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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当了庶吉士，食君禄、吃皇粮，进了人人都羡慕的清要之地翰林院学习，似乎是应该趁着新鲜出炉的劲儿，加紧去拜谒权贵，编织官场关系网了。可是，从各种记载来看，他偏偏在这以后，有过一段漫长的沉寂期。
与他后来执政时的敢于任事、杀伐决断比起来，这一段时期的忍耐，简直就是奇迹。
当然，这也不奇怪，从来就没有天生的政治家。古代的官场，演员有时候的登台表演，到最终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因此，要活着并活得比别人快乐的话，韬晦、平衡、隐忍，这些看上去不怎么磊落的本领，没有是不行的。
张居正这时是在冷眼旁观。翰林院冷冷的孤灯下，他在学习——屠龙有术，不学不行啊！
他这几年所忙的，是研究典章制度和前朝旧事，也就是学政治的法则，学执政成败的案例。他的潜龙之志，就表现在这里。
在明代，知识分子标榜才华是一种时尚。人们渴望能像唐人宋人那样，凭一首好诗词就流芳百世。这种标榜名气的小团体也空前地多，什么“前七子”“后七子”“十才子”“八俊八杰”……都是些志大才疏的人。其实，唐宋诗文传到后来，谁还能记得住这些名堂？不须墓草一枯荣，只怕是浮名早已消散，连影子都没得一个了。
张居正有了少年时代的教训，对那些花架子不屑一顾。三年的苦读，心得不少，他果然就学好了屠龙术。这一点，从他后来执政时的游刃有余，就能看出来。
三年以后，他庶吉士毕业，因为是二甲进士及第，所以照例点了翰林，任翰林院编修（正七品）。
毕业那一年，他上了一道议论朝政的奏疏（给皇帝的建议、报告）。这是他在嘉靖一朝中仅有的一次。
他说：天地间的财富，是有数的，如果用得克制，天下百姓就比较宽裕。如果穷奢极欲，天下就会匮乏。然而现在民力有限，税费无穷，而王朝之费，又数十倍于国初之时，大官之供，岁累巨万，权贵征索，欲壑难填。总之，说的就是上流社会对老百姓的搜刮太厉害了。
民何以堪啊？——这个年轻人，毕竟还是有血性的。
这个关于理财的题目，跟他在科举时做的八股文，内容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次说的更多了些。
奏疏上去，如石沉大海。张居正也就不再说了。他知道，还没到他说话的时候。此时，朝政正纷乱如麻，估计沉稳如张居正者，也是看得目瞪口呆。
就在他入京的第二年，嘉靖二十七年（1548），内阁首辅，也就是相当于当朝宰相的大学士夏言，一个不小心，被著名的大奸臣严嵩构陷，让嘉靖皇帝下令给杀了。
死得惨哪！是弃市，也就是在西市（今北京西四牌楼）给砍了脑壳。一代名臣，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张居正看到了：血，阴谋，绞杀，你死我活！
他不能不面对朝堂内斗的残酷，也不能不体会到权谋的重要。这是大明帝国史上，从朱老皇帝杀宰相胡惟庸以来，一百多年间，头一个首席大臣被皇帝杀掉。昏君如虎，权臣似鹰，他张居正就甘心做一只兔子吗？
此时，朝中的顶级人物究竟在干些什么呢？
绞杀！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这是一场静静的谋杀。在热带雨林里，有一类树，就叫绞杀树。它们是附生植物，寄生于其他的大树树干上，慢慢长出纵横交错的根，包裹着寄主树，一面盘剥寄主的营养，一面与寄主争夺阳光雨露，迅速壮大自己。当它的无数条根伸入土中，就形成了自身强大的根系，能独立生存了。这时，密布于寄主树树干的根便急剧扩张，紧紧缠着寄主，直至寄主窒息而死，哪怕你是参天大树。
