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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曼在央视初露头角时，是讲历史的，当时给我留下了挺好的印象，特别是讲李世民玄武门之变，观之颇有收益。我的专业本是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业余对《资治通鉴》有所涉猎，深信司马光之说：玄武门政变前夕，李世民处境被动，濒临危机，获知李建成将于次日出师阅兵之际加害自己，不得已乃先发制人，杀死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蒙曼据新、旧《唐书》，阐明系李世民先于唐高祖处状告太子，待其入宫申辩时，事先买通宫门守卫，杀死建成和元吉。这让我对司马光的说法有了重新思考的资源。她对相关文献颇为熟悉，口齿伶俐，讲述掌故，尤为所长，总的印象是，虽比于丹出口成章、从容不迫地讲《论语》略有逊色，但就其内涵来说，言必有据，未见断章取义，将古人牵强现代化、庸俗化之弊。当然，比之易中天的幽默、游刃有余、融学术与通俗于一炉，尚有提高的空间。但她比前述诸家都年轻，故我想，积以时日，当有出息。果然，她以最快的速度获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成了文化明星。
她出现在《中国诗词大会》上，以一贯的伶牙俐齿，讲述诗词典故，也不乏得体之处，为成千上万的观众享用中国古典诗歌的精神大餐贡献了才能。但是，她的许多评论，其随意性令我颇为惊讶。比如说到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同场专家评论之后，她补充说，“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显出孟浩然是“君子”。这样不着边际的话，实在令人困惑。其实，全诗意脉的起点是“客愁新”。孟浩然仕途不得意，乃漫游吴越，漂泊他乡，天色晚了，船停下来，情感的起点是“新”袭来的“客愁”，其特点是孤独。照理说，孟浩然不可能自己掌舵，撑篙，当有舟子。其另一首诗题目就是“问舟子”。他在这里却把自己置于野旷天低的背景下，就显得形单影只，孤独寂寞了。最后一句“江清月近人”，表面上是写景，江水清澈，可见月影，然关键在于“近”，虽然孤独，但是月亮却亲近，孤独是人世的孤独，而月亮却亲近可人，于是他从大自然中获得了安慰。
这就是中国古典诗歌强调的言外之意、韵外之致，表层的意象群落是显性的，而深层的情感脉络起伏是隐性的，人世的孤独转化为大自然的亲近，不是言内的，而是言外的，这和道德范畴的君子毫无关系。
要把语言之外蕴含的韵味进行直接概括，转化为理性化、逻辑化的语言，是要有点灵气的。这和解读历史、取可靠资源作理性的阐释有所不同。学业有专攻，规律有异，蒙曼对之陌生，并不奇怪。非常可惜的是对于学科之异，她没有明确意识，也没有警惕。故而每每出言无忌，往往走火。如说到杜牧的《赠别·其一》：“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她说，为什么“春风十里扬州路”？“扬州自带春意”，和杭州不同，杭州有西湖，“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杭州属于六月，夏天。蒙曼的意思是，这是一首歌颂扬州的诗，扬州的美，全在春天；杭州的美，全在夏天。
其实，蒙曼只要再认真一点就不难明白，这不是歌颂扬州的诗，是歌颂扬州一名十三岁的歌伎的。这个歌伎有名有姓。杜牧另有赠乐伎张好好五言古诗，有序曰：“牧太和三年（829），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来乐籍中。”前一年，杜牧中了进士，离开扬州去江西时，有与此女赠别之作。袅袅婷婷，正面写其风姿轻盈，次句以蓓蕾喻其美，豆蔻初发，穗头深红，叶渐展开，含苞待放，常用以比喻处女。这样的比喻算不得太精彩，精彩之处在最后两句感情的极端强化。当时在中国，“扬一益二”，扬州第一，成都第二，扬州在世界上也可以说是第一大都市。“珠帘”借指歌伎所居，十里长街不可能都是歌伎，更多的是大家闺秀。所有美女把帘子卷起来，都不如张好好美。“春风十里”，是用来渲染张好好的美丽的。
