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这是一本为中国青年学者们写的书。既然如此，为什么要从反思美国的中国研究谈起呢？

回顾1960年代至今三代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学术演变，影响最大的理论和问题意识一般都和深层的意识形态密不可分，每一代的共识如此，每一代的主要分歧也如此。美国的中国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多来自关乎切身利益的问题，或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动。那样的学术大多从一个主导概念出发，堆积一些“经验证据”，甚至滥用或干脆杜撰虚伪的经验证据，来支撑其前提概念。对一名立志求真的青年学术研究者来说，最大的挑战是要清楚地认识到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不仅是其所设定为出发点的前提概念，也是其所包含的深层的思维习惯。对其真正的认识和理解，需要掌握各大理论流派的异同及其与意识形态的关联，那样才可能对其进行判断和反思，才有可能认识到其与历史实际之间的契合与背离，才有可能作出求真的思考和学术探索。

在笔者自身的经历中，大致走过了以下的几个主要认识阶段。首先是认识到，不可盲目接纳影响最大或最时髦的理论或问题意识。做研究需要扎根于真实的经验证据和实际的运作，才能绕开意识形态的屏障而逐步认识到实际。研究中国尤其如此，因为相对西方理论而言，中国的实际是充满与理论建构不相符的悖论的。

我们要对西方理论有充分的认识和反思，不仅要认识到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还要认识到其背后的强烈依赖演绎逻辑而趋向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将真实单一面化和理想化的思维习惯。这样，才能更清晰地认识到现代西方自身的两面实际。它既包含崇高的理念也包含丑恶的帝国主义实际，既有洞见也有虚伪的建构。看不到这种两面性，便很容易陷入理想化的自我建构和辩护之中，忽视其真实的另一面。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西方资本主义丑恶面最具洞察力的一个理论传统。新近（最近几十年流行的）的后现代主义也有一定的洞见，尤其在关于现代西方的科学主义认识论及其唯我独尊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方面。

面对这样的实际，笔者所逐步形成和采用的研究进路是从翔实可靠的经验证据出发，将所有理论问题化，区别其洞见与偏差，为的是要符合实际地概括、洞察历史真实。因此，笔者提出了“实践社会科学”的设想，强调依据实际运作，而后借助与各大流派的不同理论的对话，来建构新颖的“中层”（即可以论证的）理论概括。

再后来，笔者还认识到，如此对中国的悖论性和西方的两面化的真实认识，虽然更贴近历史实际，但还不足以超越仅是对过去的回顾的局限。学术研究还需要带有一定的前瞻思想，不是借其来歪曲真实，而是借其来对善与恶的实践作出辨别，并避免将一些理论所选定的前提价值错误地认作“科学”或绝对真理而将之强加于他人。明确表达道德理念的目的在于真实地告诉读者自己的选择，并借其来替代假科学的意识形态化的前提设定，据此来真正超越西方理论，达到能够探寻综合与超越二元对立的认识。那样，才能再迈出一步，做出既真实又带有前瞻性的学术，既能更精准地认识过去，也能够提出超越性的前瞻愿想的学术。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笔者以为这一切仅是笔者一己的挣扎和探索，不一定对其他人有帮助，而且，由于上述研究进路的相当部分是在美国学术环境中形成的，对中国读者来说会有一定的隔阂。但是，经过最近15年来全力投入中国的学术环境，并为（来自全国的）中国青年研究生们开办一年一届关于上述问题的课程之后，笔者方才真正认识到，自己至为关心的问题——西方的理论和中国的实际间的关联——其实也是中国改革期间的新一代的学者们所面对的至为关键的问题。多年来，笔者接触到众多优秀的研究生和青年学者，通过他们认识到，他们面对的核心问题其实正是西方的“主流”理论与中国实际之间的差距和背离。在当前高校的各院系中，占据主流地位和影响力的乃是西方（英美）的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意识形态，而研究生们所受到的教育其实常常要比笔者在美国所接触到的更主流化和单一化，几乎完全将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学术理论当作典范和科学、当作学科的权威、当作真实。但是，在最具备真实感和求真理念的优秀的研究生们之中，不少人会感到其所学的理论并不符合，或不足以认识自己所知道或感觉到的中国实际。但这些学生，在目前的西式学科化的强大潮流之下，绝大多数只能无奈地跟着潮流走。其中，有的“识时务”的学生更是学会了怎样凭借最时髦和漂亮的“理论”或方法在这股潮流中获得认可，满足在“核心刊物”发表文章的要求，顺利毕业和就职。但其中，最好的、最具真实感的学生们，内心中仍然会充满怀疑，甚至痛苦。越有自知之明的学生、越具有真正的学术理念和真实感的学生们越如此。

