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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金朝统治区内抗击金军者，并不止王彦和岳飞两支队伍。女真统治者的疯狂掠夺和残酷统治，激起各族人民如火如荼的反抗斗争。
燕山府刘立芸聚众起义，攻破城邑。他告谕民众说：“吾欲致南北太平。”起义者纪律严明，“蕃、汉之民归者甚众”。蓟州玉田县（今河北玉田县）爆发杨浩与智和禅师领导的起义，队伍发展到一万余人。易州（治易县，今河北易县）的刘里忙年仅十八，他领导的起义军也有一万多人。
他们把截山险，邀击金军，对金朝形成一定威胁。
从河北路的北部到南部相州，很多民众自动组织武装，结成山寨达五十余处，每寨不下三万人，“皆以白绢为旗，刺血，上书‘怨’字”，奋起反抗女真贵族的统治。
在建炎初年的北方民众抗金斗争中，除了王彦的八字军外，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还有河东红巾军和河北五马山起义军。
河东红巾军看来不是一支统一的队伍。宋时百姓起而造反，或为盗匪，往往“私制绯衣巾”。红巾军即是头裹红巾，以作抗金义军的标志。他们到处建立山寨，“每党不啻数千人”，“旌旗缤纷，鼙鼓震叠”，声势其盛。有一回，红巾军在泽州（治晋城，今山西晋城市）、隆德府（治上党，今山西长治市）一带袭击金营，金左副元帅完颜粘罕（宗翰）几乎被俘。女真贵族无法对付神出鬼没的红巾军，只能屠戮无辜的平民以泄愤，结果“亡命者滋益多，而红巾愈炽”。
河北西路庆源府（治平棘，今河北赵县）赞皇县有一座山，上有五石马，取名五马山。山上聚集一支起义军，由马扩和赵邦指挥。他们以宋高宗之弟信王赵榛的名义作号召，“两河遗民闻风响应，愿受旗、榜者甚众”，组成号称几十万人的武装。金朝真定府获鹿县（今河北鹿泉市）知县张龚也起兵响应。刘里忙、杨浩、智和禅师等领导的燕云地区起义队伍，也和五马山建立了联系。
在东北的金太宗御寨，有几千名被驱掳北上的汉族奴隶。他们以上山砍柴为名，置办长柄大斧，计划举行起义，并劫持金太宗，杀过黄河。由于叛徒的告发，起义被扼杀，首谋者都遭金人杀害。
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的抗金斗争，毫无疑义，是正义的、进步的爱国主义壮举。抗金斗争作为民族斗争，参加的社会成员相当广泛。祖国、皇朝和君主三者，当然是不同的概念，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三种概念实难作严格区分。抗金义军的领导者，如王彦、马扩等人，本是宋朝的官员；而邵兴等人来自民间下层，也接受了宋朝的官封。因此，北方各族人民的抗金斗争，不免和保卫赵宋皇朝、保卫宋高宗个人的皇位纠缠在一起，成了无可避免的特点和缺点。
在宋朝统治者中，如何对待北方的民间抗金武装，也形成两种对立的政见。宋高宗、黄潜善、汪伯彦等投降派，一方面害怕金朝，另一方面也害怕和憎恶此类武装。特别是五马山的抗金义军，以信王赵榛作号召，被视为对宋高宗的皇帝宝座构成威胁，更遭到宋高宗君臣之疑忌。李纲、宗泽等抗战派，为了恢复赵宋故土，洗雪国耻，则十分重视民间抗金武装，主张依靠北方的义军抗金。李纲罢相后，镇守东京开封府的宗泽事实上成为抗金的中心人物。两河、燕云等地的抗金健儿渴望接受宗泽的领导和指挥，宗泽也迫切需要他们的支援和配合，双方建立了密切而广泛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