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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继续。
听着人们断断续续的讲述，我们对索南达杰的故事也有了更多的了解，理性和感性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但这个人的形象依然模糊不清。
似有多个形象，既相互交错和重叠，又互相矛盾和冲突。那并非源自主人公的真实内心和现实人格，而是出于讲述者的主观印象和判断。可以确定的是，接下来，它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左右你对主人公整体形象的真实刻画。要做到形似都不易，神似更难，但你必须尽可能接近真实，否则，就会陷入虚假的臆想。
当人们字斟句酌地道出一些事情的原委时，感觉就是在用自己的主观判断进行一遍遍过滤。时间和地点变了，语境也变了。说出事实不仅需要说真话的勇气，还需要守护正义的良知和勇气。当然，前提是你得了解事实真相。
“当你说出事实——最简单的真理时，你要知道，你周围会即刻燃起火焰：欲望、责问、受害者的火光。讲出事实的人，就像是穿越火海……火上行走者仰仗着其热忱的信仰和冷静的意志，从而能够赤脚走上火线，并毫发无伤。”马洛伊·山多尔说。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索南达杰非要去可可西里呢？为什么只有去可可西里，他才能为贫穷的治多做出贡献呢？可可西里对索南达杰本人又意味着什么？
还有，治多县为什么要成立一个西部工委？既然成立了，哪怕是一个临时派出机构——从当时的情况看，它好像还不是一个临时机构，至少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人力、财力、物力为什么又没有一点保障？州财政、县财政，是困难——省财政也困难，可起码的物质保障还得有吧！比如给一辆去可可西里的汽车加满汽油，实际上，很多时候，汽车的油箱是空的，要不，索南达杰他们可能会在可可西里待更长的时间。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的疑惑和问题也越来越多。
我们可能还得倒回去，回到他去可可西里之前，去寻找他为什么要去可可西里的答案。我感觉它并不像治多县成立了一个西部工委、他恰好就任第一任工委书记那么简单。
还得退回到他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到那里去找寻蛛丝马迹。比如他的童年是在哪里度过的？长大后又有过怎样的经历？甚至要回到他出生以前的可可西里、治渠河谷和索加草原，去探寻他的祖先们迁徙跋涉的漫漫长路。
这条路从千年以前一直延伸到他出生的地方，对祖先们所经历的久远跋涉那也许是一个终点，对他而言却是人生的起点。不过，有了这个起点，这条路又可以不断向前延伸。至于下一个终点或起点会在什么地方，已不是他所能左右。这条路上，他也只是一个过客，只走过其中的一小段路，有很多人与他同时走在那段路上。
我们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到一个叫索加的地方，一个在人们的讲述中一直被频繁提到的地方。由治渠河谷草原到索加草原，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迁徙居住的地方。那时，他还是一个孩子，他得跟随父母迁徙远方。
去索加的路比去可可西里还难走。车辆不敢进去不说，要是再遇到个大雪封山什么的，就别想出来——而大雪封山是经常有的事情，每年的冬春季节随时都会发生。不得已，我们也只能在人们的讲述中走进索加。在他们的讲述中，我们的目光越过通天河谷的治渠草原，越过辽阔的可可西里，停留在长江南源当曲流域，久久注视着索加这片土地。
人们在谈起索南达杰再次回到索加工作的那段经历时，好像都觉得那是命中注定的事情。他说：“我不去索加谁去？”
