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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浙江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调研时，遇到从重庆到开发区务工的崔海。
崔海自2002年到开发区务工已有15年，2008年被当地聘为和谐促进员。他的妻子和儿子现在也在开发区务工。2013年，为儿子娶媳妇，崔海花50万元在开发区买了一套102平方米的商品房。崔海二弟一家也在开发区务工，不过，他二弟是在老家买的商品房。崔海认为他二弟不会算计，因为二弟在老家买商品房，房子只能闲置在那里，而全家在浙江务工，还得租房子，光花钱不说面积还小，也不方便。自己在开发区买房子住，夏天有空调，天天可以洗热水澡，日子过得舒服，即使将来老了要回老家也可以将房子卖掉。何况，因为务工时同步缴纳了社会养老保险，退休后就会有退休金，将来也未必会回到农村。更重要的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要珍惜好生活的每一天，在务工的地方买了房子就有了家，可以过日子，也就有了生活本身。务工不再只是手段，而变成了自己的生活，在务工的地方就有了准备落地生根的心态。
对于进城务工，崔海和他二弟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与行为模式。
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规律，往往是年轻人进城务工，年老父母留守农村务农；丈夫外出务工，妻子留守务农。“分田到户”以后，农村人均承包地不多，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劳动力剩余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一个农民家庭可能会有三四个适龄劳动力，而农业生产可能只需要一两个，且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季节性的。适逢1990年代城市化进程加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在城市获取收入；同时，留守的老年父母和妇女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家庭农业收入并没有减少。家庭中有人进城务工，所得务工收入使家庭收入净增长，而在农村的家庭支出相对比较少。越来越多人外出务工，所得收入回流至村庄中，从而提高了村庄的消费水平与人际交往成本，比如人情彩礼水平的提高，促使更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以挣更多钱回到农村生活。随着时间的延续，以前以为只用很短时间在外务工，挣到在家盖一栋房子的钱就能体面回家，却发现村庄越来越多人外出务工，进城务工由临时性的短期安排变成长期打算。外出务工者的特征由青年向中年、男同胞到女同胞、个人到夫妻转变，夫妻甚至将子女也带出去务工。尽管如此，人们此时外出务工，生活目标与归属仍在村庄，自己生命价值的参照群体也在村庄。无论在外打工时间有多长，生活的终点与意义都在村庄。每年春节回到村庄，既是自己生活的年度假期，又是生活的意义所在。无论在外受到多少委屈、历经多少辛劳，只要能回到家乡与亲友乡邻相聚，就能为外出务工找到意义。每年春节返乡，也是依据自己家庭情况决定是否进行家庭策略调整的决策时期，比如家庭中谁外出打工，到哪里打工，打什么工，以及家庭农业发展策略如何，是在村庄中建房还是到城里买房，等等。
在这样的家庭策略中，即使在外务工时间长、收入多，这些外出务工的人最终也要落叶归根。他们在城市获取收入，却在村庄获得意义，他们之所以愿意在城市忍受委屈与辛苦，是为了未来在农村的生活。打工是手段，村庄生活才是目的，才是终极价值，才是魂牵梦绕的所在。
当农民家庭不只是丈夫外出务工，而是夫妻携孩子进城务工时，农民工家庭就有了更多城市生活的内容，就可能更大程度上地脱离对农村经济的依赖：他们仅在春节回来看望仍然在家务农的父母，或只是寄钱给父母；子女在城市借读，越来越熟悉城市生活，与城市自然地融为一体。夫妻开始在城市建立除了务工以外的社会关系，有了更多在此落地生根的倾向。他们在城市务工时间越长，在城市建立起的关系越是深厚，也就越有落地生根的能力，甚至开始策划在自己家乡县城或就在城市里买房，最终可能融入城市，忘记农村。当然，他们在城市的生活还不稳定，还有可能进城失败，因此一般愿意保留农村退路。万一进城失败，他们就可能选择回到农村，这个时候的农村只是他们的最后退路，已不再是他们的目的，以及他们的终极价值所在。他们没有“乡愁”而只有“城愁”，他们期待能真正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并为此而努力。
总之，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目标很清楚，就是要通过务工获取收入来实现村庄中的家庭生活。务工是手段，体面的村庄生活才是目的。第二代农民工外出务工，越来越变成拖家带口在城市务工，因此有了更强烈的融入城市生活的愿望。他们想融入城市并不是希望在城市漂泊，而是能在城市体面安居，而因为知道在城市体面安居不易，所以他们大都愿意保留退路，一旦进城失败就可以退回农村，过比在城市漂泊更体面和安全的日子。也就是说，对于第二代农民工，农村很多时候变成了手段，融入城市才是梦想。
当然也存在地域间的差异。云贵川的农民进城务工，更愿意在城市享受生活，外出务工能不能赚钱也许不是最重要的，能见世面，好玩，有钱可以赶时髦，可以吃好喝好，这个也很重要。云贵川农村的社会纽带较弱，进城务工的农民可以相对自由地享受城市的生活，不必也不会过于节俭以在年底带现金回到家乡村庄，他们甚至可能春节不回家，留在城市过春节。
相对来讲，鲁豫皖农村往往存在着相当激烈的竞争关系，赚钱回家盖房子或到县城买房子是人们外出务工的第一要务。在外务工者没能赚钱盖房子，在村庄中就抬不起头，儿子甚至说不到媳妇。因此，进城务工的鲁豫皖农民工就会想方设法多加班赚钱，十分地节俭，愿意干脏活苦活累活。他们最终能够赚到钱且回家盖房子，甚至到县城买房子。
