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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有其他一些压抑着的记忆，
现在，它们自己挣脱开来变成无手无脚的痛苦的怪兽。
——纳博科夫《洛丽塔》
早饭后父亲出去了一趟。他去找他的朋友寸绍锡。外边已经很乱，到处是逃难的人。人们将能带的东西全都带上，粮食、衣裳、被褥、锅碗等等，一片破布也不愿落下。老人和孩子都要自己走路，别指望有人搀扶，更别说背了。另外，他们还得力所能及地带上一些东西。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噘着嘴很不情愿地抱着一只母鸡。一个七八十岁满头白发的老太婆，抱着一个陶罐，倚着一棵大树不走了，她说我走不动了，你们把罐子抱走，让我死这儿算了；一个中年男人停住脚步，回过头黑着脸对她说，你要敢把罐子扔了，就等着饿死吧，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老太婆能怎么办？只好颤颤巍巍挪动脚步往前走，她嘴里嘟嘟囔囔，不知说些什么。还有一个妇女挺着大肚子，背着一个包袱，走得很慢，她丈夫骂她贱货，磨蹭啥哩；她咬紧牙关，瞪着眼，不回话，也许快要生了，但愿她别生在半路上。尘土飞扬，空气令人不安地颤抖着。大部分店铺已经上了门板落了锁。那些开着门的，店主和伙计忙忙碌碌正在收拾东西，准备逃离。棺材铺的老板站在门口长吁短叹，完了完了完了，棺材背不走，他不知道自己死时能不能捞到一副棺材……父亲沿着大街来到南城门。城门大开，看不到一个兵。昨天还传说有一支队伍要守城，今天却连一个兵的影子也看不到。
父亲拐到后街。那儿有一所学堂，叫新民学校，寸绍锡是校长，兼教高年级语文。学校与外面大不相同，安安静静，院里看不到一个人影。大榕树巨大的树冠遮住半个院子。树上有鸟，能听到鸟叫。都逃难去了吗？听到别样的声音，他循声找去。全校师生集中在大礼堂，寸绍锡正给他们上课。不知寸绍锡讲了什么，师生哭成一片。寸绍锡做个手势，不要哭，不要哭。师生们大都不哭了，一个个眼含热泪。有几个学生还在抽泣，一时半会儿止不住。寸绍锡说，不要哭，今天，最后一课，我们学习岳飞的词《满江红》。他将《满江红》的内容写到黑板上。由于太用力，摁断了三根粉笔。
父亲站在窗外，心想，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要上课。他要等到日本兵进城才肯下课吗？父亲看一眼挂在榕树上的钟。他真想去敲一敲，给寸绍锡提个醒儿：喂，伙计，该下课了，快让学生逃命吧。父亲只是这么一想，他没有真的去敲钟。
父亲在寻找树上的鸟。鸟肯定知道更多的消息，它们在天上飞，看得远。他听到鸟叫，至少两只。它们在谈论看到的一切吗？父亲听到鸟儿扇动翅膀穿越茂密树叶的声音，随后看到两只鸟飞向远方。他没看清是什么鸟。他看着鸟儿，直到它们的影子在天际完全消失，才收回目光。
此时，城里像被捅的马蜂窝，乱哄哄的。唯独这里，学堂，安静得像老坟园。大礼堂里师生齐诵《满江红》的声音更衬托出这份安静。父亲来找寸绍锡，是要商量一起逃难的事。本来心乱如麻，踏进校园，却安静下来。此时，他想起在日本长崎留学的种种情景。