难道仅仅是没人去，他才去的索加吗？似乎不是，这话另有深意。
他对自己的妹妹也说过同样的话。
那时他还没回到索加，他在县文教局任副局长主持文化教育工作，妹妹从州民师毕业要分配工作，他说：“你得去索加。”妹妹很不高兴，很多人都分配到了海拔较低、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自己的哥哥管分配，她原本可以留在县城工作的，却要去最远最高的索加。
为此，有一段时间妹妹都不怎么理他，父母亲责怪他，亲戚们说他。人心都是肉长的，当妹妹哭着离开家去索加时，他也哭了。他说：“索加条件虽然艰苦，但那是我们的家乡。那里更需要老师，你又是我的妹妹，你不去，谁去？”
索加在治多西部，接壤西藏。玉树已经够艰苦了，索加却是整个玉树藏族自治州条件最艰苦的地方。现在有公路通达，以前一年的大部分时间，路都不通。直到20世纪末，在玉树和治多生活工作了一辈子的人，很多都没去过索加。
索加也不是索南达杰唯一的故乡，索加以外，他还有一个故乡。如果故乡是一个人留下童年记忆的地方，那么，另一个地方才是他真正的故乡。他在索加生活并长大，但那里并不是他的出生地，也不是他度过童年的地方。
1954年4月，索南达杰出生在通天河谷的治渠草原，在那里度过了他短暂的童年时光。1967—1968年，为开发利用西部广袤草原，治多县从东部各人民公社陆续迁移数百牧户前往西部大草原，新成立索加公社。它被描述成一个天堂一样的地方，说那里的草原一直伸向天边——很久以后，索加仍被人们称之为“天边的索加”。
13岁的索南达杰随爷爷奶奶和父亲母亲西迁索加，落户莫曲大队——翻译成汉语，莫曲就是富饶的河流。索加原本就是雅拉部落世代迁徙居住的地方，作为雅拉杰桑家族的后代，最终他们一家人又回到了祖先的草原。与爷爷奶奶和父亲母亲一起，索南达杰在索加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
听上去，这只是在一个县域内从一个公社到另一个公社的一次迁移，像是从一座小山的这面搬到了另一面，还是在一片草原上——可以说是同一片草原，只是比以前的草原稍稍高一些，但是更加辽阔富饶，也更加美丽。
往西出通天河谷治渠草原，索加也不算远，但索加是一片总面积近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加上治渠和中间的扎河，这片草原的实际面积可能超过6万平方公里，差不多是一个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面积。
这还不足以说明这次迁徙的艰难程度，从通天河谷往当曲流域，他们不能直接前往，得不停地绕道，唯一的交通运输工具就是牦牛。上路时，一群健壮的牦牛驮载着全部家当和幼小的孩子，走不动路的老人骑在马背上，其余的一家老小都跟在牛羊畜群后面，亦步亦趋，缓慢前行。每天还要找有水源的地方停下，扎好帐篷，吃饭睡觉，牲畜也要停下来吃草喝水，也得卧下来休息和反刍……
他们中途要翻越的不是一座小山，沿途有好几座山，赶着牛羊畜群是根本无法翻越的，需要从山前绕行。其中有几座山，绕道太远了，必须翻越，比如吾给拉美山，山口海拔超过5000米。他们所要经过的山麓的海拔大都在4500米以上……
沿途不只有高山，还有一条一条的大河，每一条河上都没有桥梁，更没有渡船。不少河流需要绕到大河上游水量较小、水流不太湍急的地方，才能涉水而过。
他们从通天河谷的治渠草原出发时，夏天还没来临，山上还有雪，河上还有厚厚的冰层，他们就从冰河上走过。有时候，人和牲畜不小心就会掉冰窟窿里，历尽艰难险阻。往前走了好些天，天气开始变热了，冰雪开始融化，河上的冰面也化开了，真正艰难的跋涉这才开始……
他已经是个十几岁的孩子，骑马骑牦牛都轮不到他，他得跟大人们一起走路。这是他第一次走那么远的路，感觉每天总是在走，却总也抵达不了他们要去的那个地方，“索加”两个字深深刻进了他的生命里。
这是一次向着远方的迁徙。对一个孩子来说，这已经是非常遥远的跋涉了。这次迁徙，给索南达杰留下的记忆是用风霜雨雪的刀刃深深刻进心里的，无论过去多久，一回头，它还在那里，像一个胎记和疤痕。
