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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结发妻子李氏是太宗朝参知政事副宰相。李昌龄的侄女，岳父李昌言另有二女分别嫁给郑戬、郑戬，字天休，苏州吴县人，进士，官至枢密副使。骆与京，李夫人之弟李禹卿则为曾巩的岳父。在裙带关系盛行的北宋官场，这些关系对范仲淹的事业发展均有益处。李氏于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去世于饶州（治今江西省鄱阳县）。范仲淹与患难与共的发妻感情很深，多年以后还关心其娘家侄子李通的恩荫和婚配，让李通娶郑戬侄女为妻。
范仲淹后又有两段婚姻，配偶分别是聂夫人和张夫人。
以前方健等学者都将张氏夫人误为曹氏夫人。方健：《范仲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002年2月，在河南省伊川县范仲淹墓园东侧出土了《宋故冯翊郡太君张氏墓志铭》（现藏洛阳市新安县千唐志斋博物馆），由资政殿学士李清臣撰文，该墓志铭明确记载张氏是范仲淹第四子范纯粹的生母。李伟国先生据此写了《宋故冯翊郡太君张氏墓志铭考》一文，结合其他史料，对此做了严谨的分析和考证。张希清、范国强主编：《范仲淹研究文集》（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范仲淹与李氏夫人先后生育了纯佑、纯仁、纯礼三子和两个女儿，与张氏夫人生子纯粹和一个女儿。
由于范仲淹和当时的知名大儒胡瑗、石介、孙复等交往密切，故儿子们也得以受这些大儒的点拨和熏陶，受益匪浅。长子范纯佑二十二岁时意外患病，后早逝。其他三子均较有成就，特别是次子范纯仁。
范纯佑（1024—1063年），字天成，十岁时就能读懂先秦诸子的书，所写文章为范仲淹的朋友们所称道。
范纯佑十多岁时，由于范仲淹和富弼是挚友，所以富弼家办丧事，范纯佑也去帮忙。富弼家的丧事办得很隆重，摆在外边的随葬器具很多，让人有金碧辉煌、眼花缭乱之感，实际上都是锡制品。前来看热闹的人很多。范纯佑于是拿起一件随葬品，对众人说道：“大家仔细看，这可都是锡造的，你们可别误会了。”富家子弟一听，以为范纯佑故意捣乱、羞辱富家，马上就要发火，斥责范纯佑。孰料范纯佑却慢慢说道：“我是害怕他们以为是白银做的，一旦那样的话，安葬之后，出现什么情况，还用说吗？”富家子弟和旁边的人听后，恍然大悟，都佩服范纯佑的机智。范仲淹为官苏州期间，首建州学，聘名儒胡瑗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苏省泰州市）人。宋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音乐家。为师。胡瑗订立了严密的学规，要求学生必须遵守。但是几百个学生，习惯了散漫的学风，多不守规矩，胡瑗很生气，却也无可奈何，一度萌生离职的打算。范仲淹知道后也很苦恼，但一时也想不出合适的处理办法。时年范纯佑才虚龄十岁，远未到弱冠之年，古时男子二十岁行冠礼，以示成年，但体犹未壮，故称“弱冠”。见此情景，主动要求入学学习，在学校严守校规。那些捣乱的学生见知州范仲淹的儿子尚且如此，再也不敢违反校规。从此苏州州学成为全国办学的楷模。
宋夏战争爆发后，范纯佑跟随父亲转战于血雨腥风的战场，成为范仲淹的得力助手。范纯佑与将卒们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得以彻底了解将官们的才能和心理。他的许多意见和建议，成为范仲淹用人的重要参考，范仲淹得以用人无失，屡有成功。为了遏制西夏军队的南下，宋军准备修筑马铺砦要塞，西夏军队屡屡发动进攻，妄图阻止宋军的战略部署。范纯佑率兵边战斗边修筑，数日之后，马铺砦要塞建成，一路恃之以安。
范仲淹知邓州期间，一日范纯佑于书房看书，看书看得太投入，妹夫蔡交不知因为何事，猛然用拐杖使劲敲门，正在沉思中的范纯佑猝然受惊，从此染上重病。在范仲淹致家族中一位兄长的信中说是因为过度喝酒所致。范仲淹为此在一封家书中告诫儿子们年轻时必须有一个好身体，要留心如何才能有健壮的体魄。估计范仲淹的说法比较准确。后于许昌养病。一次富弼路过许昌，前去看望他，范纯佑还问富弼此行是公事还是私事，富弼答以公事，纯佑说公事就行。范纯佑得病后去世，年仅三十九岁。
范纯仁（1027—1101年），字尧夫，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进士及第。但是，为了照顾多病的范仲淹，范纯仁一直到范仲淹去世后，才外出做官。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初，太皇太后高氏因病去世，哲宗亲政，又起用王安石变法时期的改革派。次年三月，在殿试新科进士时，宰执李清臣所拟的策论试题中，明白地导向对变法的全面肯定。苏辙针对这种倾向提出不同意见，并引用汉昭帝改变汉武帝国策的事例。年轻的哲宗对这段历史不太清楚，勃然大怒，说道：“怎能以汉武比先帝？”令苏辙下殿待罪，众臣僚谁也不敢反对。
