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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可以说，在民国时期，国家试图通过“现代国家建设”或科层制化（bureaucratization，亦译“官僚化”）的方式（见下文），深化自身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国民政府通过将国家正规官僚机构延伸到县以下新建的“区”，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权力。每一个区有一个由国家支付薪水的区长，具有正式文书和警察甚至武装保安的支持。这一重要的官僚化步骤出现在清末开始的各种改革之后。在新政时期，国家试图通过在自然村一级设立村长这一准官员职位，而不是像过去的乡保那样的跨村职位，强化自己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
然而，伴随着20世纪官僚化的“国家建设”，旧的草根阶层的简约治理仍然有相当部分保留了下来。这里，像清代一样，我们的信息来源依然主要是涉及新村庄领导的任免和针对他们的控诉的档案。资料来自河北省顺义县。从1929年到1931年，顺义县政府共收到88份涉及村长的诉状。其中70份来自要求允许其辞职的现任或刚被提名的村长（顺义县档案，3：42和50，1929，1—12；3：170，1930，9—1931，9）。其他6份是针对现任村长滥用职权，主要是针对他们在税务管理中滥权的控诉。剩下的包括5份由其他村庄领导递交的要求任命新村长的诉状，5份报告现任村长的死亡并要求新任命村长的诉状，以及两个特殊的案例
。
这些记录告诉我们，清代宝坻县关于乡保的记录所揭示的行政方法仍然广泛地应用于民国的乡村治理。像乡保那样，新的村长是由地方领导提名并得到县令批准确认的。他们不是带薪的官员，更多的是村庄社区的代表而不是国家官员。除非有针对他们的控诉，或者有任命新村长的必要，否则，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是自行其是的（Huang，1985：241—244；中文见黄宗智，1986）。
1929—1931年间顺义县资料中出现大量要求辞职的诉状，乃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强化对乡村的控制，增加赋税，尤其是杂税（即“摊款”——主要是为了建立警察、保卫团和学校而征收），从而加重了乡村政府的压力。与清政府在宝坻县只试图控制到人均管辖20个村庄的乡保一级不同，新政府试图通过村长直接把自己的触角延伸到自然村一级。与清政府满足于通过乡保在跨村一级运作不同，新政府希望让新的村长对税收负责。与清政府在两个世纪内将许多事务尽可能留给地方自身负责不同，新政府试图征收更多税款来进行现代化改革——建立现代警察、武装力量和学校制度。最后，在国民党和军阀交战时期的战略区域，军队的过境要求村庄提供粮食、畜力、住宿、人力和其他后勤服务（Huang，1985：278—280，284—285，288—289；中文见黄宗智，1986）。
这些新的压力致使许多旧村长申请离职，许多新被提名的村长试图逃避负担。一些人借口年老体衰或健康状况不佳，另一些人借口自己是文盲，没有能力或资格任职，还有一些人则借口自己有其他的责任和义务。在好几个例子里，刚被提名的村长转身就提名他人做村长，而那个被提名者又反过来申请要求避免这样的“荣誉”，并坚持最初的那个人更有资格担任村长一职。许多乞求脱离村长职务的请愿人都提到了新增税款给村长增加的压力。另外一些人则提到了战时的军事索取。
这些资料使我们确信，国民党治下的乡村治理仍然带有许多和清代宝坻县档案所揭示的一样的特性。和清政府在乡保任命上的做法一样，国民党政府也从地方抽取人员，要求本乡本土的领导从社区成员中提名村长。国家并不任命或派遣这样的村长，而将自己的角色限于批准社区的提名。而且，和乡保一样，新的村长也是没有薪水的准官员。除非村长像乡保一样成为被控告对象，或者自己要求辞职或由他人替代，否则只要满足税收指标，村长都可以无监督地依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也正是为什么关于村长的主要信息来源是针对他们的控诉或者他们自己提交的呈诉。
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初期，日本满铁（即“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所作的田野调查提供了重要的口述史信息，确证和充实了我们从档案记录中得到的认识。满铁研究人员在1939—1942年间调查的华北六个村庄，为半正式的乡村治理提供了细致具体的例证，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模式。在鲁西北的后夏寨和冷水沟，由社区领导提名的早期村长大部分一直供职到40年代初期。他们通常更多地代表社区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他们所在的社区是以一个有内聚力的整体来和国家打交道的。这些村庄内的社区纽带大部分都在20世纪的变革中维持了下来。县政府根本没有干涉村庄事务。我们关于这些事务的认识来自口述史而不是县档案（Huang，1985：259—264；中文见黄宗智，1986）。
另一方面，在沙井和寺北柴（前者靠近北京，后者在冀中南），在国家对村庄经济新的压榨和索取之下，长期担任村长的人辞职了。这导致了权力真空，使得滥用权力的“无赖”得以窃取村长职位，并利用职务为自己牟取私利。但是，这些村庄的社区纽带依然足够强劲，在滥权行为面前，村民们联合起来，向县政府提起申诉，并最终罢免了这些无赖。在沙井的案例里，这一过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39年。在村庄（联合了邻近的石门村）向县政府提起针对无赖樊宝山的正式控诉后，后者被罢免并遭到刑事处罚（有期徒刑两年）。在寺北柴的案例里，这一过程发生在30年代早期。当长期担任村长的张乐卿辞职以后，无赖李严林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接替了他的位子。直到村庄向县政府提起控诉之后，李才被罢免，张重新回来担任村长。这里，我们的认识来自满铁调查员所提供的村庄口述史和他们搜集的县政府档案（Huang，1985：264—270；中文见黄宗智，1986）。
在第三种模式里，在冀东北的吴店和侯家营，社区的旧领导放弃了位子，而让“无赖”式的人物独占了村政府。在日本人进行调查的1941—1942年间，两个村庄都处在滥用权力的村长的管理之下，但是村庄并没有能够团结起来提起正式申诉。县政府完全没有介入村庄事务；因此，我们对发生在这两个村子里的事情的了解全部来自村庄的口述史（Huang，1985：270—274；中文见黄宗智，1986）。
这些满铁资料确证，清代依赖准官员和纠纷解决进行统治的简约治理方法，仍然被国民党政府，甚至日本占领军政府所沿用。他们并没有试图在村长位子上放上带薪官员，把村政府正式官僚化。相反地，他们继续采用了半正式行政的方式，将自身限定在批准和认可下面提名的领导人上。只有在针对滥用权力的控诉和新的任命发生时，政府的官僚机构才会介入。（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当新的压力和张力打破了旧有的社区联结纽带时，这种做法很容易为机会主义者和无赖窃取权位打开方便之门。）在原则上和方法上，这种统治方式和清政府处理“细事”的方式有一定的相似和延续之处。