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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进士及第，时年二十七岁，成为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对一般读书人而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此三句选自宋真宗《劝学诗》，在当时及近代科举废止前影响很大。但对有远大理想的范仲淹而言，他做官的目的绝不是这些。从此，北宋政坛逐渐成长起来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一位士林领袖。范仲淹仕宦生涯的第一个官职是广德军（治今安徽省广德市）司理参军，主管狱讼。在处理诉讼案件时，他坚持秉公执法，又具有仁政作风，时常亲自询问囚犯，以得到案件的实情。
尽管俸禄微薄，但是范仲淹上任伊始，即将母亲谢氏接到广德军，悉心奉养。
在广德军待了两年多的时间，天禧元年（1017年），范仲淹调任集庆军（治今安徽省亳州市）节度推官，节度推官是长官的幕僚。此期间，为官清廉的张知白一度担任过短期的亳州知州，给范仲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亳州是汉代医学家华佗的故乡，医药业繁荣。这对很早就对医术颇有兴趣的范仲淹而言，自然是难得的学习机会。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又调任监泰州（今江苏省泰州市）西溪盐仓。这里是北宋重要的产盐区，而盐税收入是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范仲淹负责监管盐的生产和买卖，还需要和巡捕、县尉一起打击私盐的买卖。
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真宗去世，仁宗即位，改年号为乾兴。当年十一月，张知白迁官枢密副使，进入宰执的行列。
宋代官员的任职和升迁，都需要一定数量的官员荐举，以作担保，荐举的官员官职越高，影响自然也大，被荐举人得以升迁的机会也多。被荐举人一旦升迁后出现违法现象，荐举人则要承担连带责任。
踌躇满志、志向远大的范仲淹，此年已经三十四岁，这在当时已经是标准的中年人，可还是一个级别很低的监当官，所主管的盐事又很无聊，范仲淹自然觉得壮志难酬。得知张知白升迁枢密副使的消息后，乾兴元年十二月，范仲淹给张知白上书，表达自己的远大志向，期盼能够在重要的岗位上施展自己的抱负。但是，这次上书无果而终，张知白对范仲淹上书的态度如何，史料中没有记载。毕竟张知白升迁枢密副使刚刚一个月左右，皇位刚刚完成交接，继位的仁宗才十三虚岁，由刘太后垂帘听政。在风云险恶的官场，张知白首先需要的是谨慎，他不会为一个没有深交的范仲淹去努力。
当然，无果而终的上书，也在意料之中，范仲淹并没有多少挫折感。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卑栖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他明白对于没有官场背景的社会草根而言，需要的是不断积累政绩和良好的声誉，等待机遇的降临。毕竟赵宋较之前代，知识分子升迁的通道还是比较畅通的。
范仲淹为官泰州期间最大的政绩是修筑捍海堰。濒临黄海的泰州，时常为海潮所苦。唐朝大历年间（766—779年），地方官李承主持修筑了捍海堰。唐末和五代时期，由于战乱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捍海堰年久失修，大多坍塌，坍塌之后，大潮来时，海水倒灌，淹没良田，潮水退后，良田变成了盐碱地，再也无法种植庄稼，连生活用水都又咸又涩。
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范仲淹向淮南东路的发运副使张纶提出重修捍海堰的建议。得到朝廷批准后，为了工程修筑的方便，通过张纶的推荐，朝廷让范仲淹担任泰州属下的兴华（今江苏省兴化市）县令，和同年进士及第的滕宗谅（字子京，时任泰州军事推官）一起，共同主导此项利民工程的兴修。但是，次年八月，母亲谢氏病逝，范仲淹只好开始丁忧。工程最终由张纶和其他官员一起主导完成。
捍海堤历经两年才修成，长一百五十里左右，横跨泰州、楚州、通州三地。由于范仲淹以后声名显赫，当地民众称其为“范公堤”。泰州民众后来为张纶修筑了生祠，古代为活着的人建立祠庙，加以奉祀，其对象大都是造福一方、深得民心的官员。当然下级官员出于阿谀奉承的目的，为上级官员立生祠的也有。并请范仲淹写了《泰州张侯祠堂颂》。
时年四月，范仲淹还向皇太后和皇帝写了《奏上时务书》。在上书中，范仲淹主要强调了以下几点：
第一，文风关乎教化，必须改变五代以来卑弱浮靡的文风。
第二，治国之道，文武兼备，不可偏废。大宋自澶渊之盟之后，已经二十年，能征善战的老将，逐渐凋零。与辽国签订盟约之后，辽国还是不断勒索财物。国家定都于无险可守之地，必须时刻有居安思危的思想，必须选择有谋略的人担任边界地区的官员，也必须秘密选拔武艺高强的人，作为战将的后备人选。为此，科举考试必须增加武举的科目。
