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即便是在承认中国与否的问题消失之前，美国的中国研究已经显示了对“现代化”范式的深层认同。它主要被理解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发展，是冷战时期赖以与苏联和中国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抗衡的理论／意识形态。两者之间的斗争行将成为主导美国中国研究的问题。
现代化范式早已可见于一系列不同的研究。首先，在外交史领域，被费正清设定为一双二元对立的建构，即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理念（虽然是在帝国主义凭借侵略和战争而攫取“不平等条约”的历史实际之上的建构）vs.中华帝国的“民族优越感”（ethnocentrism）、“中国优越感”（Sinocentrism）和“朝贡关系”（tributary relations）。这个框架也被运用于费正清指导下的一系列专著，包括张馨保关于鸦片战争的研究——争论该战争的导因主要是“文化冲突”而不是鸦片（Chang，1964），徐中约的总理衙门研究——特别突出“中国之进入民族国家的大家庭”（Hsü，1960）等著作。和费正清一样，张馨保和徐中约把“朝贡关系”设定为现代主义的国际关系的对立面。
现代化主义也可见于其他重要著作的问题意识，如芮玛丽（Mary C.Wright）关于“同治中兴”以及费维恺（Feuerwerker，1958）关于盛宣怀和“官督商办”的研究，其焦点都在“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够现代化”（why China failed to modernize）。芮玛丽写道：“是因为现代化的必需条件和儒家追求稳定的要求直接冲突。”【Wright，1966（1957）：9】虽然如此，芮玛丽的研究是如此地扎实和详尽，即便是在其问题意识的局限之下，也不失为一本具有长远价值的学术著作。
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的新趋势是对现代化范式的挑战。它是伴随反越战运动而来的：美国真的是像官方表达的那样为了现代化和民主而介入越南内战的吗？还是，是代表帝国主义而与革命和民族解放【有的人把其表达为美国威尔逊主义下的“自我决定”（Wilsonian Self-determination）】斗争而战？对年轻的一代（包括费正清在哈佛的一些学生）来说，这当然也包括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它不仅是一个中国化了（由上而下）的马列主义，更是一个人民的反帝国主义解放战争。这些新的视野是伴随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受其影响的理论而来的。在之后的二十年中，具有影响力的著作几乎都必须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化范式的挑战。
在现代化主义的一方，早期的理论概括主要依据关于西方发展经验的如下设定和概括：认为其是，或者应该是一条普适的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化道路，它的主要特征包括（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自由民主、城市化、专业化、理性化、高效化、蓬勃动力化等。
正是那样的范式指导或影响了上述第一代的学术。它是第二代的“主流”学术的基本范式。
与中国有特别关联的是两位经济学理论家，他们后来于1979年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首先是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他具体讨论的虽然主要是印度而不是中国，但他可以被视作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绿色革命”的理论家，倡导的是个人创业和技术更新的农业发展模式，针对的是苏联和中国的集体化农业。（Schultz，1964）他还特别强调，劳动力过剩（他把其定义为一个稻草人，即零价值的劳动，而不是人地的相对压力和劳动力的隐性失业）其实并不存在。刘易斯（W.Arthur Lewis）则聚焦于发展中国家所谓的“二元经济”，其“传统”部门是“劳动力无限供应”的一元（相对于充分就业的现代部门）。但即便如此，伴随个人创业、技术更新以及市场机制的运作，如此的经济必定会进入一个“拐点”，之后其二元经济将会被整合为单一的现代经济，其劳动力资源（以及其他资源都）会得到最佳配置。（Lewis，1954，1955）舒尔茨凭借理论而排除了中国相对人多地少的问题，刘易斯则一开始便直面该问题，但即便如此，刘易斯认为，这是一个现代化必定会克服的问题。这样，他最终也接受、参与了普适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建构。两人等于是共同凭借理论而排除了中国自身称作其“基本国情”的现实，而且完全无视20世纪30年代以来三代美国优秀学者卜凯（John Lossing Buck）、何炳棣（Ping-ti Ho）与珀金斯（Dwight Perkins）等所积累的研究成果。当然，这里不是要争论人口是决定性因素，而是要说明市场机制并不能排除人地压力因素；两者是互动的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此点将在后面进一步澄清。
