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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寒冷无比的冬天，腊月年根里更冷了。
很多人的记忆里，从来没有一个冬天那样寒冷。每天早晨一醒来，都看到所有的窗玻璃上结着一层厚厚的冰花。多年以后想起那个冬天，才仁和她的两个儿子索南仁青、索南旦正弟兄俩依然会感到阵阵寒气。
我脑海中不断浮现这样的情景——这是我想象出来的画面，才仁和她的两个儿子也许从没留意过窗户上的那些冰花，可我依然觉得这一幕真的发生过。那天下午，我望着走廊窗玻璃上的冰花时，才仁好像讲到过这一幕。不知道，才仁和她的两个儿子是否也记得。
一天早上醒来，看到走廊窗户上冻上了一层缤纷晶莹的冰花，索南仁青推了一把刚刚睁开眼睛的弟弟索南旦正说：“你看窗户上的冰花像不像点着的花炮？”索南旦正爬起来瞅了一眼，又钻进被窝闭上眼睛才说：“像。”
哥哥索南仁青15岁，弟弟索南旦正也已经10岁了，可他俩都不记得自己有没有真正放过一次花炮，记得的都是别人家的孩子放花炮的情景。每年过年一看到天空中绽放的那一派灿烂绚丽，他俩都羡慕不已。在等着父亲回家时，他们也一直盼着父亲能带回曾答应过他们的花炮。
过几天又要过年了，又是春节又是藏历年。阿爸说，今年过年一定会实现他俩的这个愿望，无论如何也要让他们弟兄俩过一过放花炮的瘾。他们就天天盼着阿爸能早点回来，也盼着早点过年。
也不知怎么了，那几天，每天从早到晚，他俩都跟在阿妈屁股后面不停地问：“阿妈，阿爸怎么还不回来呀？”
“快了。”阿妈才仁总是这样回答。末了，又总是若无其事地问上一句：“想阿爸了？”接着，又慢悠悠地问：“还是想着过年要放花炮了？”
他俩也总是抢着回答：“当然是想阿爸了！”说着，也会小声补上一句：“快过年了嘛，阿爸怎么还不回来？”
孩子的心事逃不过母亲的眼睛，才仁心疼两个孩子，也心疼丈夫。从1月8日发来那封电报，都已经过了十几天了，该回来了呀，怎么还不回来呢？天这么冷，那个地方更冷，没吃没住的，会不会又犯胃病了？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吧？
“不会有事的，他不会有事，即使遇到点什么事，他也有办法应付得了。”看着两个乖巧懂事的儿子想着远方的丈夫时，才仁从不敢把事情往坏处想，而总是往好处想，来自我安慰。
这样的日子，每天都很难熬。这时，她正好从儿子们的窗户前经过，听到弟兄俩的谈话，她停下脚步也看了看窗玻璃上的一层冰花，冰的边缘一片片裂开了，真像绽放夜空的花炮。原本要推门进去的，她却轻轻收住脚步，转身进了厨房，孩子们已经醒了，她得去为他们准备早餐，酥油茶和糌粑。
吃早饭时，大儿子索南仁青又问才仁：“阿妈，阿爸怎么还不回来呀？”
“快回来了。赶紧吃饭吧，说不定，最后一口奶茶还没喝完阿爸就回来了。”才仁说着，转过身去向院门的方向望了一眼，好像孩子们天天念叨的人真的回来了。
要是往常，也没这么快，每次出去得个把月才能回来。这不快过年了嘛，临走时说好年前一定能回来，还说这次一定记着给两个儿子买些过年的花炮回来。
他每次出门之后，才仁就一天天数着日子，也用心丈量着他走过的路。这是她能想到的路程，也是他能用电报，偶尔也用长途电话告诉她哪天在哪儿之后，她所能想象出来的路程。每次出去，最后一次联系都会用电报，告知他离开某地的消息，之后的个把月里再无任何消息。她就担心！
一天两天还好，过了一个星期还没有消息，才仁就会坐卧不安。过了十天半月还没消息，她也不好天天去打听，那样别人还以为自己怎么样了。就装作没事的样子，去人群里转转，跟见到的每一个人打声招呼，希望能听到一点消息。有一两次还真听到了，尽管只是只言片语，但对她来说，知道他没事，这已经足够了。
有一次，他走了都一个多月了，杳无音信。她从县委、县政府门口过，几个人站在那里说话，她放慢脚步留心听。“刚刚电台传来消息，又抓住了几个盗猎分子，我们的人没事，说是正往回走……”感觉自己的心跳一下子加快了，她加快脚步，赶紧离开那里，心却踏实了。那几个人说的就是她丈夫，再不会有别人，她确信无疑。
才仁记得很清楚，从第一次去那个地方，到一个多月前那一次，是第11次，前后在那里的时间加起来已经超过340天了，这一次是第12次，进去才半个月。才仁又自我安慰道：“前11次那么长时间都没事，这一次才几天啊，当然也不会有事。”这样想着，抬头望了望西面的颇章达则山顶，见一只鹰在天空里盘旋，她长舒一口气，感觉舒服多了。
昨天晚上才仁做了一个梦，她在一片开阔的草原上，像是索加又像是治渠，梦到一个人骑着一匹黑马从远处飞奔而来，越来越近了，认出骑在马上的人是自己的丈夫。她急急地转身去开门，门开了，却看不到人，这才想起刚才自己还在草原上，怎么一下在家里了呢？一着急，梦就醒了。