嘉靖一朝的内阁，就是一场不断有参天大树倒下去，又不断有新的参天大树矗立起来的连台好戏。内阁里捉对儿厮杀的，都是当朝声名显赫的大学士、国家重臣，货真价实的首席宰相和副宰相。
在中国古代的官场里，国家兴不兴，国家亡不亡，那都是很次要的事；而个体意义上的成败，即我兴不兴，我亡不亡，才是天地间第一要务。即便官至万人之上的宰相，也摆脱不了这种惯性思维。
当然，在这里，“宰相”只是个借用的说法。明朝从朱老皇帝的洪武十三年（1380）起，就没有了宰相。个性皇帝朱元璋，亲手把秦、汉以来延续了约一千六百年的宰相职务给灭了！
自古以来，宰相辅佐帝王，乃天经地义之事，乡绅大地主还需要一个管家呢！在政务系统中，宰相之权，仅仅略低于皇帝。皇帝最高，宰相就是次高。
古来有不少明君贤相、政通人和的美谈，从管仲到耶律楚材，那也是一颗颗璀璨的明星。但是也有君臣互斗、反宾为主的例子，如霍光、曹操、司马懿、桓温……都是一手遮天、压倒了皇上的霸道宰相。
可是像曹操这样有帝王气质的“相”，毕竟两千年才可能出一个。宰相在大多数的历史时期里，还是听吆喝的多。由于出了一个曹丞相，历代新朝在调整典章制度时，总是在不断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到了朱老皇帝坐天下的时候，皇权之高，已经根绝了宰相“篡汉”而代之的任何可能性。
但是，朱元璋是个很强硬的开国皇帝，他和宰相老是搞不好关系。他的个性，似乎也有遗传，断断续续遗传了下来。前面说过，在很多时间段里，大明的皇帝与权臣，关系总是别别扭扭的，不大和谐。
朱元璋和很多刚愎自用的一把手一样，都有共同的毛病——对待副手太苛刻。用个窝囊废吧，嫌碍事；用个精明强干的吧，总猜疑小子没准儿有野心，让人家左右都不是。
早在大明朝成立之前，老朱自称“吴王”那时候，他就有宰相。那时老朱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农民做皇帝，知识分子来辅佐，不是正好吗？明代宰相的名称是丞相，分左、右两个。明代尚左，以左为贵，所以左丞相是第一丞相，右丞相居次。
大明的第一代丞相，是两位开国功臣：左丞相李善长，右丞相徐达。一文一武，挑选的人还是不错的。后来又有汪广洋、胡惟庸先后为相。有明一代，当过宰相的就这么四个人。
可是他们的结局，那就太悲惨了。四个人，除了徐达干了两年多，得以善终以外（也有人说，是老朱用一只蒸鹅害死了他），其余的三个，都因为所谓谋反案，或被诛，或被赐死，甚或被灭门！所谓谋反案，历时数年，株连蔓引，竟陆续杀了三万多人。
这就是明初震动一时的李善长、胡惟庸案。实事求是地讲，李善长、胡惟庸都是很有才干的人，政务也不能说处理得不好。但他们越是多谋善断，老朱就越不舒服。
什么都是你们说了算，要我皇帝干什么？你们周围聚集了一批死党，他们怎么不来走我的门路、拍我的马屁？就这么，老皇帝跟权臣赌起了气。史载，胡惟庸谋反是有证据的。不过，都是来自告发者之口，或是同伙在刑讯之下的口供，很难说是否真有其事。
追究胡惟庸，并不是老朱先发现了有谋反迹象。而是有谣传说，元勋刘伯温因病暴死，是吃了胡惟庸私人医生开的药。根据这不靠谱的谣传，就要整肃一个大臣，这分明就是找碴儿。老皇帝一放出风来，人人都知道胡惟庸要倒台了，其中有想撇清的、想立功的、想报仇的，那还不纷纷起来，不弄出谋反的名堂来才怪！
