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代文献中的二十八宿星名

这里所说的三代，是指三皇五帝以后的夏、商、周三代，为刚刚出现文字到文献日趋完备的过渡时期。

直至现在，仍然有研究二十八宿起源的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犯相同的错误，为了论证二十八宿起源之早，只要见到文献、文物中出现一个二十八宿星名，甚至是星名不同而只要大致方位相同，即认为那时已出现了二十八宿。甚至将濮阳西水坡龙虎蚌塑图推演为苍龙白虎星象之后，进而作为二十八宿起源的依据，即认为6000年前，甚至8000年前中国已有了二十八宿。这种观念，实无深顾的价值。

事实上，从文献记载来看，三代以前中国人认识的星座还是很少的。前已述及，三代以前，人们利用大火、参星、北斗的出没昏中和观测太阳的出入方位定季节。因此，人们所熟悉的主要是参、商、北斗三个星座。

《尚书·尧典》有如下记载：

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霄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这就是所谓帝尧用以确定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四仲中星。不幸的是，经竺可桢等人考证，这个四仲中星并不在同一时代，仅冬至昴中大致相当于帝尧时代（公元前3000年），其余三个天象大致相当于周初（公元前1000年） 。这证明《尧典》天象是周代人混入周人的观点编写的，不能作为尧时天象的确实凭证。

前人大都以为，此四仲中星，都是中国二十八宿中的四个代表星宿，是二十八宿中的基本骨干。但若细加分析，其实不然。先说鸟星，前人大多释作七星或柳星。这是后人的主观套用，原文并无这个含义。实际上，鸟星的概念是含糊的，只是泛指南方朱鸟众星。次说星火即大火星。通常以为大火即心宿，其实二者是不同的，大火星是指心宿二，是一颗1等大星，为三大辰之一。心宿为3颗星，其距星为前第一星。事实上，没有任何文献是将大火作为宿名的。在二十八宿中，大火星虽然明亮，但在二十八宿的实际应用中，显然心宿距星比大火星更为重要。

再说星虚，帝尧时人们是否认识虚宿这个星宿是很值得怀疑的。它是一组比较暗的星，其中虚宿一为3等星，虚宿二为4等星。它在帝尧时代未必引起人们的关注。它很可能是周人作为四象之一的代表星来描述的。

星昴即昴星，它是由7颗星组合在方圆约2度范围内的特殊星体，今人称之为昴星团。它虽然不很明亮，最亮的昴宿六仅为3等星，余为4至6等小星。昴星与昴宿的含义是有区别的，古人以昴作为定季节的标志星，当以昴星中的亮星为代表，位于中央偏东。而昴宿则以昴宿一为距星，俗称西南第一星。可见《尧典》中的星昴也不能作为有二十八宿星名的证据。

关于夏代的星象，我们将涉及一本中国最早的农事历书《夏小正》。该书原收载于《大戴礼记》，后独立成书。据记载，这是孔子为了观夏道、正夏时，而从夏人后裔杞国采访到的这本历书。为了利用星象出没定季节，书中共记载了六个星座：北斗、大火、参、织女、南门、昴。在这六个星座中，除两个特殊星座昴和北斗以外，全是1等以上大星，均为全天最为明亮、著名的星座之一。反过来考虑，如果夏代就使用二十八宿，是不可能不提及的，这也是夏代以前中国不可能有二十八宿的证据之一。

其中北斗、大火和参星，就是三皇五帝时代早已使用的三个定季节的大辰。夏人将其继承下来使用，那是理所当然的，剩下的南门星和织女星就是进入南方星空和北方星空的两个大门。经潘鼐先生等考证，这个南门星座就是后代星表中的南、北河戍星，其中南河三为0等星，是全天第八大星；北河三为1等星，是全天第十六大星。二十八宿中的井宿八星，在南、北河戍星之间，其中井宿三虽然也为2等大星，但终究没有南、北河戍星明亮。从《夏小正》仍用南、北河戍星，而不用井宿定季节可知，夏代仍用黄道带的大星作为季节星象，这是二十八宿尚未形成的标志。

织女星为全天第三大星，北半球第一大星。由于其纬度偏北且远离黄道，后世均不以织女星作为季节星象，更与二十八宿无关。《夏小正》将织女星选作六个定季节的星象之一，说明它的古老和质朴。二十八宿中的牛宿和女宿，可能是从织女、牛郎星名移植过来的，可见织女星、牛郎星在中国星座中的重要地位。与织女星隔河相望的牛郎星，为1等大星。前已述及大火星不同于心宿。从《夏小正》不用二十八宿星名定季节可见夏代尚未出现二十八宿。

相传商人为阏（è）伯、相土的后商，阏伯、相土曾在商丘为火正。火正是专门观测大火星用于定季节的天文官。故商人以大火星作为自己的族星。载在《左传》《国语》中的高辛氏二子的故事，就是记载这一历史遗迹的。相传商人以火纪时，唐人以参纪时，故大火星、参星分别为商人、唐人的族星（见图1-1）。