她一下爬起来，撩开窗帘，望着空空的院落，那里没有人。穿好衣服起来，又到院子里看了一眼，再去把门打开，一股冷风吹进来，她打了一个寒战，赶紧关上了门。
一上午，才仁都在想昨夜的那个梦，心神不宁。下午，她听到门扣的响声，以为是谁在敲门，跑去看时，没有人。她还想，自己太紧张了，说不定门扣并没响。过了一会儿，又听见门扣响，这次她没去看，可能是风，风很大。门扣还在响，一直不停地响，她才跑去开门。门是扣着的，她明明记得没有扣，怎么是扣着的呢？你看这记性！
门开了，一个人站在门外。
来人恭敬地跟才仁打招呼，她说了声“扎西德勒”，急忙弯腰闪过一旁，习惯性地在胸前双手合十，让客人进门。进屋坐下，给客人倒上奶茶，客人低着头，半天不说一句话，才仁急得直拔手指头。几次想开口，却不知要说啥。
这时，客人说话了。他一张口，才仁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客人给她带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一个噩耗：她丈夫已经死了……
才仁很震惊，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呢？她当时就没好气地说：“不可能，他不会死的……”
客人连声说着“保重……才仁……才仁……保重……”便匆匆走了。
看他离去，才仁觉得好笑又生气。当地藏族人在祝福和告别时都喜欢说“才仁”两个字，里面有“吉祥”和“保重”的意思，这两个字又正好是她的名字。也不知道，那个人是在叫她的名字，还是在向她祝福和告别……
也是在这天下午，我接到了报社编辑部的一个紧急通知。
是一个年轻同事特意跑到宿舍来通知我的，那时候还没有移动电话，住的是宿舍，几层楼只有一部电话，在六楼。我住在三楼。
年轻同事转述报社部门领导安排，说事情非常紧急，让我准备一下，第二天一早就去玉树治多采访。报社跟记者部研究决定，让我跟同事贺棣葆同去完成这次采访报道任务，简单情况已经给他交代过，路上让我俩再商量。
我多了一嘴，已经腊月年根了，什么事这么急？再说，我们咋去？同事说，这个上面已经安排好了，明天早上4点半，让你们俩在报社家属院门口等，玉树州上来车接你们……
“哦，你看我差点忘了……说现在那里很冷，要是没有皮大衣、棉皮靴、皮帽子、皮手套和手电筒什么的，赶紧到社里后勤科去借，已经通知后勤科了，下班前，那里一直会有人等你们。”临走又叮嘱道。
他转身走出去好几步，我又追上去问了一句：“知道是什么事吗？这么急。”
“这个我不太清楚，听别人说，好像是一个人死了，在可可西里，人名字不记得了。”
除了这个采访通知，我跟贺棣葆对这个采访对象的情况一无所知。他是什么人？生前的工作岗位是什么？是领导还是一般干部？是治多当地人吗？因什么事情死的？怎么死的？这个世界每天都有很多人死去，他的死有那么重要吗？以至于在腊月年根，让我们到一千几百公里以外的冰天雪地做一个专门的采访报道？即便要发一条消息，也不至于如此兴师动众啊……
说实话，接到任务，收拾行李、准备出发时，我心里还极不情愿，也不大痛快，有种被故意捉弄的感觉。
我的一个强烈感觉是，自己要去采访的是一个已经不在人世的人——那些年，我去采访的好几个人，去采访之前都已经死了。活着的时候，没人知道，死了之后都成了英雄。不知道，应该为此感到悲哀还是庆幸，但对一个采访者来说，一定是一个莫大的遗憾，因为，我们再也无法让他讲述自己的故事。他所有的故事，只能找别人去打听。讲错了，也无法去证实。这是在去寻找——要想记住，也只能去寻找。
现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一件突发事件，比如战乱、地震或海啸，不出10分钟全世界都会听到这个消息，不出20分钟，就能看到现场画面。任何消息，一经发生即可发送传播。
可那时，互联网还没进入我们的生活，通讯业也没有现在这样发达迅捷。玉树治多这样的地方，信息的传递尤其困难，进出都受到青藏高原的阻隔。除了写信、实地调查和远程电话，没有任何办法获取相关信息。一封信从西宁寄到玉树，一个星期后能收到算快了，一半个月后能收到也属正常。当天邮发的《青海日报》，一些偏远乡镇大多在一个月后才能收到，一次收到一大摞。
像治多索加那样的地方，一封邮件也许会走一个多月，碰到雨季或大雪封山，过几个月也未必能送到。那里只有旧闻，没有新闻，或者说这里总把旧闻当新闻。很多时候，在他们看到新闻时，事情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对他们来说，那还是新闻，只是与外面世界的新闻不同步而已。同样，从里面往外传递一条消息，等它抵达时，也早已时过境迁，成旧闻了。
次日凌晨——我采访本记录的时间是1994年1月28日，我和我的同事准时在青海日报社家属院门口等候。腊月的凌晨4点多，天还黑着，离天亮还有两三个小时。街上没有行人，也没有车。不远处，长江路与七一路十字路口的一盏路灯下，一个早起的清洁工已经在清扫马路，一股灰尘在灯光下升腾，像烟雾。
