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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中的事如此波诡云谲，张居正此时又在干什么呢？俺答袭北京的那年，这位青年才俊，正值庶吉士毕业，请假回家探亲数月。春去秋归，正赶上这件震动全国的事变。
国家的危亡，君主的善变，权臣的翻云覆雨，给他上了一堂最生动的政治课。
我们可以做个推测：在这个事上，他不能不有所悟。
就在朝堂上激战正酣的时候，徐阶开始注意到了张居正，他对这位沉毅稳重的新晋，深表赞赏。
徐大人是个有慧眼的人，走政治的棋，会想到后面的很多步。于是，他有意结纳这个年轻人。
史载，张居正此人，仪表堂堂，脸庞略长，眉清目秀，胡须长至腹部。为人敢于任事，常以豪杰自许，但也深沉有城府，含而不露。
在一派浑噩的官场上，这实在是够醒目的。
当时，严嵩猜忌徐阶正深，好多与徐阶关系还不错的人，都不免要躲躲闪闪。但张居正不这样，他堂堂正正，既与徐阶亲善，又与严嵩往来，决不鬼鬼祟祟。如此一来，徐阶自然是心存感激，而严嵩竟也不以为忤，反倒很器重这位天马行空的后生。
这也许就是天生的政治异禀吧？当代有人评论说，要做到这一点，非有很深的道行不可。以我们今天的经验观之，确实不易。在一个场域里，如果有非黑即白的两派，想左右不得罪，难矣！
我想，张居正固然是以光明磊落走稳了这钢丝绳，另一方面，跟严嵩毕竟是个才气颇高的文化人也有关。严嵩对张居正的才华，还是相当欣赏的。
张居正在翰林院里，从表面看，只做了些无聊的马屁文章，如写给皇上看的《贺灵雨表》《贺瑞雪表》《贺元旦表》等。这样的东西，严嵩也要经常写，有时候他懒了，就叫张居正代拟。
假如一直就作这样的文章，如何才得经邦济世？这样憋闷的日子，何时才是个尽头？“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段时间里，张居正想必也有鲁迅在教育部做小吏时的苦闷，他险些走上了一条就此归隐的路。
嘉靖三十三年（1554），张居正到了而立之年，一切皆茫然。他曾经娶妻顾氏，本来很好，但顾氏却早亡。不久又娶王氏。再娶后，内心创伤仍难平复，丧妻一年后，偶读到韦庄的悼妻诗，仍是怆然有感。
这一年，他忽然萌生退意，坚决告病假，回了江陵。如此匆忙退隐，他无法面对师翁，临走前，只给徐阶留了一封信，劝老师也退了算了，遗世独往，不亦快乎。
面都不见就走了，这学生也是够固执的。书生气毕竟还未脱净。徐阶比张居正要老到得多，他就不会激愤。在官场，激愤有什么用？能做的，就只有蜷伏。他知道，日久生变——时机是等来的。两下里的较量，有时就是耐心的较量。
但徐阶对张居正并不失望，他抱定了主意要等待，包括等待张居正的归来。
张居正的这次告假，既是对混沌时局的不满，也有避祸的念头。他深感晋升之途甚于棘丛，真不是那么好走的。
张居正告病的前后，正是著名的直谏之臣杨继盛上疏嘉靖，参劾严嵩“十大罪状”“五大奸宄”之时。
杨继盛的结局非常惨烈。
这位一根筋的杨先生，是张居正的进士同年，时任兵部员外郎。他挑战严嵩，几乎等于飞蛾扑火。忠勇固然可嘉，可是旁观者看了，很难不胆战心惊。就在张居正告假的第二年，系狱已达三年的杨继盛，被严嵩借皇帝之手诛杀。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这句闻名于今世的话，就出自这位硬汉。李大钊为友人题写对联，将杨原诗的“辣”字改为“妙”。勇士留其名，千百载之后都会有人叹服。令人慨叹的是，他当时却没能改变得了什么，皇帝下诏杀他，也不过就当捻死了只虫子。大明天下几乎烂透了的道义，他一个瘦弱的肩膀能担得起来吗？
但是，他不与奸佞们苟活在同一片天底下的决然，却给后世的人们一个启迪——“男子汉”三个字该怎样写。
他死了，留下了一捧正义之火。人们固然是噤声了，但离爆发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张居正做不了杨继盛，他的选择，是与恶浊一刀两断。在江陵老家，他开始了陶渊明式的生涯。
在范围不大的湖山中，择地筑屋，用茅草搭建成一室，仅三五根椽。再种下半亩竹，养一瘦鹤，终日闭门不开，外人来了也是无所见。平日，只打发童子数人，洒扫庭除，煮茶洗药。他自己有时读书，有时闭目养神。
这简直就是活神仙了！张家原本仅是清贫之家，张居正小的时候，家里可说是无储一石之粮。
但在他中举后，祖父辈经商有方，才攒下数十亩田。现在，他可以优游于林下了。