可惜商人的天文典籍没有流传下来，故我们至今知道的商人星座仍然很少。殷墟甲骨卜辞虽然可以弥补这一缺憾，但可知的仍然只有大火星、商星和鸟星、参星等。商星可能就是商人传统的观测星象的大火星，参星则是唐人的传统观测星象。鸟星是商人因以鸟为图腾而重新发展起来的星座，故甲骨文中多有鸟星的记载。鸟星就是四象中的朱雀星座，对应于二十八宿中的南方七宿。它以朱鸟的身躯作为星象的代表。

周人的文物制度，主要反映在西周的社会制度和礼制上。犬戎攻破西周都城镐京，文书档案付之一炬。平王东迁，下降为中等大小的国家，已经不能再代表周代文明。反映西周的文物制度，有两本古籍值得注意，其一是《周礼》，全书以官制为纲，全面勾画出周代各项典章制度，并进行全面阐发。其中所载二十八星，正式反映出周人已经创立了二十八宿的星官体系。有关《周礼》二十八星，我们将在下一节作出专门的介绍。

在《周礼》的二十八星的记载中，并没有具体宿名的记载，西周时有无具体宿名，便成为探讨的一个课题。

相传孔子删诗三百篇，这便是我们现今所能见到的《诗经》305篇。这些诗歌作于周初至春秋中期（前1046 ~前541年）。诗中记载有从十五国采访的民歌和记载周人祖先业绩的内容，诗中也有涉及民间熟悉的星座。

经统计，《诗经》中共出现九个二十八宿星名，分别为大火、参、昴、定、织女、牵牛、箕、斗、毕。今分别介绍于下：

《七月》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这是一首著名的物候诗，火就是指大火星。它是说，七月黄昏时的大火星，快得像流星似的向西方落下去，九月则向在远戍边的良人送去过冬的寒衣，这里的大火星就是指心宿，理由是其余八个星座都与二十八宿星名有关，故大火也就是心宿了。这里使用大火，仅是借用传统星名。

《小星》曰：“嘒彼小星，维参与昴。”又《绸缪》曰：

绸缪束薪，三星在天。……

绸缪束刍，三星在隅。……

绸缪束楚，三星在户。……

昴星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但这里的昴星与其他二十八宿星名相配时，就当理解为昴宿，为二十八宿星名之一。

《毛传》指出，绸缪即男女婚恋时缠绵的状态，束薪、束刍、束楚，为男子娶妻成室时的三种礼仪形式。“三星”即参宿三星，实指参宿的中腰三颗星。按“参”字的本义就是“三”字。“在天”即农历十月初昏时的三星初见东方。“在隅”指农历十一、十二月初昏时三星位于东南方。“在户”指农历正月初昏时三星位于正南方。“在户”的本义即正对着大门。一般人家的大门，都是向南开的，故有在户之说。

《大东》曰：“有捄天毕，载施之行。”又《渐渐之石》曰：“月离于毕，俾滂沱矣。”前者是说，有长把捕兔之毕网在运行。后者是说，新月时月亮运行到毕宿就要下大雨。毕宿与昴宿相邻，《诗经》中将参、昴、毕并提，均表明二十八宿星名已经出现（见图1-2）。

《定之方中》曰：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

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诗中楚宫、楚室是一个含义，言在楚宫劳作的季节，正逢定星昏中之时；也大致是日中影最长的季节冬至。定星就是营室，这是早就做过介绍的二十八宿之一。

又《大东》曰：

跂彼织女，终日七襄。

虽则七襄，不成报章。

睆彼牵牛，不以服箱。

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

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

维南有箕，载翕其舌。

维北有斗，西柄之揭。

在同一首诗中，接连使用了四个星宿加以反复歌唱，而且其中箕宿、斗宿、织女、牵牛是二十八宿中四个连在一起的星宿，足见早在西周时代二十八宿星名就已为诗人掌握并加以歌咏。同时也可证明，在二十八宿形成的早期是以织女和牵牛作为二十八宿星名的，以后才调整为更接近黄道的牛宿和女宿。

从这首诗中同时还可以看出，诗人对箕宿和斗宿的方位和形状是那么熟悉，描绘得那么形象。而在此之前，箕星和南斗星均未出现过，这两个星宿并不很明亮，仅箕宿三和斗宿四为2等星，其余均为3、4等小星。诗人着力反复加以歌咏这两个星宿，足见这两个星宿的重要地位。而只有当二十八宿成立之后，箕宿和斗宿才能获得这样重要的地位。由此可证，早在西周时代二十八宿即已成立，并且已在民众中得到普及，它的起源，可能比西周更早。 AwkOXnQaAsQt7JuOnrfikzmAlCv09+XF4WVZMoMjnzHHwofA8q9erfAqky97RzD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