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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的事变愈弄愈大，民众在激昂的情绪中过了国历的新年，又到了废历的年边。第一中学虽已照章放寒假，但抗日会的工作并不中辍，并且愈做得起劲，师生都趁了闲暇分头努力，把整个的时间心力集中在这上面。
写日记是练笔和积累材料的好办法。但大家写日记有个误区，认为一篇日记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其实，日记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哪怕是用一句话概括一件事或者表达一种感悟也行。
乐华的父亲枚叔因行务须赴上海。从H市到上海，只须乘半日火车就到。乐华家有好几个亲戚都在上海工商界服务，他们已先后迁居上海，子弟们就在那里求学。其中有许多自幼与乐华很莫逆，小朋友间时有书简来往的。这次枚叔因事赴上海，适值学校放假，就带了乐华同去，一则想叫乐华领略领略大都市的情形，二则也想叫小朋友们有个会晤的机会。乐华就向校中抗日会编辑股告了假，很高兴地随着父亲去了。
小朋友之间需要交流，我们的价值观念就是在交流中不断认知、矫正、完善的。乐群是孩子的本性，互相交流会打开学习的另一扇窗。哪怕是书信交流，亦可增进友谊，积累见识，认识世界。
乐华父子到上海去的第二日，“一·二八”事变的警报就传到H市。“日兵侵犯闸北”，“十九路军抵抗胜利”，“日兵用飞机在闸北投炸弹”，“闸北已成焦土”，诸如此类的标题，连日在报上用大大的字载着。每次由上海开到的火车都挤得不成样子，甚至连货车、牲口车都塞满了人。消息传来，都说日兵如何凶暴，十九路军如何苦战，中国人民如何受伤害。H市人民大为震动，有家属戚友在上海闸北的更焦急万状。
乐华的安否很使小朋友们担心。据大文所知，乐华家的亲戚有好几家都在闸北，乐华动身以前，曾和大文说过，到上海后预备与父亲寄寓在闸北宝山路母舅家里。闸北既为战场，乐华是否无恙，同学中与乐华要好的都不放心，最焦切的当然是大文。大文每日到车站去打听，遇到从上海来的避难者就探问闸北的情形，愈探问愈替乐华着急。整日到晚盼望乐华有信来，可是因为上海邮局也靠近战区，邮件不免被延搁了。
又过了几日，大文到学校去，照例顺便到乐华家里探问乐华的消息。但见乐华的母亲的神情已不如前几日的愁苦了。据她说乐华父子已避入租界，且交给他乐华附来给他的一封信。这信是托一个逃难回H市的亲戚带来的。
大文急把信拆开来看。信是用铅笔写的，信笺是日记册中扯下来的空白页，信以外还有厚厚的一叠日记空白页，用铅笔写着很细的文字。
作为学生，一般不会遇到切肤之痛，但祖国遭受侵略，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痛，是一代人的伤痛和集体记忆。每个人都有深刻的感受。对于写作者来说，痛苦的心境更能写出深沉的文字。
信中说：“不料我到上海来就做难民。现已与父亲随母舅全家逃出闸北，住在旅馆中。”又说，“父亲原想叫我先回H市，近日火车轮船都极挤，闻有被挤死的，舅父母不肯放我走。”又说，“这次的经历，在全中国人，在我，都值得记忆。我前次曾和你想找个叙事文的题目，找不出来，现在居然遇到这样的大题目了。”又说，“我从日记册中把这几日的日记摘抄了送给你，你看了也许会比看报明白些吧。”又说，“王先生叫我们写日记，不料我的第一册日记，就要以如此难过的文字开始。”又说，“请把这记录转给王先生和志青、慧修、锦华几位看看，如果他们觉得还有意义，就登在《抗日周刊》上，作为我所应该担任的稿件吧。”最后又说，“我近来痛感到我自己的无用，日人杀到了我的眼前，我除痛恨他们的凶暴以外，并不能作什么有效的抵抗行动，真是惭愧。”
大文把信看完，因为急于想把乐华的消息转告同学们，匆匆地就走，一壁走，一壁读着乐华的日记。
过了二日，第一中学的《抗日周刊》上登载着乐华寄来的记录，题目是《难中日记》。
半日的火车，除看风景外，全赖携带着的《老残游记》和父亲中途购得的当日上海报纸消遣。报上已载日本海军因华人抗日向上海市长提出抗议的消息。车中议论纷纷，都说上海会有不测。到上海后，父亲带我至宝山路母舅家去。宝山路上但见纷纷有人迁居，形势很是严重。到了母舅家里，舅母正和表姊在整理箱箧，似乎也预备搬迁。我们才坐下，舅父和表兄都从外面回来，说市长已答应了日人的要求，不会再有事，不必搬了，劝我们就住下。全家于是去了惊慌之念，来招呼我们。晚饭后父亲想出去接洽事务，因外面已戒严，走到弄堂口即回来。舅父虽解释说闸北戒严是常事，大家又不安心了。门外什么声音都没有，比乡村还静，不到九点钟，我们全睡了。