杀胡惟庸时，是洪武十三年。老朱越想越气：丞相还要谋反，要之还有鸟用？于是撤销了这个官职，连同丞相的办公署中书省，也一并砍掉。我宁愿不要诸葛丞相为我做军师，也不想将来有曹丞相逼迫我儿孙下台。
我老朱要自己干！
皇帝嘛，就是要上管天，下管地，中间再管些个乱七八糟的……
有人统计过，老朱自从灭了宰相之后，自己每天要看二十万字的文件，处理事务四百二十三件，等于一天到晚不睡觉、不吃饭，每小时要阅读八千多字，处理近二十件各项政务。
这下，老皇帝可吃不消了。
老朱这么苦自己，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我想，古人讲究君权神授，皇帝的权力来之不易，不把它发挥到极致，岂不是亏了？在这方面，秦始皇就开了个好头儿，他不分昼夜操劳公务，白天断狱，夜批公文。即使这样拼命，也还不满足，还给自己规定了更高的目标，不批完一石公文，绝不休息。这就是史载的日阅公文一石。
那时候的文件，是用竹简写的，一石（读作“担”）就是一百二十斤，还是蛮重的。
老朱亲自上手那年，才五十三岁。按理说放过牛、上过战场的人，身体素质应该不错，但是脑力劳动好像更辛苦，干了九个月，老朱顶不住了。他只好从各地找来几个老儒，创立了“四辅”（或是受张良启发），让他们任春官、秋官、夏官、冬官，协赞政事。
乡下来的老学究，哪干过这个？两年后，这个办法无疾而终。为什么不实行了，史书上未载，估计是干得牛头不对马嘴。
但是，参谋人员还得要，否则建章立制、拟旨批文这些工作，得把老皇帝累死。于是朱元璋又从翰林院调了一些学士（中层文吏）来，充当秘书。不定编制，也没有固定称呼。
到明成祖攻入南京、夺了位以后，就把这办法固定下来了，这批人也有了编制、有了定称。
这就是所谓的阁臣，学士也改称大学士。在哪个殿阁办公，前面就冠以该殿阁的名字，如中极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等。
皇上则一概把他们叫辅臣。自然了，当大臣的不能主宰，只能辅佐，皇帝才是天下的总舵。民间老百姓对这些秘书，那可就恭敬得多了，一般称之为阁老（不老混不进去呀）。
尽管阁臣的权力比宰相小得多，只能上传下达，但毕竟执行了一部分原来宰相的职权，所以大家还是把他们看成宰相，入阁就相当于拜相。后来官场上也不忌讳这个了，谁入了阁，大伙儿就纷纷写诗给他，祝贺入相。
不过，两者还是有不同的地方。宰相是有衙门的，过去叫中书省，有一大批各司其职的官员。
而现在，阁臣手下仅仅有些文书，抄抄写写，跑跑腿。办事机构也含含糊糊地被称为内阁。什么“内阁”？意思不就是宫内的房子嘛，没法跟中书省这个堂堂正正的名称相比。
过去，宰相怎么也得是一、二品大员，现在的阁臣是从翰林院来的，五、六品的居多，最低的还有从七品的——芝麻官了。然而到了后来，阁臣就越来越尊贵了，经常是先当礼部侍郎或尚书，才能兼任大学士入阁。
内阁还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比明文规定的制度还要严。比如，进内阁的人有个名次上的排列，在这方面，是一点儿都不能含糊的。打头的一个，叫首辅，第二人叫次辅，余下三、四、五不等，就叫辅臣了。首辅，也就是宰相班子的大领班。名次的排序，是要论资排辈的，要是首辅离职或者死了，则由次辅顶上。如果原任首辅离职后又复职了，现任首辅的资历要是不如原任，那就得让位，退居次辅。
内阁开始的时候，还不拘一格用人才，到后来则是非进士不可了，想着“学而不优”也能当大官，那不灵了。
进了阁，就要争当首辅，因为首辅是和皇帝打交道最多的人，也是皇帝最信任的人。
