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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王曾读了范仲淹的《奏上时务书》后，极为赞赏他的锐言大智，于是指示晏殊荐举范仲淹应试学士院。天圣六年（1028年）十二月，范仲淹守丧期满，被召为密阁校理（年收入相当于两千亩地的收成），成为一名馆职清流官，开始了朝官生涯。
讲述范仲淹担任密阁校理期间的事宜之前，需要先介绍一下北宋历史上有名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真实情况。
真宗第二位皇后刘氏身世不明。元人所修《宋史·后妃传》有如下记载：“刘氏祖上为太原人，后迁往益州（今四川省成都市），祖刘延庆，在后晋、后汉间为右骁卫大将军。父刘通，虎捷都指挥使、嘉州刺史，曾经跟随太宗攻打太原，去世于进军途中，刘氏是刘通的第二个女儿。”
其实，据今日研究宋史的众多专家考证，上述记载都是刘氏地位显赫后的伪造，不足为信。刘氏早期其实是靠颜值改变命运。
从少年时代起，出生于四川的刘氏便走上街头，成为卖艺的艺人。刘氏长相出众，后来嫁给银匠龚美，由龚美携至京城。在繁华的东京城，刘氏的美貌和演技，成为其人生发生重要转折的资本。当时还是襄王的真宗，一日于街头见到正在表演的刘氏，立刻被其美貌所吸引，于是出一大笔钱给银匠龚美，打发他赶快离开东京回四川去。襄王则将刘氏偷偷带进王府，寻欢作乐。时年刘氏十五岁，正是豆蔻年华。
堂堂皇子将一个来历不明的卖艺女子带进王府，再加上刘氏生性轻浮，很快被襄王的奶妈发现且报告给太宗，太宗闻之大怒，责令襄王马上将刘氏赶出王府。但是襄王施展小计，将刘氏藏于襄王府的侍卫张耆家，寻机不断去张耆家幽会。太宗去世后，真宗即位，很快将刘氏召入宫中。
景德四年（1007年）四月，真宗皇后郭氏去世，真宗欲立已经成为德妃的刘氏为皇后，遭到大臣们的反对，只好暂时作罢。但是，不管真宗和刘氏如何恩爱，二人却一直未能生育皇子。这对刘氏而言，自然是莫大的遗憾。心机很重的刘氏自然要寻机弥补。
李妃（仁宗生母）初入宫就被指派给刘氏做侍儿。这个比刘氏小十八岁的宫女，在真宗到刘氏那里去时，一日被指定为司寝，因而有孕。刘氏知道李氏怀孕的消息后，知道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一边让手下人好好照顾李氏，一边严密封锁此消息，只有几个心腹知道，真宗也假装不知道。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李氏生下一子，即后来的仁宗。但是所生之子，很快被刘氏宣传为自己生的儿子，命杨妃代为抚养，犹如奴隶一般的李氏，也不敢作声。
由于地位的悬殊，李氏根本没有可能同刘氏争夺皇后之位，甚至连想都不敢去想。刘氏无须抢夺，更无须像《狸猫换太子》的戏中，用狸猫来偷换刚出生的婴儿。
刘氏手中有了真宗的唯一子嗣，这成为她两年后被立为皇后的重要砝码。
所以真实的历史和戏剧之间，差距不小。
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真宗去世，太子赵祯即位，是为仁宗，时年十三岁。刘氏也由皇后变成了皇太后，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垂帘听政岁月。
刘太后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真宗在位时期，她就控制了后宫并参与处理政务，积累了不少处理朝政的经验。真宗丧事完毕后，一日朝会结束，她隔着帘子对宰执们哭泣着说：“国家多难，靠众位宰执同心协力，才没有出大的乱子。现在先帝的丧事已经圆满办完，你们可把子孙及亲戚子弟没有做官的名字报上来，朝廷将额外开恩，予以安排官职。”宰执们赶忙将三族亲戚以内符合条件的名字报上。刘太后拿到名单后，把这个名单贴到后宫自己所住房间的墙上。从此之后，每次安排、升迁官员，只要在名单上的人，一律靠后站。