等了一会儿，一辆黑色的尼桑越野车准时开到我们身边停住，车前的大灯还亮着，在昏暗路灯下的马路一侧照射出长长一道白光。车里面有没有人也看不清，彼此都不问，我们看了下车牌号，直接打开车门上去，坐好，车就开了。那道长长的白光伸向远方，我们追着那道白光，驶出了还在夜色中的西宁。
这时，坐在副驾上的人才自我介绍说，他是史国枢，时任玉树州委书记。记得出西宁、黎明来临之前，我们没说过别的话。因为起太早，上车之后，几个人又眯了一会儿。是一阵剧烈的颠簸把我们颠醒的，一醒来，我跟贺棣葆相互看了一眼，彼此问道：“到哪儿了？”然后又往车窗外望了望，像是已经过了湟源。
那时候，西宁往玉树的路大多还是沙土路，很不好走。司机因为常走这条路，路况熟悉，好像什么地方有个小坑、有块石头他都了如指掌，车开得飞快，一般的凹凸不平处也不减速，上坡还好，下坡时，受到强烈颠簸，车就会跳起来。
我们从后座上不时地被弹起来，头会不停地碰到车顶和车门。我坐在后排右侧，头顶和靠太阳穴的地方好像被碰出了两个大包。中途也没停，午饭是在车上吃的干粮——白饼加咸菜和牛肉，就自带的茶水。即使这样，900多公里的路程，我们整整走了十八九个小时，才抵达玉树州府结古。
这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那会儿，西宁发往玉树的班车单程要走三天，在河卡住一晚，到玛多花石峡再住一晚。这条路，此前我已经走过一两次，而史国枢他们经常走。
漫漫长路，正好可以说话。一路上，史国枢一直在讲我们要去采访的这个人。他说了好几遍这个人的名字，我们还没有完全记住。史国枢似乎也感觉到了：“他的名字有点长，不懂藏语，或对藏族人名不熟悉，一时半会儿是记不住的。”
果然，过了一会儿，贺棣葆问：“哎，书记，这个索南……噢对了，是桑杰……他是怎么死的？具体情况调查清楚了吗？”
“看，还是没记住吧，不是索南，不是桑杰，也不是桑杰索南，是杰桑·索南达杰……”
经史国枢的讲述，才知道我们要去采访的杰桑·索南达杰也经常走这条路。他到那个新成立的单位任职一年多时间，只要车里还有汽油，因为没有司机，便自己开着那辆北京吉普，穿梭于治多—结古—西宁—格尔木—可可西里的路上，有很多次一连好几天白天黑夜都是在车上度过的。
史国枢接着说：“因为通讯不方便，好好联系不上，详细情况我们也不是太清楚。目前只知道，他已经死了——也是昨天下午才得到确切消息的，说是与盗猎分子发生枪战时被乱枪打死的。”车又猛烈颠簸了一下，我左侧脑门儿狠狠地撞在车门框上，头里“嗡”的一声，太阳穴以上部位火辣辣地疼。
“盗猎分子乱枪打死的！这都啥年月了？这得有多少杆枪呀？难道就没有国法了吗？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心里的疑问越来越多。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为了讨生活，青海东部及周边地区大批贫困农民不断涌入青藏高原腹地淘金，一波一波的采金狂潮曾席卷可可西里旷野。这事我知道，也知道可可西里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旷野，几乎没有人居住，号称“无人区”“生命禁区”。可可西里有藏羊种群分布的事，也有所耳闻，可有人大肆盗猎藏羚羊的事，此前还真没听到过。
1992年5月6日至8日，我曾沿青藏公路采访，到过青藏兵站部在沿线的所有兵站，公路一侧就是可可西里，一连好几天，我一只藏羚羊都没看到过。根据史国枢讲到的时间节点，两个月之后，1992年7月索南达杰就到了可可西里。
没想到，盗猎分子竟如此猖獗，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
我问史国枢：“我们能去他牺牲的那个地方吗？”
“你们要是想去，我让州委安排，尽可能让你们进去看看……”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不过，快过年了，到了以后再看，是否真有进去的必要。州县上大部分人都已放假回去过年了，留下值班的没几个人，车况、路况都不太好……要是工作需要，必须进去，我们一定想办法让你们进去看看。”
我赶紧接过话说：“当然得进去看看，他死在什么地方都不清楚，我们怎么写报道啊？”说这话时，我好像担心他会反悔，收回刚才的话。贺棣葆转过头看了我一眼，也说：“能进就进去看看啊。”表示他也赞成去现场。
史国枢是青海湟中人，一口地道的青海方言，我就跟他说青海话。