这是笔者这些年来撰写一系列理论和方法方面的反思性文章的主要原因，并先后出版了两本这方面的书，也是这本新书以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回顾与总结性反思文章作为切入点的原因。我相信，大部分青年学者会看到此文和本书所提的问题与他们至为关心的问题的相关性。笔者之所以要将自身经历的波折和探索在这本书中比较详细、具体、清晰地表达出来，正是希望能够对新一代的中国青年学者有一定的帮助。读者可以从本书看到，面对上述的问题，笔者在自己60年的学术生涯中是怎样走过来的，经历的认识步骤是怎样从怀疑到探索求真，到对不同理论传统的认识和反思，到区别真伪见解，再到追求综合与超越，以及有意识地采纳崇高的、明确的道德理念来指导自己的学术探索的。

笔者深信，自己60年来所面对的各种困惑和追求，不仅与中国新一代的学者们一致，其实还是近代以来中国所面对的根本问题的一种个人化缩影。在中国近现代史中，西方毋庸说既是可恶的帝国主义敌人，也是被仰慕的发展典范。正因为如此，面对西方，中国长期以来不可避免地经历了比较强烈的从过度极端的全面拒绝到全面接纳的摆动，先是一层层地尽可能将西方的影响限定于中国的核心传统之外，“五四”以来则是完全接纳西方（“全盘西化”），而后在革命和建国时期拒绝西方，改革以来则又再返回到大规模引进、模仿西方的道路，直到最近的一二十年，方才逐步形成创造性、综合性和超越性的视野及趋向。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个别学者的演变动向其实也是国家和人民所经历的历史过程。这是笔者会构思这样一本书的基本原因和目的。当然，也等于是对笔者学术生涯的演变历程和动力的一个总结。

本书和笔者过去的两本理论与方法著作有一定的不同。过去出版的第一本聚焦于“经验与理论”的关联问题，突出中国经验相对一般理论的“悖论性”，强调理论需要扎根于经验实际，借助与多种不同的理论传统对话来构建一些新颖的“中层”（即可以论证的，区别于不可论证的宏大的）概括（理论），但它们主要是回顾性的历史概括。（黄宗智，2007）第二本则将“经验”进一步更为精准地落实到相对理论而言的“实践”上，同样强调凭借实践和实际运作来建构适用于中国的、不同于一般西方理论的概括，更明确地提出了“实践社会科学”的学术大方向和设想。作为研究的主要关注维度，“实践”的概括之所以优于“经验”，是因为它非常明确和有意识地超越“主观”与“客观”、“意志”与“结构”、“唯心”与“唯物”、“特殊”与“普适”等大部分西方理论所惯常使用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一如布迪厄，也包括启蒙大师康德，更包括毛泽东的论析，实践几乎必然是由上述诸多二元间的互动所决定和产生的，不可简化为单一元来认识和思考。（黄宗智，2015）此书还初步作了一些关于超越性的前瞻道德理念的探讨。

前两本理论与方法书的经验依据重点在笔者长期以来的几个主要研究领域，基本多属于社会经济史和法律史范畴，特别关心的是涉及广大人民的乡村研究、正义体系和非正规经济三大领域。当然，一定程度上也跨出了这几个主要领域，不可避免地考虑到“政治”和“治理体系”的问题。虽然如此，关于后者的一些思考基本是从“政治经济学”的大范畴来考虑的，重点仍然在其与乡村发展、正义体系、非正规经济等几大社会经济课题间的关联，尚未有意识地形成比较完整和独立的关于中国治理体系的论析。

