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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把云南西部算在内，陕北也还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贫困的地区之一。那里并非真的缺少土地，但在许多地方真正的土地——至少是真正可以耕作的土地——严重缺乏。在陕西，一个农民即使拥有多达一百亩土地，却仍然穷困。在这一带，至少要有几百亩地才能称得上是地主，按照当地的标准来看，这样仍然算不上富有，除非他的土地位于那少数肥沃的河谷，可以种植稻谷和其他经济作物。
我们描述陕西的农田，可以说它是倾斜的，有许多还很滑，这是经常发生滑坡而造成的。农田大多是位于地缝和小溪之间密集的小块土地。许多地方的土地看上去是很肥沃，但地势陡峭，难以耕种。受限于这样的地理地貌，农作物的种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大打折扣。这里很少有真正的山脉，有的是无边无际、支离破碎的丘陵。随着日光的游移，这些山丘的尖角形阴影和颜色也发生着奇特的变化。到了日暮时分，紫色的山巅连接成一片壮丽的海洋，深色天鹅绒般的褶皱自上而下，好似满族的百褶裙，一直延伸到看似深不可测的峡谷之中。
第一天以后，我就很少骑马了，倒不是可怜那匹奄奄一息的老马，而是因为其他人都在走路。李长林是这群人中最年长的战士，其他人大多是十几岁的少年，都还是些孩子。其中一个人绰号“老狗”，我同他一起走的时候，问他为什么参加红军。
他是南方人，也参加了红军长征，从福建苏区一路走过来。红军这段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外国军事专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儿。但这里有这位“老狗”，17岁，其实看上去像是14岁。他走完了这次长征，还认为这不算什么事儿。他说，如果红军再走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也照样再走上二万五千里。
另一个同他一起的少年外号“老表”，从江西出发，也走了差不多那么远。“老表”16岁。
他们喜欢红军吗？我问他们。他们看着我，露出惊奇的神色。显然，他俩都从未想到过会有人不喜欢红军。
“红军教我读书写字，”“老狗”说，“现在我已经学会了使用无线电，瞄准开枪。红军还帮助穷人。”
“就这些？”
“红军待我们好，我们从来没挨过打。”“老表”补充道，“在这里，大家都一样。不像在白区，穷人给地主和国民党做牛做马。在这里，每个人打仗都是为了救苦救难，救中国。红军打地主，打白匪，红军抗日。这样的军队谁会不喜欢？”
他们当中有一位乡村少年是在四川加入红军的。我问他为什么参军，他告诉我，他的父母是贫苦农民，只有四亩地（不到1英亩），养活不了他和两个姊妹。后来红军来了，农民们都欢迎他们，为他们准备茶水点心。红军剧社来表演，大家都看得很欢喜。只有地主逃走了。分土地时，他的父母也得到了一份。所以当他参军入伍的时候，父母并不感到难过，而是很高兴他参加的是穷人们自己的队伍。
另一个年轻人约莫19岁，参加红军前在湖南给铁匠当学徒，外号“铁老虎”。红军一到，他就丢下风箱和锅盘，不当学徒了，穿着一双草鞋和一条裤子，只身参了军。为什么？因为他要去战斗，同那些让学徒们饿肚子的师傅战斗，同剥削他父母的地主战斗。他要为革命而战斗，为解放穷人的革命而战斗。红军对人民好，不像白军会抢他们，打他们。他卷起裤腿，给我看一条伤疤，那是一条长长的白色伤疤，是作战留下的纪念。
还有一个年轻战士来自福建，一个来自浙江，几个来自江西和四川，大多数都还是陕西和甘肃的当地人。他们有些已经从少年先锋队“毕业”（虽然看上去稚气未脱），当了几年红军了。有的人参加红军是为了打日本鬼子，有两个是为了不做奴隶，有三个是从国民党军队中投靠过来的，但大多数人加入红军是“因为红军是革命的军队，要打倒地主，打倒帝国主义”。
随后，我和一名班长攀谈起来。他年龄“更长”，24岁。1931年就参加了红军。就在那一年，他的父母被国民党的轰炸机炸死，家也被夷为平地。他从田里回到家，发现父母都已身亡，于是立刻扔下锄头，告别妻子，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他的一个兄弟是红军游击队员，1935年牺牲在江西了。
他们的来历各不相同，一般的中国军队都是按省份分别编制的，相比之下，这是真正的“来自五湖四海”的军队。他们的籍贯和方言各异，但这似乎并没有在他们之间造成隔阂，反而时常成为善意的笑料来源。我从未见过他们发生激烈的争吵。事实上，我在苏区旅行的整个行程中，从没有看到红军战士之间动手打架，我想一群年轻气盛的战士，能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很不错。
尽管几乎所有人都有过悲惨的人生境遇，但是他们并没有太沮丧，也许是因为还年轻。在我看来，他们都很乐观积极，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发自内心感到幸福的中国无产阶级。在当时的中国，消极的知足是普遍现象，但是这种更高层次的幸福感却着实很少见到，这是一种积极的存在。
他们一路欢歌，什么都能被他们唱进歌里。没有指挥，全是自发的，唱得很动听。只要有人来了兴致，或者想到某首合适的歌，他就会突然唱起来，指挥员和战士们也跟着一起唱。他们在夜间也唱歌，还从农民那里学习新的民歌，农民则会弹起他们的陕西琵琶来伴奏。
他们全然自觉地遵守所有的纪律。途经山上的一片野杏树时，他们忽然散开队形，去摘野杏子。回来时，每个人的口袋里都装满了杏子，总会有人给我带回来一把。他们离开野杏树时，就像刮过了一阵大风，他们迅速回到队伍中来，急速行军，把刚才耽搁的时间赶回来。但是，当我们经过老百姓的果园时，没人去摘里面的果子，我们在村里吃的饭菜，也都是照价付钱。
据我观察所见，农民们对与我同行的红军战士没有任何不满。他们待红军似乎还十分友善，很喜欢他们——这也许与红军最近重新分配土地和取消苛捐杂税有关。他们乐意把他们仅有的食物卖给我们，也毫无顾虑地收下了苏区的钱。当我们在中午或者黄昏时分到达某处村庄时，当地的苏维埃主席接待了我们，给我们安排住处，分派炉灶供我们使用。我时常看到农村妇女或者她们的女儿主动帮我们拉风箱、生炉子，与红军战士们有说有笑——对于中国妇女特别是陕西妇女来说，这是妇女解放的表现。
最后一天，我们途经一座村庄，村子坐落于郁郁葱葱的山谷之中，我们在此停留吃午饭，所有的孩子们都来看洋鬼子，其中很多孩子是头一次看到外国人。我决定考一考他们。
“什么是共产党员？”我问道。
“共产党员是帮助红军打白匪和国民党的人。”一个9岁到10岁的孩子回答。
“还有呢？”
“他帮我们打地主和资本家！”
“那什么是资本家？”有个孩子被难倒了，但另一个孩子接着回答道：“资本家就是自己不干活、却叫别人给他干活的人。”这个回答也许太简单化了，不过我还是接着问下去：
“这里有没有地主和资本家？”
“没有！”他们齐声高喊，“他们都逃走了！”
“逃走了？他们害怕什么？”
“害怕我们的军队——红军！”
“我们的”军队，一个农村孩子竟然会说到“他的”军队？这种现象显然不该出现在中国，但如果不是在中国，又是在哪个国家？这一切是谁教给他们的？
后来，我看到了红色中国的课本，遇到了“圣诞老人”徐特立。这时，我终于明白是谁把这些教给他们的了。徐特立曾经是湖南一所师范学校的校长，现如今担任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教育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