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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元年六七月间，岳飞向宋高宗恳切上书言事。他责备黄潜善、汪伯彦等人无意恢复故疆，迎还徽、钦二帝，却欲退避到长安（即京兆府，治长安、万年，今陕西西安市）、襄阳（即襄阳府，治襄阳，今湖北襄阳市）、扬州等地，“有苟安之渐，无远大之略”。中原的百姓将会感到失望。即使将帅们拼死作战，也无成功的可能。岳飞请求皇帝改变主意，取消去三州“巡幸”的诏令，车驾还东京，主持大计。乘着金军怠懈的机会，亲率大军，渡河北伐，则“中原之地指期可复”。
这是岳飞第一次正式批评朝廷的投降政策。北伐还是南逃，进驻开封还是退居扬州，是当时抗战派和投降派斗争的焦点之一。李纲和宗泽都是在这个问题上据理力争，寸步不让的。经过一年多的锤炼，岳飞作为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其批评居然切中了投降派的要害，这正表明了他已具备超人的见识。
在宋朝官场崇文抑武的风习下，武将被视为粗人，对其文化也并无什么要求，有的大将甚至目不识丁。岳飞本人自幼并无机会受良好的教育，至此居然能单独上书言事，足见他已有相当的文化水平。他身为区区武弁，其见识却已不同凡响，这自然与本人的文化水平有关。南宋初年，文人上书言事，极为普遍。但是，岳飞作为一个低等偏将上书，则无疑是凤毛麟角，甚至是绝无仅有的。
赵宋的家规是以文制武，有意贬低和压抑武人。按照官制，一般由文臣枢密使统管军政，与“三衙”（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形成文尊武卑的关系。三衙长官虽为武将之首，参见宰相和执政时，必须“执檛”“谒拜”，这是宋时偏裨参见将帅的军礼，辞别时，必须恭敬作揖。连武将参与军政大计，也被视为越轨行为。岳飞不过是个从七品下级小武官，在这个鄙视武夫的时代里，他居然上书规谏皇帝，指斥宰执，评议时政，这无疑需要非凡的胆识和勇气。
黄潜善和汪伯彦看到岳飞的上书，自然是嗤之以鼻。他们轻易地作出了“小臣越职，非所宜言”的批示。岳飞不仅被革掉官职，还被削除军籍，赶出兵营，“孤孑一身，狼狈羁旅”，一时连生计也无着落。
岳飞遭到如此严厉的打击和迫害，但他胸中的烈火却并未被浇灭。他怀着“尽忠报国”的激情，直奔河北抗金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