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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暑假到晋西北小寨乡调研，我发现近年来当地出现了普遍的县城陪读现象。陪读不单发生在孩子小学和初中阶段，甚至提前到了幼儿园，还有妇女在小孩一岁时即开始到县城租房子，为陪读做准备。陪读不只是教育现象，而且是农村妇女地位的直接反映，也会极大地影响农村代际关系。
小寨乡是一个小乡镇，办有一所完小，还有一个幼儿班。小学有21个教职工，17个专职教师。2013年小寨小学有130多名学生，到2017年上半年，含幼儿班全校仅有42名学生，全乡大部分学生都转到县城读书了。据初步统计，全乡有大约200名学龄儿童进入县城上学，由家长在县城陪读，主要是母亲陪读。
应当说，最近10多年来，全国农村父母陪读现象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小寨乡出现陪读并非特殊情况。不过，当地陪读与全国其他地区有相当不同的特点，主要有三：一是全国陪读大多为初中、高中陪读，尤其是毕业时期的陪读，小寨乡的陪读却是小学甚至幼儿园陪读。二是小寨乡的陪读，是在乡中心小学教学条件相当不错甚至师资也相当不错的情况下的陪读，而不是无学可上只能到县城的陪读。三是小寨乡的陪读并非真正为了提高受教育质量，陪读的重点不在陪读儿童而在陪读母亲。或者说，与其说陪读是为了让子女接受更好教育，不如说是为妇女进城提供理由。陪读极大地改变了当地农村的家庭结构与社会生活。
小寨乡所在县是晋西北的一个小县，全县才有12万人口，地广人稀，全县共有60多万亩耕地，人均有大约5亩耕地，户均大约30亩耕地。当地主要种玉米，因为无霜期比较短，每年只能种一季玉米，亩产1000斤左右，农业收入不高却比较稳定。因为邻近陕西神木、府谷等产煤地区，是重要的煤炭运输通道，全县围绕运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产业的核心是“养车”，即花几十万元买一台大型运输车运煤，可以在短期内致富。最多的时候，一个村有接近十分之一的农户买了大车，花费30万至40万元，收益最好的时候一年就可以收入20万元，大车司机工资一年就有接近10万元。全县有大车司机3000多人。正是这些大车将神木、府谷的煤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买大车的养车户因此成为当地第一批富人，他们开始到县城买房，全家转入城市，变成了城市人。
养车大户的进城在村庄产生了示范效应，村庄里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农户开始攒钱到县城买房，婚嫁中的女方也提出男方在县城购房的要求。在县城有房家庭的子女自然在县城上学，而没有在县城买房的农户家庭，父母仍然从事农业生产，丈夫在当地务工，年轻妇女基本上既不参加农业生产，也不外出务工，而是在家带小孩上学，为上学子女做饭。其中一部分条件比较好，又没有在县城买房的农户家庭干脆在县城租房，由年轻媳妇带子女在县城上学，接受优质教育。这样就出现了第一批未在县城买房的专职陪读母亲。
有了第一户就有第二户，短短五六年时间，陪读就成了当地家庭的基本选择，不仅年轻媳妇会要求到县城租房陪读，而且学龄儿童也都互相攀比，要到县城读书。留在乡中心小学读书（幼儿班以及小学）的学龄儿童和家长，一般都是缺少进城陪读条件的贫弱农户，是十分没有面子的。以至于到我们调研的2017年，全乡四分之三以上的学龄儿童本来可以在乡中心小学上学，却都到县城上学去了，其中有大约一半农户已经在县城买房，还有一半农户是租房陪读。
一般情况下都是年轻母亲在县城租房陪读，她们的主要工作是接送子女，为子女做饭，其他时间都闲着。县城很小，几乎没有多余的就业机会，进城陪读的年轻母亲也不会试图在闲时工作赚钱，大量闲暇时间主要是与其他的陪读母亲一起聊天、打麻将和跳广场舞。年轻农村妇女从子女上幼儿园开始陪读，至少要陪读到孩子初中毕业，长达10年。她们在城市生活、消费，却没有工作和收入，这种不工作只陪读的生活让她们变成了脱离生产、脱离村庄、甚至脱离家庭生活的特殊群体。县城陪读妇女还可能相互比较，甚至因为闲时太多而出现作风问题等等。
支撑子女在县城上学以及陪读妇女城市生活的费用只能来自家庭收入。按当地的惯例，子女婚后会与父母分家，各自负责各自的生活。现在的问题是，媳妇陪孙子在县城读书，开支比较大，年轻的儿子就必须想方设法挣钱养家，以及尽可能在县城务工以方便与媳妇、孙子共同生活，这样，家庭的农业生产就全部留给了父母，父母农业生产所获的收入主要用于支撑儿子媳妇孙子在县城的生活。
农村男多女少，男子找媳妇很不容易，不可能让娶回来的媳妇到地里干活。因此，生了孩子后，年轻媳妇的任务就是带孩子，极少劳动。农村生活条件差且生活单调，借陪读到县城过城市人的生活顺理成章。长期脱离农村家庭的城市陪读会极大地改变陪读妇女与其所在家庭的关系。为了支持城市陪读的高消费生活，留守农村务农的父母就得尽可能开源节流，年轻丈夫就得尽可能通过务工来赚取更多收入，那些家庭经济支持力度不够的陪读妇女就可能会在比较中失落。农村家庭因此变得不稳定起来。