因此，朱老皇帝设置的这个内阁，后来就演化成了“掐架院”。你不下去，我就上不来，那我能让你好吗？各种手段一起来，打小报告的，无中生有诬陷的，拉拢言官（监察官）掀起政潮的……只要能搞死你就行。和衷共济的班子，越到后来，就越少见。
等到了嘉靖这一朝，内阁的戏就太多了。因为嘉靖皇帝从执政第二年起，渐渐地喜欢上了修道成仙那一套，妄想长生不老。到嘉靖二十年（1541），干脆搬出紫禁城，躲在西苑（地点至今成谜），跟方士们混在一起，不视朝了，很少过问一般的政事。但他对政务处理又要求得很严格，因此对首辅的挑选也就很苛刻，既要能办事，又要听话。嘉靖放了很大的权给他们，把阁臣的地位明确提到六部之上，为文官之首。
阁老们的位也高了，权也重了，有的人就誓死要保住位子；有的人呢，则恨不得明天就把对方撵下这位子。因此，从嘉靖年间开始，阁臣们的内斗，也就出奇地精彩。
按理说，一群饱学之士凑在一起共事，应该是互谅互让，但事实上做不到。何故呢？问题出在首辅的权力没有规定，也就等于几乎没有边界。
首辅平常的工作，是审阅各部院送来的文件，然后把自己觉得妥当的处理意见写在小票上，分别贴在这些文件的封面，进呈给皇上。这个工作，叫作“票拟”，也就是代皇上写处理意见。皇上看了要是同意，就用红笔画个圈圈，批两个字，这叫作“批红”。
按照潜规则，首辅在拟定意见时，不必征求其他阁臣的意见，一人独大，其他人只有唯唯诺诺。
即使旁人代拟文件，也是按首辅的意思来下笔。这个票拟制度，初看起来，不过是皇帝借首辅的脑子用一用。另外，首辅也可以拉大旗做虎皮，巧妙地影响皇帝的看法，想办法蒙蔽住皇帝，在票拟中“偷运私货”。
皇帝的生杀予夺之权，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让渡了很大一部分到首辅的手中。
这一点，连朱老皇帝也没料到：潜规则的能量，不仅比制度大，而且也比皇帝大。
这时的首辅，不仅是名位在六部九卿之上，其权力之大，有时甚于过去的宰相，等于半个皇帝。
这样一来，在他的面前，谁能不战战兢兢？
张居正踏上仕途之后不久，前任首辅夏言冤死，内阁里剩下的是现任首辅严嵩和次辅徐阶。这是赫赫有名的两位重臣，张居正后来的经历，与这两人都有较密切的关系。
严嵩的名气之大，后世无人不知。在中国的民间文化里，作为白脸的奸臣，大概除了曹操之外，名气最大的就是他了。虽然严嵩处理政务的能力一般，远不及同时期的另外几个阁臣，但由于贪婪和专权，却留下了“万世之名”（可惜不好听）。
严嵩是江西分宜人，与夏言是老乡，年长夏言两岁，进士及第比夏言早四科（即早了十二年），诗文、书法的水平堪称一流，就是处理政务水平太差。他入阁时，已是五十六岁，还是夏言把他提携起来的。
夏言这人，机敏决断，相当自负，朝中大臣谁也不在他眼里，就更没把由他一手拽起来的严嵩当回事。严嵩拟的文稿，常被夏言改得一塌糊涂，还常常掷还，责令重写。
严嵩不知为何，就是怕夏言。夏言的个性极强，经常触怒嘉靖皇帝，在政坛上竟然四起四落。
不过只要一返回内阁，就总能死死地压住严嵩。
——恨便由此而起。
能记住一饭之恩的人不多，能记住一箭之仇的人却不少。严嵩经过几个回合的暗斗，终于明白了：只要夏言活一天，自己头上就有挥不去的一片阴霾。
想要出这口恶气，就得让他死！
严嵩用来对付夏言的诀窍，是以柔克刚。卑劣之人的柔，不是一般善良者的软弱，而是包藏着鳄鱼牙齿的微笑。他对夏言，永远是忍气吞声，心里虽然在骂，见面却毕恭毕敬。据说有一次，他在家中举办生日宴会，恭请夏言大人屈尊赏光。夏言不屑于来这套，没有到场。严嵩竟然恭恭敬敬地跪在给夏言预留的座位之前，为英明的首辅大人遥遥敬酒。
不顾尊严，竟至于此。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可以说，也完全能做到百毒俱全。