见此情景，范纯仁从容地说道：“武帝雄才大略，史无贬词。苏辙以武帝比先帝，没有诽谤的意思。况且陛下刚刚亲政，不应该不尊重大臣。”右丞邓润甫未等范纯仁话音落地，便抢着说道：“先帝的法度，都被司马光、苏辙毁尽了。”等邓润甫说完后，范纯仁又从容地说道：“不能这样说，新法本身没有毛病，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弊端，有了弊端自然就要改一下。”哲宗又说道：“人们常常说到秦皇必言及汉武，可见不是好意。”范纯仁耐心地对哲宗解释道：“苏辙所论，所针对的都是具体的事情，不是针对具体的人。”哲宗听后，才不再生气。
范纯仁与苏辙尽管都是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反对派，又都为此被贬官，司马光极力主张全部废除新法的时期，又同属于反对司马光的臣僚，但是，二人平素在有些问题上，也多有分歧。经历了此事后，苏辙才真正体会了范纯仁所继承的范仲淹的大度，感动地说：“相公宋代对高级官员一般尊称相公。的做人境界，真是佛的境界。”
范纯仁因为反对变法，被贬官永州（今湖南省永州市），夫人每当不如意时，就骂章惇：王安石变法时的重要助手。“诬陷好人，使我全家过此凄惨日子”。范纯仁听后，每次都是报以微微一笑。此次船过橘洲（今湖南省长沙市），在湘江中暴雨倾盆，船碰暗石，骤然船破进水，众人被迫弃船登岸。范纯仁让儿子范正平打着伞，自己背着夫人到河边的一农户家，就着火堆把衣服烤干。这次没容夫人骂章惇，范纯仁就先笑着说道：“这一次船破，难道也是章惇干的坏事吗？”
宋人笔记中记载的这则典故，是为了说明范纯仁的大度，但是仔细推究一下，显然不实。此时范纯仁已经七十多岁，断无背着夫人弃船登岸、让儿子范正平打伞的可能。
范纯礼（1031—1106年），字彝叟，先后担任三司盐铁判官、知遂州、知开封府等官职。知陵台令兼永安今河南省巩义市境内。县令期间，恰逢仁宗去世，韩琦主持修筑仁宗的皇陵永昭陵，京西转运使将修筑皇陵所需要的木石砖甓及工徒数目等分配给京西北路所属的各府、州、县，唯独永安县不接受指令。京西转运使将此事报告韩琦，韩琦于是问范纯礼这样做的原因。范纯礼回答道：“大宋皇陵都在永安县，修筑完成后，修缮的工程肯定一直有，这些事情必将全由永安县民众来承担，现在让永安县与其他县承担一样的费用，实在不公正。不如让永安县承担以后的修缮费用。”韩琦见他说的在理，答应了他的请求。
徽宗在位期间，范纯礼知开封府，徽宗下旨让他审理一起普通村民的谋逆案。范纯礼仔细审理后，才发现是一起典型的错案。原来该村民去戏场看戏，戏中刘备戴的帽子宛如一个木桶，他回来途中正好遇见一个木匠在做桶，于是拿起一个木桶戴到头上，说道：“如此打扮，像不像刘先主？”岂料制桶的工匠听后立马将他擒住，押送开封府，说他谋反。第二天，范纯礼上朝面见徽宗，徽宗问案件如何处理，范纯礼回答道：“村野匹夫愚昧无知，若以叛逆罪处置，必然要判死刑，恐怕有碍官家好生之德，不如改为杖刑，足矣。”徽宗又问道：“何以警示后人？”言外之意判得太轻，范纯礼说道：“正欲让民众知道官家不滥施刑罚，如此处理，足以为戒了。”徽宗最终接受了范纯礼的处罚决定。
范纯粹，字德孺，先后担任知庆州、知邓州等官职。
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范纯粹为陕西路转运判官。该年八月，宋夏战争又一次爆发，北宋五路出师讨伐西夏，高遵裕出环庆路，刘昌祚出泾原路，李宪出熙河路，种谔出鄜延路，王中正出河东路，目标是夺取西夏的灵州（今宁夏灵武市）和兴州（今宁夏银川市）。刘昌祚的军队归高遵裕节制，高遵裕先是听信刘昌祚的军队已经攻克灵州的谣传，赶忙上表说是他指挥刘昌祚的军队攻克灵州，以抢夺战功，不久才知道是谣传，于是迁怒刘昌祚，以刘昌祚未能按时拜见自己为由，欲诛杀刘昌祚。诛杀不成，又欲剥夺刘昌祚的军事指挥权。刘昌祚为此忧愤成疾，其麾下的将士们也很愤怒。这样下去，很容易导致兵变。见此情景，范纯粹赶忙做高遵裕的工作，劝他前去兵营慰问刘昌祚，二人的矛盾才得以缓和。
此次战役，从总体上而言，以北宋军队的失败而告结束。虽然也有一些不错的战果，但是神宗不认输，责备诸将无功而还，准备再次发起战争。范纯粹赶忙上奏，指出：“关陕地区物力单薄，国家和民众都已经大困，若再次发动战争，根本可忧。到时候言官一定追究臣的责任，与其这样，臣宁愿今日受尽言之罪，不愿沉默以贻后悔。”神宗接受了范纯粹的意见，并升其职为陕西路转运副使。
范纯粹后来代兄范纯仁知庆州，父子两代三知庆州（治今甘肃省庆阳市），一度成为佳话。一日，庆州城突然被西夏军队包围，守城兵士不多，城内军民惶恐不安，不知如何是好。范纯粹也急得团团转。属下一名老指挥使指挥为宋代军队编制单位，一指挥五百人，长官为指挥使。面见范纯粹，说愿立下军令状，确保城池无失，范纯粹也是病急乱投医，相信了他的话，命他立下军令状。西夏军后撤军而去，范纯粹大喜，厚赏该指挥使，且向他询问退敌之妙计。指挥使说道：“我也无什么大本事，只是用大话先稳住他们，一旦城破，各自逃命而去，相公哪有时间去找我按照军令状执行军法！”
如果宋人的这则笔记记载的是事实的话，那么，说范纯粹继承了范仲淹谋略的说法，自然也有些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