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呈现了新的意识形态和学术研究的转向,主要是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它是之前的现代化主义的重组和更新,并在倡议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内容上,比之前更加原教旨化。它是伴随全球化资本+国外廉价劳动力的跨国公司模式,扩张到主宰全球经济的地位而来的,并导致了美国主导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到20世纪90年代,它已不再受到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挑战的约束,在苏联和东欧体制的崩溃下,成为一个带有得意洋洋的凯旋意识的意识形态大潮流。
在学术界,首先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其主要代表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1899—1992),他成为美国1981年到1989年的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和英国1979年到1990年的首相撒切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所最推崇的经济学家。早在1948年,哈耶克在其《个人主义与经济体系》中,便从对新古典的课本经济学的有力批评出发,论证其分析是多从掌有完全信息的完全理性个人以及纯竞争性的市场的设定出发的,但实际是,人们和市场绝对不像其所设定的那么完美。因此,它代表的只是一种“伪个人主义”。同时,新古典课本经济学过分依赖数学模型、(供需)平衡分析、建构的理论以及对自然科学的模仿。他争论,正是那些倾向最终导致了极端的科学主义,特别可见于共产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经济学需要的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即直面个人和市场的非完美实际,但仍然据此认识到,即便如此,依靠个人的选择和市场的价格信号的经济体系乃是人类迄今所看到的最好的体系。(Hayek,1948)
哈耶克在1974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当时是和瑞典的“左派”经济学家缪达尔(Gunnar Myrdal)分享的】,但其影响要到20世纪80年代在新保守主义大潮流和里根、撒切尔的特别推崇下才达到顶峰。据说,撒切尔在1975年保守党的一次讨论是否该采纳一条经济上的“中间的道路”中,从其手提包里拿出了哈耶克的《自由的宪法》一书,拍在桌上,宣称:“我们相信的是这个!”(Ranelagh,1991:ix)至于里根,他曾宣称哈耶克是对其影响最大的两三人之一。(Anderson,1988:164)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原教旨自由市场经济学正是其与颇具影响力的政府干预性的凯恩斯主义的关键不同。在市场vs.国家的二元对立中,哈耶克是坚持听由市场机制运作、反对国家干预的论者。正因为如此,他对里根和撒切尔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哈耶克的反科学主义论述的实际效果是,协助把新古典的课本经济学从对其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猛烈攻击中挽救过来,把那样的攻击转向了共产主义计划经济。哈耶克本人则公开明确地认同于把个人和国家对立起来的古典自由主义——那也是像里根和撒切尔那样的原教旨保守主义人士特别欣赏他的原因。他给予了所谓的“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哲学内容,使其成为新保守主义的核心。哈耶克对里根和撒切尔的影响甚至超越了他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与哈耶克不同,弗里德曼坚持经济学是一门跟任何自然科学领域相等的科学【例见其诺贝尔奖讲演(Friedman,1976)】。他在1976年获得诺贝尔奖,后被邀请参加里根总统的经济政策咨询委员会,并在1988年被里根授予(至高荣誉的)“总统自由勋章”。在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两人的联结下,古典和新古典课本经济学(亦可统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如今实际上成为一门鱼与熊掌兼得的学科,既批评了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又一仍其旧地普遍依赖高度科学主义化的数学模式和统计数据。
在那样的混合物之上,课本中新自由主义还添加了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哈耶克早在芝加哥大学教经济与法律课程时便已启示了其内容。它继承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前置公理——市场经济是最佳的资源配置机制,而后添加了私有产权是经济发展的至为关键条件的论点。科斯(Ronald Coase,和哈耶克同样在芝大教经济与法律)和诺斯(Douglass North)两人都和哈耶克一样从(貌似)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出发,前者特别批评其忽视了公司交易成本的关键经济因素,后者特别指出其忽视了国家和法律的关键角色【Coase,1990(1988);North,1981】,共同强调的是稳定私有产权的不可或缺。科斯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斯于1993年获奖,由此巩固了两人在新保守主义时代的经济学理论界的显赫地位。综合起来,以上的复合理论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化利润追求意识形态的核心。私有企业+市场交易被视作一切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中国研究领域,这个理论潮流导致了几乎完全由市场主义主导的经济史研究,迥异于上两代以人口问题为主的研究——特别是何炳棣(Ho,1959)和珀金斯(Perkins,1969)的重要学术贡献。新保守主义的市场主义理论的意图是完全抹掉人口因素,就像舒尔茨所争论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