这次迁徙，让索南达杰一家离开了那个叫故乡的地方，后来他才知道，他们抵达的那个地方也是他们的故乡，祖先们生活过的地方。
“索加公社”是刻在所有西迁牧人脑子里的一个名字，也印在索南达杰的心里。直到今天，很多治多人还习惯性地称它为“索加公社”，管莫曲也不叫村，还是叫“大队”。每次听他们说“公社”和“大队”这两个名词时，我总感觉自己穿越到了很久以前的岁月，回到了自己的童年。
从莫曲的任何一个地方，站在山坡上望去，或远或近，都能望得见雪山。每一座山都有一个神圣的名字，老人们提起那些山名时都满怀崇敬，那是祖先们敬拜过的山。每一座山脚下，都有清澈湖泊，都有小河流淌，每一片湖水、每一条小河也有自己的神灵，不可污染亵渎。小河出了山谷，都汇入同一条河，那就是莫曲。莫曲汇入当曲，尔后入通天河——长江源区干流。河谷草原静谧丰美，对牧人来说，真是一个理想的家园，想要的一切，这里都有。
也许是历尽千辛万苦才走到了索加，一家人扎好帐篷、安顿住下来的那一刻，他就暗下决心，要么从此再也不离开此地，要么要修一条路，顺顺当当走出这片土地。有了这样一条路，离开的人随时都可以回来。
在莫曲一条叫才仁谷的吉祥山谷里，我曾住过好几天，住在向巴琼培家的帐篷里，我们骑马从那里往雪豹王国烟瘴挂去寻访过雪豹。从山坡上往向巴琼培家帐篷前望下去，山脚有清澈河水潺潺流淌。
那时我感觉远方正有大雪飘落
而那谷地里就只剩下了那个美丽的姑娘
羊群正在回家的路上呼唤斜阳
一盏灯就要点燃草原的夜晚
月亮就会挂在一头野牛的犄角上
越过莽原向这谷地里一路摇晃
多年之后再去索加，经过才仁谷，我一直盯着车窗外，寻找曾经的记忆。一条治多县城往索加的宽敞公路从那河谷穿过，进出都方便了。可是，才仁谷清清的河水不见了，曾经水草丰美的宁静河谷到处尘土飞扬，山坡上的那片湖水也几近消失，山坡草原也变得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莫曲河谷开阔平缓，河岸沙土地上生长着西藏沙棘，一种看上去像青草一样的低矮灌木。我是在莫曲河谷第一次看到这种植物的，因为海拔太高的缘故，它只能紧贴着地表才能存活，完成开花结果的生命旅程，珍珠样的小果子只能结到沙层里面，原本可以红嘟嘟的果子因而变得金黄。
无论植物、动物还是人，环境对生物界的影响至关重要。再往高处，西藏沙棘就不能存活。索加是西藏沙棘的极限分布，是环境造就了沙棘顽强的生命力。
索南达杰亦如西藏沙棘一样，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烙在身上的印记就长成了胎记，那是大地赐予的秉性。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带着索加的印记。一旦离开，时间长了，就会想念，就会魂牵梦绕，就成了乡愁，一种思乡的病，就想回去。
大学毕业后，他为什么执意要回到治多？就是这原因。
我当年的采访本上，记着这样一个情节，是一个叫索南罗卜的人讲给我的。那个时候，索南罗卜也在西宁，两个人经常见面。他说，1974年夏的一天下午，索南达杰独自爬到母校青海民族学院（后更名为青海民族大学）的一栋楼顶上，望着西面天际的霞光。他就要毕业离开学习生活了四年的校园，回，还是不回？他必须做出一个抉择！据说，那时天际里还有一只鹰在飞翔。
系里的老师已经找他谈过了，因为成绩优异，国家翻译局和省民族出版社都希望他能去那里工作，一个是首都北京，一个在省会西宁，条件之优越，一点不动心那是假的。可转念一想，想留在省城的人有很多，想去北京的人更多，他不去，自然会有人去，那是求之不得的事。玉树——治多——索加就不同了，别说班级和系里，就是整个学校，除了他和几个玉树籍的同乡，恐怕再不会有人愿意去。
他都不回去，还会有人去吗？“你不去谁去？”这是他一贯的思维方式。那里是生他养他的地方，是自己的家乡，那里也是自己的父亲母亲和爷爷奶奶生活的地方，更是祖先们世代栖居的地方。他想念那里的雪山、草原、河流以及生灵，也忘不了那雪山下生活着的人。