当地农民家庭收入大致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农业收入，主要靠中老年父母，收入不高但还算稳定，一个农民家庭每年有一两万元农业收入是最少的，若养羊，搞些副业，收入两三万元的情况很普遍。第二是务工收入，主要是在本地务工。当地农民极少出省务工，全乡7100人，出省务工的只有几十人，出县务工的也不超过500人。本地务工主要是工地上的临时工作，收入很不稳定。第三是以养车为代表的运煤利益链上的收益。这部分收入只属于少数人。也就是说，一般农户家庭的收入主要是中老年父母务农加上年轻子女在当地工地务工的收入，这两者加起来并不高，在县城陪读的消费却是不少的。结果就是，进城陪读的农户家庭离不开父母从农业收入中给予的支持，而即使有这个支持，这样的农户家庭也往往是收不抵支。
问题在于，在已经形成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下，年轻夫妇带一个子女到沿海地区务工，或夫妇二人将子女留给父母带，然后到沿海或大中城市务工，一年获得5至10万元收入是不难的。即使按最低的5万元收入计算，三五年下来就有20万元收入，可以在当地县城买一套房子了。
江浙农村存在着大量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机会，凡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中老年人都会通过劳动来获取收入。江浙一个中老年农民一年可以轻松获得三五万元收入，这与晋西北农民通常只有三五个月从事农业生产、一年绝大多数时间在休闲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一般来讲，中老年农民离开村庄外出务工是不大可能的，因此，晋西北中老年农民与沿海地区农村中老年农民就有完全不同的就业机会与获利机会，从而有完全不一样的收入。
晋西北中老年农民无法离开村庄，年轻人却是有机会的，他们可以轻松地进城务工经商。全国有大量农民工在沿海或其他大中城市获利。不过，从晋西北农村来看，当地年轻妇女很乐意在县城陪读，她们的丈夫因而也选择在附近务工，以家庭为中心的决策，极大地影响了他们从全国劳动力市场上赚取收入的能力。他们收入不高，劳动量也很少，劳动力却正处青壮年时期。
发达地区以及当地农民的致富主要都是靠劳动者的劳动。尤其是在已经有了充分发达且完善的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更是如此。晋西北农民放弃外出务工机会，年轻妇女借陪读过上了不用劳动的闲散日子，结果就是当地农村仍然难有改善贫困的机会。
小寨所在县恰恰仍然是国家级贫困县，正在全县推进的精准扶贫将接近三分之一的农户纳入贫困户中，通过国家力量进行帮扶。然而现在的问题是，若农民自己没有通过合理配置家庭劳动力来致富的强烈冲动，国家帮扶的作用能长远吗？
在浙江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调研期间，我访谈了国邦药业的打工妹郑小花。郑小花的经历可以较好说明当前沿海发达地区农民工的一般情况。
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以重化工业为主，2013年被列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014年该开发区总产值超过1000亿元。开发区有大小企业240家，外来就业人员3.5万左右，其中上虞本地人约占20%，其余80%都是外来务工人员，郑小花就是其中一员。
郑小花2003年中专毕业后即到国邦打工，一直在质检部工作。国邦是一家规模较大的制造企业，有职工1300人。郑小花所在的质检部是很重要的部门，有70多人。郑小花是质检员，又是质检部工会小组长。国邦是民营企业，一直有党组织，2015年成立了党委，下辖7个支部，郑小花所在质检部有8个党员，两个党员发展对象，有党支部，郑为支部书记。
国邦是园区产值排名前五的企业，2016年有17亿，缴税超过1亿元。因为企业效益好，总的来讲招工比较容易，留住员工却很难，入职超过两年的员工大约只有60%，超过三年的大概占一半。且越是高层次人才流动性越高。公司每年都会招收几十名大学生，绝大多数工作不到一年就纷纷离职。一般在公司工作超过三年的员工就会相对稳定下来。公司也十分重视长期稳定的熟练工。