那时他是个穷学生，有些自卑。他很用功，总是独来独往，像个书呆子。有一天山口教授请他到家里吃饭，他受宠若惊。他不知道日本家庭的礼仪，忐忑不安。要带礼物吗？他不知道。再说了，贵重的礼物买不起，便宜的礼物拿不出手，怎么办呢？想来想去，他将从家里带来的一支笛子作为礼物送给了教授。那支笛子虽说不值钱，但他很喜欢，再说了，毕竟是从中国带过去的，俗话说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山口教授说你不必带礼物的。他说一点心意。教授说那我就收下了，我很喜欢笛子。教授其实不会吹笛子。他当时没考虑那么多。教授向他介绍了夫人和女儿。教授对他很好，亲自为他沏茶，还请他参观书房，说那里的书他可以随便借阅。教授夫人和蔼可亲。她打过招呼，就给他们张罗吃的去了。教授女儿和他见面后钻进自己的房间，直到吃饭时才出来。他当时对她并没什么印象，也不觉得她漂亮。她叫山口晴雪，人如其名。雪，一份安静和距离。晴，那是交往之后的感觉，暖融融的。这都是他后来想到的。当时他拘谨得不得了，一心想着别出错，别失礼，哪有工夫想她名字的象征和寓意。他的身体是僵硬的，吃饭时，他不知怎么搞的把调羹碰掉地上摔碎了，捡调羹时，又将筷子碰掉，想在半空抓住筷子的努力又差点掀翻桌子。大家吓一跳。他头脑一片空白。教授安慰他说没关系。教授夫人为他换上新调羹和筷子。山口晴雪对他浅浅一笑。这一笑永远印在他心里。
关于这一笑，他当时印象其实没那么深。后来，不断回忆，不断强化，这一笑就像膨胀的气球一样，不断扩充体积，不断挤占别的记忆，以至于到后来，这一笑成了回忆的核心、回忆的全部。他发现他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山口晴雪。他没有守住秘密，他的回避，他的脸红，他的不知所措，任谁都能看出端倪。山口晴雪当然也看穿了他的心思。她应对的办法是把男朋友高调领回家，并介绍给他认识。之后，是这样一个时期，表面上一切照旧，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不平静。他一如既往，见到山口晴雪还回避、还脸红、还不知所措，心里爱的火苗不但没熄灭，反而烧得更旺。教授夫妇对他充满怜惜，他们的表情似乎在说，这小伙子心里不知有多痛苦。山口晴雪发现一个她不愿承认的事实，她不爱“男朋友”，她爱这个中国小伙。随后，一个相当长时期，表面上看，一切照旧。山口晴雪仍和“男朋友”谈着恋爱。他仍孜孜于学习。教授夫妇各忙各的。他和山口晴雪除了无法回避时点头寒暄，没有多说过一句话。但是，爱情却奇怪，非但没有淡漠，反而越来越热烈。他在想象中和山口晴雪谈恋爱，山口晴雪也在想象中和他谈恋爱。说白了，他们在各自做梦，做白日梦。奇妙的是，两个人的白日梦竟然是重叠的。他们就这样完成了谈恋爱。回国前，他鼓足勇气对山口晴雪说，嫁给我吧。山口晴雪怔怔地看着他。他等着她拒绝，然后他逃跑。这几秒钟真是漫长，像一辈子那么长。他的心不会跳了。他不会呼吸。他马上就要晕倒。这时，他看到山口晴雪微微点头，矜持，庄重。你看，想象中的花朵，竟能在现实中结出果实。教授夫妇不但没有反对这桩婚姻，还为他们送上祝福。教授希望他留在日本。他说，以你的才华、勤奋和钻研精神，前途不可限量。还有一点教授没说，那就是以自己的名望，会为他铺平前进的道路。他执意要回国。教授夫妇再三挽留，也没能让他回心转意。就这样，他带着山口晴雪回国了。
现在告诉你们吧，山口晴雪就是我母亲。她到中国后改名叫方晴雪。忘了告诉你们，我父亲叫方渡。父亲对我说，正是我爷爷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他才远渡重洋的。还有我，我叫方捷。父亲给我起这么个名字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我来得太快了。捷者，快也。还没到预产期，我就急不可待地要从娘肚子里蹦出来。