从西宁讲到玉树，史国枢一直在讲述我们这个采访对象的事，事无巨细。当时，我还想，一个州委书记对自己的一个下属能熟悉到这个程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史国枢一路不停地讲，我们一路细细地听。快到玉树州府结古时，我们对这个人的事迹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名字也记住了——杰桑·索南达杰，再也不会忘。
那时候没有录音笔，必要时用装磁带的录音机，我没用过——车上也不方便记录。过去20多年，史国枢所谈到的很多事情、很多细节已经记不太清了。一些梗概也是后来补记的。
从史国枢的讲述，我们得知，这个叫杰桑·索南达杰的人，曾当过人民教师、县文教局副局长、乡党委书记、西部工委第一任书记。最后，为保护藏羚羊死在了可可西里……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在索加乡当书记，还跟他一起去了一趟索加……从那之后一直有工作上的联系。”史国枢说，他身材高大健壮，有勇有谋，是一个勇敢担当、敢闯敢干的硬汉子，也是一个疾恶如仇、性格倔强、脾气暴躁的人。
有好几次，谈起一些事情时，史国枢会突然停住，沉默半晌，不说一个字，神情凝重。感觉他也在一边回忆一边讲述，讲着讲着，可能有一些现场情景浮现眼前，心里有点乱，不免感伤，就停下，细细回忆和分辨，生怕遗漏了什么重要细节……
史国枢说，他也是刚从玉树回来，显然是回家过年的。我能感觉到，他对索南达杰的牺牲非常震惊，也非常重视。要不，他也不会在腊月年根专程从西宁再赶回玉树，去处理这件事。
那个时候，一到腊月，青海玉树、果洛等几个藏族自治州除了留在单位值班的个别人，大部分干部早早回家过年了。如果没有雪灾什么的突发事件，不过了正月十五，是不会回去上班的。
我就说：“千里迢迢，你能专程赶回去处理他的后事，对他也是个安慰！”这不是客套话。
“不回去不行啊！一、这是我分内之事，在自己管辖的地方，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也有责任；二、省委很重视，尹书记（时任青海省委书记尹克升）昨天亲自打电话叮嘱，要引起高度重视，妥善处理这件事，要把他当成党的优秀领导干部的重大典型，好好宣传学习，你俩就是来完成这个宣传任务的，你俩的担子也不轻啊……”史国枢说。
我跟贺棣葆这才知道，这任务不是报社安排的，更不是我们记者部的安排，而是省委书记的安排，他安排玉树州委和青海日报社，安排记者是青海日报的事。
第二天往治多的路也不好走，200多公里路走了大半天。史国枢没去治多，我们是搭乘玉树藏族自治州副州长马占魁的顺车去治多的，他代表州委、州政府先去处理眼前的事。马占魁是土生土长的玉树人，曾任治多县县长、县委书记，离开治多时间不长，在州政府分管农牧业工作，与我们的采访对象多有接触，在车上他又继续给我们讲他的故事。
在前往玉树、治多的路上，我对自己说，你这是去寻找曾经活着的这个人。他已经不在了，你要到哪里寻找？能找得到吗？说心里话，我并不知道。
抵达治多县城时，因为年关临近，外地在治多工作和生活的人都已经回家过年了，剩下的大都是当地人，原本也在等着过年。说是县城，也就是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街道，两旁散落着几小片不成规模的破旧瓦房。
可在这时，他们突然听到了索南达杰的死讯。街上见不到几个人，也看不到一点节日的气氛。走在街上的人都行色匆匆，听不见笑声，也听不见大声说话的声音。
整个治多草原的父老乡亲都在等一个人。
等他回来和他回来之后的几天里，我们一直在一个固定的会议室里，听很多人不停地讲述他的故事，回忆他的一生一世。会议室在一排旧瓦房尽头，四面都透着阴冷，牛粪炉火旺的时候还好，有时忘了添加牛粪，火下去了，要是有谁进出门没有关严、像毡子一样的厚门帘没有拉好，一股冷风吹进来，裹着皮大衣都会打寒战。
从1月29日下午到2月4日，一个星期的时间，白天黑夜，我都在他的故事里，没有出来过。轮番到那个会议室给我们讲述这个人生前故事的人，大多是他不同时期的同事、同学、学生、亲戚和朋友……还有一些知情人已回家过年，不在县上了。
采访主要集中在每天上午和下午天黑以前进行。时间宝贵，上午说完话，中午吃点饭，来不及休息，又赶紧到那会议室说话。夜晚的治多县城漆黑一片，有条件的单位才用柴油机发电照明，整个县城没几盏路灯，出门得拿着手电筒。
每天一大早，我们都提前几分钟走到那个固定的会议室里坐下，而后，静静地等待他们——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走向这里。
有一两个人进来，一坐下，我们就开始说话，每个人说完，便可以离开，也可以继续坐在那里，等想起什么了，再继续说。这样，会议室里总有很多人跟我们讲述索南达杰的故事，但却不是同一拨人。我发现，一些来得早的人说完了，还留在那里，感觉他们也想听到更多的故事。