山居的日子令他迷恋，甚至，还萌生了终老于此之志——老死在这儿，也未尝不可。
但是，对政治的热衷、对民情的焦虑、对国事的牵挂，都注定他做不了陶渊明。
在乡间，他常绕行在阡陌间，观看那些老农、仆佣。看到穷苦百姓们风吹日晒，终年劳碌，仅免于饥饿。稍遇荒年，做母亲的要卖掉孩子才能度日。而官吏催税催粮，就像火上了房一般急。
放眼乡间，何处不是寡妇夜哭，盗贼横行……真可谓百弊丛生，难以尽述。
这日子，怎么过啊？
张居正的心也是肉长的，未尝不感到悲伤，时时也心生惶恐。然而当朝的大佬，只要有官做，他们又怎能有切肤之痛？
张居正体察民间，痛心于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什么是苦于兼并？就是农民失地。
农民们本来就贱，失了地，就更贱到了底！
在明代，选了庶吉士的人，做外官的机会很少。不做外官的话，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农民有多苦。
张居正也曾有去做外官的念头，但没办法实现。这次在老家隐居，是他第一次以政治家的眼光来看民间疾苦，越发感觉不能安坐了。
他想到，要想让老百姓活得滋润点儿，莫不如少一些征发，减一些关税，以利农商。
民生的问题，看来古今都是一样的。解决问题的那层窗户纸，其实也是一捅就破的。
问题是，没有人来捅——肉食者别有怀抱。这个，人们都不难明白。
张居正却是看得够了。他心里理想主义的火焰，还没有熄尽。隐居江陵时，曾与好友前去同游南岳衡山。留下的几篇诗中，流露出他内心的矛盾：是消极避世呢，还是做大事业？实在是难以取舍。
看他那时写的诗：“山色有情能恋客，竹间将别却怜君。”（《出方广寺》）这是忘情于山水间了。
“欲骋万里途，中道安可留？各勉日新志，毋贻白首羞！”（《谒晦翁南轩祠示诸同志》）这又是想扬鞭奋蹄，干他个天翻地覆了。
老爹张文明，不明白儿子内心的这些纠结。看见儿子高卧山中，一晃儿就是三年，不免闷闷不乐。孙子们问他为何焦虑，他起身就走，像是没听到一样。
老人家想的也许是：张家，完了。
他哪里会想到，能山居者，往往就是有大志者。他的儿子搅动天下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
这三年的山中生活，张居正并没有只顾埋头读书，也没有饱食终日。他在眼观八方，发微探幽——帝国的病症究竟在哪里？
隐居的第二年秋，正值俺答部落的手头又紧了，与明朝贸易不成，就来抢，兵犯大同、宣府。
十多天后，又奔袭至怀来，京城再次不寒而栗，急忙宣布戒严。
俺答虽然拥兵十万，为蒙古土默特部中的最强者，但毕竟不是以往辽、金那样的强盛国家。他们只是为抢夺一点儿财物与人口，竟逼得大明的首都屡屡戒严。这事情很荒唐，堂堂大国，怎会衰弱到如此地步？
这一时期，张居正对于“国病”的思考，已是一针见血。他早就看出来，像严嵩这样贪得无厌的高官盘踞上位，必然是财货上流，百姓嗷嗷待哺。何谓财货上流？就是财富都流到上流社会去了。皇室的奢靡，权奸的搜刮，无日无休。国家的各类衙门就是无数条吸管，有多少民力能禁得起这样来榨！
张居正曾说：汉代贾谊有言，如果生产的人少，胡乱花钱的人多，天下财力，安得不困？居正感到万难理解的是，居然有人不求从根本上除去这弊端，反而竞相仿效奸商，狂敛老百姓的财富，这怎么能使国家富起来呢？
因此，国本一定要小心培植，元元（老百姓）更是要加以厚待。坐江山，就要做一个计度久远的统治者。
张居正并不是满足于写写流行诗赋的文人，他的头脑，正酝酿着改变这沉闷政局的风暴。他此时的诗，也有不输于李太白的慨然之风：
拔刀仰天肝胆碎，白日惨惨风悲酸。吁嗟残形，似非中道，苦心烈行亦足怜。我愿移此心，事君如事亲，临危忧困不爱（惜）死，忠孝万古多芳声。（《割股行》）
是啊，为了“致君尧舜上”，又怕他什么“地崩山摧壮士死”？
时过三年，张居正，这难得的人中蛟龙，终于从潭中跃起了！嘉靖三十六年（1557）秋，他突然返回京城复职。
这是张居正一生中的重大转折。在所有著名人物的生平中，往往都会有这样一个点，如同涅槃重生。
所思既深，所行就愈坚。那年秋，一条迢远的杨柳官道上，车马辚辚。那辆车上，载的是要让这辽阔国土重现盛世的雄心。
他身后，是江陵的青山碧水；他的前方，是京城的万丈红尘。张居正此去，就是要廓清这世界，上报君恩，下对得起黎民百姓。
——那些啼饥号寒的末世景象，他再也不要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