扯远了。还回到父亲来找寸绍锡商量逃亡的事上吧。寸绍锡在上课，父亲站在院子里等待。树上有鸟叫，后来，鸟飞走了。父亲还站在那儿。他想起在日本留学的事，他在那儿收获了爱情。父亲带着母亲回国，在上海开了一个诊所。医疗器材是山口教授赞助的。那是1933年。1937年春，我哥哥来到这个世界，随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父亲将诊所搬到老家腾冲。现在，战火烧到腾冲，父亲又面临选择。
这时候我成了麻烦。我在哪儿呢？我还在母亲的肚子里。按推算，我应该三天后来到这个世界。父亲为什么给我起名叫捷，因为我没有等到三天后，就急不可待地要钻出来。父亲在校园里回忆爱情的时候，我已经不安分了。母亲感受到了，她叫道，天啊，可别这个时候。父亲有心灵感应。他听到一个声音：快回家！他不知道声音来自何处。他不再等寸绍锡下课。他隔着窗子冲寸绍锡点点头，离开校园，往回走。
父亲感到自己像是在梦游，周围的一切既真实又虚幻。街上比他来时更乱更喧嚣了。有一个疯子边跑边叫：来了，来了！绸缎铺的王掌柜拦住他问：什么来了，是鬼子来了吗？疯子还是叫：来了，来了！王掌柜问：你看见了吗？他还是叫：来了，来了！王掌柜说：滚！疯子往前跑，继续叫：来了，来了！一匹骡子受惊在大街上奔跑，人们纷纷避让。骡子还拖着缰绳。骡子的主人在后边追赶，大叫：拦住它，拦住它！可是没人敢拦。骡子的蹄声犹在耳旁，一个女人的叫骂声突然响起来：谁偷了我的钱，不得好死啊，出门叫你撞上鬼子啊。她丈夫叫她住口，她不听。找到了，她丈夫说，钱找到了，还是你藏的。她的叫骂戛然而止。在哪儿找到的？墙缝里。墙缝里？那不是我藏的，我没往那儿藏……
街上景象就像一幅卷轴画在我面前打开，一切都清清楚楚，一目了然。我好像亲眼看到过。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父亲走过街道时，我还没出生呢。我不可能看到。那么，这些景象由何而来？是父亲讲的，哥哥讲的，还是别人讲的，抑或是我从哪儿读到的？我不确定。还有，父亲那天的一切活动我好像都知道。你会说，这不奇怪，也许你父亲给你讲过无数次。可是，父亲心里如何想的，我好像也知道，这就很奇怪了。我说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我唯一清楚的是，我不是在虚构，我是在记下我头脑里出现的画面和声音。
回到街上。这条街父亲走过无数次，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他总是去找寸绍锡，和寸绍锡谈古论今，每次走的都是这条街。诊所有急诊病人，如果父亲不在，母亲一定会打发哥哥到学校去喊父亲，父亲一定在那里。对父亲来说，多么熟悉的街道啊，现在竟如此陌生。光线、气味、尘埃、声音、天空，都是陌生的，甚至脚下的石板也有些陌生了。平常的热闹、笑声、吆喝、讨价还价、一团和气等等，都不见了，好像那是梦境，现在一觉醒来，这种混乱、惊慌、叫喊、咒骂、紧闭的大门、冰冷的铁锁、可怕的阴影等等，才是现实，才是真实世界。