从楼顶上下来时，他已经做出选择，他要回去了。索南罗卜觉得，可能是受了那只鹰的启示，他决定回到治多草原，只有在那里，鹰才可以自由翱翔。
他先是在县民族中学当老师，后又在县翻译室工作，凭着他过硬的藏汉文功底，为治多县民族翻译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民中当老师时，学校的师资力量不足，他承担了初中三个年级的藏语文、全校的体育课和初二年级的班主任，为了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他经常挑灯备课、批改作业。教学中因材施教，利用节假日和课余时间，给成绩较差的学生单独辅导。他对学生，在学习上严格要求，在生活上关心爱护，带出了一批又一批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有一次学校开展勤工俭学活动，组织学生到牙琼山上采挖虫草，一位叫扎西的学生在山上突发急性阑尾炎，在四周没有牧户借不到马匹的情况下，他背着这位学生，连夜赶了近40公里山路，把学生送到了县医院。他快累瘫了，还顾不上休息，坚持守护在学生身边，直到这位学生脱离危险。
之后，他任治多县文教局副局长（当时正职空缺），主持全县的文化教育工作，他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基础教育。面对全县教育滑坡、学校管理混乱、适龄儿童入学率低、各乡寄宿学校教学质量差的状况，他心焦如焚。
为了解掌握实际情况，动员牧民群众的子女上学，上任伊始，他从最基层着手，开展工作。他只身一人，骑马奔赴治多县西部多彩、扎河、索加等乡进行调查研究。每天翻山越岭，在草原上跋涉，足足走了35天，总行程还不到600公里，每天走17公里，行路难啊！
在广泛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他组织制定了寄校教学管理办法，果断试行了两门主课不及格降级一年的“降级制”，使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巩固率和升学率等均明显提高。他带领文教局仅有的两名干部，上下奔走，争取和筹措资金，为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费尽了心血，使治多县民族教育事业在短时间内有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他心里始终装着教育，想着学校。哪个基层寄校没有床，他总是想方设法送去；哪个基层寄校缺少桌凳，他又四处求情，帮助解决。为了稳定汉族教学骨干，他让学校腾出最好的房子让他们住，每天给他们供应牛奶，让他们担任教学骨干和领导。
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他为了让教师们过好自己的节日，亲自跑到西宁拉运蔬菜，自己却忍受着病毒性痢疾的煎熬，顾不上休息和治疗，连夜赶到治多，在节日之前亲自把新鲜的蔬菜送到了每个学校的教师手中。
在与他当年的学生、治多县教育局局长扎西的一次交谈中，他告诉我：索南达杰对治多县民族教育的影响改变了治多一代人的命运。扎西被公认为是当代治多杰出的教育家，受索南达杰影响，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治多的教育事业。不只扎西，治多不少有所作为的人都曾是索南达杰的学生，深受他的影响，比如杰出文化学者多杰文扎（文扎）、为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扎多等。
玉树多灾多难，尤以雪灾为最，“三年一小灾，五年一大灾”几成定律，间或还会遭遇五十年不遇或百年不遇的特大雪灾。每次雪灾，治多都会成为重灾区。
1985年冬的雪灾就是一场百年不遇的大灾。这一年，整个青海南部草原遭遇特大雪灾，雪压昆仑，治多是重灾区，索加更是重中之重。大批的牛羊冻饿倒毙在雪地上。被大雪围困的牧人企盼着救援。