与前两本理论与方法著作不同，本书集中论析的主题是中国的治理体系，从历史回顾和前瞻愿想双维来进入对其的探索。

本书第二章是笔者15年前所写的“集权的简约治理”一文，凭借笔者和其他学者及学生们在相当大量的地方政府档案和一手农村调查资料基础上的积累，初步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基层治理方式和宗旨的想法，指出其过去和现在与西方的过去和现在都不相同的一系列特点。它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但低度基层渗透的体系，与西方相对低度中央集权但高度基层渗透社会的传统和现在十分不同；而且，它的运作机制大多不是韦伯型现代科层制的专业化、分工化和相对高度条条化的体系，而是一个高度依赖地方非正式及半正式的运作机制的块块化体系。那些不同不仅可见于中国的过去，一定程度上也可见于现当代中国——虽然，在十几年前，其趋向还没有如今这么明确。

第三章是最近重访此课题的一篇，特别突出国家机构同时依赖其正规行政体系和基层社区的非正式体系，以及由两者互动所组成的一个庞大和特殊的“第三领域”治理体系。它可以具体地见于中国独特的正义体系，也可以见于最基层的乡村治理模式。在正式的县衙门／法院正义体系之外，广泛依赖非正式的村庄和社区调解，以及源自正式和非正式两者间的互动而产生的半正式正义体系。在治理方面，村级官吏和半正式的村级以上的乡保体系尤其关键，由基层官府和社区的互动所组成。本章更将这种“第三领域”治理追踪到当代的治理体系，历经集体化和去集体化的改革、2006年废除农业税费之后的乡村治理“空壳化”、公共服务体系面临崩溃、社区公益价值观之被“利”字当头的价值观所取代等波折，提出今后特别需要的是国家与社区二元的良性互动，而不是简单的高度正式化的法庭和科层制体系运作的现代西方模式，也非完全依赖资金投入和谋求私利的激励机制。文章提议，进一步改革的出路在更多地关注村庄社区、更多地借助社区人民的积极参与来纠正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弊端和利字当头的新价值观所导致的社区腐化。

第四章处理的是另一关键问题，即中国当今的国有企业和西方这方面的基本不同。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市场化改革四十多年之后，如今仍然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一半，与西方主要是私营企业的经济体系很不一样。本文论证了中国国有企业转型过程和其所展示的关于中国治理体系的一些关键“特色”，初步指向了其在正在形成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模式中所扮演的角色。一定程度上，国有企业的重要性乃是一种历史必然：在当前西方巨型跨国公司占据霸权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下，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唯有在国家强大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下，才有可能在与西方全球化的跨国公司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国家的参与乃是中国面对的客观环境中几乎必然的选择，绝对不可简单像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那样将其视作违反经济学和政治学基本原理的现象。

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显示出一些私营企业所不可能做到的功能，特别可见于在中央批准下的重庆实验：其国有企业具有可以用于社会公平的巨大“第三财政”的潜力，在重庆被具体化为将国有企业盈利的30%和政府总支出的50%用于“民生”。特别是在为数百万“农民工”建设有尊严地融入城市的道路方面，它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那是一般西式私营企业所不可能做到的成绩。正是那样的可能，证明并给予了如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的超越西方私营资本主义企业体系的潜能。

第五章特别突出当代，尤其是在改革期间被非常广泛使用的“发包”与“承包”的治理手段和机制，不仅可见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之中，也可见于政府和社会、私营企业以及私人之间的关系之中。它已经成为一个渗透全治理体系的关键性运作方式和机制。笔者借助与周黎安教授的对话来拓展笔者过去提出的“第三领域”的适用范围和洞察深度，也指出其特殊性：它虽然类似于西方“委托—代理”理论所概括的二元互动的合同机制，但两者间的不同是，在西方，它主要被用于对等的私营企业、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合同关系，而不用于国家治理体系上下层关系和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之中。在高度正式化的西方治理体系之中，委托代理机制主要仅见于临时性、辅助性的运作，绝不可与高度专业化和条条化的韦伯型科层制体系中的运作方式和机制相提并论。但在今天的中国则不然，它实际上已经成为渗透全治理体系的至为关键的运作方式和机制。正是这样的机制给予地方政府创业的空间和激励——一方面是官场中的晋升竞争激励，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竞争的激励和约束，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不具竞争能力的“形象工程”或中饱私囊的腐败工程。在市场经济中最具竞争力的企业才能成为地方政府的真正“政绩”。