描写这些让人心里发堵。这个世界我应该不愿意来才是，我为什么急着要来呢？母亲说她受了惊吓，动了胎气。受什么惊吓？原来院里有一口大缸，哥哥搬东西时将靠在墙上的梯子碰倒，梯子砸到大缸，“哐”的一声。然后，他们眼睁睁看着大缸裂开一道纹，裂纹从上到下，慢慢延伸，到缸底时突然崩开，分为两瓣，缸里的水“哗啦”泻一地。母亲正好看到这一幕，心头一惊，便感觉肚子里有了反应。
第一次阵痛持续了十几分钟。母亲咬牙忍着，不叫出声。哥哥看在眼里，他要去叫父亲回来，母亲制止他：别去。哥哥听母亲的话，没去。他以为母亲希望他陪着，其实是母亲知道从第一次阵痛到分娩还会有相当长时间。这期间，唯有忍受，谁也帮不上忙，父亲回来也没用。母亲坐到凳子上，看着打包好的东西，骂我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时候来添乱。哥哥看着院子里的水，想把裂成两瓣的缸挪到墙边，试了试，挪不动。母亲说，等你爸回来挪吧。
过一会儿，阵痛结束，母亲起来继续收拾东西。哪些带上，哪些留下，不好取舍。父亲交代，所有药材器械都带上。好吧，母亲说，都带上，都带上。她知道那些东西对父亲有多重要。可是，这是逃亡，不是搬家。能不带吃的吗？能不带穿的吗？能不带用的吗？女人考虑事情和男人不一样。人要活着，就得有吃有穿。可是，单靠父亲，哪能带那么多东西。雇人？这时候到哪儿去雇人。父亲去找寸绍锡，商量往哪里逃亡是其一，其二是结伴好有个照应，最重要的是想让寸绍锡帮着拿一些东西，运气好的话，还能叫上一两个学生过来帮忙。
趁父亲还没回到家，重大问题还没到来，我来说说母亲吧。这时候我和母亲关系最亲密。母亲的子宫，我的天堂，这狭小的黑暗的温暖的海洋啊，徜徉其中多么惬意。今天似有不同。平静的海洋先是一阵悸动，叫我害怕。接下来，归于平静。但这平静却叫人不安，似乎有不可知的力量正在某处积聚，随时准备掀起惊涛骇浪。我能怎么办，想叫喊，发不出声音。踢腿打拳，只会叫母亲疼痛。祈祷吗？也只有祈祷了。我蜷曲的姿势适合祈祷，再虔诚也莫过于此。神啊，保佑我吧，保佑我的母亲。母亲远涉重洋，在上海还与外公外婆书信往来，到腾冲后，书信一概断绝。在这儿，她听不到一句熟悉的母语，吃不到一口熟悉的什锦汤面。母亲已经完全中国化了，腾冲很少有人知道她是日本人。她在日本学的是护理，跟随父亲来中国后，她一直帮父亲打理诊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早就打定主意，一辈子跟着父亲，是福是祸，在所不惜。
父亲回来。满院子的水已渗入地下，他没看到。但地皮是湿的，他不可能看不到。裂为两瓣的大缸那么醒目，他不可能看不到。但他就是没看到。他只看到那些打包好的东西。母亲正在和一包晒干的山野菜搏斗，她想把山野菜塞进包里，山野菜就是不屈服，不肯往里面钻。父亲来到母亲身边，接过山野菜放一边，扶母亲坐到凳子上。他说不走了。这句话来得如此突然，母亲愣住了。为什么？父亲说不为什么，留下来就是了。
因为我吗？母亲说，不用管我，我能行。说这话她自己都不相信，可她就要这样说。她没说刚才阵痛的事。
不是因为你，父亲抚摸着母亲的大肚子说，是因为他（她）。
我猜想，父亲决定留下来，至少有这几方面的考虑：一、妻子的预产期马上就要到了，这么笨重的身体能翻越高黎贡山吗？二、孩子若生在终年积雪的山上，能活下来吗？三、逃亡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只是为了活命，留下来活命的机会可能更大些。
母亲说，你要想好。
父亲说，我想好了。
这时候母亲才告诉父亲她有反应，她说，我疼了一阵，可能要提前。她说话的口气带着歉意，好像这是她的错一样。
差不多，只是错几天而已，父亲说，这也算正常，别怕，没事的。