以上的理论组合为伴随反越战运动而兴起的左派学术所挑战。在马克思和列宁的原作之外，还有一系列的，大多是来自中国研究领域以外的左翼的理论家和史学家著作。经济学家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提出了“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争论在拉丁美洲，资本主义的介入和美国的援助并没有导致现代化的发展，反而促使其长期陷入“依附”关系和“欠发展”（underdevelopment）状况。（Frank，1967）他的著作之所以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不仅是因为其所指出的显然是真相的一个方面，也是因为其简单化了的夸大使其论点变得更为直白明了。
另外，还有学术方面的重要贡献，如英国的汤普森（E.P.Thompson）关于英国劳工和其阶级形成中的文化维度的研究，深深影响了其后的劳工研究【Thompson，1991（1963，1968）】，以及法国年鉴学派的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等，其著作代表了从精英人物的政治史和思想史转入新的底层“小人物”的社会史研究（Le Roy Ladurie，1974）。
在中国研究中，历史社会学家蒂利（Charles Tilly）可能是影响最大的一位理论家，这是因为其同时使用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理论（下面还要讨论）资源来批评现代化主义，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性使用【如“阶级联盟”（class coalition）和“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以及其关于现代国家机器的（起源和）建造（modern state making）理论。（Tilly，1975a，1975b，1975c）此期间的一个对中国研究意义特别重要的论争是新自由主义政治学“理性选择”理论家波普金（Popkin，1979）对实体主义理论家斯科特（Scott，1976）的批评：农民集体行动的动力到底是来自个人的“理性利益”的追求还是农民社区为了“生存权利”而对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的入侵的抵制？斯科特所代表的是在现代化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外的“第三”选择：即实体主义理论传统【如恰亚诺夫（A.V.Chayanov）和波兰尼（Karl Polanyi）】。双方分别代表日益众多关乎中国革命和民众运动的研究中的两个重要的理论传统。它们是从政治史和思想史转向社会史的大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研究之进入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大倾向的一部分，促使各大中心都吸纳了各个不同学科中的中国专家。这些新的趋势进一步丰富了美国的中国研究。
当时最紧迫的问题当然是美国在越南所扮演的角色。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的反战运动引发了一整代的学者的政治化，导致美国学术总体和其中国研究明显的左倾转向。在那个理论—意识形态的变迁之中，以及社会科学中的区域研究和史学中的社会史的兴起之中，最主要的大问题无疑是现代化vs.革命。如此的问题意识主导了一整代学术领导者的研究，如塞尔登（Mark Selden）和他关于“延安道路”的历史社会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捕获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怎样在一个边远的贫穷地区成功地动员了农民并创建了一个士气高昂、高度平等的新社会和政府，一个能够高效地执行人民战争和革命的实体（Selden，1971）；和周锡瑞类似的将年鉴学派“总体历史”（total history）的方法使用于地方层面（湖南与湖北）的（晚清的）改革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的理论，说明其社会基础主要是城市中追求西方化的精英，与广大的农村人民几乎完全无关。（Esherick，1976）它们预示了一整代的“新社会史”研究的来临，代表的是一个有意识地从外交史、思想史和大人物研究转向民众研究的趋势。它们大大丰富了美国的中国研究。