当老师时，他救助过许多贫困的学生；遭遇雪灾时，他踏着厚雪去救助过孤寡老人；在可可西里，他总是把危险留给自己；为了群众的利益，他宁肯得罪上级领导；与盗猎分子发生激烈冲突后，他又设法抢救向自己开枪的伤员，最后，自己竟然死在了盗猎者的枪下……
那些天，我们费尽心思苦苦寻找，只找到了一张照片，是一张他在可可西里的工作照。据才仁说，是从他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找到的，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人的相貌。照片上的人在画面左下方，是个侧影，戴着一顶礼帽，微微仰着头站在旷野上，高举一只手，指着前方。在辽阔天空和无边旷野的衬托下，身材魁梧、英俊潇洒。人像画面不够清晰，面部只看到一个轮廓，眼睛和表情看不大清楚。我去过他办公室，有点凌乱，文件柜里还有几份文件，地板上也散落着一些纸片什么的。给我们打开办公室门的人说，家里人刚整理完遗物，还没来得及收拾。
这是我们找到的第一张索南达杰的照片。
我和同事贺棣葆刚到寒冷的治多县城，听所遇见的每个人给我们讲述杰桑·索南达杰的故事时，他还在可可西里，在回家的路上，具体位置不详，只知道那里更加寒冷。
索南达杰一行7人，是1月8日夜里11点45分从格尔木出发前往可可西里的，出格尔木市区，已经是9日凌晨了。
出发前他从格尔木给妻子才仁发的那封电报上写着：“1月9日离格赴可。索。”电报上没有归期。过几天就要过大年了，一家人都等着他回来过年。那几年，他几乎每年都是踏着年三十的夜色走进家门的。
可是，他再也没回来。
那是1994年，从1月8日深夜至20日，整整12天的时间里，索南达杰一行进入可可西里之后，再无任何消息。
20日上午，县委办公室突然接到一份加急电报，是西部工委秘书哈希·扎西多杰（扎多）从格尔木市发来的电报。从西部工委成立那天，他就一直跟在索南达杰身边，从未分开过。扎多在电报里说，索南达杰一行在可可西里接连遭遇盗猎团伙，已抓获嫌疑人十几人，收缴作案车辆和枪支若干，以及大量子弹和大批藏羚羊等珍稀野生动物皮张……请示该怎么办？
那段时间，县委书记陈德杰正好在省委党校学习，县委副书记、县长罗松仁青在家主持工作。一收到电报，县委办的同志就拿着电报去向他报告。罗松仁青盯着电报看了好几遍，一边看一边骂道：“这些盗猎者也太嚣张了，就得狠狠地打击！”接着，抖了抖手中的电报说：“这是一封捷报，没什么可着急的。时刻留意前方动向，一有消息立刻报告！”并叮嘱副县长才仁公保密切关注此事，随时准备接应！
才仁公保一边答应，一边又宽慰道：“不会有事的。他（指索南达杰）有两个脑袋，别人能想到的他都会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他也能想到。”话虽如此，才仁公保却丝毫不敢大意，他即刻从县委组织部临时抽调了一个年轻干部到机要科，白天黑夜守在一部电话机旁，让他密切注意无线电台传来的任何消息。这个年轻人就是文扎。
20日下午再无任何消息，20日一夜还是没有消息，21日上午仍无动静。按理说，索南达杰一行应该押解那群盗猎者已经走出可可西里了，不会没有消息。这事蹊跷。不能再等了，罗松仁青和才仁公保决定，迅速组织接应和救援。
22日一早，还将案情上报玉树州公安局和省公安厅。
省州县公安系统和武警部队随即展开行动。当天夜里，治多县及邻近的曲麻莱县和格尔木市组织的三个救援队奔赴可可西里，去救援索南达杰一行。
经再三斟酌，三支救援队的会合地点选在五道梁，这里是进出可可西里最重要的通道口。治多救援队一行14人分乘三辆车——其中一辆是卡车，两辆吉普，23日凌晨1点30分从治多县城出发，经曲麻河前往可可西里。23日晚8点前赶到五道梁，与曲麻莱和格尔木救援队会合。
他们赶到时，由六名武警和四名公安干警组成的格尔木救援队已经先期抵达，去格尔木护送伤员的扎西多杰（扎多）他们也随救援队返回到那里。晚8点，由九名武警、公安干警和一名医生组成的曲麻莱救援队也准时赶到五道梁会合点。
三支救援队当晚在五道梁待命，商量下一步的救援计划。
24日，救援队接到玉树州救援指挥部命令：曲麻莱救援队原地设卡，拦截有可能潜逃的嫌犯和可疑人员；其余两支救援队合成一队，下午2点30分，从五道梁进入可可西里，昼夜兼程，一路向西北莽原挺进。扎多担任救援向导。
这个季节，可可西里无边的山野已经冻结成一块巨大的冰块，严实地扣在无边无际的莽原上。救援车队从上面驶过，如果不仔细察看，很多地方竟然看不出丝毫痕迹。这也是开展反盗猎行动时经常陷入困境的原因。
分明已经发现盗猎者的行踪，走着走着却不知去向，所有的踪迹会从眼前诡异地消失。有时候，走很远了，盗猎者的踪迹会再次出现；有时候，搜寻好几天，那踪迹却再也不会出现——好像它突然就从眼前消失了，无影无踪。