严嵩背地里使了手腕，终于把夏言挤下了台。在夏言落马的空当儿里，他在皇帝面前一人专宠，甚至一度成为“独辅”，也就是说，整个内阁只有他一个人。此时，他就是上传下达的唯一管道。大臣要想给皇帝留下好印象，没有严嵩成吗？于是，给严嵩送红包的大小官员，车子挤满了严府门前。严大人收下贿赂，然后回报以高官厚禄。以至于嘉靖皇帝也有所察觉，赶忙把夏言再度召回内阁，让夏言来制约一下严嵩这个老滑头。
夏言也不是白给的，他知道自己失宠是严嵩搞的鬼，这次回来，当然要报复。他一归位，仍视严嵩为无物，把严嵩提拔起来的亲信尽行扫除。严嵩仍旧怕他，一声也不敢吭。
有一次，夏言拿到了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贪渎的罪证，准备上本参劾。这个严世蕃，是个混世魔王，贪声在外，无恶不作，自我感觉却超级良好，称自己占有天下才华三分之一。
严嵩久经沙场，知道这一次小儿的丑闻要坏大事，便带领严世蕃来到夏言家中求情。夏言听闻仆人通报后，装病不见。严氏父子竟强行进入，跪在夏言榻前，泪如雨下，恳求夏大人给一条活路。不耻于向仇人示弱，也是小人的一记狠招——我已经服了，你还非让我死吗？夏言见此，于心不忍，遂置不发，把奏本压下了，当了一回“东郭先生”。
严嵩对皇帝，也是柔媚以事之。在古代，邀宠有时候就是最大的政治。马屁永远是僚属讨上司欢心的法宝。看千载史书，无能之辈为何屡屡得宠？因为在昏暗时期，最拙劣的马屁本领，就是最高明的政治权术。
文雅一点讲，就是四个字——投其所好。
嘉靖皇帝痴迷于道教，经常让值班的阁臣替他撰写“青词”，也就是写给玉皇大帝的效忠信。写好了，就拿来焚化祭天，至于玉皇大帝收不收得到，反正心诚就好。以至于后来，竟有了因擅写青词而入阁的“青词宰相”。嘉靖一有了什么灵感，就急吼吼地喊来阁臣，吩咐照他的意思写一篇青词。遇到此事，严嵩总是兢兢业业地写。而那个夏言，虽也是青词高手，但总觉得写这东西纯粹无用，有时候就叫人代写，有时候则把以前写的改头换面拿去充数。
两相对比，皇上当然喜欢献媚献得好的那一个。
此外，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可见出两人的秉性不同。嘉靖皇帝在醮天时，要戴“香叶冠”，也就是一种道士帽。某日，他一时高兴，分赠给五位重臣每人一顶，让他们也戴着赶赶时髦。夏言不听那一套，从来不戴，有人问起来，就答：“这东西并非法定官服，大臣如何能随便用？”
严嵩则不同，每次去西苑入见，都要把香叶冠戴得端端正正，上面还精心地笼上一层轻纱。嘉靖帝很好奇，问他：“典出何故？”严嵩含笑答之：“天子所赐，恐染灰尘。”
两下相较，柔弱的一方焉能不胜？
皇帝也好，权臣也好，哪个舵把子不喜欢奉承？哪个高高在上的不喜欢顺耳之言？
严嵩摸透了嘉靖的虚荣和愚蠢，也看透了夏言的疏阔与执拗，那么，想要上下其手，置对方于死地，就差一个必然要出现的机会了。
机会说来就来，这就是后来震动朝野的复套事件。
何谓“复套”？套，是指河套，即黄河流经甘肃、宁夏、陕西的这一块地方。这里是明朝北边的战略防务要地。朱元璋开国时，对这一带的布防做了精心筹划，在北方一线设置三大卫所（军事据点），修边墙（即当今所称“明长城”），让诸王坐镇，严防“北虏”入寇。这一招很有效，曾经使三十余年里，胡马不敢南牧。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老皇帝一驾崩，防守北方的燕王朱棣就反了，南下夺了位，名正言顺地成了天下的主子。这位明成祖，为防止类似自己干的事情发生（我可以，但别人不可以），将大宁都司、东胜卫两处军事重镇，内徙或后撤，使北方防务出现两处缺口。唯余开平一处，孤悬蒙古高原三面受敌，后在宣德年间，也不得不撤往内地。从此，京师和内地门户大开，原先防务的最后底线，现在变成了防务前线。