第六章进而论述，从中国的悖论角度来看待问题，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认识到，中国革命在建国的过程中，与西方是多么的不同。它依赖的绝对不是简单的韦伯型科层制或西方现代国家权力建构模式，反之，依赖于一个另类的、扎根于民众的超级政党动员民众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借此来建设坐落于最落后的省际间的“边区”根据地，而不是在主要城市和现代交通枢纽。它借助的是国家和民众动员的有机结合所产生的能量，而不是现代科技和科层制所产生的能量，来克服与日本侵略者、国民党政权以及西方在技术、经济、兵器上的差距。最后不仅赢得了抗战和革命的胜利，还在朝鲜战争中与当时全球最强大、最现代化的美国军队打成拉锯的局面。正是这些革命和建国传统，赋予今天的中国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国力和经济发展道路的可能。

依靠中国共产党这样深深扎根于民众的、庞大的（其九千多万党员已经达到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规模）、包含不同社会阶层的组织，加上仍然占到国民经济（非农）产值40%以上的国有企业（包括政府对土地的最终处置权），中国的新型国家和国力建设过程及未来无疑和西方具有鲜明的不同。绝对不能仅凭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论，或其所建构的、与其自身所完全对立的（魔鬼似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虚构来认识、理解或设想中国。

第七章论证，我们可以在近一二十年的新动向之中，看到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条与现代西方不同的治理体系现代化道路，而且通过国家新的综合性视野和“远瞻性的愿景”，展示了与西方世界深层不同的认识和设想。首先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其设立的亚投行。它已经明确地将“市场经济”化约为其至为关键的核心：在甲乙双方不同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下，双方的平等互利交易会对双方都有利，并且能够推进双方经济的分工化，由此做到生产率的显著提高。这是亚当·斯密至为关键的两大洞见。但是，这样的机制并不仅像斯密建构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那样，将市场经济与私有产权和（虚构的）“无为”（laissez faire）国家认作不可划分的资本主义统一体，甚至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同一概括和用词；而是可以被更实在地单独突出，可以与公有制和强大的政府相配合。更有进者，根据中国自身的实践经历，更可以非常实在地依赖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来为其提供基本条件和推动力。如此的基础设施建设＋平等互利贸易进路才是真正推动经济发展的至为有效、至为实在的进路。如今，这个超越性的综合与前瞻愿想已经获得众多西方国家的认可和参与，更毋庸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赏识和借助。

第八章指出，从上述的认识出发，我们能够更深入、清晰地认识到现代西方所包含的两面性：一方面，它具有崇高的西式自由民主理念；但另一方面，它也连带着绝对不可忽视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历史背景和当前实际。正是这样的两面性质，才是西方资本主义真实的全部面目，才是真实的历史实际。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我们才能看到，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不可能完全代表真实的西方，它们仅是其单一面化、理想化和自我正当化的一套意识形态。对受过其侵略、瓜分、支配、摆布的中国来说，西方理论中绝对没有一条真正可行的建国之道。将其两面性拆开，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和真实的含义。

据此，我们还能更清晰地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核心性质和机制在其不同历史阶段中的演变，从重商主义的由国家推动贸易的时期，到斯密所总结和理想化的无为国家的古典工业资本主义，以及随后伴之而来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再到1929—1933年的大萧条之后兴起的、借助福利国家来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复兴，再到1970年代滞涨危机之后的新自由主义之卷土重来，再到全球化和金融霸权化的资本主义的新转型。在最后一段转型期间，形成了如今由金融股市的游戏规则占据绝对霸权的、完全去人性化的无穷逐利体系。它是一个越来越高度杠杆化、虚拟化的金融资本（股票）市场，是一个对扩增股值无限追求的超巨型体系。中国需要对其实质有清醒的认识，绝对不可简单将其等同于“发达”和“先进”，将其认作中国也必须模仿、遵循、跟上的典范。