根据扎多的回忆，25日，他们继续赶路。约下午3点30分，救援队赶到卓乃湖边上，这里是高原精灵藏羚羊每年集中产羔的地方。湖边停着一辆东风大卡车，车牌号是39—02222，门徽上写着“格尔木市气象局”。扎多说，这是索南达杰他们此次进可可西里时从格尔木花钱雇的车辆。车上有四个袋子，是索南达杰进可可西里时带的被褥、皮大衣等行李物品。几个袋子均沾满血迹。一种不祥的预感压上心头。
又往前走了很长时间，快到马兰山口的干河滩时，迎面驶来一台手扶拖拉机，他们停车，拦住拖拉机询问情况。上面坐着三个人，都是海东金农——当时在可可西里淘金子的农民，他们有一支小口径步枪，被公安当场收缴。
据这三个人说，索南达杰已经死了，对方也被打死一个人。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救援队受到沉重打击！扎多更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
他是怎么死的？在什么地方？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故？还有，其他同伴没在一起吗？有太多的疑问，这三个人都说不清楚，他们只说，在里面（指可可西里）见过西部工委的人——他们还在里面。这些消息是听工委的人亲口说的，应该是真的。
这是大家最担心的事。对此，可可西里之外的人们还毫不知情。救援队很想在第一时间把这一不幸的消息传出去，但是毫无办法，无线电台接收不到任何信号。一切只能等找到索南达杰，回到五道梁再做进一步的打算。
这几个人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搜救线索：与索南达杰一起的其他四个人在太阳湖附近的四道沟里，住在守金窝子的金农的帐篷里，等待救援。这是个重要的消息。于是让他们带救援队进山，去那个金窝子，找那四个人。
一直走到四道沟口——穿过这条山谷就是太阳湖。远处有一辆吉普车，那三个金农说，那是索南达杰的车，从远处就能看清，车窗玻璃都还完好。
四道沟是一条狭窄险峻的河谷，易守难攻，只要有一人把守谷口，就能抵挡一支大队人马。他们开始进四道沟，刚进入谷口不远，路边还停着一辆东风大卡车，装着满满一车藏羚羊皮。
往里两三公里，发现河谷有一顶活动帐篷。这季节，这里的平均气温接近零下40摄氏度，风速达每秒15米以上，属奇寒之地。但凡对当时可可西里的情景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时节，除了守金窝子的人和盗猎者，不会再有别人留守在这里。离帐篷不远有一辆北京吉普，右边的后轮胎已经被卸掉。
车开到帐篷跟前，从里面出来几个人。有两个是金农，另外四个人是此次跟随索南达杰一起进可可西里的队员。
这时，天已经黑了，是25日晚上。
直到此刻，救援队对案发过程中的很多事情依然所知甚少，亟待了解清楚。除了寻找索南达杰，他们又多了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对案情做出尽可能详尽、客观和准确的调查。救援队决定在这里住一晚，第二天继续赶路，去寻找索南达杰。
有的人开始扎帐篷，治多救援组组长、县公安局局长才仁拉加和格尔木救援组的人开始向西部工委的四个人了解案情。有人试着用无线电台与州县指挥部联系，想了解一下外面的动静，一直无法取得联系。离他们扎帐篷的地方不远处还摊放着50多张藏羚羊皮，156张沙狐皮。那是生灵被屠戮后血淋淋的现场，惨不忍睹。
索南达杰一行此次收缴的1231发半自动步枪子弹、6发火药弹、约1公斤铅弹、2支小口径步枪等，已被西部工委的四个人带到此处保管。
扎好帐篷，简单吃了点东西，救援队一行开始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据小靳（靳炎祖）他们几个人的讲述，索南达杰遇难的地方就在太阳湖西岸，是18日晚天黑了出的事。
他们说，找到他的遗体时，他冻僵了的躯体还保持着推弹夹射击的姿势，身上落着一层白雪，像一座冰雪雕像。
他们原本是拉着索南达杰的遗体一起出来的。
19日，当时剩下的三个人开着一辆卡车，已经拉着索南达杰遗体往回走了。走到卓乃湖边，发现了被一盗猎团伙开走的格尔木市气象局的那辆东风车，几个人担心又遇上那一伙盗猎者，便急忙掉头往北走，在经过红水河时，车陷入冰河，动弹不了，几个人没办法，就把车放在那个地方，走到了四道沟这里。没想到，前一天走散的另一名西部工委人员也已到了这里。
索南达杰的遗体与缴获的一车藏羚羊皮都还在车上。一个人的遗体、一堆藏羚羊皮，同在一个车厢里，都冻成了冰疙瘩。这个人活着的时候曾去拯救藏羚羊种群，死后却跟一群惨死的藏羚羊在一起。在现实世界里，体毛早已蜕尽的人类都喜欢用动物的皮毛来温暖自己。在另一个世界里，那群藏羚羊是否会用自己已然冰冷的皮毛给他一些曾经的温暖呢！