一些饥寒交迫的蒙古部落（明人俗称为“鞑靼”），就是趁这个机会，陆续进入河套来找饭吃的。后来他们在这一带安下了家，渐渐成了气候。起先，不过是千余骑骚扰，到后来竟能聚起十万余骑，攻入大明的边镇杀掠，这就是史书上说的“套虏”或者“套寇”。
夏言最后一次当政时，陕西的三边总督（地方非常设军事主官）曾铣，上奏皇帝，认为“套虏”问题不难解决，只要朝廷添一点儿兵力，由他调度，便可一举摆平。这个曾铣，是个有胆略、有办法的将才，对边患如何根除看得非常透彻。
恰好夏言也想在此事上建立一番功业，就极力向嘉靖皇帝保荐曾总督。嘉靖为夏言的话所打动，下令褒奖曾铣，并指令兵部开始操作，筹划军饷。
夏言是个实在人，很认真地与曾铣书信往还，讨论起了复套的步骤。皇帝既然下了决心，此事就有十分把握了。
他万想不到，一转身，皇帝就反悔了。为何呢？是中了严嵩的诡计。
政坛老滑头严嵩，早已窥测多时。复套不复套关我鸟事，但彻底干垮夏言，才是正事！
严嵩策划得很周密，在宫中鼓动近侍，在外廷勾结言官，大家众口一词，都说可万万不能复套啊！老祖宗都惹不起的鞑靼人，咱们怎么能惹呢？于是，一种倾向性的舆论，渐渐就包围了皇上。
嘉靖一想：没错呀，万一惹上大麻烦怎么办？前车之鉴，离得还不远呢，英宗皇帝就是因为轻易出兵示威，被鞑靼骑兵在土木堡抓住的，当了多年的战俘，险些永远丢掉了皇帝帽子。
然而大话已经放出去了，如何收回才好？要是收回的话，天子的颜面何在？嘉靖苦思无计，又不好明说，便时常发一些无名之火。他甚至已经想到，万一鞑靼杀过来，自己杀掉曾铣求和，是否就能把这些入侵者摆平了？
这皇帝的心思，也真是难测。曾铣不过是个有抱负的军人，复套也是为朱家天下着想，却不料自己的脑袋，转眼已经是皇帝手上准备用来讲和的筹码了。
嘉靖每日绕室徘徊，正是下不来台的时候。聪明的臣子怎么办？就要给他递个梯子让他下来，为他找一个替罪羊。
在严嵩的授意下，有心怀叵测的言官便开始发难了，说边衅不可轻启，不能让边将为立功而把国家推向险境；又说曾铣交结阁臣，无非是大言欺君……严阁老更是偏偏选在嘉靖一心一意斋醮之时，把上报山崩、沙尘暴等异象的报告，和曾铣的复套建议一起呈递。当天，恰好是正月初一，嘉靖看了，当然感到晦气，太晦气！于是，他公开的态度立刻就变了。
嘉靖下令，将曾铣下诏狱（由皇帝直接掌管的最高监狱），并削夺夏言一系列官职，仅以礼部尚书的职位退休。
大正月的，正当锦衣卫前往边关捉拿曾总督之时，总督大人正领着数万大军夜袭“套虏”，颇为得手。
悲剧啊，太熟悉的剧情。史载，曾大人被捕后，三军大恸，声闻百里。手下亲军五千，日夜磨刀称反——想不通，实在是没有天理了！
首战得手，严嵩又连连进击。此时有个叫仇鸾的边将，由于受曾铣弹劾，正在狱中，严嵩便教唆他上疏，诬告曾铣掩盖败绩、克扣军饷，最致命的是——还贿赂了首辅夏言！
曾铣本来还不至于丢命，这么一告，风云突变。嘉靖二十七年（1548）三月末，曾大人终于以隐匿边情、交结近侍官员的罪名，被斩首于西市。夏言在归乡路上，听说了曾铣的罪名，竟吓得从马车上掉了下来：“噫！吾死矣。”
正人君子，从来难斗过阴险小人。当年四月，夏言果然被逮回京城。十月，脑袋就搬了家。一代人杰，落得这么个下场。
严嵩笑到了最后——哼，你蔑视我，那是要付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