来得不是时候，母亲说。
这不是你的错，不是他（她）的错，也不是我的错，我们都没错，父亲说，这是命。
我感到母亲放松下来。留下，是她希望的，但她不会主动提出。父亲提出正合她意。来中国后，她感到日本的强势，这种强势对中国是一种威胁，所以在家庭中她不能再强势，要让丈夫强势。
父母和哥哥将打好的包又拆开，东西放回原处。整个腾冲城，如此反常的景象不会有第二家。寸绍锡来的时候，这项工作还没完成。
寸绍锡带来两个强壮的学生，这是要帮忙搬家的架势。他虽然没和父亲交流，但领会了父亲去找他的意图。他看到父母和哥哥拆包很吃惊：这是干吗？
我们留下。父亲说。
寸绍锡说，你想搬的东西都可以搬走，人手不够，我还可以再叫。他以为我父亲怕搬家麻烦才不想走。
我要留下。父亲说得很坚决。
寸绍锡看到挺着大肚子的方晴雪，晓得了我父亲的顾虑。他将我父亲叫到东厢房，那儿是他们下棋的地方，比较僻静。
他说，别人可以留下，我们不能留下。
你认为我会做汉奸吗？
不会。寸绍锡说，正因为这样，留下凶多吉少。
你是说，鬼子会杀一个医生？
我敢肯定，鬼子对一个拒绝合作的人不会手软。
一阵难耐的沉默横在他们中间。
寸绍锡最后拍拍父亲的肩膀，要父亲保重。他带着两个学生走了，就此别过。
父亲看着他们消失的背影，怅惘了好一会儿。
下午，腾冲城陷入可怕的寂静。棺材铺老板躲在棺材里，他巧妙地为棺材留了一条缝，以便呼吸和听外面的动静。裁缝铺老板的老娘没有走，她从容地为自己缝着寿衣，嘴里嘟嘟囔囔，好像在与死神拉家常。杂货铺一家没逃亡，老板是个守财奴，铺子是他的命，他才不会扔下铺子呢，那比要他的命还难受。他不走，也不让家人走，他说，世道越乱越要看好家业……几个商人在江西会馆开会，商量着下步如何做生意，不管谁统治这儿，只要不耽误他们发财就行，他们不怕当汉奸，但他们不会当汉奸，那样不划算，他们会找个代理人，出面欢迎日本鬼子，可是，这会儿到哪儿去找代理人……还有，英国领事馆大楼静静伫立，火山岩石条墙体和镀锌瓦屋顶漂亮得无以复加，可以和来凤山上的白塔媲美……
突然一声枪响，划破腾冲的寂静。
鬼子进城了。
此时，母亲迎来一阵剧烈的疼痛。我在狭小的海洋中遭遇惊涛骇浪，大海仿佛要翻过来，将我倒扣在下面。一种不祥的预感攫住了我。父亲让哥哥去烧水，抓紧了，快去，他说。他的声音都变了，陌生得可怕。哥哥赶紧跑去生火烧水，他浑身发抖，好半天才将火点着。会不会难产？母亲问，她已经意识到了危险。你放松，放松，有我呢，没事，没事的，父亲强作镇定地说。父亲让母亲平躺，他要调整胎位。父亲的手像钳子一样有劲，碰到我，我的骨头都要碎了。母亲大声叫喊。母亲的叫声冲出房门和院子，像疯狂的野兽在大街上横冲直撞。
父亲、母亲和我，纠缠在这场生死中。如果母子之间只能保一个，父亲会毫不犹豫地保母亲，牺牲我。我不怪父亲。你无法要求一个男人舍弃同甘共苦的爱人去自私地保存自己的一点骨血。母亲也没说让父亲保孩子。孩子没了，她还可以再生。再者，她要活着陪伴和照顾这个男人。我也不怪母亲。
时间是怎么到黄昏的，我们都不知道。母亲声嘶力竭地叫喊一阵，喊不动了，就停下来歇歇，积攒力量，再喊，如此反复，直到气若游丝。父亲无视母亲的痛苦。他更在意的是两条性命，妻子和孩子，他都想保住。他绝望地努力着。妻子的叫喊让他心烦。他快要崩溃了。他跑到门口深吸一口新鲜空气，让头脑清醒清醒。他又跑到厨房，冲哥哥喊：水烧好没？不等哥哥回答，他揭开锅盖，看到水正在锅里沸腾。他跑去拿来一些闪闪发光的器械，手术刀、镊子、夹子、剪刀等，丢进锅里。继续烧火！他冲哥哥吼道。厨房蒸汽弥漫，什么都看不真切。
