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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华盛顿大学（位于西雅图，以下简称“华大”）读研的时候（1960年—1966年），中国研究的大问题是怎样理解“共产主义中国”。许多汉学家进入中国研究领域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爱好和认同，尤其是对（精英阶层的）“大传统”，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明显拒绝了那个传统而拥抱了马列（共产）主义，并且是在“冷战”的大环境中作出了那样的选择。研究中国的学者该怎样来应对两者间的巨大分歧？一个是“可爱的”，另一个是“可恨的”；一个是对美国友好的（蒋介石的）台湾当局（虽然是软弱的），另一个是与美国敌对的共产主义中国。那些深层的矛盾在当时的具体体现是美国是否该承认共产主义的中国并支持其进入联合国（拒绝蒋介石的台湾当局），还是像美国的右翼政见（被朝鲜战争进一步激化和扩大）主张的那样，仍然支持其盟友国民党和蒋介石及其在联合国的位置？
在华大，当时的主要“右翼”中国研究中心，答案主要来自该研究所的所长泰勒（George Taylor）和副所长麦克尔（Franz Michael），他们坚持“共产主义”是外在于中国文化的，是外部环境影响、“强加”于中国的。泰勒和麦克尔主要在他们的教科书《现代世界中的远东》中宣扬这个意见。【Michael and Taylor，1964（1956）：412，423，430，432】笔者对当时为他们的课程当助教的经历记忆犹新。
当然，华大的“远东和俄国研究所”（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的所作所为并不仅止于此。它同时还集合了当时的一些优秀的中国研究学者（包括来自中国的华裔学者）来从事有实质性内容和价值的研究，而其中的一位主要学者便是（笔者的导师）萧公权（Kung-ch'uan Hsiao）老师，他无论在什么样的标准下都是世界级的学者。研究所的学术成果包括张仲礼关于中国“士绅”阶层的两卷本（Chang，1955，1962）、萧公权关于19世纪国家对农村的控制的大部头研究（其实是一项奠基性研究，更像一本参考书而不是意识形态化的著作）（Hsiao，1960），以及麦格尔和张仲礼的《太平天国叛乱：历史与文件》两卷本（Michael and Chang，1966，1971）。它们都是重要的学术贡献。
华大中国研究的另一维度是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他当时每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来华大工作一个学期和从事其“东方专制主义”研究。与华大的其他教员不同，他不是一位中国文化的爱好者，其学术动力主要来自对心目中的所谓“极权”的憎恨。（Wittfogel，1957）华大的敌对方是费正清在哈佛的比较开明和没有华大那么“右”的中心。他们的主要著作是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兴起》，它与华大的观点对立，论证了“毛主义”的中国特征。对史华慈来说，“中国的共产主义”主要把原来的主体是在工业世界的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重新理解并适用于中国的农民社会和农民革命。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因此并不是一个由莫斯科控制的运动，而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逐步独立于莫斯科的革命运动（Schwartz，1951）。他的论点被表述为共产主义的“中国化”而被引用于哈佛的教科书《东亚：现代的大转型》【Fairbank，Reischauer，and Craig，1965（1960）：851，855】和《美国与中国》之中【Fairbank，1972（1948）】。
对这个（美国的）“中国问题”的关心无疑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研究的问题意识的核心。虽然如此，仍然有不少比较纯粹的学术著作，而且双方都致力于提高其学术水平，扩大和深化其图书馆藏书，以及培养新一代受过更好语言训练（中文和日文）的青年学者，而又同时相互竞争试图获取更多的“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以及基金会等的研究机构资助和研究生的外语学习和实地研究奖学金资助。
上述的“中国问题”不仅比较明显地影响了以上的那些中国研究，也不那么明显地影响了其他的研究。譬如，在中国的“士绅”阶层方面，华大的主要论点是，其基础主要寓于其所承担的处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介功能，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设定的那样，是基于“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的“统治阶级”。那是一个和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主要源自治水功能相契合的论点，也是一个认同于中国士大夫阶层、“学者官员”和大传统的汉学家们所欢迎的论点。而且，它是一个具有一定实质性经验证据的论点，虽然它并没有能够证实土地占有并不重要。
“中国问题”在思想史领域也具有不那么明显的影响。在史华慈的第二本主要专著《探寻富强：严复与西方》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先前的研究方法的延续，即探究中国是怎样重新理解和阐释西方思想的：此作证实，严复对西方的一些经典自由主义著作的翻译和阐释并没有集中关注个人相对国家的自由（那是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而是特别关注自由怎样释放了个人能量并把其凝聚为促进国家富强的群体力量。史华慈并更进一步论说，在严复对西方的重新理解中，我们可以看到某种类似于托克维尔（对美国的观察）的那种现象，即一位外来者更能够洞见本土人所看不到的，即西方的一种基本的“浮士德式性质”（Faustian character，即为知识和权力而把灵魂卖给了魔鬼）。（Schwartz，1964）它是一本罕见的著作，既受到当时的问题意识的影响，也展示了如今半个世纪之后仍然具有洞察力的研究进路。
与此不同，当时中国研究领域的明星式人物列文森（Joseph Levenson，任职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区），虽然也同样关注到中西文明关系的问题，采用的却是中西二元截然对立的概念框架。在他关于梁启超的第一本研究中，其基本论点是这样一个公式：梁在思想上已经脱离了中国传统，但在感情上则仍然与其纠结（intellectually alienated from his tradition，but still emotionally tied to it），而其思想的主线是要试图“埋没历史与价值间的冲突”（smother the conflict between history and value）【Levenson，1959（1953）：1-2，34-51】。在其后来的《儒家思想与其现代命运》三部曲中，他试图把这个公式从思想vs.感情，改为主观意义vs.客观意义（subjective significance vs.objective significance），即由于其价值观和制度的解体，儒家思想已经不再具有客观意义，只具有主观意义。【Levenson，1972（1958，1964，1965）：x-xii】
列文森不是扎根于经验证据研究的高度概念化和理论化所反映的，其实是西方长期以来把西方和非西方截然划分为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这是一个贯穿西方启蒙时代以来关于中国的思考的基本框架（下面还要讨论）。他认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反映了儒家思想之从历史舞台完全退出：从此“价值”将隶属于西方而不是中国传统。如果史华慈关于严复的研究展示的是试图超越简单的中西，以及共产主义和西式民主的二元对立，列文森的研究显示的则是这个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强大和深层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第二代和第三代的研究中将更为明显。当时，列文森的研究似乎比史华慈的影响要大，也更为广泛地被阅读，但实际上则远远没有后者那样持久的学术价值。
这些著作也说明，高度政治化的“中国问题”已在逐步淡出。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终结了之前西方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实际的意识形态化否认。继之而来的是1972年的中美《联合公报》以及1979年的正式建交。那些历史事件标记着美国战后第一代中国研究的主导问题的没落和消失。深一层的，伴随是否该承认中国共产党胜利这一实际的问题的退出，关于怎样去思考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问题将会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