郑小花是安徽马鞍山人，“80后”。在国邦打工期间，由国邦出资，她参加了电大学习，已获专科文凭。郑小花丈夫也在国邦打工，现在是工程师。二人生一子，刚上小学。国邦2013年建有400间员工宿舍，可以住700人，其中有大约100套夫妻房，40平方米。郑小花与丈夫结婚后就一直住在40平方米的夫妻房，儿子也在这里长大。因为国邦在缴税上的贡献，上虞区给国邦奖励了几十套经济适用房，郑小花和当工程师的丈夫在公司资历比较老，获得购房权，花60万元买下一套10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2016年底搬到市区去住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郑小花和她一家人在上虞算是落地生根了。
2003年郑小花刚来国邦，一年的工资加奖金大约有1.8万元，很难真正能存下钱来。现在她每个月工资、奖金和加班费加起来有4500元左右，一年下来总收入五六万元。而新员工每月工资只有3000元至3500元。
国邦的工厂上班时间安排是三班二倒，平均下来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6天。
最近几年，企业不好招工，不仅大学生流动快，操作工流动也很快。国邦过去招工，要求工人年龄不超过35周岁，现在已改为不超过45周岁。目前公司员工平均年龄是32岁。
目前企业员工都有了“五险一金”，住房公积金是2016年开始缴纳的。一般企业中层以上都愿意缴纳住房公积金，最低为每月160元，公司与个人缴纳比例为1:1。社会养老保险是所有企业员工都要缴纳的，个人每月缴纳225元，企业每月上缴800元，缴满年限退休以后每月可以享受大约1500元的退休金。
因为劳动力短缺，企业招工难，所以企业都会想方设法留住员工，国邦也不例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提供丰富的节日福利，比如：全勤奖720元；住宿补贴每月700元；早、午餐免费；零存整取，每月存500元，年终发7000元；过年大礼包，约值200元；春节慰问金，800元；春节返乡路费补贴；春游秋游各100元；中秋300元；劳保用品；员工子弟上大学每月补贴500元；企业赞助当地学校以方便企业员工子弟就学；为员工提供免费成人教育；员工生育可以请保胎假两年，不发工资但企业继续缴养老保险；员工生育，家属是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的可以申请每月1160元的津贴，时间为三年；为员工提供宿舍，为已婚员工提供夫妻房等等。
以国邦为例，开发区大多数企业都喜欢招收已婚者，已婚夫妻都在一个企业上班的情况却不是太多。夫妻两个都在开发区打工，若企业有夫妻公寓，像郑小花夫妻这样带小孩生活在这里是最好的，不过，很多企业都没有夫妻公寓，夫妻带小孩就不得不在当地农户家租房住，但也很便宜，一间每月两三百元。如果孩子太小，可以在当地上全托的私人幼儿园，这些幼儿园的教育质量比来上虞打工大部分农民工家乡学校的教育质量都要高，且幼儿园可以全托，不影响夫妻上班。当地小学和初中也向外来务工的新居民子女开放。
依据我们的调研，在当地打工，一对夫妻带一个孩子，每年打工收入中，用妻子的收入作为全部开支绰绰有余，丈夫打工的收入可以积累下来，一年有5万元纯收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郑小花与质检部的同事有人情往来，同事结婚，参加人情一般为200元至300元，最好的朋友，人情也可能会送1000元。同事之间会有各种热门话题的交流，尤其是有孩子的同事会经常交流子女教育问题，比如交流送孩子上培训班的问题：小学英语培训班，一周一次课，一学期1500元学费。
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240多家企业，员工基本上可以分为六层：
第一层是高管，年收入30万元左右；
第二层是中层管理人员，车间主任、办公室主任、研究所长等等，工资加奖金收入8万至15万元；
第三层次是一本大学生、技术员，三年后进入管理层，工资加奖金可以达到10万元；
第四层次是段长、班长、组长，一般三班两倒，工资加奖金收入7万至8万元；
第五层次是熟练操作工，工资加奖金5万至6万元；
第六层次是新招收的操作工，工资加资金4万至5万元。
郑小花的年收入为五六万元，丈夫是年收入为七八万元，收入基本上处在第四、第五层次。
开发区企业1996年开始缴纳社会养老保险，不过当时农民工都不愿意交。2008至2009年企业强制缴纳。有企业为了吸引人，所有“五险”都由企业缴纳。有大约80%的农民工参加了“五险”，发生过有企业未缴纳“五险”，被农民工告入法院，企业败诉的案例。所以企业强烈要求所有员工都参加“五险”。
郑小花的儿子在开发区出生，也在开发区长大、上学，她们一家在上虞购买了经济适用房，看来要在上虞落地生根了。
毕节4名留守儿童自杀的悲剧再次引发了社会对农村留守人员问题的高度关注。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了体制性的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出现了越来越多务工经商的获利机会，农村男性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而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农村，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三留守”问题。