那具遗体已经不是那个人，那堆藏羚羊皮也已经不是一群藏羚羊。它们都已成皮囊，寒冷或者温暖，在现实世界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生命已经没有气息，有的只是生命死亡后留下的依据——除了鲜血，皮囊遗体是死亡唯一的依据。没有死亡现场——死亡本身也不需要现场，死亡是一个开始的结束，也是一个结束的开始。
那一夜，救援队一行20余人的心情都格外沉重。
帐篷里面，每个人的脸上都罩上了一层悲伤和凝重。帐篷外呼啸的寒风像鬼哭狼嚎，阴森恐怖。一弯残月从天空东南的一层乌云边缘探出头来，冷冷地俯瞰苍茫大地。那些依然璀璨的星斗眨着眼睛疑惑地望着山谷深处的这几顶帐篷，与里面昏暗飘摇的烛光形成巨大的反差。
从16日晚到25日，除了两三个晚上睡了一会儿，扎多已经五六天没合眼了。他不敢闭上眼睛，一闭上眼睛，索书记那张满脸大胡子的脸庞就会贴近他，还跟平日里一样，一脸威严，像是又有什么事要给他叮嘱。
有一两次，他像是睡着了，又像是醒着，迷迷糊糊地看见索书记走过来，对着他大吼：“你的备用弹夹呢？”这是那天下午与盗猎分子发生枪战时，索南达杰对他吼的一句话。
他惊醒了，睁大眼睛看，眼前什么也没有，再看帐篷门帘，又仿佛看到索南达杰刚从那里出去——好像还回头看了他一眼，目光冷峻，像一道寒光，像黑夜里狼的眼睛。
一骨碌坐起来，细听，远处似真有狼的嚎叫，悠长，辽远，悲凉。伴随那声声嚎叫，他感觉自己灵魂深处的某个地方似乎正在被撕裂开来，循着夜色莽原四散而去。他似乎听到自己骨骼断裂的声音，因而仰首长叹，两行泪水滚落……
第二天——1月26日晨，救援队兵分两路，一路直奔太阳湖案发现场，一路原地掉头往回走，在四道沟口会合。会合之后，才收拾索南达杰他们的那辆吉普车，再从那里折回，去红水河陷车的地方，寻找索南达杰。
26日下午三四点，他们找到了索南达杰遗体。把陷入冰河、被冰坎卡住的卡车拉出来，再把车上的藏羚羊皮重新装好，修好车，开始往回走。
当晚五六点，他们才开始往卓乃湖方向返回。夜里11点左右抵达那辆气象局大卡车跟前，开始修理这辆车。凌晨3点车还没有修好，可能到4点以后了，车突然发动着了，发动机的轰鸣声在旷野寂静的黑夜里像一群猛兽的狂啸怒吼，那喧嚣让人振奋。
可接下来的一幕，又让他们沮丧万分。他们忍着奇寒，折腾大半夜，精疲力竭，终于发动着了卡车，却发现，水箱是漏的。车根本没办法开回去，临了，还得扔在那里。大半夜的心血白费了。
27日凌晨5点，他们从卓乃湖边启程返回，往五道梁。不足百公里的路，整整走了10个小时，下午3点左右才赶到距离五道梁70公里的地方，曲麻莱救援队的人已经等候在那里接应。同时来接应的还有治多县派出的第二支救援队。
得赶紧把前方救援进展情况和索南达杰牺牲的消息报告后方。幸好这里还有无线电台信号。从省城到玉树、到治多，有很多人在眼巴巴地等待他们的消息。
几天来，文扎时刻守在治多县救援指挥部电话机旁，焦急地等待前方的消息。23日晚8点多，三支救援队抵达五道梁后用电台传来过一个消息，之后再没有任何消息。24日一天一夜也没有消息。25日还是没有任何消息，治多县又紧急派出第二支救援队，奔赴可可西里。
又一天过去了——26日还是没有消息。27日也过去大半天了，依然没有消息。文扎说：“那几天时间过得特别慢，天亮了等着不黑，天黑了等着不亮，一分一秒都是一种煎熬。”27日下午3点多，终于有消息了，等来的却是一个噩耗。
听到前方的救援消息，玉树指挥部命令救援队伍当晚在五道梁待命。几支救援队、十几台车、近50人的队伍即刻启程，返回五道梁，夜里11点，抵达目的地。
索南达杰的牺牲时间是1月18日晚。因为受交通、通讯等条件所限，时隔9天之后，才接到确切消息。一个噩耗，一个不幸的消息经过9天时间才从那莽原深处传到外面的世界！
也许因为大家等待的时间太长了，突然听到这个消息，都不敢相信。
那天下午——距离五道梁发出电台报告的时间顶多过了一个小时，索南达杰的妻子才仁就听到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她先是惊讶，而后平复了一下情绪镇静地说：“不会！这样的事绝不会发生在他身上。”她了解自己的丈夫，他不仅胆识过人，还有计谋和智慧。即使在平日里，他都有很高的警觉性，面对危险，面对一群歹徒，他不可能放松警惕发生这样的事。
可不幸真的已经发生了。
才仁听到这一不幸消息的时间，也是我们接到去治多采访通知的时间。
28日中午12点，治多县公安局局长才仁拉加带领救援队一部分人与格尔木救援队一起前往格尔木方向继续执行侦破追捕任务；一部分人继续驻守五道梁，拦截盗猎分子，扎多也留在那里，其余人护送索南达杰遗体前往曲麻莱县城。
往回的路也不好走。经过20个小时的连夜跋涉，29日早上8点多，护送索南达杰遗体的人才回到曲麻莱县城。救援队一行，连续八天七夜没喝上一口热水、没吃上一口热饭，除了两个晚上睡了一会儿，都未曾合过眼。