如此粗心大意，就是在历史学术领域也是不允许的，何况跨界到古典诗歌领域。这种问题不仅在于对历史价值的真与审美价值的美不够重视，而且在于阅读量和学术积累不足，所以很难避免在逻辑上轻率概括。说春天属于扬州，夏天属于杭州，是顾头不顾尾。扬州就没有诗意的秋天吗？杜牧自己就写过赞美扬州秋天的诗《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二十四桥是扬州的名胜，后来的词人往往就用杜牧的“豆蔻梢头”和“二十四桥明月”来分别概括扬州之春和秋的美。宋朝著名词人贺铸就有《晚云高·太平时》：“秋尽江南叶未凋，晚云高。青山隐隐水迢迢。接亭皋。二十四桥明月夜。弭兰桡。玉人何处教吹箫。可怜宵。”姜夔有《扬州慢》：“杜（牧）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
至于说夏天属于杭州，也犯了同样的逻辑毛病。杭州不仅在夏天，而且在秋天和春天都有经典诗作。白居易曾担任杭州刺史两年，其《忆江南》三首其一：“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其二：“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杭州秋日的美，最著名莫过于柳永的“三秋桂子”。关于冬日的美，也有不少西泠桥边踏雪寻梅的典故。
蒙曼的误读，如是阅读量不足所致，当不难改进，但有时显然不是，而是对诗歌语言的特殊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不了解，望文生义。如对李白的《赠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蒙曼说，红颜不但属于女性的美，也可形容男性的颜值。古代审美比今天还平等。这样的解说将其古典诗歌语言修养的缺失暴露无遗。
当然，红颜一般指美女，红颜薄命，红颜知己，吴三桂得知爱妾陈圆圆为李闯所获，乃引清兵入关，就有了吴伟业《圆圆曲》“冲冠一怒为红颜”。但是，红颜亦指称男性，其义则为年青，脸色红润，在李白这里，白首则是年老，与红颜对仗，均属于形体，在对仗中，属于严对。说红颜是指男性颜值，对经典的冒犯相当粗暴。在李白以前，沈约有“共矜红颜日，俱忘白发年”（《君子有所思行》），刘希夷有“寄言全盛红颜子，须怜半死白头翁”（《代悲白头翁》），骆宾王有“风尘催白首，岁月损红颜”（《在军中赠先还知己》）。和李白同时有高适的“红颜怆为别，白发始相逢”（《逢谢偃》），杜甫的“向来皓首惊万人，自倚红颜能骑射”（《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在李白以后，白居易有“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上阳白发人》），邵谒有“昨日照红颜，今朝照白丝，白丝与红颜，相去咫尺间”（《览镜》），崔仲容有“不觉红颜去，空嗟白发生”（《感怀》）。这种基本词语的错解，乃古典文学研究之大忌，属于硬伤。
更严重还在她接着又说，男性之美，还有“沈腰潘鬓”的说法。一向善于讲述典故的她，竟然出了这么严重的硬伤，不能不使我惊异，这一典故出在李煜的《破阵子》“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原意是沈约因病日益消瘦，腰带宽松，对自己的健康感到悲观，这是记载在《梁书·沈约传》中的；潘岳才到中年感到头发已经斑白，这是潘岳自己写在《秋兴赋》中的。唐李德裕《秋日登郡楼望赞皇山感而成咏》：“越吟因病感，潘鬓入秋悲。”宋周邦彦有：“仙骨清羸，沈腰憔悴，见傍人、惊怪消瘦。”完全与她所说的男性颜值相反。