父亲点上汽灯和蜡烛。他把煮过的器械用酒精消毒，准备给母亲动手术。五岁的哥哥给他打下手。
我，此时既是那个等待剖腹产的胎儿，又是一个旁观者。我的灵魂大概随着母亲的叫喊又跑到了外边。我亲眼目睹了自己恐怖的出生过程。我诞生在昏暗的灯光和黏糊糊的血泊中。我被父亲从血泊中托出，已经窒息了，对外界没有任何感觉。父亲一只手抓住我的脚腕，将我倒提起来，用力地拍打我的背……
写到这里，我突然写不下去了。那天我（确切地说是我的灵魂）冷漠地旁观自己的出生过程，甚至看到自己窒息也没什么感觉，现在写下这个故事却让我感到难以承受的痛苦，这是为什么？我想不明白。诸位请原谅，在此我无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想不明白就想不明白吧，如实写下去，也许写的过程会有灵感。
父亲正在拍打我的背，鬼子来了。哥哥先看到鬼子，他喊父亲，父亲没听到。也不知哥哥哪来的勇气，他张开手臂拦住鬼子，不让鬼子进门。两个鬼子，头戴钢盔，端着枪，刺刀寒光闪闪，背上背着一大疙瘩东西，怪模怪样，像妖怪。哥哥说，不许进！两个鬼子停下来，呜哩哇啦说一通。哥哥三岁前学过日语，到腾冲后不但不再学了，还被禁止说日语，几年过去，他的日语差不多全忘光了。再次听到日语，不知激起了他什么样的反应，他嘴里竟然又蹦出了一个日语单词：パパ。
他用日语喊父亲。
很多年后，我就这件事求证过哥哥，哥哥说不可能，他不可能说日语。他说他从前没学过，后来也没学过日语。他学过英语，学过俄语，但没学过日语。如果哥哥所说属实，如何解释接下来发生的事件呢？
我想最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哥哥喊“爸爸”，鬼子听成了“パパ”。
两个鬼子，乍看上去，完全一样，只是一个年龄大些，一个年龄小些。我就叫他们大鬼子和小鬼子吧。其实他们区别大着呢，大鬼子狡猾，小鬼子生猛。
他们从缅甸一路打过来，经历多少硝烟炮火，杀过多少人，说也说不清，岂能让一个小孩给拦住。大鬼子逗我哥哥说，为什么不让进去，屋里藏着宝贝吗？哥哥听不懂他的话，只是摇头。大鬼子说，噢，没有宝贝，那为什么不让进去？哥哥还是摇头。小鬼子将刺刀架到我哥哥脖子上，你不怕死吗？大鬼子让小鬼子别吓唬小孩。他继续逗哥哥，你爸妈呢？哥哥不说话。小鬼子说，他听不懂，杀了算了。这时候屋里静悄悄的，母亲没声息，我还在窒息，父亲倒提着我，见我没动静，将我放到一块白布上。如果我后来没活过来，父亲大概会将我的尸体包在这块白布中埋掉。父亲准备给母亲缝合的时候，听到外边的动静。一边是妻子剖开的肚子需要缝合，婴儿需要抢救，一边是儿子面临危险。
父亲走出去。
突然冒出一个满身血污的人，两个鬼子吓一跳。他们举起枪对着父亲，喝道：站住，举起手来！父亲站住，将手举起来。举过头顶。是。大鬼子问，你是什么人？父亲说，私は医者です（我是医生）。
停顿。
两个鬼子意识到父亲说的是日语，父亲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父亲让哥哥回屋里。哥哥回到屋里，躲门后，朝外面看。以下鬼子和父亲的对话自然是日语。
大鬼子问父亲在哪儿学的日语，父亲说他在长崎上过学。父亲不想和鬼子多说话，他说，我在做手术。父亲说完就要回屋，小鬼子突然扣动扳机，叭！枪声响得厉害，子弹擦过父亲的耳边呼啸着钉进门板。父亲站住。不知小鬼子是打偏了，还是恫吓他。大鬼子将小鬼子的枪压下去，别乱杀人。他问父亲，给什么人动手术？父亲说，我太太。小鬼子说，肯定是远征军战士。大鬼子说，是吗？父亲说，我妻子难产，我给她动手术。两个鬼子半信半疑。父亲为了摆脱他们，尽快去给母亲缝合，说道：我太太是日本人。父亲说罢就不管不顾进屋给母亲缝合。