时任县文教局副局长的索南达杰，主动请缨去离县城最远、雪灾最严重的索加救灾。他和救援队的干部们挖雪路，过冰河，翻雪山，经过万千艰难，终于抵达索加乡莫曲一带，他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
放眼望去，无边的皑皑雪原上看不见一顶牧人的帐篷，也看不见牛羊的踪影。怎样才能把救灾物资及时送到牧民手中呢？他焦急万分。
他第一个背起煤油炉等救灾物资走进了茫茫雪原。他身后跟着一支负重踏雪前行的队伍。队伍越走越远，一行深深留在雪地里的脚印越来越长。
十里……二十里……他们一个个在雪地里滚爬，都快成“雪人”了，还是没有找到一户被大雪围困的牧民。
“咬咬牙，再加把劲啊！翻过前面的山梁就会有人的。”喘着粗气，一步步领头走在雪野深处，索南达杰不时回头，这样鼓励大家。
果然，翻过那座山梁之后，第一户受困的牧民的帐篷出现在视野的尽头。望着那茫茫雪原上的一个黑点，他们感动得哭出声来。
“找到了！找到了！终于找到了啊！”他们齐声欢呼着，热泪纵横——其实，从走进茫茫雪原的那一刻，他们每个人都一直在流泪。寒风加上大雪强烈地刺激，一睁眼就不停地流泪。
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黑点”也出现了。索南达杰把同志们一个个留在沿路的牧人帐篷里，自己背着沉重的救灾物资向最远的一户牧民家走去……
几天下来，每个人的眼睛都布满血丝，红红的一片，一眼望出去，皑皑白雪都变成红色了。这还是轻的，在这次雪灾中，很多被大雪围困的牧人都患上了雪盲症。多年之后，有老人回忆起这场大雪灾时，都恍惚那一年是否下过一场厚厚的红雪。他们记得，一开始下的雪是白的，后来看到地上的雪都成红的了。一些老人说，以前草原上下红雪的事只在传说中出现过，他们从未亲身经历。
索南达杰拖着冻伤的腿脚刚回到乡上，听说乡寄校的放牧员吾周老阿妈病倒在大雪覆盖的牧场上，他顾不上休息一下，暖一下身子，立即带领一名乡干部，携带急救药品，又走进了雪原深处。
找到老人，给她喂过药之后，两人轮流背着老人回到了乡上，请来医生治疗，并一连几天守护在老人身边。老人在他背上哭：“自己的儿子都没有背着她走这么远的路……”他安慰老人：“你就把我们当你儿子。”
这场雪灾使索加很多牧民成了无畜户，所有牧户大多牲畜死亡，无一幸免。全乡数千牧民的生活几乎陷入绝境，需要靠政府救济度日……后来，有人说，过了10年甚至20年，索加牧民的生活都没有完全恢复到1985年之前的水平。
尽管自己早已离开索加，但那里还是他的家乡，那里的任何消息都牵动着他的心，他无时无刻不在牵挂。雪一直在他的记忆里纷纷扬扬，他从没想过，一场雪的影响会这样大。
这场大雪给他上了一课，让他猛然惊醒。
人在大自然面前何其渺小脆弱？一场大雪就能让你失去所有，包括牛羊畜群。索南达杰开始重新打量赖以生存的山川万物，也开始重新审视高原世居民族几千年来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智慧。
雪灾之前，县上曾征求索南达杰意见，想让他去索加任乡党委书记，他没同意，还发了一顿牢骚——因为自己是索加人就得去索加工作吗？这是什么道理，为什么别人不去？
雪灾之后，他却主动请求去索加工作，说自己想通了，他的确应该去索加，索加需要他。也说了那句话：“连我都不去，谁还愿意去？”1987年，县上就让索南达杰到索加任乡党委书记，他如愿以偿，一去就是整整五年。
他去索加时，大雪已经过去，但大雪留下的灾情还在继续。他去索加任乡党委书记时，那里的人均牲畜尚不足10头（只），年人均收入不足70元。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极差，差不多有二分之一的人生活毫无着落，无以为继，一派凄凉和悲悯。看着牧民们每日里全力维持生计的那一份艰辛和苦难，索南达杰落泪了。