根据以上的认识，我们还能够看到，中国长期以来所面对的“城乡差别”问题其实也可以通过同样的视野和愿想来解决。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过去的市场的真实面貌：在人多地少基本国情的压力下，中国过去其实一直都没有形成斯密所提出的至为关键的洞见，即平等互利的双向（国际、地区和城乡之间的）贸易会对双方都有利（进而导致社会分工和劳动生产率的大规模提升——“发展”的最基本含义）。中国明清时期的城乡贸易其实主要是单向的，由乡村输出食品和优质奢侈品来供应城市，但是由于乡村的土地不足和贫穷，一直都仅仅从城市输入极少量的生活小产品。其所显示的不是平等互利的贸易，而更多是城乡差别。这一切和斯密在18世纪处于农业革命＋初步产业革命的英国所看到的蓬勃发展的城乡双向贸易情况截然不同，不可相提并论。比拟“一带一路”的倡议而用之于中国的城乡关系，才是发展中国乡村的有效道路。

第九章进而论证，如今中国终于可以做到城乡的真正双向贸易，借此来推进乡村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具备充分的条件来大规模推进村村户户通路、通电，纳入互联网和电子交易等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更多、更高比例的高附加值农产品生产，并为其建设更高效和现代化的物流体系，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收入，借此来推进城乡互动的双向贸易和螺旋式的国民经济发展。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提出崭新的《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愿想和方案，应该可以说是个包含巨大能量的战略，可以借此真正解决长期以来的“城乡差别”问题，并且大规模扩大国内市场，走上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同时，也可以协助解决新冠疫情所带来的、跨越空间过大的国际间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脱钩”“断链”问题，以及未来各国对其不可避免的一定程度重组的问题。如果说“规划”有缺点的话，那就是它在前瞻方面一定程度上仍然认定，小农经济和紧密聚居的村庄社区未来只可能完全消失。笔者强调，应该将其认作充满活力和可资进一步建设的宝贵资源，更应完全地认识到农村人民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对乡村发展的不可或缺。

最后，第十章论析，如今我们已经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一条中国独特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发展过程和道路。不同于西方无为国家的虚构，它是以强大国家能力为必要条件的道路。同时，也不同于中国革命传统中形成的、在当时的客观环境中只可能是由上而下推动的以“群众路线”为主的治理机制。其后，正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经历所说明的，那样的群众运动有可能成为过激的情绪化现象，甚或成为被一小撮人利用、摆布的运动。未来的重点应在更为平稳的、既是由上而下也是由下而上的国家领导＋人民积极参与的、可长期持续的二元互动结合。改革以来，国家已经大规模让权于人民，先是耕地的经营权，然后是私人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中的创业和营业权，同时，更是国家上下层间广泛采用的双向互动的发包与承包机制，也包括国家与社会间的同样是发包与承包的项目治理机制。此外还包括新型媒体、专业和学术团体以及其他社团、互联网、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等的进一步参政。其间，虽然间或有“放”也有“收”的变动，但是总体的趋势是明确的。正是如此的国家与人民的二元互动合一，释放了改革时期的巨大发展能量。

今后，更应将民众的积极支持和参与设定为国家战略和政策实施的至为关键的测验器，真正朝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宪法和党章所一再强调的核心理念迈进，来推进其新型治理体系的建构。那样的话，将能更有效地克服中国治理体系长期以来的“官僚主义”——包括脱离实际、欺下媚上、过分形式化等——众多常见弊端，释放更强大的国家与人民二元合一的能量。它是与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建构的无为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模式截然不同的进路。据此，应该能够形成新型的、可长期持续的、介于（西方的自由的）“民主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群众主义”之间的，堪称“人民主义”的治理模式，既承继中国长期以来的一系列特殊治理方法和机制，也将其发扬光大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造福人民的新型中国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