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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问题意识——在研究中所提出的中心问题——可以说是学术工作中至为重要和决定性的组成部分。它设定了我们想知道什么，以及我们所想问和没有问的问题。它把我们的探照灯照向某一个方向，由此而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会找到什么。
在美国的学术研究中尤其如此，因为它几乎在所有的学术刊物中都设定了一个固定的格式：要求研究者先说明其所要解答的问题，一般多涉及某某理论，而后围绕一个中心论点来提出其经验证据。这样的格式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学术有一定的不同（譬如，英国比较强调经验主义的学术），也和最近几年才开始模仿美国规范的当代中国学术有一定的不同。当然，问题的实质内容要远比格式重要，因为它常是学者们代际或国际间的主要不同所在。
本文先是根据笔者自己五十多年来参与其中的经验而写的关于美国战后三代学者所处理的主要问题的简略叙述。目的不在争论所有美国学术都可以被纳入这些问题，而是要说明这些是每一代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们所试图处理的问题。此部分意图不在详尽的文献综述，而在借助笔者最熟悉的领域和研究来阐明本文的论点。其意图也不在否认偏重经验或求真研究的学者多不会参与讨论的那些理论—意识形态问题（他们常是这方面的“沉默的大多数”），但我们仍然需要批判性地剖析那些最具影响力的著作，这是因为其影响力多源自某种理论或意识形态潮流。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自己工作的思想环境，这样才能更好地区别自己的研究和可能是被误导的“主流”。
这里需要连带说明，根据每一代最具影响力的著作的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化，有的可能有意或无意地违反现有经验证据来论证自己所想得出的某种答案。与此不同，真正求真的学术，即便是在某种问题意识框架之内所作，仍然可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如果主要是被意识形态所推动的研究，其学术价值会伴随某种时尚意识形态或理论潮流的没落而消失。
在梳理了关于过去的研究的问题意识之后，笔者将把其置于现代西方关于中国的思考这一历史中来论析。在我看来，它们体现的是一个特别顽强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乃至于一直都要么是特别突出西方的优越性，而中国只不过是其对立的“他者”；要么是像最近一代那样强调中国和西方是相等的、一样的，甚或更优越的——使用的其实仍然是原来西方的标准和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两种论点基本都来自西方的理论和问题意识，都严重违反了现代中国的基本实际，即不可避免的古今、中西混合。
这个不仅是美国（和不少其他西方）的中国研究的问题，也是当代中国本身的中国研究的问题，后者也许更加如此。现代中国的学术大多受到西方的建构和问题意识的影响。譬如，之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便试图用一个来自西方的分析框架来理解中国。其后在近三十多年中，则试图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来理解中国。同时，两者都触发了一定的反动，即坚持必须用本土的概念来理解中国，拒绝西方的理论和框架。
本文论证，我们需要把这个二元对立的框架置于一旁，而从现代中国不可避免地是由中西相互渗透所组成的实际出发。对这个基本实际的认识，是摆脱过去从过分简单化的源自西方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出发的第一步，避免其所导致的对中国的严重误解，避免其甚至把想象中的或夸大了的实际投射于中国。这样，方才能够走向建立中国研究在理论层面上的主体性，正如不少优秀的中国研究学者早已提倡的那样。如此方能促使中国研究，不仅在西方也在中国更符合中国实际，并把其置于一个真正的全球视野中来理解。
更有进者，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见于一系列其他相关的二元建构，诸如现代vs.传统、工业vs.农业、城市vs.乡村、市场vs.人口、市场vs.国家、形式理性法律vs.实体非理性法律、普适vs.特殊等。历史的视野要求我们把这些二元视作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而不是相互排除、非此即彼的。本文将提出一些具体的例子来阐明笔者所提倡的研究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