他13岁就到了索加，在索加长大，是索加母亲的乳汁养育了他，是索加草原给了他一幅魁梧健壮的身板。面对眼前的一切，一种“受命于危难之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深深地激励着他，也在拷问他的灵魂。
“如果不把索加治理好，让索加的父老乡亲们过上像样的日子，我愧为索加的儿子！”他常常这样告诫自己。
他开始走帐串户，访寒问苦，一连几个月地在牧业点上做深入调查，帮助牧民们制定生产自救的办法。全乡4个牧委会、16个牧民小组、700多户牧民家中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还跑州上，跑省里，甚至几上北京，争取扶持和救济资金，争取优惠政策。
他一遍遍给县上、州上打报告反应，请求给索加免税两年，兹事体大，谁也不表态。于是，他擅自做出一个决定：抗税，让全乡牧民免缴两年的牧业税。很多人说，这是要坐牢的事，这样的事也就索南达杰干得出来，不会有第二个。可是，这为全乡父老乡亲赢得了休养生息的宝贵时间。他说，我们的根本目的不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吗？如果要为此去坐牢，他愿意！
当年冬天，他带领几名乡干部，冒着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实地踏勘索加至沱沱河的冬季运输线，历时七天七夜的艰难勘测，他们一步步丈量和确定了140多公里的路程，用石头垒起了路线标记，开通了这条维系索加乡生产、生活的生命线，为索加的生产自救、物资拉运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整个冬天，他又一个人蹲守在乡上，放弃节假日休息，顾不上回家，从西宁、格尔木联系拉运牧民过冬的粮食和日用商品。在索加的五年中，他几乎每一年都是大年三十才回到家里，也只小住几日便匆匆赶回乡上，他放心不下啊！
从此，索加再也不缺过冬的粮食。索加的牲畜头数也开始回升，仅两年时间就增加4万多头（只）。索加正在恢复元气，牧民们的脸上又有了笑容。
第二年春，索加来了几个地质队员，是来找矿的。索南达杰赶紧把乡上最好的房子腾出来让他们住，又是送牛粪，又是生火烧水，让他们感到温暖。他们要出去调查，他又出面找牧民免费给他们提供牛马，解决运输困难。
很多人不理解，说他们又不是给索加找矿的，没必要这样对他们。索南达杰不赞同这种看法，他说，他们能到索加这么艰苦的地方找矿不容易，再说，他们要真找到了矿藏，还不都是为了国家吗？说不定索加也能跟着沾光呢。
很快，他跟这些地质队员成了朋友，无话不谈。他说，一场雪灾使索加的畜牧业大伤元气，看来光靠牛羊是搞不成现代化的，可又没有别的出路，难啊！
这些地质队员就说，既然你知道光靠牛羊搞不成现代化，为什么不把眼光放远一点，去可可西里？可可西里有丰富的矿藏，还有黄金。
之前他也听说可可西里有黄金——所有治多人都知道，可可西里不只有藏羚羊和野牦牛，还有黄金和盐。这是他第一次把可可西里放在心上，也许可可西里真能救索加。
一个构想开始在他心里酝酿成形，但真正将这一构想付诸行动，是他再次回到县上工作以后的事了。
1989年乡党委决定召开一次三级干部会议。会前三天，他的肠胃炎发作了，发高烧，三四天粒米未进。大家劝他到县上治疗，他却硬是支撑着主持开完了四天的会议，同大家一起研究工作，谋划索加的未来。
组织上考虑他身患严重肠胃炎，就跟他谈话，想把他调回县城或附近的乡上工作。他却回答说，要坚持在索加多干几年，把雪灾的损失夺回来。最起码索加的牲畜再增加一些，牧民的生活水平再提高一点。
1990年12月的一天，莫曲牧委会牧民格义才多，跑到乡上找索南达杰。哭着说，他在西宁上学的女儿因病住院，来信说，让他带些钱尽快去西宁。可他既没钱，也没去过西宁。索南达杰安慰道：“你不要着急，我一定想办法帮你解决。”说着把身上仅有的200元钱掏出来塞给他说：“不多，这点你先拿着。我们再想办法啊。”
随即召集几位乡领导开会研究，看怎么帮助格义才多。最后决定从民政救济款中再给他救济200元，并让一位乡干部乘坐给乡上拉运建筑材料的卡车，陪才多一同去趟西宁。临行，索南达杰又一再叮嘱这个乡干部，一定照顾好才多和他的女儿。