天圣七年（1029年）冬至宋代冬至，为民间三大节日之一，皇帝则于此日接受百官朝贺，且百官必须穿朝服。仁宗率百官拜贺刘太后于会庆殿。范仲淹极力反对，他解释了反对的理由，“皇帝奉亲太后于宫内，自当用家人之礼。而今与百官同列，一起面向南边朝拜太后，不可为后世效仿”，其出发点自然是严格遵守先秦儒家制定的礼仪制度，首先从形式上维护皇帝的权威。此前的天圣五年（1027年）元旦，不同于今日阳历的元旦，等于大年初一。辽国使节前来庆贺，仁宗就亲率百官拜贺刘太后于会庆殿，宰相王曾虽然委婉地提出反对意见，但是，无济于事。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与皇权密切相关的礼仪制度必将受到严重破坏，进而从实质上破坏皇权。而皇权一旦被破坏到一定程度，中央集权也难以维系，国将不国的局面将随之出现。
范仲淹的这一做法，虽然未能阻止行为的发生，却使刘太后颇为扫兴。晏殊则大惊失色，斥责范仲淹“狂妄邀名”，害怕范仲淹的这一大胆行为连累了自己。其实晏殊的大惊失色及对范仲淹的斥责，主要来自宰相吕夷简的压力，这也是范仲淹和吕夷简的第一次交锋。
范仲淹义正词严地给晏殊写了一封信，解释自己这样做的理由是“重万代之法”。
晏殊比范仲淹小两岁，范仲淹终生以师礼待之，但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范仲淹则表现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士大夫品格，这也是他极力倡导且率先垂范的士风。仁宗一朝，正是由于范仲淹的努力，再加上欧阳修、韩琦、富弼等一群志同道合者的努力和坚守，犯颜直谏、不阿附权贵的士风，逐渐成为官场的主流。
其实，刘太后趁着仁宗年幼，一再僭越礼制，享受本不该太后享有的礼制待遇。她曾将反对她的宰执王曾罢免，寇准被罢免后死于贬所。她甚至询问宰执们对武则天的评价，用意非常明显，其背后掩藏着莫大的野心。
天圣六年（1028年），仁宗已经十九岁，可刘太后还没有还政的意思。范仲淹于是上疏，力请刘太后卷帘撤班，还政于仁宗，建议没有被接受。按照当时朝廷的规矩，范仲淹自请出朝，担任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济市）的通判。表面上是范仲淹自请出朝，实际上是被逼自贬。而直接给范仲淹施加巨大的隐形压力的，还是吕夷简。
在河中府通判任上，范仲淹并没有因为反对刘太后导致仕途受挫而收敛锋芒。当时国家尽管早已经进入积贫积弱的时代，可还是大兴土木。正在东京修建的太一宫及洪福院，需要从陕西秦岭一带砍伐大量巨木运到开封附近，劳民伤财。范仲淹又上疏表示反对，认为这不是顺人心、合天意的行为，应该赶快停止兴修，以减轻民众的负担。针对州县数量太多、所管辖地域太小的状况，范仲淹又提出合并州县的主张，这样可以减少官员的数量，节省经费。庆历新政中这方面的改革计划，实际上发端于此。
当时官员除了俸禄，按照级别还有职田，以职田出租的收入作为补贴，有人建议取消官员的职田。范仲淹做基层官员多年，深知职田的收入对官员廉政建设的重要性，认为一旦取消这方面收入，必将带来吏治的败坏，进而带坏整个社会风气。所以仁宗时期，职田短暂取消后又恢复了。
天圣九年（1031年）三月，范仲淹又移任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县）通判。到任之后，范仲淹又在给仁宗的上疏中，提醒仁宗注意许多官员并不是通过正规渠道升迁，而是通过太后的渠道，这绝不是太平盛世应该有的现象，一定要吸取唐朝上官婉儿等人干政导致朝政混乱、政局动荡的教训。在当时的局势下，仁宗只能将范仲淹的提醒牢记在心，而范仲淹的忠君报国行动给仁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年四月，刘太后去世，因为反对过刘太后被处分的官员又陆续恢复原职或升迁，范仲淹也于同年四月担任正七品的右司谏。右司谏是专职言官，专门挑刺的官员，负责给皇帝及朝廷提供批评和建设性意见，在皇帝和朝廷出现错误的决策时，一开始就起到警醒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