他们回到曲麻莱时，治多县一名副县长和县政协一名副主席奉命前来迎接，他们带来了县委县政府的意见：要在曲麻莱对索南达杰遗体进行全面认真的检查，仔细清理包扎伤口，清洗满身的血迹，再给他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好让他干干净净地回家。
曲麻莱县医院在仔细查验他的伤口时发现，尽管全身多处受伤，但致命的伤口只有一处。他左大腿根里中了一枪，从伤口取出来的是一发“五四”式手枪的子弹。子弹几乎击穿了左臀部，打断了左腿大动脉血管。死亡原因是失血过多。
这是黑色的11天。
30日，他才离开曲麻莱，回到治多……
记得是从1月29日开始，治多县所有僧人都自愿聚集县城，连续七天七夜点燃千灯、诵经，为英雄的亡灵超度——这也许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一群僧人为一个无神论者送行。
1994年2月3日，治多县电影院里挤满了人，前厅和主席台上都摆满了花圈。杰桑·索南达杰追悼会在这里举行。现场摆着他的遗像，一张接近正面的黑白半身像应该是他更年轻时照的，这是我们看到的索南达杰的第二张照片，图像清晰，黑白反差对比度高。他身穿中山装，上唇的两撇小胡子短且淡，浓眉大眼，一个英俊的康巴汉子略带微笑望着每一个进来的人。一个人的形象这才第一次清晰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
这座小小的草原县城，总共只有两千多人口，临近年关，约一千人已回家过年，却有一千多人参加了这场追悼会，为他送行。除去回家过春节的人，整个县城几乎所有的人都来了。
没有人通知，没有人要求，他们都是主动前来，为他们的好书记、好师长、好兄弟、好儿子送行。他们胸前都佩戴着自己精心制作的小白花。
腊月的治多寒冷无比，县招待所房间的木门变形关不严实，早上醒来，门缝里结着冰，门都打不开。暖瓶可能不保温，早上醒来，夜里烧开灌到暖瓶里的开水结成了冰疙瘩。
我平时少有感冒，在治多却感冒了，烧得厉害，还一阵一阵地咳嗽，咽喉发炎，痛得厉害，一说话就刺痛。也可能在西宁已经感冒了，到治多加重了。采访时，我嘴里一直含着药片。我知道，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方，这很危险。很多人从低海拔地区突然到这么高的地方，能坐着好好喘气都有点困难。
2月1日深夜，贺棣葆老兄一定要陪我到县医院急诊科打点滴，裹着厚厚的皮大衣，戴着皮帽，捂着耳朵和脸，穿一双翻毛大头皮靴，套着长长的皮手套，就去了。可能因为穿得太厚重，捂得又严实，走在昏暗的大街上，头重脚轻，晕。过路边的小排水渠时，差点一头栽倒，幸好贺棣葆老兄在身边，一伸手就把我搀住了，一直扶着我走进医院。灯影里，我们两个的影子像两头笨熊。让我们变成笨熊的这些装备都是从报社后勤科借的，却没带任何急救药。可能行前我嗓子有点不舒服，带了几小袋现成的润嗓含片。那几年，我嗓子经常不舒服，身上总是带着含片。
躺在县医院急诊科简陋的病床上，一量体温，都快40度了。整个急诊科没几个病人，狭小的病房里只有我跟贺棣葆老兄两人，像一对难友。给我打针的护士说，已经很危险了，医生建议，最好住下来观察几日。
我们说不行，还有事。她说，啥事比自己的身体还重要，我们就说到了索南达杰。她看了一眼，没再说啥。我打点滴时，贺棣葆老兄找医生开了一堆药，其中有一种药是喷嘴里的，雾化剂，说可以有效防止肺部和胸腔感染，以免引起肺气肿、肺水肿等高原病。听起来很恐怖。
浑身上下的疼痛好像一下加剧了，躺在床上都感到晕。好像我感受到的不是我自己的病痛，而是治多草原的疼痛。好在，这次只是感冒，我从小就有的心脏病没有发作，或者没有严重发作。医生问我病史时，我也只字未提心脏的事。
穿白大褂给我打点滴的护士，正忙中偷闲在精心制作一朵小白花，说后天是杰桑·索南达杰的葬礼，她要去送行，那朵白花是特意为他准备的。她身前的一个瓷盘里已经放着好几朵小白花，可能是别人做好放在那里的，也可能是她替别人做的。做小白花剪出来、剩下的碎纸片也都小心地堆放在瓷盘里，一片也没撒出来。
灯光下的这一幕令人感动，灯影里，穿白衣的人像天使。
我问白衣人：“你认识他吗？”
白衣人回答：“不认识，也没见过。听说是一个愿为一群藏羚羊去献身的人……就想去送送他！”停顿了一下，她又说：“听到世上还有这样一个人，就像听到了自己亲人的消息，突然走了，谁都会心疼！”
说着，白衣人晃了一下，形象渐渐模糊。我感觉自己在犯迷糊，有点神志不清，似乎出现了幻觉，有影影绰绰，在眼前晃来晃去，像盗猎者……
那一年治多县几乎所有藏族人家都自行为索南达杰守夜，没有过年。整个治多草原一片悲痛！它好像真的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