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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提及的另一批档案证据来自东北地区的海城县，材料相当完整，是Elizabeth VanderVen（樊德雯）博士论文（2003）的核心内容。在海城县，中央政府从新政时期开始呼吁按照中央的指导方针建立乡村社区学校。部分村庄过去有教授《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的私塾（其上是教授“四书”“五经”的私塾），当时整个教学体系都被导向国家主办的科举考试。现在旧的私塾体系要被新的学校体系替代。后者预期将教育普及到所有儿童，并强调数学、地理、历史、科学、国文、体育、音乐等新式科目。（VanderVen，2003：第三章）
中央政府为新型乡村学校所做的设计虽然相当详细，但并没有为它们划拨任何官方资金。一般村庄都是利用村里的庙宇或村政府自己的收入来建造校舍，自行选择和聘雇学校老师。它们可以收取学费，以资学校运转，但是由于它们在设计上是社区的“公共”学校，学费通常很低。有的新学堂是经过改造的私塾，在课程里将新式和旧式的科目合到了一起。（VanderVen，2003：第三章；VanderVen，2005）
就地方教育管理而言，晚清政府（在1906年）建立起了部分科层制化和部分半正式的“劝学所”。这些县以下的劝学所负责监察地方和村庄的教育。他们并不是县衙门的一部分，也不从属于某一行政部门，在这一点上，他们和过去的乡保类似。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官僚化了：所里任职的官员有薪水，对在其管辖权限内的学校做定期的巡视，并将结果报告给知县。所的长官（至少在理论上）是由地方社会提名并得到知县任命的。而他反过来（至少在理论上）选择本所的其他“绅董”和工作人员，理论上要经由知县确认。由于这些教育机构的成员无一例外地来自当地，他们通常更认同地方的利益。在例行的汇报之外，除非遇到纠纷或控诉，这些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行其是。（VanderVen，2003：第六章）
我们关于这些学堂和教育机构的信息部分来自他们向县政府递交的官僚化了（甚至具有固定的表格）的有关学校的定期报告。这些报告涵盖了教学质量、学校管理、学生表现、健康状况、卫生工作等各方面内容。但是，就像我们在搜集有关乡保、乡地的资料时那样，在这里，更多的信息来自涉及乡村违反规则、特殊的申诉或纠纷等有待知县解决的“案件”。在这种场合里，这些教育机构的官员们很大程度上像乡保一样充当村庄和县衙门之间的联络人。知县主要在这些控诉和纠纷中直接介入。（VanderVen，2003：第六章）
VanderVen的上述发现在李怀印完成他的博士论文之后对冀中南获鹿县教育所做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证。和VanderVen一样，李怀印的材料主要由涉及新式学校的纠纷和申诉的“案件”组成。这些材料显示了和东北海城县相同的部分科层制化、部分半正式行政的原则和方法。（Li，2005：第八章）
使人惊奇的是这种由国家发起、结合了村庄社区和地方精英参与的治理模式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它开创了全国范围的乡村学校建设。很多今天的乡村学校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文革”时期广泛建立的村庄集体（大队）学校尤其清晰地显示了与这些建于20世纪初期的学校的延续性。像新政和民国时期的前身一样，集体制下的村办小学主要是由村庄（集体）自己出资建立的。当然，它们是在中央指导和其所制定的蓝图之下实施基础教育的。实际上，它们是村庄在国家简约主义的设计下由社区自己积极参与和推动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