当然，此类讲述的失误在她是比较少的，令我担忧的是，在对经典进行的解读的时候，她往往突发奇想，发出离谱之说，还轻松地微笑。每逢诸如此类的时刻，不免为她着急，有时甚至为她捏一把汗。例如屏幕上出现了杜甫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现场专家和主持人都称赞此诗，是好诗，是好人好心写好诗。蒙曼显然不满足这样空泛的解读，乃补充说：这种春天的好雨，如果下在北方，一位专家的家乡，则是春雨如油，如下在南方，另一位专家的家乡，则是“杏花春雨江南”。然而这是下在成都的，“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其色彩火辣辣的，“火锅的味道都出来了”。此言一出，引发一笑，却舒舒服服地把杜甫精致的情感和不朽的艺术糟蹋了。
一般说，写春雨不外是从视觉看的，“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或者从听觉，听雨，“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而杜甫的题目是“春夜喜雨”，是夜里的雨，“随风潜入夜”是看不见的，“润物细无声”是听不见的。虽然看不见，听不见，但是诗人感受到了，在暗夜中，在无声中，独自为这如油的春雨感到欣慰。“野径云俱黑”，这是成都平原，云才会在田野上，一片漆黑，越黑越美，因为越黑，雨下得越浓，越是显出诗人在为这个在“安史之乱”中的民族默默祈祷。“江船火独明”，以一点火光反衬，让这一片漆黑美得生动。这场春雨对于国计民生太及时了，由衷感激这知时节的好雨啊。“安史之乱”使黎民百姓面临生死存亡的厄运，乱前有五千二百多万人口，764年“安史之乱”结束，只剩下不到一千七百万。（《唐书·代宗纪》）七年之间死了三千五六百万人。平均每年死五百万，几乎每天要死一万多人。这并不完全是战死的，还有饿死的，活着的人，什么时候饿死都很难说。战前京都米价一斗米二十钱到三十钱，二十个铜钱到三十个铜钱，可在已经光复了的长安，米价曾达到一千文，七年间米价涨幅达三十到五十倍。杜甫自己的孩子，就饿死两个。这实在是不能不令他长歌当哭，杜甫的诗中浸透了眼泪和鲜血。他曾为旱灾，写过《说旱》，希望地方长官释放囚犯，感动天庭降雨。如今忽然在夜间来了春雨，怎能不令他欣慰感恩，独自在黑暗中祈祷。题目是“春夜喜雨”，可是全诗没有一个喜字。喜在哪里？第一，喜在这默默的感知和欣慰中；第二，更在尾联“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色彩突然变得鲜明，色调对比如此强烈，诗人不由得眼前一亮。那花不但有湿湿的质感，而且有重重的量感。这就是昨夜看不见、听不着的春雨的效果，这一切照亮了、温暖了诗人的家国情怀。把这说成是“火锅的味道”，这样轻佻，不能不说，这是对诗圣的亵渎！
文学阅读要有效，并不是一件太轻松的事，克罗齐说，要理解但丁就要把自己提高到但丁的水准。阅读是一个提高的过程，突破固有知识理念的过程。固有的知识和理念固然是必要的基础，但是，基础的有限性，可能成为透明的墙壁，形成心理的封闭性。阅读水平要提高就得突破这种封闭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阅读乃是与心理封闭性的搏斗。这种搏斗相当艰巨，往往一人的生命是不够的，常常延续千百年，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说不尽的“推”字佳还是“敲”字佳，说不尽的唐人七绝何者最佳，说不尽的李、杜优劣，每一个时代都把自己最高的智慧奉献上经典解读的祭坛，发出光焰，冲击个人的和历史的封闭性。
蒙曼之失，就在于对这种封闭性，没有高度的警惕。当她对《木兰诗》进行解读时，表现就更突出，但是表面上似乎并不离谱。蒙曼明确说木兰是“女英雄”是不错的，但是，英雄的内涵是什么？蒙曼说：1．是对国家的忠义；2．对家庭的孝道；3．其义烈之气；4．勇武的精神；5．民族融合。如此这般，把封建时代的一切美德都奉送给花木兰，却令人困惑：如果只说花木兰有这么多的美好品德，和男英雄有什么区别呢？从文本来看，说她有“勇武的精神”“义烈之气”当然是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但是，《木兰诗》正面写战争的只有两句，“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当然也写了她的战功，“策勋十二转”，只有一句，是侧面交代。可见原文主题不在此。