年出生于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该城在美国被称为“索证之州”——这个别称也是斯诺铭记心中的理想。他想以亲眼所见，尽可能准确地进行报道。在他看来，那就是记者的工作。“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要对历史的发展提出任何指向性的见解，就必须努力挖掘他人真正关心的事，了解他们如何感受和思考自己的问题以及自己在世界的地位。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我们对历史的走向缺乏概念，我们所说的国际社会便要大打折扣，更别说和平了。”

这是见证者对事件的叙述，也是他们在特定时间记录的传记故事。斯诺在共产党的苏区居住了四个月的时间，他尽可能多地收集了包括毛泽东人生故事在内的大量资料。《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因此成为中国历史关键转折点的独特记录。在这个过程中，那些以勇气和正直来报道所见所闻的新闻工作者们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埃德加·斯诺在他1968年撰写的序言中曾写道（摘录）：

“本书所描述的旅行及事件发生在1936年和1937年。当时居住在北平的我，于1937年7月完成了手稿，耳边伴随的就是日本军队在城墙外发出的炮火声。那年7月，中国大地上的枪声开启了抗日战争的序幕，抗日战争由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组成部分。这枪声同样也预示着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最终胜利，它彻底改变了过去所谓的‘共产主义阵营’内外的力量平衡。

“1936年，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了7年。作为一名外国记者，我曾四处走访，掌握了一些汉语知识。此书是我撰写的最长的一篇关于中国的报道。如果说它比其他多数报道更有用，那是因为此书不仅是讲究新闻时效的‘独家报道’，而且还记录下了许多历史久远的史实内容。它还赢得了同情的关注，这也许是因为西方列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希望中国会有奇迹出现。他们梦想着民族主义的新生，这将使日本陷入困境，使之永远不可能实现其真正的目标——对西方殖民地构成威胁。

“其他的一些情况也使本书具有更加长久的价值。我在一个特别合适的时刻，在长年战争的间歇期，见到了毛泽东及其他一些领导人。他们留给我大量的时间，并以前所未有的坦率提供了个人或非个人的信息，这些信息是如此丰富，任何一位外国记者都无法完全吸收。1939年我第二次拜访毛泽东之后，西北地区所有红军根据地都被后方的国民党军队封锁，游击区也被周围的日占区切断。接下来的五年，因为没有外国记者能够抵达红都延安，所以这些报道仍然是唯一的信息源。

“当然，本书大多是从党派的角度来审视历史，但这正是创造了它的人们走过的历史。它不仅为非中国读者，而且也为全体中国人民——包括除了共产党领导人自身以外的所有人——展现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真实记录，同时，它也是反映中国3000年历史中为进行最彻底的社会革命而长期斗争的第一个史实故事。

“1937年，当《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在英格兰面世时，书中提供的大部分材料几乎没有文献资料来源。随着大量新信息的出现，我通过本人的努力及他人的帮助，对原文进行了许多改进，尽量减少它的不足。

“本书在引用或复述他人的言论时，一般都保留了原始文本的措辞——这是为了避免篡改先前的历史资料的原因——即使是与现在已知的更为可信的信息存在冲突。本书所有的事件、主要的旅行记录、访谈和传记——包括毛泽东的传记——均未作改动。

“在保留初版原貌的基础上，我对本书印刷、拼写上的错误或与事实细节有所出入的部分做出了校正，部分二手材料已被证实有误的，我已将其删除或更正，而非让已知的错误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