云贵川外出务工农民工与家乡的联系更弱，从而更可能脱离家乡，但问题是他们务工的收入基本上都用于消费，积蓄很少，所以他们不仅在家乡的村庄盖不起好房子，更无力到县城买房子、进城。相反，虽然鲁豫皖外出务工农民工与家乡联系紧密，他们却因为攒钱在县城买了房子，从而有能力脱离自己的村庄。
农民工进城务工是目的还是手段？农民会如何融入城市？这个问题不可笼统回答，必须依据时间与空间条件来具体分析。无论何种情况，在当前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不可能为所有进城农民工提供体面生活的就业与收入条件。因此，保留农民工的农村退路就是保留他们的基本人权，也就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安全阀。相对稳健的农村政策是中国农民之福，也是中国现代化之福。
北京远郊T村53岁的李云已经种蔬菜30年了，现在仍然种两个大棚的蔬菜，早晨4点起来到大棚干活到上午10点，下午4点再到大棚干活到晚上8点，每天农业生产时间10个小时，一年收入5万元。这个收入较进城务工略高，但劳动过程也更辛苦：工作时间更长且体力活更多。而且，李云的两个大棚的建造共花费40万元（当然其中30万元是由政府补助的）。如李云每天生产大约100斤
青菜，以每斤2元交给基地，扣除生产投入，每天净收入大概150元，而在当地雇请临时工的工资也是150元/天。与工地临时工的工作不稳定从而收入无保障不同，李云的大棚每天都带来相当稳定的预期收入，就业比在工地务工更稳定。
李云认为，种蔬菜更重要的还不是就业，而是种地自由，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虽然一般每天4点起来干活，但就算她在8点起来干活，也不用受人监督，更不会被人训斥。在外面打工是给别人干活，不如自己给自己干活。李云种蔬菜30年了仍然乐在其中。
长期自己种蔬菜的，不只李云一个。T村自1988年开始种蔬菜，很快就有了70个蔬菜种植户，这70户一直种蔬菜到现在，几乎没有变过。不变的原因有二：一是T村现已没有可以新增种蔬菜的土地，有人想种蔬菜也无地种；二是种蔬菜的70户没有变化，除了年龄渐长，基本上没有人退出。
只是，30年过去，之前的年轻人现在年龄都不小了。李云今年53岁，是蔬菜种植户中年龄最小的之一。年龄最大的蔬菜种植户已有70岁，以至于李云她们也开始担忧：将来谁种菜呢？
与种蔬菜种田不同的是进厂务工。到工厂务工，每天按时作息，工作的时候就要遵守工厂纪律。工厂务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8小时双休”制，即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休息两天。这样的“8小时双休”，没有加班，每月工资基本上就是最低工资，一个月2000元左右，加上“五险”也不会超过3000元。另外一种是“10小时单休”，即每天工作10小时甚至12小时，这样就有大量加班时间，每月可能拿到4000元工资。
如今工厂的工作一般都不是重体力活，多是生产线上的工作，需要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做一件事情甚至做一个动作，对体力、耐力、注意力的要求其实很高。只有身体灵活、耐力强、视力好的年轻人才容易适应。年龄稍大的人，工作时间一长，就容易腰酸背痛，头昏眼花，很难久坐，要起来活动，但是这样会影响生产线的运转，因此这些人也就不适合生产线劳动了。
年轻人身体好，适合在生产线上长时间劳动，如果有生产线的务工机会他们也愿意去做。T村旁边就是工业区，T村的年轻妇女基本上都在工业区的工厂务工，在生产线上作业，收入不高也不低。T村家庭分工中，婆婆有带孙子的义务，年轻媳妇则不应留在家中照看孩子，而应到工厂务工赚钱。进工厂务工，年轻人远比中老年人有优势，家庭分工必须体现出这种优势，家庭也就只可能让婆婆来带孙子了。
问题是，蔬菜种植户李云的收入比进厂务工的年轻妇女收入还高，将来要是李云儿子结婚有了孙子，孩子是李云带还是媳妇带？李云的儿子还未结婚，所以这个问题可以搁置，但可以猜想到，媳妇仍然要进厂务工，反正工厂就在附近。而作为婆婆的李云则要同时兼顾带孙子和种蔬菜。种菜虽然辛苦，时间却较为灵活。以前种菜，李云不需要丈夫帮助，有了孙子，李云的丈夫就要分担一部分蔬菜种植上的事情。对于T村大多数农户来讲，他们不存在是带孙子还是种蔬菜的选择：全村270户，只有70户有菜地，200户无菜地可种。
年轻时人们愿意务工，也适合工厂生产线上的劳动；年龄大了，不再适应工厂生产线上持续的单调劳动，就只能到工地上打零工。这个时候如果拥有一两个蔬菜大棚，可以务农，自己安排自己的劳动，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北京市通过政策支持了部分菜农，对于他们获得收入、就业、退路乃至意义，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中国当前正处在史无前例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农村绝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都已进城务工经商，年轻人在工厂，年龄较大的仍然在工地。当进城青壮年农民工年龄越来越大，却缺少在城市继续生活下去的条件，或者面临进城失败的可能时，他们还能不能返回农村种地？返回农村种地一是有收入，二是有自由，三是有意义。种三五亩地不可能致富，却可以解决温饱，解决意义问题。有了土地上的劳动收入，就有了村庄内的安全感，就有了心灵上的归宿，就可以告别在城市漂泊时身体和灵魂都无处安放的问题。
因此，当前的农地制度改革和农村改革，一定要为可能进城失败的中老年农民工提供返回农村的退路，更要为仍然留村的农民保留他们在土地上就业的权利。村庄和土地是中国9亿农民最可靠的保障，任何政策的出发点与归属点都要落到这个保障上来。以农业发展的名义，以农民致富财产权的名义，以及以其他任何名义进行的改革，若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个保障，就有可能走上歧路。
2015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