文本着重渲染的，首先是叹息，八句，这是关键，作为女性，决心代父从军。买马和马具，四句，表现其意气昂扬。从军以后，于黄河、黑山之间，思念爹娘，又是八句。写立功而不愿为尚书郎，强调了女性主动承担起男性的保家卫国的责任，但没有像男性那样立功受奖，衣锦还乡，而是以平民身份归家，受到爹娘、姐、小弟的热烈欢迎，六句。写恢复女儿装，可谓浓墨重彩，用了十句。“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表现了女性的心理精细胜于男性。《诗经》时代的诗歌是讲究比兴的，这里却没有比兴，几乎全是叙述。最后却来了一个复合性比喻：“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这是点题之句，表现了这个女英雄的自豪。蒙曼说她是女英雄，但是，陈述的内涵与男英雄无异。这首诗的深邃就在对男性英雄的传统文化观念的颠覆。英雄，英雄，在传统观念中，英雄就是雄性的，这里，却是一个女英雄，并不是男性，严格地说，应该是“英雌”。在阅读过程中，要真正直达核心，就要概括文本的内涵，冲击潜意识中传统观念的封闭性，蒙曼作为一个女性，却未能与潜意识中男性英雄观搏斗，她赋于木兰的优秀品性，大多是男性的。
阅读心理本来应该是开放的，但是，实际上，其开放性与潜在的封闭性是紧密相连的，这是规律，因而，凡读者（包括笔者本人）概莫能外。不过在蒙曼表现得比较突出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吾人看到王立群先生，往往表现出同样的封闭性，就不足为怪了。举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诗词大会》上有题为李白的《子夜吴歌·秋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中的“捣衣”是在干什么？标准答案是捣洗脏衣服，但王先生说不是。那么，捣什么呢？王立群先生说，因为当时的衣服以麻丝为料，比较硬，故先要捣衣料，使之柔软。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是，是不是绝对如此呢？我们看到唐代张萱的《捣练图》长卷，人物分成三组。第一组，四个妇女用木杵捣石臼中物；第二组，两个妇女坐在地毯上缝纫，并不见机织；第三组，四个妇女把白练拉直，用熨斗熨平。可见所捣乃是布帛，而非织料。从工具书上不难得知，“练”是一种丝织品，初织成时质地坚硬，须经沸煮、漂白，置于石上，反复杵捣，使之柔软洁白，才能制作衣服，称为“捣衣”，后亦泛指捶洗。仅此可知，王先生的说法，至少是不全面的。更重要的是从文本中看，李白就有《捣衣篇》最后两句是“晓吹员管随落花，夜捣戎衣向明月”，捣的是“戎衣”。杜甫《秋兴八首》之一有“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催的是刀尺，是现成的布帛，不是催捣丝麻原料。王建《捣衣曲》曰“月明中庭捣衣石，掩帷下堂来捣帛”，捣的是帛，不是织料。如果到了秋天才开始捣原料，要织成布帛，再做衣服送到玉门关外，无论如何是来不及的。因为岑参告诉我们“胡天八月即飞雪”了。
值得深思的是，比比皆是的硬伤如果是出现在平面媒体上，肯定引起强烈的反响，余秋雨散文的一些所谓“硬伤”曾经引起全国性的声讨，甚至有《“审判”余秋雨》一书的出版。但是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却没有引起讨论、质疑，这可能与传媒的明星效应有关。学术上稍有成就者，借助传播炒作的鼓胀效应，变成跨界明星，变成偶像，偶像造成了盲目、迷信，甚至不可批判的霸权。既不利于传媒文化水准的提升，而且于明星本人素养的充实不利。电视媒体的娱乐性、一过性、快餐性，使它不像纸质媒体可能被反复阅读，反思检验，造成文化贬值。当前错误之明显，早已超过以往。明星（除了部分体育明星）名不符实，德不配位，比比皆是，前车之鉴不远。观者竟熟视无睹，沉溺于贬值文化的狂欢之中，随波逐流，老气横秋，失去反思之朝气，岂不令人深沉忧思？
2020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