该代的学者中有不少既是学者也是政治行动者。他们聚合起来组织了“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CCAS），其宗旨是反对越南战争和批评美国在亚洲的帝国主义行为。会员包括几乎所有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各大中心的研究生的领导者。他们出版了《关心亚洲（问题）学者通报》学刊，提供了许多关于亚洲、美国政策以及中国和越南革命的相关研究，多是比较激进的，并常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当时的现代化vs.革命这个主要问题，曾被具体化为一个围绕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亚洲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论战。其事实背景是，在哈佛的亚洲研究机构中，有中情局的人员参与，有的作为研究人员在那里工作，有的作为学生在那里学习和攻读学位，偶尔还有人员在那里为中情局征募新人员。
作为一个在冷战中成长起来并且原先是因为“国防”需要而建立的研究机构，这其实是一个不足为奇的现象。论战始于研究生佩克（Jim Peck）写给中心（社会学）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后来是继费正清之后的中心第二任主任）的一封公开信，质问哈佛和中情局的关系以及其可能与美国越南战争政策同谋的关系。费正清的回复是，学术研究必须具有“包容性和公开性”，对中情局人员的包容，其性质无异于当时哈佛对作为共产党员的某些欧洲学者的邀请【来哈佛做学术报告——所指的应该是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的法国著名学者谢诺（Jean Chesneaux）】，但是，据他所知，中情局人员并没有在哈佛进行征募新人员的活动。继之而来的是研究生利文斯顿（Jon Livingston）致费正清的公开信，具体说明在他认识交往的学生中，便有数位有过被征募的经历。由此，利文斯顿尖锐地提出，学者们对一个“灭绝（越南）民族的战争”（genocidal war）以及“卫护蒋介石的独裁”的政策应该肩负一定的道德责任。利文斯顿还提到美国政府当时的兵役规定对学生的切身影响的问题。傅高义对此的回复是，“感情不能替代理智”，“在政府之内工作”来“试图改变政策”是比“纯洁的道德”更好的选择。
[1]
当时双方都一度提到把论争导向建设性活动的可能，特别是建立一个定期讨论的平台并组织关于各个研究中心和政府间关系的系统研究，但是，结果并没有付诸实际行动。论争基本结束于和其肇始时同样对立的状态。在那样的背景下，现代化vs.革命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几乎是必然的，而且不仅是理论上的对立，更是政治立场和行动上的对立。有的学生运动的领导后来完全脱离了学术界，有的则继续做研究，其中有的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名义而进行的研究（其马克思主义多是在野的批判性学术理论而不是由政权推动的意识形态），有的则主要从事进步的／批判性的学术研究。其中有不少人后来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但人人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受到对立的现代化主义vs.革命问题的影响。
《批判性亚洲研究》（ Critical Asian Studies ）是CCAS“通报”后来采用的名称，是一份重要的、一直维持至今的学刊，但它已经不多涉及中国，主要关注的是其他的亚洲国家。至于当代中国，主流的刊物一直是早年由中情局资助【通过其所谓的“文化自由代表会议”（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和“法弗德基金会”（Farfield Foundation）傀儡组织】的《中国季刊》（ China Quarterly ）。（Mac-Farquhar，1995：692，696） [2]
在那样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环境下，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几乎不可避免。而“革命”范式不仅在美国也在中国，与其敌手——现代化主义一样，是一个全面化和普世化的建构。两者不可避免地不仅是学术—理论的，也是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和观点。在美国的两者对立中，它们占据了中心地位，掩盖了（我们回顾起来可以看到的）与中国实际更为紧密相关的问题，譬如，日益显著的城乡差别问题——从1952年到1979年，城市工业产出一直相当快速地以平均每年11%的速度增长，而乡村农业的年均增长率则只是2.3%（相对于2.0%的人口增长率）。又譬如，在二十多年的革命运动之后，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显著提高的问题。也就是说，问题是中国要怎样才能达到不仅是“革命”的目标，也是“现代化”（特别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而不只是其中之一。
[1] 傅高义本人后来确实在1993年至1995年出任国家东亚情报官员。原来的信件见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Newsletter ，No.2（Nov.），1968，重版于Peck et al.（2009）。
[2] 笔者1975年创办的（如今仍然在主编的） Modern China 则是处于两者之间的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