1991年索加乡的牲畜总数由雪灾后的3.78万头（只）上升到11.26万头（只），人均收入由63.5元增加到211元，牧民欠银行贷款由201万元下降到28万元。
这一年，他还积极争取将索加至县城公路列入以工代赈工程（一种因投入严重不足，组织当地群众用义务投劳的方式来进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工程）。全长265公里的这条公路到他牺牲前已修通近百公里，实现季节性通车。这条公路修通之后，索加乡长期以来被封闭的历史宣告结束。
但是，索南达杰却累垮了。他魁梧健壮的身子瘦了一圈，还落下了一身的疾病。他一心只想着群众，哪家有困难，哪家需要救济和帮助，他心里都有个数。
永红牧委会有位叫巴吾的老人，索南达杰曾10余次给他买粮送钱。老人临终时喊着他的名字，不停地流着眼泪。
当曲牧委会有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叫阿卓色义。索南达杰一直像儿子一样关心和照顾他。五年中，他每年都拿出200多元的钱物济助老人。1991年冬天，他去看望老人时，发现老人脚上的鞋子破了一个洞，他就把刚从家里捎来、自己还没舍得穿的棉靴子送给了老人。自己穿着一双单鞋回到家里时，双脚已经冻伤。
他积极倡导定居点建设，经常帮助牧民到州上选购木料，做门窗，回来又亲手帮助他们盖房子。有位牧民修建定居点时，他帮他去州上拉运木料，还为其垫付了200多元的费用。
前一年春上，下了一场大雪，很多牧户失去联系。他心里惦记着那些困难户和五保户老人，总担心他们缺粮食少燃料。最后，还是放心不下，就用马驮上许多煤油和干粮，自己也背了一些，一步步在没膝的雪中艰难跋涉，去看望那些困难户和老人。
一次看不完，就去两次，两次看不完就去三次、四次……直到把他们都安排妥了，心里才踏实了。他自己却一连好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热饭，喝不上一口热水，冒着严寒忍饥挨饿。
他关心和爱护那些牧人，但身为儿子，身为父亲，身为丈夫，对自己的父母、孩子和妻子，因他常年奔波在外，很少尽到应有的义务。他每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牧民的帐篷里度过的，而且还专往那些贫困户、五保户的帐篷里钻，和他们一起住，一起吃。帮他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条件，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那片草原。
一次下帐房回来的路上，天黑了，同行的人建议他住在村支书的家里，说那家里条件好，有铺盖。他却要坚持住在一位贫困老牧人的帐篷里。老人死了妻子，带着四个孩子，家里极为困难。老人却为难了，说：“对不起啊，家里别说没有像样的铺盖，就连吃的，也是拿不出手给你们吃呀！”
索南达杰紧紧握住老人的手说：“你能盖的，我也能盖，你们吃啥我也吃啥。我是在索加吃曲拉长大的，我父亲和你一样也是个牧民，和你的几个孩子一样，我也是牧民的儿子。”
看到老人眼含泪水、连声说着对不起的样子，他也流下泪来。
“来，我们坐下说啊。”一边说着，一边拉着老人的手盘腿坐在帐篷的地铺上。他说：“让你们没过上好日子，是我没尽到责任啊，这都啥时候了，还让你过着这样的苦日子。老阿爸，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啊！”
1991年3月，玉树州委书记史国枢专程到索加调研，此前很少有州上领导到过索加，连县上的领导也很少去。据说，一开始，索南达杰对自己的这个领导没有一点好感。
从治多县城前往索加，索南达杰与史国枢同乘一辆车，途中索南达杰在车里抽烟，史国枢让他把烟掐了。索南达杰就让司机停车，车一停，他开门下车，说：“你们先走，我自己后面慢慢来。”说着，使劲儿关上了车门，自己站在路边抽烟生气。当然，最后他还是上车了，是在抽完烟之后。史国枢对自己这个部下的犟脾气也算是领教了，印象深刻。