昨晚大约在十二点钟左右，舅父忽然叫醒我们：似乎有枪声，大家不要熟睡。我们醒了后，果然继续的听见了一种比鞭炮还尖锐而沉着的声响。父亲和表哥都说的确是枪声，看来已经开火了。呀，竟免不了要接触！心里不觉感到一些恐怖。隔不了几分钟，枪声竟连续而来了，并且有机关枪的声音夹杂在里面。舅父说睡在楼上危险，应该睡到楼下去。于是我们就在外面机关枪声连发时，每人顶了一条被头，匆匆地走下楼去，就在客堂的地板上胡乱睡下。外面的枪声一直延续着，没有停止的时候。我们睡在地板上，除了还只五岁的表弟外，谁都睡不着觉。我的胆量素来并不算小的，可是今天晚上却无论如何不敢把头伸出到被外，身子在被里老是瑟瑟地抖，头上身上全是汗珠，把一件衬衫都湿透了。呼吸几乎窒塞，每当枪声稍为和缓一些或者稍为远了一些时，便把头探出被来透一口气，正在觉得略为舒适的时候，常常是一声极响的枪声把我的头又吓进被头中去。挂在墙上的钟，一点，两点，三点，四点，没有一次的敲响不钻进我的耳里。但愿天快些亮。
过了四点，除了枪声、机关枪声外，又加入飞机声和自飞机上掷下来的炸弹声。飞机声，我虽则早已听见过，可是声音这样的逼近，却是第一遭。飞机内马达开动的震动声都听得十分清楚，不但机叶扫动空气的风声而已，竟可说是活像一辆汽车在门外开过。在这样的响声继续了半个多钟头后，室内忽然非常明亮，我起初还疑心是谁开了电灯，经父亲的说明，方知这是飞机里的探照灯的光线。表哥起来到窗边去偷看了一下，据说，飞机低得仿佛就在屋顶上，连里边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呢。
挨到了天亮，大家商议怎样逃出这险境的方法。又是表哥起来先到门外面去探听，他回来说，前面宝山路无法通行，只有从后面出去，还可想法。于是大家胡乱吃了一些早饭，便光身走出后门，向西走去，到了中山路，枪炮声是比较远得多了，可是飞机还要来到头顶上盘旋，我们只好贴近墙壁走路。路上的人多极了，和我们一样，全是“逃难”的。昨天晚上下过雨，地上滑得很，走路实在不易。我们随了大众一直向西走去，据说，到了曹家渡，可转入租界；然而又没有人走过这条路。只有像哥伦布航海那样，向前走去是了。走了大约一个钟头，两腿已经有些酸了，路上没有黄包车可雇，舅父花了三元大洋，才雇到两辆小车。我们盘膝分坐在两辆车上，大约在十点钟左右，终于到达曹家渡了。通租界的那顶桥上有武装的外国兵防守，向桥的这边瞄准着，靠在叠得很高的沙袋上，只要这边有一些动静，他们只要手指头在枪机上一扳，随时就可给我们以一次扫射。我们这许多人小心翼翼地通过了这桥。过桥据说就是租界，大家都透一口气，似乎已经获得了安全的保障了。我们平常喊收回租界，现在又要躲到租界里来，我深深觉得矛盾。
我们换乘公共汽车到中心区去找旅馆。旅馆都早已客满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一家小客栈内得到一间小小的房间。
下午，跟了父亲去打听消息。在路上，只见满是来来往往的行人。走到河南路，忽然有许多黑色的纸灰从天空落下来，我拾起一片来看，原来就是我用惯了的《辞源》的一页。听路人说，在闸北的商务印书馆被焚毁了。
从这篇日记可以看出，作一篇文章，应该有写作顺序，有自己的思路。日记不是流水账，对场景、事件或人物的描述要具体，还要写出自己的感受来。
夜报上详载着闸北焚烧的消息，商务印书馆被毁证实。舅父及表兄都是在该馆服务的，一家突然失去生活的根基，愤懑可知。父亲傍晚从朋友处回来，似乎很有忧色，不知听到什么消息了。
昨夜睡得很酣，虽则那么多的人挤在一起。夜半，曾隐约的听到隆隆的炮声。
一起身，表哥便出去买进一份报来，大字的标题，说我十九路军胜利，大家都为之一乐。舅父说我们个人虽则吃了些苦，只要于国家有利，那么，就再多牺牲一些也是心愿的。
在旅馆里实在没有事可做，只好跟了父亲到外边去瞎走。外边，市面是全无了，店家都已罢市，门上贴一张红色印刷的纸条，写着“日兵犯境，罢市御侮”八个大字。惟有卖报的生意大好。有日报，还有夜报及号外，差不多每个行人手里都有一张报纸。
外面盛传粮食将起恐慌。各处的交通差不多都已断了，惟有沪杭路还通着，北站听说已被烧，火车只到南站。父亲颇想邀了舅父全家一同回H市。同旅馆中曾有人从南站折回，说车子无一定班次，妇人小孩竟有在车上挤死的。报上又载着日飞机在南站一带盘旋的消息。看去一时不能脱出上海的了。
夜间炮声甚烈，玻璃窗震动得发响。
乐华寄来的日记原不止三日，这期的《抗日周刊》上只登了这些，末尾注着“未完”二字。
普通人的日记，其实也是在书写一个民族的发展史、苦难史，点滴记录生活百态，世道世味。它是历史和时代的剪影，也是个人经历和日常生活的真实缩影，有的日记甚至能够填补正史的空白。像茅盾先生的《访苏日记》，叶圣陶先生的《西行日记》《东归日记》《北游日记》，都显示出较高的时代价值，蕴含着强烈的时代精神，我们不妨一读。
每日的所思所行所见所感，都可以成为日记的材料，作者应该忠实记录，不能自欺欺人，胡编乱造，为写而写。每一篇日记都应该是生命实践的个人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