因为人多地少的国情，劳动力的大量剩余导致农业内卷化，农业收入有限，农民温饱问题难以解决。改革开放以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有机会进城务工经商，从城市获得收入，留守的中老年父母耕种承包地，由此获得农业收入。这样，农民家庭就可以在保留农业收入的基础上，增加一份进城务工经商的收入。正是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家庭收入持续增加，农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也就是说，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虽然造成了农村“三留守”的问题，导致了农民家庭的分离，却增加了农民家庭的收入，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
留守会产生各种问题，缓解并解决留守人员问题应成为“三农”政策的重要目标。不过，特定历史社会条件下面形成的留守人员问题，解决起来也要考虑历史社会条件。当前留守人员问题的成因源自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寻找获利机会，这些青壮年劳动力无力携全家老少到城市居住，有两个原因：一是城市生活成本远高于农村，二是中老年父母进城，家庭会丧失农业收入。全家进城，农民家庭收入减少，支出大幅度增加，生活会更加贫困。这是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家庭没有全家进城，而是青壮年劳动力进城、中老年父母和年幼儿童留村的原因。留守是农民家庭应对城市有限收入机会的主动选择。城市收入有限的原因又是由中国当前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所决定的。与中国同处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举家进城的农民家庭很少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结果很快就落入到城市贫民窟中。中国农民进城而不愿落入贫民窟，他们因而保留了在农村获得农业收入及农村生活的机会。农民是在落入城市贫民窟与留守农村之间做出选择，相对来说，留守是次优选择。或者说，留守以及从农业中获取收入是农民的权利。
有人认为农民之所以无法全家进城从而出现留守人员问题，主要是体制问题，甚至认为只要国家免费为农民在城市提供住房，农民就可以全家体面而有尊严地进城，这种认识忽视了当前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正努力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情。即使国家有能力为农民家庭免费提供城市住房，农民全家进城，务工经商的收入也不可能因此增加，农业收入没有了，生活成本却大大提高，进城农民的经济更加拮据，生活更加困难。一个农民家庭，三代人进城，住在局促的城市住房空间里，每年甚至每天都入不敷出，代际关系必然紧张。在这样的代际关系紧张的家庭中，无法在城市获取收入的年迈父母认为自己是子女的负担和拖累，度日如年。
相反，若年老父母仍然在农村有房住、有田种，他们就可以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种田不仅有收入，而且是证明自我价值的最好手段。养鸡养猪，自给自足，自得其乐，他们不仅不要子女赡养，还可以将自己种的有机农产品源源不断地送给在城里打拼的子女。父母与子女相对分离不仅换来了家庭收入的增加，而且为本人留下了一片自在且自由的空间。其实，即使子女与父母都在农村生活，年老父母一般也不愿与子女同吃同住，而愿意分开单过，因为分开单过，老年父母虽然可能住得差点，吃得差点，却不用看子女脸色，受子女约束。也就是说，农村老年父母为了自由是可以牺牲吃住条件的。
中国当前发展阶段决定了留守人员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留守其实也是农民的选择与权利。若农民进城失败，或中老年父母不愿与年轻子女住在局促的城市空间，他们还可以退回农村，留守成为了弱势农民的基本保障与社会保险，是他们可以获得的底线救济。
2017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