第三，大宋重视馆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和秘阁、龙图阁等阁，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务，通称“馆阁”。又是朝廷培养人才、储备人才的地方。将其作为储备、培养宰辅人才的要地。但是，近年却将馆阁迁出内庭，迁到了寻常百姓居住的坊陌之地，这是很不应该的行为。馆阁的一些初级官员，没有进士及第的背景，靠恩荫进来，假以时日，这样的人熬成了宰执，宋代宰相与执政官的统称，执政官包括副宰相和枢密院的枢密使、枢密副使。后果可想而知。
第四，谏官、御史，是朝廷的耳目之官，官家继位以来，未赏赐一个台谏的官员。如果他们的言论于朝政无补，说明选择的台谏官不称职，应该予以罢免，选择新的谏官和御史。如果他们的言论有补于朝政，为何不及时赏赐？言路不广，非朝廷之福。
第五，崇尚儒家的以德治国主张，反对苛政，反对大肆发放度牒导致的僧尼急剧扩张的行为，反对大兴土木、浪费民脂民膏的做法。
第六，常听直臣之言，摒弃佞臣之语。
第七，官家继位之后，外出巡幸太多，花费太大，应该减少这样的行为。
第八，以扩大税收等官员的言论为急务，以重教化、变风俗的言论为迂腐之论，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的行为。
第九，朝政必须与大臣商议，不可独断专行。
范仲淹的此次上书，开始展示其改革的全局设想，也是以后庆历新政蓝图的萌芽。
由于上书时，范仲淹尚在丁忧期间，有人为此讽刺范仲淹，认为范仲淹丁忧期间就应该一心丁忧，其他一切事宜都不考虑。范仲淹说道：“家庭的忧戚和国家的忧戚比起来，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不管家庭的忧戚有多大，作为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士大夫，应该时刻把国家的忧戚牢记心头。”所以在丁忧期间，范仲淹不但言事，而且言事不已。
天圣五年（1027年）正月，晏殊晏殊，字同叔，抚州临川人，七岁能属文。景德初，张知白安抚江南，以神童荐之，十四岁中进士。罢枢密副使，出守应天府。晏殊通过张知白及其他途径知道范仲淹的情况后，意识到范仲淹是难得的人才，于是邀请丁忧期间的范仲淹担任应天书院的教席。晏殊也成为范仲淹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贵人，范仲淹一生都感激晏殊的知遇之恩。
范仲淹从亲身经历中，深感接受正规的、高层次的学校教育的重要，如果没有应天书院的教育，像他这样的孤寒子弟，很难通过激烈竞争的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从而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因此，终其一生，他始终不渝地把兴学当作自己的重要职责。他对培养自己成长的应天书院，充满了感激之情，也意识到此番回来，更是自己报效母校的好机会。
在管理应天书院期间，范仲淹一天到晚待在书院，督促教师认真备课、勤勉教学，认真批改学生的文章，同时要求学生认真学习。学生在书院有严格的作息时间，如果有学生提早就寝，一旦被发现，范仲淹就会问学生就寝前看过什么书，具体内容是什么。如果答不上来，就会有相应的惩罚。
管理书院，则有各方面的规章制度，而且自己率先垂范。培养学生练习写赋，他也写布置的题目，以亲自了解试题的难易程度，同时也让其他的教师这样做。由于他教学有方，深受学生敬爱，所以慕名求学者络绎不绝。范仲淹的教学管理思想和实践，直到今天仍然有指导作用。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儒学自东汉后期开始，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唐七百多年的岁月，面对佛教和道教的挑战，一直处于困顿的状态，非常不利于赵宋政权的稳固和发展。有鉴于此，范仲淹在中唐韩愈、柳宗元复兴儒学的基础上，大力倡导先秦儒家学说的回归，使应天书院的学生时刻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目标。
他发现孙复是可造之大才，却因为家庭贫困不得不辍学的情况后，拿出自己的部分薪俸，资助孙复继续读书，并特开小灶，授以儒家之经学。孙复后来成为“春秋学”以《春秋》经义为指南，研究相关的社会问题的学问，实质就是对《春秋》的解读。研究的大家，一代名儒。
约两年的时间中，范仲淹亲手培养了大批人才。后世称赞说：“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在应天书院期间，范仲淹还写了《南京书院题名记》一文，回顾了南京书院的光辉历史及取得的伟大成就，特别希望学子们能够不辜负国家的期望，不辜负师门的培养，不忘记同窗们的互相帮助，将来进士及第，名垂青史，为母校扬名，同心协力，使南京书院成为天下办学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