两个鬼子没有离开，在门外商量。他们没遇到过这么傲慢的中国男人，这个中国男人还娶了一个日本太太。这两件事都刺激他们。按照以往的逻辑，很简单，杀！这次因为兵不血刃占领腾冲，他们还没杀人，猛然杀一个手无寸铁的人还有些不习惯。大鬼子说，他很傲慢。小鬼子说，他娶日本女人。大鬼子说，贱女人，给我们丢脸。小鬼子说，他妈的，睡我们姐妹。大鬼子说，该死的女人。小鬼子说，统统杀了吧。大鬼子说，也许他在给敌人包扎。小鬼子说，我看也是。他们杀人不用找借口，但找个借口下手显得理直气壮。大鬼子说，用手榴弹。小鬼子从腰里掏出手榴弹，正要拉弦，屋里传来嘹亮的婴儿哭声。
父亲在给母亲缝合前又抽空给我一巴掌。我嘴里吐出一团污物，“哇”的一声哭出来。因为憋得太久，哭声格外高亢。两个鬼子听到哭声吓了一跳。他们杀人的借口没了。小鬼子有些犹豫，要不要扔手榴弹进去。大鬼子说，这是个孽种。小鬼子说，杂种！大鬼子说，大日本帝国不该有这么贱的女人。小鬼子说，嫁给中国人，该死！
两个鬼子这时候想杀人，不是兽性发作，也不是为了战争目的，而是思想钻进了牛角尖，认为中国男人娶日本女人是对整个大和民族的侮辱，难以容忍。手榴弹投出了吗？没有。为什么没投，不是他们心软了，发慈悲，而是因为紧急集合号响了。集合号就是军令，听到后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行动前去集合。大鬼子说，明天吧。小鬼子说，便宜他们，让他们多活一天。他们心有不甘地离开了。
我的嘹亮哭声像旗帜一样飘扬在腾冲城上空。
父亲将母亲缝合完之后，开始清洗我身上的血污。父亲说，我真该把你扔到河里淹死。他是恨我差点要了母亲的命，还是恨我来得不是时候，抑或恨我没让他踏上逃亡之路？
父亲给我清洗完，我感到舒服好多，就不哭了。母亲还没苏醒。哥哥站在父亲身旁。父亲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突然双手捂住脸，胳膊肘支着床，一动不动，像个塑像。外面传来持续不断的脚步声。不用猜，是日军。屋里静悄悄的，能听到各人的呼吸声。木头中蠹虫活动的声音也能听得很清楚。哥哥在发抖。父亲将哥哥搂到怀里，安慰哥哥，别怕，别怕，不会有事。哥哥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突然难以抑制地哭起来，哭得整个身体筛糠般地抖个不停。父亲说，不许哭，哭声会招来鬼子。哥哥马上咬紧牙关忍住不哭。没能释放出来的哭声被关在肚子里，哥哥身体膨胀起来，越来越大，一会儿工夫，就大了一倍，圆滚滚的，像个皮球，而且还在膨胀。父亲看到哥哥眼睛鼓突，脸涨得快要爆裂，衣服的扣子被鼓胀的身体绷开，像子弹一般弹射出去，“嘭嘭嘭”击中墙壁。父亲吓坏了，抱住哥哥说，哭吧哭吧，快哭出来！我让你哭出来！哥哥好像不会哭了，嘴张开，却没有一点哭声。父亲为哥哥抚胸捶背，哥哥终究没哭出来，但嘴里发出像汽车轮胎漏气的“嘶嘶”声。这声音本来不大，可在夜晚听着却很响。一会儿，哥哥肚里的气排完，身体恢复如常。但从此哥哥再也不会哭了。
屋外，脚步声消失，夜晚安静下来。但今夜与所有夜晚都不一样，腾冲城没人入睡，都在不安地等待着什么。至于等待什么，没人说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