交谈中，有一两次，他还跟史国枢顶起来了。他感到奇怪的是，史国枢虽然不太高兴，也大声指责，但并没有真的生气，反而有点欣赏的样子。这也是后来，史国枢在一些场合对索南达杰大加赞赏的缘故。他说：“索加有一个叫索南达杰的大胡子，是个敢闯敢干、敢讲实话的硬汉。”
很快索南达杰对史国枢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调研结束时，按惯例，索南达杰要正式汇报一下索加乡的工作。他也做了条顺理清的充分准备，可是他刚翻开本子，开了个头，史国枢就打断他，毫不客气地说：“你少拿这些虚的糊弄我，别尽说空话，我到索加可不是来听你说这些没用的，多说点真话、实话！”
一听这话，他觉得自己遇见了一个喜欢听真话的领导，这让他很兴奋，也很受鼓舞。他一下合上本子，给州委书记讲他心里的索加、治多和玉树，越说越激动，不像是在汇报工作，倒像是回到昔日讲台的一个老师，越说越激动，竟然没注意到史国枢一直在不停地记笔记，还不时地频频点头。
临走，史国枢撂下一句话，让他把当天的汇报再行推敲斟酌，完善一下，尽快整理成文字材料，专呈州委，也可以直接交给他本人。告别时，史国枢紧紧地握着索南达杰的手，他感受到了一种信任的力量。他知道，那是一份嘱托。
史国枢一走，他就写了一份报告，提出包括治多索加在内的玉树西三县西部五个乡，海拔最高，气候最恶劣，交通最不便，应该分别成立一个西部工作委员会，作为县委县政府的派出机构，着眼长远，做出符合当地实情的发展规划，通盘考虑玉树西部的发展问题。
写完报告，递上去之后，索南达杰像是完成了一件大事，之后是等待。他想，至少也得等一阵子才会有响动。但是，报告递上去没几天就有响动了，动静比他预想的还要大得多。报告以州委正式文件形式下发全州各县、州直各机关单位和相关部门，要求西三县尽快组织成立西部工作委员会，以加快西部各乡镇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着力改善群众生活。
应该说，索南达杰与史国枢在索加的那次交谈才是关键，没有史国枢的索加之行就不会有后来的“西部工委”。从此，史国枢在索南达杰心里的位置没人可以替代。西部工委成立之后，但凡遇到困难，他都直接去找史国枢。
很多时候，史国枢当面批评起来依然不留一点情面，同去的人看不惯，偶尔会在背后议论，替索南达杰委屈。只要他听见，都会当场严厉斥责，并明确告诉他们，永远不能忘了，这个人是西部工委的恩人，没有这个人就不会有西部工委。
后来，在西部工委，即使没见过史国枢的人，只要一听到这个名字都会心生敬畏，因为连索南达杰都敬畏这个人，还让他们感恩——他们对索南达杰已经很敬畏了。
最初，玉树州和治多县成立西部工委的主要目的，也只是开发可可西里的黄金和其他矿产资源，而不是去保护可可西里的生态环境，更不是要去保护和拯救藏羚羊种群，不惜付出生命，去跟疯狂的盗猎者战斗。这是后话。起初，包括索南达杰，谁也没想到，他们会在可可西里遭遇大批盗猎者，并与之展开一场殊死之战。
治多县西部工委率先成立，索南达杰提前离开索加，升任治多县委副书记，兼任西部工委书记。1992年7月23日，治多县成立可可西里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由西部工委全权管理，索南达杰兼任总经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成了世界上所占地盘面积最大的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却手无分文。
他感觉，所有的困难都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财源滚滚，他仿佛已经看到一个梦一样迷人的前景。
可可西里矿产资源大开发的帷幕仿佛已经正式拉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